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讚：他的"聽的文學革命"之發展：從《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到《廣播須知》1921~1937.......賀衞方的口語法律世界2021。 趙元任 譯路易斯·加樂爾（Lewis Carroll）《阿麗思漫遊奇境記》1921 趙元任 譯，譯者序、 凡例 1921.6.1羅素，似瘋帽匠？“沒有意思” (Nonsense)“不通”......胡適、周作人評
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297836065310331
賀衞方的口語法律世界是"聽的文學革命之發展，"第十三章眼睛的文學革命•耳朵的文學革命"--此章可以說是趙元任禮讚之一 。賀衞方在胡適之先生逝世59年之日(2021)發表此談話，很不簡單、 贺卫方：一个法律人眼中的胡适；20世紀最偉大的中國人！6月17日反思 0617 2021
賀衞方的口語法律世界是"聽的文學革命之發展，"第十三章眼睛的文學革命•耳朵的文學革命"--此章可以說是趙元任禮讚之一 。賀衞方在胡適之先生逝世59年之日(2021)發表此談話，很不簡單
此章可以說是趙元任禮讚之一 第十三章眼睛的文學革命•耳朵的文學革命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聽覺媒體的發展和「國語」的實驗／ 第一節從1917年開始 ——眼睛的文學革命／ 第二節「國語」前史簡論／ 第三節1926年前后 ...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 Chapter VII
https://www.cs.cmu.edu › alice-VIIMad Tea Party. `Have some wine,' the March Hare said in an encouraging tone. Alice looked all round the table, but there ... `I didn't know it was your table,' said Alice; `it's laid for a great many more than three.' ... The Hatter opened his eyes very wide on hearing this; but all he said was, `Why is a raven like a writing-desk?'
《趙元任早年自傳》，提到有一次在屋頂花園請羅素和他女友吃飯，“我冒昧地說道，那天羅素拍的照片很像《阿麗斯漫遊奇境記》裡頭的帽匠(“looked very much like the Mad Hatter”)，羅素說，沒那麼古怪吧！我請讀者看看那張照片，自己下個判斷”。
****
https://blogs.princeton.edu/cotsen/2016/01/chinese-editions-of-alice/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所藏最早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译本
張華兄
真謝謝。我擬指給你看出書時胡先生的說法。
不料採用電子本，很不方便， 所以記到此打停，因為必須離辦公室。
此日兩事相關
《林肯傳 》戲本，胡適和趙元任都有參與。5.28 胡準備作序，頁65。
趙的退婚之代價； 辦了十幾年，費了二千塊錢，可能是一般教授的年薪。
5.31 有趙"明天的自主結婚"之說明、通知書 (頁60等)。
最妙的是； 6月1日是趙-楊結婚日， 也是趙先生的寫《阿麗思漫遊奇境記》譯序的日子( —九二—年六月一日趙元任序於北京)。
6.30， 頁152，在羅素家餞別杜威等的晚會，趙先生夫婦與會。
7.7
附羅素的告別演說: China’s Road ro Freedom。
7.16 頁202 一個哲學家應該是諷刺 羅素的。 (胡適對杜威很心服。)
胡適日记全集, 第 3 卷 1921-22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趙元任 譯
譯者序
會看書的喜歡看序，但是會做序的要做到叫看書的不喜歡看序，叫他越看越急著要看正文，叫他著序沒有看到家，就跳過了看底下，這才算做序做得到家。我既然拿這個當做作序的標準，就得要說些不應該說的話，使人見了這序，覺得它非但沒有做，存在，或看的必要，而且還有不看，不存在，不做的好處。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是一部給小孩子看的書。在英美兩國裏差不多沒有小孩沒有看過這書的。但是世界上的大人沒有不是曾經做過小孩子的，而且就是有人一生出來就是大人，照孟夫子說，大人的心也同小孩子的一樣的，所以上頭那話就等於說英國人，美國人，個個大人也都看過這書的。但是因為這書是給小孩子看的，所以原書沒有正式的序。小孩子看了序橫豎不懂的，所以這個序頂好不做。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又是一部笑話書。笑話的種類很多，有的是譏刺的，例如法國的Voltaire，有的是形容過分的，例如美國的Mark
Twain，有的是取巧的，例如相傳金聖嘆做的十七言詩，有的是自己裝傻子的，例如美國的Artemus
