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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詒和專文：貌似一樣憐才曲，句句都是斷腸聲
章詒和 2017年03月19日 06:30 風傳媒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李宗恩（右中背面站立者）聽取照顧孫中山最後時日的護士何芬（左四，正面中）講述中山先生在這間病房醫治的情況。
2012年9月22日，我應私人邀請參加李宗恩先生（1894—1962）誕辰120周年座談會。走進北京東單三條「協和」老樓會議室，我很吃驚：牆上無條幅，桌上無鮮花，室內沒有服務員，室外沒有簽到簿。靜悄悄的，乃至冷清。咋啦？座談會的規格低到無規格。唯一吸引人的地方是與會者，清一色銀髮老人，人人衣冠整潔，個個舉止得體。我掃了一眼，只認得蔣彥永先生。
他見我，即問：「『協和』請你了嗎？」
答：「我是受李家親屬之邀。」
又問：「你認識李宗恩？」
又答：「 我不認識，父母認識。李宗恩劃為『右派』，是因為父母的緣故。所以一定要來。」
會議開始，先播放視頻，內容是一位元記者的隨機採訪——把當下「協和」的頭頭腦腦，上上下下，都採訪到了。問的問題只有一個：「你知道李宗恩嗎？」
回答也只有一個：「不知道。」
我看過一本寫「協和」往事的書，洋洋灑灑數十萬言，涉及李宗恩的文字寥寥數語。顯然，這是一個被時代遺忘的人，也是被「協和」忽略的人。為什麼「忽略」、「遺忘」？因為他是舊社會協和醫學院第一個握有實權的華人院長[1]，更因為他是1957年醫藥界最大的右派分子。
會議的主持人是現任美國洛克菲勒中華醫學基金會（Chinese Medical Board)主席，瑪麗・布朗・布拉克女士（Mary Brown Bullock)，她從大洋彼岸飛抵北京，就是專程來主持這個紀念會，並做演講。盡人皆知，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中國的一個創舉，就是建立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1916年協和醫學院選址動工，1921年落成並正式命名。醫學界人士很清楚：在那個時代，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代表著國際醫學最高水準，協和醫學院正是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為「藍本」，教學、臨床、科研三位一體，從總體架構到具體標準，一切向它看齊，模擬仿照過來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是洛氏基金在20世紀上半葉對華（單項）援助出資最大、時間最長的項目。令人欣慰的是所有的援助與付出，都沒有白費。幾十年間，「協和」（即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之簡稱）在中國開創了八年制臨床醫學教育、高等護理學教育之先河，在培養醫生，建設醫院以及醫學研究等方面成績斐然，很快成為亞洲醫學和研究方法的最高標準，對日本、印度的高等醫學院也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太平洋戰爭爆發，「協和」被日軍佔領，受到嚴重破壞。戰爭剛結束，中國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立即致函洛氏基金會，要求儘快恢復「協和」的一切工作和專案。當時的基金會董事長小約翰•洛克菲勒在回函中說：「協和醫學院的工作是我們皇冠上最明亮的鑽石，我們有最強烈的義務繼續支持中國的現代醫學。」
1921年9月北京協和醫院落成典禮後全體人員合影。（取自協和醫院官網）
在1946年基金會再派考察團赴華，根據需要由中華醫學基金會再撥款1000萬美元。由當時的「協和」董事長胡適任命李宗恩為協和醫學院院長。
家世
光緒二十年（1894）中秋（9月10日），一個男嬰降生在江蘇武進縣青果巷內一個士大夫家庭。祖父給剛剛出世的長子長孫起名「宗恩」。嬰兒的父親叫李祖年，恩科中進士二甲八名。高中後，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
1902年，李祖年在益都（清州）做知縣，開辦了當地第一所新式小學。為了號召當地士紳把孩子送進新式小學，帶頭把李宗恩放在那裡受業。
