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李禮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本文來自作者與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近期的一次訪談，刊發時有刪節。因篇幅原因，訪談分上下兩次刊發，這是訪談之二。
1
我不是文化保守主義者
東方歷史評論：對歷史與前輩學者，您的筆下多有溫情，著述里也有不少關涉傳統文化甚至古典文學。我想問，您如何理解近代知識精英濃厚的文化保守主義？您自己是否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名文化保守主義者？
葛兆光：我覺得需要聲明一點，就是說，我絕不是文化保守主義者，我指的是現在流行意義上說的「文化保守主義」。
東方歷史評論：是否可以多說一點？很多人想了解您在所謂思想譜繫上，屬於或靠近哪邊更近一些？畢竟您的研究範圍比較廣，既有很多現實關懷，又對禪宗、道教等多有涉及，看得出對傳統文化有所依戀。
葛兆光：上一次我講到「分化」，「分化」是一個很重要的詞。我覺得，政治立場跟文化偏好不應該齊步走一二一，政治立場或者政治關懷，和文化興趣或者學術領域，不應該簡單地綁在一起，應當可以理性地分開。同情地了解和研究傳統文化，就一定要「文化保守」嗎？如果僅僅對傳統文化持有溫情，就一定要變成「主義」嗎？而文化保守主義，就一定要變成政治保守主義嗎？什麼都綁在一起，這就麻煩了。我一直說，五四以來的啟蒙尚未完成，所以現在遠不是回到傳統的時候。現在的「文化保守主義」這個詞，有時候範圍很寬，比如說有些大陸所謂「新儒家」的人，也就是基本上接近於「原教旨」那種做法，我絕對不能接受，可他們認為自己就是「文化保守主義」。
我覺得，這裡有一個問題要注意。就是看你要不要承認，晚清、民國尤其是五四以來啟蒙的價值，走出中世紀那種「啟蒙」是不是正面的？還要不要繼續？我覺得，肯定啟蒙，這並不妨礙古典作為一個教養，作為一種知識，作為一種能夠培養你的理性的一種資源，這並不矛盾。有人批評胡適，但是，胡適是一個把傳統丟了的人嗎，也不是。胡適一再強調說他不是主張「全盤西化」，而是「充分現代化」，但是，胡適也提倡「整理國故」呀，他研究禪宗，研究古代小說，研究古代文學史思想史，考證《水經注》，你如果拿他早年關於崔述、戴震、章學誠的研究論著來看看，難道現在自稱「文化保守主義」的那些人，就能比得上他的舊學修養嗎？
東方歷史評論：您有沒有打算動筆寫胡適的研究？
葛兆光：胡適的研究太多了，研究他需要有一個現代史的深厚基礎，現在那麼多人研究胡適，我攙合什麼？我想，如果能夠把胡適學術這方面的成就了解清楚，能夠提出胡適不僅在思想上，在學術上也仍然值得肯定，這就夠了。我最近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叫做《仍在胡適的延長線上》，主要講胡適的禪宗史研究，因為我對這個領域還有點兒研究，所以可以稍加討論。我覺得，胡適開創的對禪宗的歷史學和文獻學研究方法，是學界這一領域真正的典範，而且至今我們還沒有走出胡適的延長線，所以，胡適在學術上已經過時這個說法不完全對。在這篇論文里，我甚至還談到所謂「後現代」理論對於禪宗史的研究，其實，有的學者搞了那麼多新理論，結果歷史研究的結論還是跟胡適一樣，所以依我看，在學術上胡適也沒有過時。
東方歷史評論：說到這，能否聊聊您如何評價新文化運動？您的研究似乎可以延長到此，關於新文化運動如何啟蒙以及其中的各種思想資源，您肯定有所思考吧。大概而言，對新文化運動您持一種怎樣的評價？
