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傅園簡介傅斯年（1896~1950）1/2
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1025950588074300
《仙人掌雜誌》第一卷，第一號，1977*。當年出三版，因為是「傅斯年專輯」，甚至有傅夫人俞大綵「憶孟真」頁13-24。整本書只喜歡此篇，他們1934年在北平結婚*，16年多的清苦婚姻生活的許多瑣事，在傅斯年過世近27年之後才第一次寫出來，很難得。下次到傅園散步，當朗頌一遍。
胡適1934.6.20 有一首《打油詩》(乃半闕《生查子》)：
胡適1934.6.20 有一首《打油詩》(乃半闕《生查子》)：
是醉不是罪，先生莫看錯。這樣醉胡塗，不當看見過。孟真在戀愛中已近兩月，終日發病。有一天來信引陶詩，"君當恕醉人"，誤寫作"罪"人。
對我們這些愛書人，最可記的有很多。，譬如說他要董作賓先生刻一章「孟真遺子之書」。「......我死後，竟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
此文說1949年胡適之先生赴美時，傅斯年夫婦幫忙，將胡太太一起帶到台北。
傅斯年過世後， 胡適給俞大綵信......
*我2013年寫此文時，漏讀此集收傅斯年寫「教育崩潰之原因」(舊文新刊，頁203-08，原發表在《獨立評論》第九號，1932.7.17
內中引傅斯年問胡適：哥倫比亞留學生回國對教育界的危害......
*我2013年寫此文時，漏讀此集收傅斯年寫「教育崩潰之原因」(舊文新刊，頁203-08，原發表在《獨立評論》第九號，1932.7.17
內中引傅斯年問胡適：哥倫比亞留學生回國對教育界的危害......
胡適日記全集 5: 1928-1929 頁581等
1929.4.27 傅斯年論孫中山: ......中山肯幹而我們只會批評人，"幹"-- 此中山之不可及處。
1929.3.31 p.554 傅斯年認為齊物論根本就是慎到的書. 他的說法比胡適的徹底得多
1947.4.22 夜給傅斯年的信. 傅沅叔先生願賣史語所宋版莊子 北宋本史記
(傅還給胡建議參考天津圖書館的全祖望五校水經注本)
http://www.mh.sinica.edu.tw/MHUserFile/HuShih/web/spRoom/spRoom.html
傅增湘 (1872～1949) - 正文
中國現代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字潤沅，後改字沅叔,別署雙鑒樓主人,藏園居士等。四川江安縣人。生於1872年11月 9日，卒於1949年10月20日。幼年隨父居江浙等地就讀私塾，後定居天津。光緒十四年(1888)中舉。光緒二十四年中進士，選翰林院庶起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1905年起，在天津辦學。1909年任直隸提學使。辛亥革命以後，曾任約法會議議員、教育總長等職。1927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長。1929年赴日本考訪中國古籍。他大規模藏書活動始於辛亥革命之後，經常出入於北京各書肆，並多次到浙江、安徽等地訪求圖書。他與同代藏書家張元濟、周叔弢等人互通書之有無。北方藏書家之書散出後,有不少為他收購。他經過數十年努力，藏書積至20萬卷之多，成為中國現代大藏書家之一。其藏書處名雙鑒樓(原以收有宋本《資治通鑒》、元本《資治通鑒注音》而取名，後又以南宋淳熙宮廷寫本《洪範政鑒》代替《資治通鑒注音》)。晚年居北京,又有藏園為藏書之所。臨終前,囑其家人,將大部分藏書捐贈給北京圖書館和四川大學 。但經他收藏的善本,亦有流出國外者，如宋刻《後漢書補志》、《魏書》等。
傅增湘精於版本目錄之學。 一生所校之書有800種、1.6萬多卷。
經他校勘並刻印的圖書有《雙鑒樓叢書》、《蜀賢叢書》、《周易正義》、《資治通鑒》等。他還選出所藏 善本供商務印書館和私人刊刻。 其研究版本、校訂圖書的最大成果是留下了大量題跋和書錄。余嘉錫為他的《藏園群書題記》所寫序中說:“四部九流,無所不備，以視陳仲魚《經籍跋文》,精密相似,而博瞻過之矣。”他撰寫的題跋及書目有《藏園群書題記》(1934)、《雙鑒樓善本書目》(1929)、 《雙鑒樓藏書續記》(1930)、《藏園續收善本書目》 (稿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1983)等。
傅沅叔先生七十壽詩代（近現代·郭風惠）
四海皤然遺一老，笙簧六籍清懷抱。 嘉陵山水鐘間氣，吐吞靈秀逸塵表。
中歲聲華馳日下，鸞騫鳳翥翮翼矯。 天下龍門屬元禮，多士人師歸有道。
一自杜宇啼冬青，幾從湘渚紉香草。 大隱朝市亦陵藪，盛業寢饋依緗縹。
丘索墳典浩煙海，賞鑑抉剔入幽渺。 三冬足笑方朔陋，萬卷儲訝陸桔少。
小儒咋舌不敢窺，有如鼴飲一勺飽。 今世何世灰亂飛，黔首自召祖龍燎。
收書功不在禹下，隻手獨挽狂瀾倒。 藏書且易讀書難，手未釋卷頭已皓。