1909年，李宗恩入上海震旦大學學法語，那年他16歲。
1911年，李祖年出任山西財政廳廳長。喪偶不久的他，決定讓18歲的兒子赴英國留學。李宗恩剪了辮子，上了海輪。對於留洋，他沒有一般年輕人的遠大抱負和熱烈憧憬，只是說：「十八歲時，我偶然地出了國。當時並未想到我為何出洋。到了英國，因為官費是指定給學醫的人，我就學了醫。及至學了醫也就安心讀書，安心做事；等到後來想到該回家的時候已經近三十歲了。」
1913年，李宗恩進入英國著名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七年間的學習課程依次為：植物學, 動物學,物理,化學，解剖學,生理學，藥物治療，病理學，法醫，公共衛生學，外科，臨床外科，內科，內科實習，產科。保存至今的格拉斯哥大學檔案裡，注明李宗恩就讀期間獲臨床內科二等獎、年級第十三名。之後，他赴倫敦熱帶病學院，在Dr. Leiper的指導下工作，很快獲得熱帶病/公共衛生證書，還幸運地參加了英國皇家絲蟲病委員會赴西印度的熱帶病考察。
1923年，李宗恩在格拉斯哥格西部醫院（the Western Infirmary）做住院醫生，工作出色。一位醫生（Dr. Cathcart）談及對李宗恩的印象，說：「他非常有人格魅力，所有的人都很喜歡他。他工作上能吃苦而有責任心。」在英國，李宗恩興趣廣泛，和一些中國留學生一起創建了留英同學會。
30歲的時候，李宗恩覺得自己該回家了。去接他的兩個弟弟覺得大哥果真與眾不同，尤其是那副眼鏡，既無「腳」，也無「框」，鏡片是靠一個金屬夾子夾在鼻樑上的。在其攜帶書箱裡，除醫學方面的典籍文獻，還有英國文學作品以及探討社會問題的著作。李宗恩此番回國，還與感情問題相關。出國時他與表妹何晉訂婚，留學期間與一個英國女同學相愛。在父親家書「歸國完婚」的催促下，他考慮再三，向異國女子陳述了自己的家庭狀況與尷尬處境，終獲諒解。此後的數十年間，遠隔重洋的情誼並未中斷，始終隨身保留著英國女友的信件。
李宗恩先到達上海，而他要去的地方是北京，因為北京有個「協和」。他這樣說：「我不願依附家庭，希望脫離家庭而獨立。北京的『協和』是當時全國設備最充實的一個醫學校，我認為它適合我個人的志願和興趣……」
1927年初夏，李祖年突然去世，丟下續弦和三個孩子。李宗恩從北方趕回老家。辦完喪事，他建議繼母帶著年幼三個弟妹去北京與他同住。毅然決然地承擔起長子的責任，這給了新寡的繼母極大的安慰。
在「協和」從醫從教，李宗恩各方面表現非凡，專業出眾，且具備良好的管理能力。 當時的副院長狄瑞德醫生在備忘錄裡，這樣寫道：「我認為李醫生是內科中國醫生中最有前途的一位。他在臨床和研究方面表現出不同凡響的能力，我相信，他是那種不但在自己的專業上出類拔萃，而且可以影響而帶動其他人。我深知，在『協和』的年輕中國人裡，他是最值得鼓勵和支持的一位。」李宗恩從助教、講師、副教授擢升至襄教授。他以深廣的內科學識、豐富的臨床經驗和誨人不倦的責任感，贏得了學生們的敬佩。1937年，李宗恩由於「在臨床、教學、和研究方面出色的能力」，被中國醫學基金會任命為講師。
1937年7月，日軍炮轟宛平城。也就在7月的第一個星期，國民政府教育部王世傑部長邀請協和醫院的李宗恩、北平護士學校的楊崇瑞校長（協和醫院婦產科專家），武漢大學的湯佩松教授和在南京工作的朱章賡（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秘書、公共衛生專家）四人，一起討論，決定在武漢大學成立一個醫學院，並指派他們為籌備人。但因華北形勢動盪，會議草草結束，各自回原校分頭籌備。
「八一三」以後，抗戰全面展開。經淞滬血戰，上海淪陷，戰線隨之西移，抗戰形勢趨緊。李宗恩接到通知：教育部決定將正在籌備的武漢大學醫學院改建到更為安全的大西南，成立國立貴陽醫學院，以接納從華北及其他敵佔區退下的醫學院學生。該院的籌建仍由李、湯、楊、朱負責。11月19日，李宗恩離開北京。12月31日，教育部下達聘書，聘請這四位醫學專家為貴陽醫學院籌備委員，李宗恩為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經過緊張籌備，1938年3月1日， 國立貴陽醫學院宣告成立，教育部正式聘任李宗恩為院長。校方順利地租賃了別墅、會館以及寺院，經過修繕，6月1日貴陽醫學院正式上課。自籌備委員會成立以來，在漢口、重慶、長沙、西安、貴陽五處設立招生處，共收容戰區退出的失學醫學生及護士助產士學生計三百餘人，他們來自三十餘所院校。學生們年級不同，學業參差不齊，故採取分班教學，實行類似協和的導師制。導師及受導學生的分配，在每學年開始後二周內由訓導處公佈，導師負責受導學生學習、生活之責。