葛兆光：我一般不太願意去談自己的知識不太夠的領域，五四運動、新文化、啟蒙主義，這些都是我用功不夠的地方。只能簡單說說我的感覺，當然，可能都是一些老生常談。我覺得，晚清民初的在一個特別背景下，也就是面臨危機，所以就像史華慈寫嚴復那本書用的標題「追求富強」一樣，這個「富強」成為「共識」或者「國是」，大家都在想怎麼樣才能富強？很多研究近現代史的學者都指出，從晚清到五四，知識人在各個方面摸索，從器物到制度，從政治到文化，不斷推進，知識人總覺得應該從根本上來解決這個問題，什麼是根本呢？就像林毓生先生說的，是「思想文化」，按照傳統觀念，這才是「道」，才是「本」。所以，「五四」確實是一個要掙脫傳統、擁抱現代的運動，而且本身還包含著要在新時代新世界建立現代國民國家的理想。在這裡，對傳統的批判有很多道理，顯然，這裡確實有余英時先生所說的「激進化」問題，但總的來說，這是一個走向現代的必然過程，我們並不能因為現代西方已經過於現代化，進入了後現代，然後他們自己對現代性進行質疑，我們也時空錯位，跟著對「現代」一起質疑，那就錯了。
我覺得，歷史很難有是或非，它往往是一個「時勢」。五四本身的起因是反對「二十一條」，說起來應當是一個愛國主義或者說是民族主義運動，但是，後來它和新文化、啟蒙思潮結合在一起，所以它既包含「救亡」，也包含「啟蒙」，這個方向本身並沒有錯。只不過後來局勢大變，確實是「救亡壓倒了啟蒙」，而後來的「救亡」有和「革命」掛上鉤，越來越激進化，和「啟蒙」越走越遠。所以，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從國共內戰到抗美援朝，從三反五反到反右文革，一直到後來，都在往這個方面疾走，結果是「救亡」的愛國主義被「革命」的政治意識形態綁架，變成了一個被弘揚的主旋律，反而「啟蒙」的這一面，要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後，才重新被發掘出來，當時大家呼籲說，仍然要繼續啟蒙，我覺得這個說法還是對的。
什麼時候都得啟蒙，都得脫魅，現代至今還在未完成的啟蒙過程中。所以，我想你剛才提到「文化保守」這個話題，我再回過頭來講一講「分化」。我想強調，政治和文化可以分開，專業和關懷可以分開，個人和社會可以分開，所以，在個人的興趣、修養、愛好上，對傳統文化或者古典知識有興趣，並不妨礙在政治或社會上持啟蒙主義或者自由主義的立場。所以，我始終不喜歡「文化保守主義」這個稱號，也不知道這個稱號還會落在我的頭上。有些人也許特別喜歡這個稱號，我記得，以前龐朴先生就把自己定位為「文化保守主義」者，其實，龐先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難道不也是啟蒙思潮的一個代表人物嗎？他有關「一分為三」之類的哲學論述，不也是讓我們走出舊意識形態的理論嗎？但是後來有一批人，把傳統文化與啟蒙思潮、把情懷和普遍價值對立起來，特別標榜自己是「文化保守主義」，好像這樣一來，就一定要批判啟蒙思想和普世價值，這就把「文化保守主義」固化和狹隘化了。研究傳統文化，對古典知識有溫情，就一定是「文化保守主義」?我想，這是過於把政治和文化、專業和關懷、個人和社會綁在一起了。
東方歷史評論：人們注意到，晚清到民國一批學人當中，政治上雖然激進，很多人中晚年後轉向文化上的「保守」。
葛兆光：這也許是文化習慣和自身修養，因為在傳統時代，一般來說都受過古典知識的熏陶。但是我仍然要說，不應該把對古典知識、修養和文化，看成是一種立場特別是政治立場。我一直在講，的古典知識、傳統文化就像一個倉庫，現在很多人說回到古代，也就是想回到倉庫里。這個倉庫太大了，倉庫里的東西要經過挑選，而挑選什麼，則要有現實因素的刺激，然後有目的地去挑挑選選，還要對這些東西進行「創造性的詮釋」，舊傳統才變成新東西。所以，舊傳統變成新文化，要經過這樣的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而不是像現在某些自稱傳統派或者保守主義說的，說回到孔子時代就回到孔子時代？別說那個時代的鄉村社會、宗族結構、君主制度，已經崩潰到你沒法回去了，就連你的日常生活也沒法回到那個所謂的禮樂時代，你叫他們走走給大家看，他們能不能像孔子時代的士大夫走步？古人說，「佩玉有沖牙」，走路的時候，佩玉得有節奏地撞擊出聲音來，他會嗎？光是留下兩撮鬍子，穿上對襟衣服，朝著至聖先師牌位跪拜，就算是回到孔子時代了嗎？
東方歷史評論：看來您對現在大陸新儒家的理念相當不認可。
