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1月13日:学校邀请开滦公司顾问、京奉路局局长顾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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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21, 2008 - 学校邀请开滦公司顾问、京奉路局局长顾湛然莅校演讲《中国铁路材料管理问题》。
到底作者是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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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北大研究教授
北伐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北京遂更名為北平。由於大量人才的南遷，北平已不復是全國的文化教育中心了。這一局面的造成，緣於國民政府進行的一次不成功的高等教育改革。這個短命的改革，其核心內容是採取大學區制，例如將北平、天津、河北、熱河四個省市劃為一個大區，區中的所有高等學府統稱「北平大學」，堂堂的北京大學居然成了「北平大學」的一個部門。這一改革遭到了北平高等教育界的強烈反對，最後不得不恢復原來的體制，北大也於1930年獨立。但經過這一番折騰，北平的高等教育元氣大傷，各高校經費奇缺，一個大學教授的月薪最高也不過三百元，還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個科長，這就難怪眾多學者、教授紛紛南遷了。這樣一來，各高校的正常教學幾乎難以為繼，無奈中，只好請那些「留守」教員儘量兼課，稍有名氣的教員每星期兼課多達四十小時。他們排定了時問表，乘上黃包車，每天在北平各大學往返穿梭，猛撈兼課費，倒也其樂融融，至於教學效果，就顧不得許多了。這種教授「走穴」的現象還很難根除，因為各高校，比如北大，其評議會規定，不經評議會通過不能辭退教授。評議會的成員是誰呢？主要由教授們組成。呵呵，我能辭了自己嗎？
1930年11月，國民政府任命蔣夢麟為北大校長，希望依靠蔣氏挽回北大頹勢。但蔣剛剛辭去教育部長職務，深知北大當時的狀況，決不肯趟這趟渾水，他聲稱身體欠佳，跑到杭州療養去了。當時有兩個人熱心於北大的改革，一個是傅斯年，一個是美國人顧臨。顧臨是協和醫學院的院長，也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董事，他倆與胡適商量後，搞出了一個改革方案，寄給西子湖畔的蔣夢麟，蔣看後感動不已，答應來北大主持大局。
1931年1月9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上海召開第五次常會，通過了這一方案。方案規定，中基會與北大每年各提出20萬元，以五年為期，雙方共提出200萬元，作為合作特別款項，專作設立研究講座及專任教授和購置圖書儀器之用。方案的主要項目就是設立「研究教授」若干名，其人選「以對於所治學術有所貢獻，見於著述為標準」，年薪從4800至9000元不等，另有1500元設備費。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課6小時，並擔任學術研究及指導學生的研究工作。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務或事務。
第一批研究教授共15名，丁文江名列第一。名單如下：理學院有丁文江、李四光、王守競、汪敬熙、曾昭掄、劉樹杞、馮祖荀、許驤，文學院有周作人、湯用彤、陳受頤、劉復、徐志摩，法學院有劉揚志、趙乃摶。這一名單順序並非按照姓氏筆畫排列，由此可見丁文江當時在學術界的地位。
初夏，丁文江收到了北大研究教授的聘書。秋學期開學時，他正式到北大地質系任教。他一干就是三年，直到1934年6月接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時為止。三年教學生涯的種種情狀，他的朋友、同事、學生們感受最深，看看他們作何評價。