這種導師制十分有效，一直延續到1949年。一個學生曾這樣形容在貴醫的讀書生涯：「開辦之初，設備簡陋，沒有甚多的教室，而致解剖學在院子裡上課，把人體骨骼掛在樹枝上講演。一些教室也是臨時搭成的茅屋。下大雨的時候，教室寢室往往變成澤國，沒有自修室，在飯廳裡自修，每人發凳子一張，上實習，上自修，背著凳子到處跑。天晴的時候，還好，一逢下雨，泥濘三尺，真有『行不得也』之苦。一年級宿舍是在山上，離教室有半公里左右。晚間自修完了回去，不但要摸黑路，而且還怕土匪和野獸（山上常鬧豺狼和土匪）。解剖實習的骨骼不夠分配，學生常常跑到山上，挖取野墳的骨骼。在物質條件如此低劣之下，師長們誨人不倦，同學們埋頭苦學。當時幾乎全國知名的教授，均薈集在此，貴陽醫學院聲譽鵲起，遂有『小協和』之稱。」[4]
兩年後，「貴醫」的學生畢業了！1940年2月2日 首屆畢業典禮晚在敬思樓舉行，醫科第一屆畢業生二十六人，醫士職業科畢業生第一屆護士十六人、助產士十一人。典禮上，男著中山裝，女著旗袍。畢業生也是穿著整齊，或黑色中山裝，或白色制服。會場佈置莊嚴隆重，校門有松柏彩牌聳立，兩側書有楹聯：「畢業即始業，祝諸君鵬程萬里；新生繼舊生，看吾校異彩常留。」與會者有省主席、教育部代表、教育廳長、大夏大學校長、湘雅醫學院院長等。典禮在樂曲中開始，李宗恩致辭。他說——
「我熱誠的向諸位道賀。但是從我的職務上，以及對於諸位的私誼上，都感覺彼此相處的日子太短了。我對於諸位有無限的希望，在諸位畢業離校的時候，願意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提出一些重要的心得來貢獻給諸位。
「我們無論求學、辦事，都必須有科學的態度。我對於科學態度的解釋，認為應該是避免主觀，注重客觀。主觀太強，理智容易給感情蒙蔽，會不知不覺的走入錯路。注重客觀就必須有冷靜的頭腦，才可以充分運用他的智慧來求學來辦事，才會有良好的成就，才會有不斷的進步。就是處世方面，也要有科學的態度，才能夠檢討自己，體諒他人。這種心平氣和認真做事生活的風格，實在是受過高等教育者應有的修養。
「求學辦事僅有科學的態度還是不夠，如果沒有一種動力，所謂成就與進步還是沒有把握的。這種動力必須有健全而有意義的精神生活的人才有。在西洋社會宗教信仰是人們健全精神的基礎。有人說，主義信仰也可以成為人們健全精神的基礎。我以為一個人能夠有一種固定的事業欲，也可以使他的精神生活達到健全而有意義的境地，因為有固定的事業欲的人必然是意志堅定的，必然能夠不惜犧牲為他的事業向前作艱苦的奮鬥，像有宗教信仰或者主義信仰的人一樣。這樣的人，他一定能夠從他的事業中得到滿足，得到他特有的樂趣，他活一天覺得有一天的意義，他的心境永遠是樂觀而且積極的……」
我反復閱讀這篇致辭，感慨良多。與其說他是在勉勵學子，不如講是在歸納自己——「無論求學，無論辦事，都必須有科學的態度」——李宗恩不正是這樣辦學的嗎？「心平氣和認真做事的生活風格」——李宗恩不正是這樣生活的嗎？「一個人能夠有一種固定的事業欲，也可以使他的精神生活達到健全而有意義的境地」——李宗恩不正是達到了這樣的境地嗎？最令我欽佩的是他的這種人生態度貫穿於生命之始終，即使在「反右」之後，「山巔秀木，摧杌為薪」。對一個不懂政治的人來說，當時內心渺茫惶惑可想而知，但他依舊恢恢然君子形貌。我覺得李宗恩的幾十年的醫學教育實踐，有如廣袤高原上的冬雪，綿長細密，無聲無息又盡心盡力。
李宗恩令人欽佩的是他的人生態度貫穿於生命之始終，即使在「反右」之後，「山巔秀木，摧杌為薪」。對一個不懂政治的人來說，當時內心渺茫惶惑可想而知，但他依舊恢恢然君子形貌。(取自百度百科)
臨床是醫學院教學的重要組成。1941年，為了讓貴醫有臨床教育，李宗恩和楊濟時籌集了部分資金，在貴陽市陽明路兩廣會館，因陋就簡，設置十張病床，成立了貴陽醫學院附屬醫院，由楊濟時任院主任。而在此以前，學生的教學實習和臨床實習都有賴於省立醫院。醫學從來都是嚴謹刻板、乃至冰冷的，加之物質匱乏，生活艱苦，為消解學生日常生活裡的冗繁，乾枯與瑣碎，李宗恩居然組建了一支口琴隊！用節省下來的院長辦公的經費，在香港訂購了各型口琴。經過訓練，沒過多久，什麼《比翼鳥》、《雙鷲進行曲》、《漢宮秋月》等樂曲，都不在話下，還定期在貴陽市內公演和電臺播出，且成為貴陽最有名的口琴演奏隊。繼而他又建立了話劇隊、國劇隊。前者，為貴陽市捐獻慰勞籌款公演，自己還參與《叔叔的成功》等劇碼的演出。後者，為勞軍、賑災、募捐等義務也演出多次，劇碼包括《玉春堂》、《武家坡》等。風流盡顯，舊時代一個受教育充分的知識份子在文化上的深度以及個性之飽滿充盈，令人感佩。幾年下來，在西南邊陲，於荒僻之地，李宗恩等一流教授以血水奔流的方式，培養出合格的醫科學生，由是激發出人們在戰爭中拯救生命的熱望。化育人才，弦歌不輟。這所原本不為人知的貴陽醫學院，在硝煙中越發顯得崇高和厚重，引得燕京大學司徒雷登等人也來貴陽參觀。有如一條緩慢的水流因高壓而成為壯觀的噴泉，在戰爭陰暗縫隙中迸射出的一線奪目的光亮！