葛兆光：是的。我實在不認可大陸現在的所謂「新儒家」，特別是對那些荒唐的政治訴求，尤其不感興趣，所以我最近也花了一點兒時間，寫了一篇長文進行批評，今年三月到哈佛大學去講過一次，也許最近會發表出來。我覺得，他們的政治訴求實在是異想天開，但我猜想，他們也很精明，基本上就是在揣摩和迎合某種政治趨勢，其實看上去很理想的語言下面，是非常現實的訴求。過去，我寫過一篇關於「天下」的文章，我覺得他們說的什麼「天下」、或者「天下體系」這些玩意兒，完全沒有歷史根據，說得好一點兒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想象，說得不好一點兒，那就是某種迎合政治意識形態的投名狀。
東方歷史評論：您平時跟他們有所交往嗎？
葛兆光：沒有什麼交往。我覺得他們很奇怪，他們腦袋裡總是想象自己像聖賢，胸脯上好像總是掛著徽章，難道把「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那幾句大話掛在嘴邊，就可以證明他們回到孔子那兒了嗎。
2
學術全球化的時代，學術如何自處？
東方歷史評論：晚清民國時期國際漢學界以及學術界的狀況，您的一些著作，包括《餘音》等多有涉及。對今天的海外漢學家和他們的研究，特別是這幾十年來的研究範式、題材，您如何評價？這種變化與學術自身的發展是否存在著一種隱約的關照與互補？
葛兆光：現在學術也全球化了，學界與海外學界的關係更密了。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講，學界跟海外學之間的關係，我覺得有三點很重要。
第一點，我覺得應該像陳寅恪說的，學問要「預流」，就是說，你要參與國際學術對話，了解國際學術界的興趣、問題和關懷在哪裡？而且也要成為國際學術界多聲部合唱裡面的一個聲部，而不僅僅是基於國族立場或意識形態，「別求新聲」或「故作反調」，有意搞出一些所謂不和諧音，我不認為這是正常的態度。其實，清代後期西北史地之學、晚清民初的四裔之學，既是國族危機時代的反映，也是跟當時的歐洲東方學、日本東洋學對話的學問，這裡面包括沈曾植、羅振玉、王國維，他們涉及的一些新學問，就是「預流」的學問。你知道，「預流」這個詞是陳寅恪給陳垣《敦煌劫餘錄》寫的序裡面提出來的，「敦煌學」在二十世紀頭二三十年就是一個國際學界特別關注的學問，敦煌發現的資料，刺激了國際東方學界對中外交通、宗教交流、各種語言的新知識，所以它是當時的「預流」學問，西洋學者、東洋學者，學者，都在裡面合作和競爭，大家都奮力在擊楫中流，大家都爭著立在潮頭。我一直認為，有關的學問是國際共享的，不是哪一個國家獨有的，所以，我一直不喜歡「國學」這個詞。比如像我們現在提倡的「從周邊看」，也引起很多國際學界同行的關心，這就很好，那麼，我們和國際學界就能夠在這個問題上，有共同的興趣，有相近的話題，有共享的資料，這樣就能夠進行對話。
但是，我也要說第二點，剛才我說了，有合作當然也有競爭。我們也得承認。這個競爭只要是理性的、正常的學術比賽，沒什麼關係。我們還是以陳寅恪為例吧。當年，陳寅恪寫信給傅斯年談內亞、蒙古的研究，就說史語所一定要買齊那些歐洲出版的有關中亞、蒙古的論著和資料，你不買這些論著和資料，我們怎麼和歐洲學者、日本學者比賽？他又說，史語所一定要把大內檔案買下來，這些明清檔案不能由外國人掌握和研究，因為「國史之責托於洋人，以舊式感情言之，國之恥也」。學術要跟西洋、東洋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加上自己的努力，才能把「解釋」的解釋權掌握在自己手上。應該說，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自尊和立場。陳寅恪大概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我在《餘音》裡面舉過一個例子，1936年有一次學術評獎，有人提名德國的福蘭閣（Otto Frank），他是柏林普魯士科學院院士，著有《通史》五卷，在常人眼中幾乎已是大師，可是，陳寅恪卻寫信給傅斯年表示反對，說此公「在今日德國情形之下，固是正統學人」，但是「僅據其研究史成績言，則疑將以此影響外界，誤會吾輩學術趨向及標準」，這話的背後，顯然有一種學者的學術自尊意識。所以，他1929年給北大歷史系畢業生題詩中就說，「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什麼意思？就是說年輕人如果學史，還要跑到外國去學，歷史學家不是會羞死嗎？為了捍衛學術的自尊，難免就要進行學術競爭了。