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孫榮圭回憶道：「丁文江以地調所所長和北大地質系教授的雙重身份，長期有力地支持了北大地質系，曾籌巨款為北大地質系建地質館，並充實、更新圖書，使北大地質系在抗戰以前已成為亞洲著名的大學地質系，並招收了日本、蘇俄的博士研究生。」⑾
胡適在他1934年1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在君來吃午飯，談了一點多鐘。他是一個最好的教師，對學生最熱心，對功課最肯費工夫準備。每談起他的學生如何用功，他真覺得眉飛色舞。他對他班上的學生某人天資如何，某人工力如何，都記得清楚。今天他大考後抱了二十五本試捲來，就在我的書桌上挑出了三個他最賞識的學生的試捲來，細細的看了，說：『果然！我的賞識不錯！這三個人的分數各得八十七分。我的題目太難了！』我自己對他常感覺慚愧。」
這樣認真負責的老師，自然深受學生的歡迎。台灣著名地質學家阮維周說，1931年他從北大預科畢業，因仰慕地質系超強的教授陣容——此時的北大地質系由丁文江、李四光、葛利普、孫雲鑄、謝家榮、何作霖等任教，遂放棄嚮往已久的「煉丹取金」的化學，轉攻「刮地皮」的地質學。他回憶道：
在君先生在北大時擔任一年級的普通地質學，本是一門打基礎的課程，但他卻給每一個學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也使每一個學生堅定了向學和研究的志向。使我最難忘的，是丁先生在課堂上講學的神態：他左手持雪茄，右手執粉筆，深邃的目光、坦蕩的風度和極為生動的講詞，他常用幽默的口吻來激發學生研究的興趣，造成一種活潑愉快的學術空氣。有一次他強調火山噴發的溫度，三天後還可以煮雞蛋，火山爆發的威力也能使火山灰飛繞地球三周，妙語如珠，真是既透徹又深入，博得學生不少歡呼。每在這種場合，丁先生也不禁猛吸兩口雪茄，放下粉筆，左右開弓的捋鬍子。在這種自由講學的空氣中，歡笑共發問俱起，菸灰與粉屑齊飛，本來是頗為枯燥的學科，變成了人人愛好的功課。⑿
高振西先生此時擔任丁文江的助教，兩人接觸較多，回憶就更全面了：
民國二十年以前，丁先生有時候住在北平，北大的當局與學生曾經請他到北大任課，都被他因為「沒有充分的時間」拒絕了。大概是民國十六七年的時候吧，他在北平閒住，北大又作教書的請求，並擬定了一個課目「中國西南地質」，請他擔任。但是他大發脾氣的說：「什麼西南地質西北地質的一大套。地質是整個的，縱然各地稍有不同，也沒有另設專課的必要。要是這樣的開設起來，你們的學生有多少時間才夠分呢？我根本不贊成這種辦法，我是不能去教的！」那個時候，他正在失業，生活有相當的艱窘，他竟然堅決的辭謝了聘任。他顧不到或認為不合理的事情，他是怎麼樣都不肯去作的！
他在北大教的是地質學，是他自己認為他能教的，所以才「惠然肯來」。他不教則已，既教了，他是用盡了他所有的力量去教的。教材部分，決不肯按照某種或某某種教科書上所有的即算了事。他要搜集普通的，專門的，不論中外古今，凡有關係之材料，均參考周到，然後再斟酌取捨。所以他上課的時候。拿的不是巨冊大書，而是零星的單篇。他曾說：「不常教書的人，教起書來真苦，講一點鐘，要預備三點鐘，有時還不夠！」此外他對於標本挂圖等類，都全力羅致。除自己採集繪製外，還要請託中外朋友幫忙，務求完備。當時地質調查所的同事們曾有這樣的笑話：「丁先生到北大教書，我們許多人連禮拜天都不得休息了。我們的標本也教丁先生弄破產了。」足證他教書的「鄭重不苟」！
丁先生是很會講話的，他能利用掌故小說，以及戲曲歌謠一類的故事，加以科學解釋，有許多科學的理論是很枯燥乏味的，聽講的人不只不容易發生興味，且曾被引入睡鄉的。勉強記著了，印象不深，不久就會忘掉的。丁先生最能用極通俗的故事，滑稽的語調，漸漸引人入勝。地質學所講，無非是死石枯骨不順的名詞同乾燥的數目字，但是聽丁先生講書的，向來沒有覺著乾枯，個個都是精神奕奕的。
有一次講到河流泛濫的時候，還沒有講，先問學生：你們都聽過打花鼓那段戲吧？「說鳳陽，道鳳陽，鳳陽真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惹得滿堂大笑。才繼續的講道：鳳陽本是最富庶的地方，洪武初年，黃河改道，將改未改的時候，河水每每泛濫，演出水災。所以十年倒有九年荒。……凡聽過這次講演的人，絕不會忘了洪武初年黃河改道的事實，且能聯想到改道的原因同泛濫的原理。講到基性火成岩的風化情形，他拿一塊標本，說你們看像一個馬蹄印子不像？這俗話叫作「馬蹄石」，說是穆桂英騎的桃花馬踏成的，山西北部，到處都有。然後再予以科學的解釋。地球上水澤平原同山地所占的面積的比例，用數目字表示出來，是何等難記！丁先生講的是，我們江蘇有一句俗話「三山六水一分田」。這句俗話上的數字，確是恰與地球整個的數字相同。這一句俗話而有這樣的重要，學生聽了決不會忘掉的。丁先生這種巧於比擬、善於解釋的靈活教書法，不只靠廣泛的知識，而是超眾的天才。