丹鉛雌黃校勘勤，紛紛落葉掃复掃。 微言大義時創獲，何盧顧黃誰智巧。
慘澹尼父刪定心，遊夏而外孰與曉。 客談瀛洲語天姥，仙之人兮結夙好。
大地直追霞客踪，殘山怕覽馬遠稿。 移來西蜀子云亭，故山猿鶴晨夕繞。
觴詠談笑關掌故，鸚鵡前頭話天寶。 曠世不逢福慧養，道德文章亦壽考。
莫從東海問麻姑，且遲西母傳青鳥。
中歲聲華馳日下，鸞騫鳳翥翮翼矯。 天下龍門屬元禮，多士人師歸有道。
一自杜宇啼冬青，幾從湘渚紉香草。 大隱朝市亦陵藪，盛業寢饋依緗縹。
丘索墳典浩煙海，賞鑑抉剔入幽渺。 三冬足笑方朔陋，萬卷儲訝陸桔少。
小儒咋舌不敢窺，有如鼴飲一勺飽。 今世何世灰亂飛，黔首自召祖龍燎。
收書功不在禹下，隻手獨挽狂瀾倒。 藏書且易讀書難，手未釋卷頭已皓。
丹鉛雌黃校勘勤，紛紛落葉掃复掃。 微言大義時創獲，何盧顧黃誰智巧。
慘澹尼父刪定心，遊夏而外孰與曉。 客談瀛洲語天姥，仙之人兮結夙好。
大地直追霞客踪，殘山怕覽馬遠稿。 移來西蜀子云亭，故山猿鶴晨夕繞。
觴詠談笑關掌故，鸚鵡前頭話天寶。 曠世不逢福慧養，道德文章亦壽考。
莫從東海問麻姑，且遲西母傳青鳥。
臺灣大學農場推出的馬克杯
竟然將傅鐘改寫成"傅士(sic 可能是"傅氏") 晨鐘" (因為硬要用四字來形容校園十景......)
王汎森 (作者): 《傅斯年：中國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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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本序
鳴 謝
縮略語
導 論 1895年後的思潮與傅斯年
傅斯年在中國現代知識界的地位
第一章 傅斯年的早年
家鄉：瀕於崩潰邊緣的舊社會
傅斯年的成長歷程
北大歲月
傅斯年和《新潮》
作為五四遊行示威主將的傅斯年
年輕的叛逆者
作為文化批判者的傅斯年
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
傳統學術的再評估
創造一個“社會”
“一團矛盾”
傅斯年的成長歷程
北大歲月
傅斯年和《新潮》
作為五四遊行示威主將的傅斯年
年輕的叛逆者
作為文化批判者的傅斯年
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
傳統學術的再評估
創造一個“社會”
“一團矛盾”
第二章 新歷史學派的形塑
在倫敦和柏林的學習
傅斯年與史語所
史語所的眼界和目標
史語所的工作
傅斯年與史語所
史語所的眼界和目標
史語所的工作
第三章 走向中國文明多元起源論：中國古史的學說
中國古史起源多元論
重建中國古代史
傅斯年學說的影響
重建中國古代史
傅斯年學說的影響
第四章 反內省的道德哲學
反內省傳統的出現
古代道德哲學的去倫理化
終結內省的道德傳統
古代道德哲學的去倫理化
終結內省的道德傳統
第五章 五四精神的負擔
歷史與政治
《東北史綱》
文化認同的需要
愛國主義與反傳統
政治選擇
《東北史綱》
文化認同的需要
愛國主義與反傳統
政治選擇
第六章 一個五四青年的晚年
政府不端行為的批判者
對民族往昔的兩難心理
平抑昆明學生運動
懲治漢奸
“清流”
動盪年代的知識份子：在臺灣和台大
尋找道德之源
“歸骨于田橫之島”
對民族往昔的兩難心理
平抑昆明學生運動
懲治漢奸
“清流”
動盪年代的知識份子：在臺灣和台大
尋找道德之源
“歸骨于田橫之島”
結 語 一個五四青年的失敗
附錄一 攻擊顧頡剛的小說片段
附錄二 傅斯年與陳佈雷筆談記錄
參考書目
附論六篇
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
胡適與傅斯年
伯希和與傅斯年
傅斯年與陳寅恪——介紹史語所收藏的一批書信
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
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
胡適與傅斯年
伯希和與傅斯年
傅斯年與陳寅恪——介紹史語所收藏的一批書信
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
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
《傅斯年全集》總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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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他又是駐美大使，就協助將運到香港的居延漢簡運美。
等台灣的環境成熟 (他身後)， 再依他的存條，安排其返台。
胡適在1940/7/31 給玉甫、森玉兩先生的信
"......始終護持 皆使適感嘆下淚 適在當日實負典守之責 一旦遠行 竟不能終始其事 至今耿耿....."