東方歷史評論：您心裡是不是覺得，現在還不如那個時期？
葛兆光：也許是吧。其實，那個時候學者談論學術競爭的口氣，其實還是很理性很平等的，它是充滿君子風度的比賽，也是很有自尊的平等。比如說，傅斯年說，要讓「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還說我們要把漢學中心，從西京和東京拿回來，西京是法國巴黎，東京就是日本京都。但這並不是說，傅斯年就是純粹排外的民族主義學者，他對伯希和、對高本漢這些真有學問的西方學者，還是很尊重的，雖然有競爭，但是這只是「比賽」。用現在體育界的話說，就是「場上是對手，場下是朋友」。
第三點就是超越。你必須得超越，可是，你怎麼能夠超越？其實，我覺得當國門打開，現在學界就面臨很多挑戰，我不知道現在學者是不是已經很滿足，在研究里，反正我們能在國內充老大，哪怕充老二也行。可是，你是不是得走出國門？國際學界提出的有些問題，你是不是得回應？而且回應的方式，你是不是能讓國際學界接受？比如，我們講費正清提出來的「衝擊-反應」論，我們到底怎麼理解的？如果不作深入分析，常常會簡單化，要麼就是完全接受「衝擊-反應」模式，要麼就是貶斥「衝擊-反應」模式已經過時，而柯文的「從發現歷史」就是時髦了，我們就得跟著「從發現歷史」，這樣行嗎？
又比如說，現在很多人討論美國的「新清史」，學界也有些奇怪，要麼就是跟著新清史，要麼就是猛批新清史。其實，新清史提出的問題你有過關心嗎？新清史的學術淵源和時代背景你清楚嗎？他們為什麼要強調把清史放在全球史背景中？為什麼要把傳統清史研究的中心和邊緣稍微挪動一點？為什麼要強調多種語言文獻的歷史研究？你要跟新清史辯論或對話，怎麼辯論怎麼對話？我們要想一想，這些年來，有關的歷史研究，為什麼「話題」都是東洋人或西洋人在提，我們能不能提出「話題」來，讓他們也來回應？
我覺得，其實並不是不可以。比如我們現在討論有關「」的問題，傳統的歷史變化，使得現代在族群、疆域、國家等方面相當特別，你怎麼理解？現在，我們提出的這些問題他們也開始認真回應了，最近我就看到一些相關討論。如果他們要看你的研究，也要回應你的問題，不止是他們「衝擊」，我們「回應」，這樣也許就會成為良性的學術互動。也就是說，你既能預流、又能對話又有競爭，然後你還能提出一些讓他們不能不回應的話題，這樣就形成一個學界和國際學界互動的關係。
其實，說句老實話，在這方面我們現在恐怕還不如晚清民國。
東方歷史評論：這方面您有自己的切身感受嗎？
葛兆光：當然，我自己身處其中，也能感覺到，如果要讓別人尊敬你，正視你，一定要有共同話題，有自己角度和立場，要有互相理解的邏輯和概念，這才是一個正常的中外學術交流。我覺得的學術界，其實並不是沒有條件與國際學界對話，最大問題是學術背後的政治意識形態。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影響下，很長時間形成的邏輯、概念和立場，使得我們習慣的學術研究方式和表達方式，讓人家覺得很奇怪，好像卯對不上榫一樣，因為你那套跟他那套不一樣。特別是，因為這套政治意識形態話語往往把學術變成某種政治現狀的學術詮釋，因此，你的研究對他們來說，不僅沒有用，而且很難理解。所以，為什麼有外國學者跟我說，你們那裡成千上萬的雜誌，可是我大多數都不要看，特別是我們的學報，好像沒有太大的影響力。
當然，還有我們長期形成的敘述方式，好像也形成了一些固定套數，學術論文的教科書化，使得我們的學術論著往往有以前說的「八股氣」，讓人很不容易讀下去。同時，我們也沒有主動地把一些看法，用英文、日文、法文表達出來，倒是日本有一個傳統，他們會努力地把自己的研究，翻譯成英文給國際學界，這是有道理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做的不夠好，現在我們所謂「走出去」，可是很多「走出去」的論著，並不是國際學界關注的，甚至還有不少是「宣傳」大於「研究」的，所以，表面看，走是走出去了，但是實際上呢？影響力很小。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現在的問題，並不是說學者沒有能力，而是學者處在一個特別的環境下。