轉眼到了1944年的冬季，日軍節節西進，由廣西逼近黔省，貴陽一夕數驚。省政府命令各機構和市民疏散，「貴醫」決定遷往重慶歌樂山。沒有汽車等運載工具，長途跋涉只有徒步而行。李宗恩把自己僅有的黃包車，卸下兩隻輪盤，給同學們用來拖運行李。「在動身的那一天早晨（12月7日），師生齊集附屬醫院門前空地。天氣陰沉，寒峻的北風吹得房屋在戰慄，也吹去心頭的溫暖，大家有說不出來的悲涼與淒清。（李）院長在一個簡單的演說以後，哽咽著喉嚨，流著眼淚，顫抖著聲音說道：『我們來唱——唱一個校歌。』在場的人已是泣不成聲。」 [5] 師生們並不恐懼日本人的兇暴，也不考慮個人的安危全，之所以痛哭是惟恐這剛長成的貴醫因經不住狂風暴雨，而枯零凋萎。
在戰火中在遭遇苦難，在苦難中堅持不懈，國立貴陽醫學院以「永遠獨立」的風姿完整地保存下來。李宗恩儘管承受許多周折乃至誤解，但他懂得作為一個院長的第一意義，就是負擔起自己的責任。出色的業績，使他榮獲了中華民國政府頒發的「抗戰勝利勳章」。獲此勳章的，有國民黨高級數十位將領：何應欽，程潛，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有八路軍三位將軍：朱德，彭德懷，葉劍英。
在此期間，朱家驊、王世傑二人以介紹人身份為李宗恩辦理了國民黨黨員手續。按照當時的規定，學校的校長、教務主任及訓導主任應是國民黨員。為了千辛萬苦辦起來的貴醫，李宗恩接受了這個事實。而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此後二十年，在反復的政治歷史審查中，卻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對這個「事實」。
抗戰結束，恢復協和的事宜立即提到日程上來。經費方面由美國資助；董事會是中美成員的組合；管理方面則明確要求一個全職中國院長，一個美國副院長，皆由協和董事會選出。中國院長候選人有四、五位。包括劉瑞恒，林可勝，張孝騫，李宗恩。1947年3月12日協和董事會在上海召開會議，選舉李宗恩為協和醫學院第一任中國院長，Dr. Alan Gregg 為副院長。
3月23日， 李宗恩電告胡適：「I feel unequal to the great task which the PUMC Trustees did me the honor to entrust to me. I beg you to give me one week to enable me to think over the matter carefully and to make arrangements for the Kweiyang Medical College affairs before I can make any final decision.」 （譯文：協和董事會的任命以及給予我的榮譽和信任使我感到力所不及。請允許我要求一個星期的時間給你最後答覆，讓我認真考慮如何安排貴陽醫學院的工作。）
3月31日，李宗恩給胡適電報，表示接受任命。時任擔任董事會主席的胡適對李宗恩的人品、學識和才幹，深信不疑。他在信中這樣寫道：「在你的領導下，我們相信，新協和將會像過去一樣，對中國的醫學教育做成重要貢獻。對此，你將有我們的信任和支持。」
編按：
李宗恩，中國熱帶病學醫學家及醫學教育家。1923年至1937年任職於北京協和醫學院；1937年秋開始，南渡籌辦貴陽醫學院，並於1938年6月成立後擔任院長職務。1947年5月北歸擔任協和醫學院的院長。
李宗恩在20、30年代主要研究寄生蟲病，尤其是絲蟲病、血吸蟲病、瘧疾和黑熱病。曾在華北、華中地區設立血吸蟲病及其他多發性熱帶病的病情觀察站，是為中國熱帶病學研究的創始人。1948年獲選為（中華民國）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共建政後，他留任原職。1949年9月受中國科協推舉，擔任全國政協委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隨後被「放逐」到昆明，任職於昆明醫學院。1962年病逝於昆明。（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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