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
一、謎團
二、居延漢簡在香港的情況
三、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之運美
四、漢簡在美情況及來台經過
五、小結
改寫自〈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3 (1995)：921-952。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居延漢簡整理檔調查記" 內有胡適參加數次 "中國學述團體協會 西北科學考察團 全體理事會議" (1934-1936 pp.525-29) 的會議紀錄摘要
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
作 者： 邢義田
出 版單位： 北京中華書局 (簡體)
出版日期： 2011.
頁38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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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馳，勸阻老師千萬不要上當。他對胡適說，蔣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實則缺乏起碼的改革誠意。借重先生您，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只要先生您堅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夠勉強。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廢於一旦，令親者痛，北大瓦解。傅斯年這番話，最後還是發揮了作用，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胡適留在了北大。
傅斯年的不入政府，並非權宜之計，這與他對現代知識分子的自我理解有關。他相信，只有守住輿論的公共領域，知識分子才有自己最好的政治發揮。在給胡適的信中，他有一段話，說得極透徹：“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 -- 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 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永遠在野，這也是豪傑氣，這樣的豪傑氣，已經遠遠超越了傳統士大夫的性格，很有點現代知識分子的味道了。
因為是國民黨多少年的朋友，傅斯年對這個黨的弊病看得比一般局外人都要清楚。他在那篇膾炙人口的檄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開首，就深有感觸地寫道：“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他認定，國民黨墮落到如此地步，主要就是由於孔宋這樣的腐敗勢力作祟。改革政治的第一步，就是請孔宋走開，肅清既得利益。他以絕然的口吻說：“要社會公平，必須侵犯既得利益，要實行民生主義，必須侵犯既得利益。”
中國士大夫的理想，就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傅斯年的公平理想，已經超越了傳統士大夫的格局，擁有了現代新自由主義的內涵。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他沒有像時下中國一些“庸俗的自由主義”者那樣，將自由主義理解為“自由競爭”、“財產自由”、“發展至上”等幾條向權勢者或新富翁獻媚的市場教條，他對歐洲歷史上的自由主義有自己的反思，認為 19 世紀的自由主義因為與資本主義結合，一切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變質了。“自由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只緣於資本主義結合而失其靈魂，今若恢復靈魂，只有反對發達的資本主義”。傅斯年心目中的自由主義，是主張“四大自由”的羅斯福新政，是英國工黨的社會主義路線。
他有一段名言，特別反映了內心的理想：“我平生的理想國，是社會主義與自由並發達的國土，有社會主義而無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無社會主義，我也不要住。”中國是一個既無自由也無公平的國家，偏偏又是他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他無法拋棄它、離開它，只有為了心中的理想去吶喊和奮鬥。他對孔宋這樣的誤國勢力恨到了咬牙切齒，欲除之而後快。不惜豁出隻身，與之搏鬥。
同樣為親政府的自由主義，傅斯年與胡適是有點區別的。在 20 年代末，當胡適為人權呼喊的時候，傅斯年倒是埋首於象牙塔中遠離塵世。到 40 年代末，兩個人似乎倒了個位置：胡適越來越保守中庸，傅斯年日趨激進亢奮。傅斯年曾經說過：“適之是自由主義者，我是自由社會主義者”。程滄波也這樣評論，如果說胡適是“保守的自由主義者”，那麼傅斯年就是“急進的自由主義者”。傅斯年主張“現在改革政治之起碼誠意是沒收孔宋家產”，但胡適卻不甚贊同，他回复傅斯年說：“我的 Anglo-Saxon 訓練決不容許我作此見解。若從老兄所主張的'法治'觀點看是決不可能。若不用法律手續，則又不是我所想像的'法治'了，只可以用共產黨的'清算'了。”至於對國民黨和蔣的看法，胡適也自認在海外九年，看事理較國內朋友客觀、寬恕，還保留一點冷靜的見解。胡適未免天真、自信了一點，在這方面，還是傅斯年的眼光更犀利。他看透了蔣表面誠懇，實質是只懂壓力，不知其它，特別是美國人的壓力。他對胡適說：“我們若欲於政治有所貢獻，必須也用壓力，即把我們的意見加強並明確表達出來，而成一種壓力。”