東方歷史評論：如果讓您說一個總體感受，或者如果從未來看今天,目前處於學術史的一個什麼時代？
葛兆光：我不知道。在我看來，學術史對任何時代都會很公平。晚清民國學術大轉型，當然是一個重要時代，學術史會留下來的，也可以濃墨重彩地寫。但是，現在學術界的這種狀況，1949年以後，到文革、到現在，我們看到的學術狀況，也許會覺得不理想，但是我跟你說，從做思想史或學術史的角度來講，不理想的時代，照樣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時代，你要仔細想想，為什麼學術研究會不理想？這背後有很多值得深思的歷史呢。我以前寫《思想史》，為什麼特別寫一章「盛世的平庸」，為什麼特意要討論「無畫處皆是畫」？就是這個道理。
東方歷史評論：可否具體說一說，為什麼不理想？
葛兆光：回顧需要有距離。對於我們這個時代，因為還沒到百年後，也許現在我還說不好。我個人覺得，從八十年代初我們進入學術界以後，我們始終在艱難地掙扎，這是一個極度政治化的時代，也許，將來學術史對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是關注學術研究怎麼回應政治環境的波動和變化，在艱難中前行。這就回到你提的第一個問題「時勢」，「時勢」怎樣造成學術史的這個狀況。學術跟政治的關係，可能是將來討論這一段學術史的時候，最有價值或者說最能找到問題的一個關節點。
東方歷史評論：據我了解,您對1895年的歷史意義非常看重，對1895年到1919年這一段思想與學術，你的《西潮又東風》一書也有涉獵，但您原來寫的《思想史》，為什麼到1895年就斷掉了？有沒有想法再往後寫？
葛兆光：這是我的問題，因為能力不夠。我在大學學的是古典文獻專業，一直做的是傳統時代的歷史、文獻和宗教，要我來寫1895年以後的思想史，需要接觸的現代資料浩如煙海，需要思考的角度和問題也太複雜，我自覺不大能夠把握得住。
東方歷史評論：那麼有沒有思考過，在這個您覺得非常重要的年代，如果有幾個大的關鍵「問題」，會是什麼？
葛兆光：從1895到1919，是近現代史上的關鍵時期，這是張灝先生提出來的觀點。有關這個關鍵時期，我記得，我們給張先生70壽辰合作的祝壽文集，大家都曾圍繞著這個問題在討論。但是我覺得要把握這個時代的關鍵問題，還是要現代史學者來發言，我不大能準確和深入說明這個時代，所以，我寫的《思想史》就到1895年為止。坦率說，原來我還設想過寫第三卷，就是從1895到1989，這是我理解中的的「二十世紀」。
東方歷史評論：您當時的設想有沒有提綱？
葛兆光：有提綱，但是擱在那裡就沒有再動了。因為我發現，二十世紀歷史是一個無底洞，資料太豐富，問題太複雜。我現在都想不起來了，擱了十幾年了，我2000年寫完后，曾經開始想第三卷，可是一想，頭緒想不清楚，而且確實很難。要寫完整的歷史或思想史很難的，我很佩服霍布斯鮑姆，能寫出《帝國的年代》、《資本的年代》、《革命的年代》和《極端的年代》四部曲。我總覺得，20世紀的歷史和文獻，對於我這種原來只是古典知識訓練的人來說，實在是太困難了。
3
歷史寫作不是寫給自己看的
東方歷史評論：關於歷史寫作，您與您說的教科書寫法完全不一樣，比如印象比較深的是，在《古代文化講義》里您好像說過，寫作彷彿要帶人去古代旅行。我想知道，您的歷史寫作風格來源自何處？
葛兆光：那本書是我給清華大學時上課寫的講稿。在歷史學界，我可能有點兒特殊。第一，我在中文系讀過書，中文系出身的人，當然比較重視寫作，而且我的老師一再告誡，我記得很清楚，他說，文章是寫給別人看的，不是給你自己看的。你要讓人家看下去，你就要注意寫得清晰、流暢、有層次，我發現現在有些學者寫文章，就跟自言自語似的，彷彿對著牆在說話，他不管你聽得懂聽不懂，看得懂看不懂，這怎麼行？