學習地質科學，實地練習，比較學校講書還要重要。丁先生最主張實地練習，常常帶領學生出去，地點、時間都要經過詳細的考慮同周密的計劃然後才決定的。出去的時候，都要利用假期，決不輕易耽誤應講授的功課。假期本是可以休息的日子，他不但不休息，還帶領學生作那比平常更苦的旅行工作。凡預定的地方，他一定預先自己十分明白，才肯帶學生去的。如若預定的地方，他不十分熟悉，他不能事先去一趟，至少也要派一個助教先去一趟，然後才帶學生去到那裡。旅行的時候，所有吃飯住宿休息等，一概與學生完全一致，不稍求優美。不論長期或短期，所有地質旅行應用一切之物件，均必攜帶齊備，服裝必須合適。我們有時候以為一天的短期旅行，可以對付過去，不須大整行裝。丁先生則說固然有些地方可以對付，但是不足為法！帶領學生，必須一切均照規矩，以身作則。不如此，學生不能有徹底的訓練，且有虧我們的職責的！這是丁先生教書的方針。⒀
三年平靜的教學生活，逐漸撫平了從政遭挫造成的心靈創傷，丁文江的心情逐漸愉快起來，他自己說這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這種快樂，恐怕不僅僅來自於辛勤耕耘後，學生們學業優異的豐厚回報，也與眾多至交好友的朝夕相處不無關係。
1931年夏，丁文江在秦皇島租了一所房子，帶著全家去歇夏。這一天，夫婦倆帶著內侄女史濟瀛去游北戴河的蓮花山，想到七年前與胡適同游此地，頓生感慨，做了兩首絕句寄給胡適，信上催他去秦皇島。詩云：
記得當年來此山，
蓮峰滴翠沃朱顏。
而今相見應相問，
未老如何鬢已斑？
峰頭各采山花戴，
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樂如今七寒暑，
問君何日踐新盟？
史濟瀛是胡適的乾女兒，在姑父給胡適的信中，她附言說：寄爹：你快來吧，他們打他們的仗，我們玩我們的。
胡適接丁文江的信後，和詩一首：
頗悔三年不看山，
遂教故紙老朱顏。
只須留得童心在，
莫問鬚髯斑未斑。
兩天後的8月6日，胡適帶著兒子祖望來到秦皇島，陪老大哥一家玩了十天。十天中，他們白天常常赤腳在沙灘上散步，有時也下水洗海水浴或浮在水上談天，有時坐在沙灘上天天看孩子們游泳。晚上則在海邊坐著談天，有時候老友顧湛然也加入進來。
胡適在他的《丁文江的傳記》中寫道：「八月十五夜，我和在君在海邊談到深夜，他問我，還能背誦元微之最後送白樂天的兩首絕句嗎？這是我們兩人都愛背誦的詩，不見於《元氏長慶集》里，只見於樂天《祭微之文》里。那天晚上，我們兩人同聲高唱這兩首詩：
君應怪我流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
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
自識君來三度別，這回白盡老髭鬚。
戀君不去君應會：知得後回相見無？
第二天，在君用微之的原韻，做了兩首詩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連別更難。
從此聽濤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歡。
逢君每覺青來眼，顧我而今白到須。
此別原知旬日事，小兒女態未能無。」
丁文江贈胡適詩手跡
這樣的快樂卻很快被憂傷所代替，與胡適暢遊秦皇島的三個月後，1931年11月19日，同在北大任教的徐志摩因飛機失事遇難，丁文江聽到消息後，難過地連聲說道：「可惜，可惜！」有個朋友問他：「你看志摩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毫不猶豫地答道：「志摩是個好人，他從不扯謊！」不少人以此為笑談，其實是對丁文江不了解。與丁文江相知甚深的考古學家李濟認為，這不但是最恭維志摩的一句話，而且也代表了丁文江的人生觀。
詩人徐志摩致丁文江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