抗戰爆發以後，蔣禮賢下士，常常召見傅斯年垂詢國事，他成為最高領袖廳裡的座上常客，但傅斯年並不因此而膝蓋骨發軟，大唱“英明領袖”的頌歌。縱然皇恩浩蕩，依然一身豪氣，大施壓力。1944 年，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孔祥熙發難，揭發其在發行美金公債中舞弊貪污，全場為之轟動。會後，蔣介石親自請傅斯年吃飯，為孔說情。席間有這樣一段精采對話：
“你信任我嗎？”
“我絕對信任。”
“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傅斯年的不入政府，並非權宜之計，這與他對現代知識分子的自我理解有關。他相信，只有守住輿論的公共領域，知識分子才有自己最好的政治發揮。在給胡適的信中，他有一段話，說得極透徹：“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 -- 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 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永遠在野，這也是豪傑氣，這樣的豪傑氣，已經遠遠超越了傳統士大夫的性格，很有點現代知識分子的味道了。
因為是國民黨多少年的朋友，傅斯年對這個黨的弊病看得比一般局外人都要清楚。他在那篇膾炙人口的檄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開首，就深有感觸地寫道：“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他認定，國民黨墮落到如此地步，主要就是由於孔宋這樣的腐敗勢力作祟。改革政治的第一步，就是請孔宋走開，肅清既得利益。他以絕然的口吻說：“要社會公平，必須侵犯既得利益，要實行民生主義，必須侵犯既得利益。”
中國士大夫的理想，就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傅斯年的公平理想，已經超越了傳統士大夫的格局，擁有了現代新自由主義的內涵。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他沒有像時下中國一些“庸俗的自由主義”者那樣，將自由主義理解為“自由競爭”、“財產自由”、“發展至上”等幾條向權勢者或新富翁獻媚的市場教條，他對歐洲歷史上的自由主義有自己的反思，認為 19 世紀的自由主義因為與資本主義結合，一切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變質了。“自由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只緣於資本主義結合而失其靈魂，今若恢復靈魂，只有反對發達的資本主義”。傅斯年心目中的自由主義，是主張“四大自由”的羅斯福新政，是英國工黨的社會主義路線。
他有一段名言，特別反映了內心的理想：“我平生的理想國，是社會主義與自由並發達的國土，有社會主義而無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無社會主義，我也不要住。”中國是一個既無自由也無公平的國家，偏偏又是他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他無法拋棄它、離開它，只有為了心中的理想去吶喊和奮鬥。他對孔宋這樣的誤國勢力恨到了咬牙切齒，欲除之而後快。不惜豁出隻身，與之搏鬥。
同樣為親政府的自由主義，傅斯年與胡適是有點區別的。在 20 年代末，當胡適為人權呼喊的時候，傅斯年倒是埋首於象牙塔中遠離塵世。到 40 年代末，兩個人似乎倒了個位置：胡適越來越保守中庸，傅斯年日趨激進亢奮。傅斯年曾經說過：“適之是自由主義者，我是自由社會主義者”。程滄波也這樣評論，如果說胡適是“保守的自由主義者”，那麼傅斯年就是“急進的自由主義者”。傅斯年主張“現在改革政治之起碼誠意是沒收孔宋家產”，但胡適卻不甚贊同，他回复傅斯年說：“我的 Anglo-Saxon 訓練決不容許我作此見解。若從老兄所主張的'法治'觀點看是決不可能。若不用法律手續，則又不是我所想像的'法治'了，只可以用共產黨的'清算'了。”至於對國民黨和蔣的看法，胡適也自認在海外九年，看事理較國內朋友客觀、寬恕，還保留一點冷靜的見解。胡適未免天真、自信了一點，在這方面，還是傅斯年的眼光更犀利。他看透了蔣表面誠懇，實質是只懂壓力，不知其它，特別是美國人的壓力。他對胡適說：“我們若欲於政治有所貢獻，必須也用壓力，即把我們的意見加強並明確表達出來，而成一種壓力。”
抗戰爆發以後，蔣禮賢下士，常常召見傅斯年垂詢國事，他成為最高領袖廳裡的座上常客，但傅斯年並不因此而膝蓋骨發軟，大唱“英明領袖”的頌歌。縱然皇恩浩蕩，依然一身豪氣，大施壓力。1944 年，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孔祥熙發難，揭發其在發行美金公債中舞弊貪污，全場為之轟動。會後，蔣介石親自請傅斯年吃飯，為孔說情。席間有這樣一段精采對話：
“你信任我嗎？”
“我絕對信任。”
“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