第二，我的很多論著，都是先寫講稿，然後才整理成書的，你要給大學生講課，乾巴巴地照本宣科，別人能聽得進去嗎？所以你寫講義的時候，總要考慮節奏、故事、趣味，你說的那本《古代文化講義》就是這麼來的；
第三，你要知道，我進大學讀書的時候，已經年紀很大了，在這之前，我已經寫過很多東西了，多少有一些寫作經驗。
東方歷史評論：之前寫的都是什麼類型的內容？
葛兆光：劇本、詩歌、小說，我都寫過。雖然我們後來受訓練，要按照學術規範寫文章，但有時候積習難改，總覺得你要寫得乾巴巴的，多沒意思。就像勞倫斯·斯通說的，歷史不能沒有敘述。你看西方的歷史寫作，有很多是很好看的，畢竟歷史就是「他（她）的故事」。這對我也有影響，比如說我寫的《想象異域》這本書，就是講朝鮮燕行使的那一本，我本來並不是想寫一本研究型論著，而是想寫一本類似史景遷那樣講故事的書。
最關鍵的，還是當一個歷史研究者寫作時，如果他是帶有關懷和感情來進行寫作的，那麼，他的寫作跟那種教科書式的寫作是不一樣的，所謂梁啟超那樣的「筆端常帶感情」的文風，關鍵不是文筆而是感情，從我寫《禪宗與文化》開始，一直到最近我寫《歷史的內與外》。其實，我們的歷史與文化研究總是有一些關懷和感情在裡面的。儘管我常常引用余英時先生的話說，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但是，當這個過度政治化的時代，政治始終在糾纏和折磨你的時候，你不能不在歷史研究中伸出頭來看一看現實，又低下頭去，把對現實的感受帶入歷史分析。
東方歷史評論：記得楊奎松老師評價年輕學者時曾說過，總覺得缺少一個感情的「情」字。1950年代生的這批學者，會不會是持有強烈人文主義關懷的最後一批人？
葛兆光：我覺得沒那麼悲觀，以後還會有人繼續這種歷史寫作風格的。將來的歷史寫作，未必會按照原來那種乾巴巴的教科書寫法，只要時代給這些歷史寫作者一點兒自由空間。比如說，如果你寫歷史人物的傳記，寫傳記怎麼可能幹巴巴的？如果你要寫歷史故事，你也不可能幹巴巴的。應該說，現代西方歷史研究中強調敘事的風格，加上傳統《史記》的「寓褒貶於敘事」的寫法，還是會影響到下一代年輕學者。隨著我們看外面的歷史論著越來越多，變化也是一定會出現的。其實，1980年代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影響很大，你說他寫的有多好嗎？也不一定，但他就是完全不同於大陸的教科書式的歷史寫法，所以那個時候很多讀者才覺得新鮮，覺得原來歷史還可以這麼寫！
東方歷史評論：個人很喜歡您在《天涯》上寫的那些文章，比如《陰晴不定的日子》，從歷史上的某一天寫起，縱橫捭闔和歷史勾陳，那個其實很費功夫。
葛兆光：當然這是學者寫隨筆。不過，就算是隨筆，你也看出學者改不掉的毛病和習慣。我寫有關王國維去世那一天的這篇隨筆，我還是要費勁去查看各種雜誌、報紙，收集那一天前後的歷史資料，了解那一天前後，北京甚至全國的形勢，看看王國維前後左右的學者在幹什麼，甚至還要看看這一天之後日本方面的反應。說起來，我每天的最多時間，基本上是用在閱讀文獻、收集資料上，如果要為了寫隨筆專門去收集資料，我沒有那麼多閑暇，除非特別想寫的題目，我才會抽空去準備。所以，我寫那些隨筆，其實也挺費事、挺累，因此寫得也不多，後來集成《餘音》這麼一本，你看從1995年到2015年，總計也不過就是二三十篇，有的還只是急就章。
6月17日（周六）下午，東方歷史沙龍第129期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傳教士活動與變革」，嘉賓為孔達珍、顧鈞、柯馬凱，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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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訊息．傳遞時代
2021/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