Ward㈠1727-1800)，還有種種名為笑話而不好笑的笑話，例如從各國人的眼光裏，評判別國人的笑量和審笑宮能，……這樣例如下去，可以例如個不完。但是這部書裏的笑話另是特別的一門，它的意思在乎沒有意思。這句話怎麽講呢？有兩層意思：第一，著書人不是用它來做什麽寓言的，他純粹拿它當一種美術品來做的。第二，所謂“沒有意思”就是英文的Nonsense，中國話就叫“不通”。但是，凡是不通的東西未必盡有意味。假如你把這部書的每章的第一個字連起來，成“阿越這來那她那靠他阿”十二個字，通雖不通了，但是除掉有“可做無意味不通的好例”的意味以外，並沒有什麽本有的意味在裏頭。“不通”的笑話，妙在聽聽好象成一句話，其實不成話說，看看好象成一件事，其實不成事體。這派的滑稽文學是很少有的，有的大都也是摹仿這書的。所以這書可以算“不通”笑話文學的代表。從前Artemus
Ward 在一群迂夫子跟前演說，他們聽了莫明其妙，以為這位先生的腦子大概有點毛病，過後有人告訴他們說 Artemus
Ward 是一個滑稽家，他演說的都是些笑話，他們回想想，果然不錯，於是乎就哈哈哈地補笑起來。要看不通派的笑話也是要先自己有了不通的態度，才能嘗到那不通的笑味兒。所以我加了些說明，警告看書的先要自己不通，然後可以免掉補笑的笑話。以上是關於笑話的說明。但是話要說得通，妙在能叫聽的人自己想通它的意味出來，最忌加許多迂註來說明，在笑話尤其如此。所以本段最好以刪去為妙。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又是一本哲學的和論理學的參考書。論理學說到最高深的地方，本來也會發生許多“不通”的難題出來，有的到現在也還沒有解決的。這部書和它的著者的其它書在哲學界裏也占些地位。近來有個英國人叫P．E．B，Jourdain的做了一本羅素哲學趣談書，他裏頭引用的書名，除掉算學的論理學書以外，差不多都是引用這部《奇境記》和一部它的同著者的書，可見它的不通，一定不通得有個意思，才會同那些書並用起來。至於這些哲理的意思究竟是些什麽，要得在書裏尋出，本序不是論哲學的地方，所以本段也沒有存在的必要。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的原名叫The Adventures of Alice in Wonderland，平常提起來叫“Alice in
Wonderland”，大約是一八六七年出版的。它的著者叫路易斯·加樂爾（Lewis
Carroll）。這個人雖然不是“不通”笑話家的始祖，但是可以算“不通”笑話家的大成。他曾經做的這一類的書有許多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現在翻譯的這部和一部叫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的。這第二部書的名字咱們可以譯它作《鏡裏世界》，也是一部阿麗思的遊記。路易斯·加樂爾是—個小孩子的朋友，他自己雖然沒有子女，但是他的親近的小朋友非常之多。所以他懂小孩子的性情，比一般做父母的還要深些。他所寫成書的那些故事，他曾經在牛津對他的小朋友常講著玩。但是有一層：這些聽故事的小孩子雖然真有，可是路易斯·加樂爾這個做故事的並沒有其人。
你們試在《大英百科全書》裏查姓加樂爾名字叫路易斯的，一定查不到這個人。這活怎麽說呢？試在索引裏查查看，就知道《阿麗思漫遊奇境記》著者的真名字是查爾斯·路維基·多基孫（Clarles
Lutwidge
Dodgson），他做玩意兒書的時候才叫路易斯·加樂爾。但是他是以筆名出名的，所以甚至於做他的傳的人S. D. Collingwood也題他的傳叫The Life
and Letters of Lewis
Carroll,1898。多基孫的生死年是一八三二初到一八九一初，就是前清道光十一年末到光緒二十三年。他的行業是教師和算學教師。誰也料不到他是做這類書的人。後來人知道了路易斯·加樂爾就是他，他還假裝著不承認。他在算學裏也稍微有點貢獻，不過沒有他的“不通”派滑稽文那麽出名。從前《奇境記》這部書初出的時候，英國女皇維多利亞看了非常贊賞它，就命令人們記得把這人以後再做的書隨出隨送上去。誰曉得底下一部書一送上去就是一部又難又無味的代數學方程式論！這都是揭破人家筆名秘密的結果。所以咱們最好還是就記得路易斯·加樂爾，不再提多基孫這個真名字，免得和算學多生事節。既然最好不再提多基孫這個名宇，那麽這段裏多基孫這個名字本來應該不提，所以這段講多基孫的序也應該完全刪掉。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這故事非但是一本書，也曾經上過戲臺。戲本是Saville
Clarke在一八八六年編的。近來美國把它又做成影戲片。又有許多人仿著選個故事做些本地情形的笑話書。例如美國康橋哈佛大學的滑稽報在—九一三年出了一本《阿麗思漫遊康橋記》
，勃克力加州大學在—九—九年又出了一本《阿麗思漫遊勃克力記》。以後也說不定還會有《阿麗思漫遊北京記》呢。但是一上戲臺或一上影片的時候，這故事就免不了受兩種大損失。一，戲臺上東西的布置和人的行動都很拘束，一定和看過原書人所想像慣的奇境的樣子相衝突。這原書裏John
Tenniel
的插畫的名聲是差不多和這書並稱的。所以戲臺上改變了原來的樣子，看過書的人看了它一定失望。二，影戲的布景固然可以自由得多，不過用起人來裝扮成動物，也是很勉強的事情；但是它最大的損失是在影戲總是啞巴的缺點。①像平常影戲裏在前景後景當中插進許多題詞進去，更不會念得連氣，所以書裏所有的“不通”的笑味兒都失掉了。那麽說來說去還是看原書最好，又何必多費麻煩在這序裏講些原書的附屬品呢？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這部書一向沒有經翻譯過。就我所知道的，就是莊士敦（R．F．Johnston）曾經把它口譯給他的學生宣統皇帝聽過一遍。這書其實並不新，出來了已經五十多年，亦並不是—本無名的僻書；大概是因為裏頭玩字的笑話太多，本來已經是似通的不通，再翻譯了變成不通的不通了，所以沒有人敢動它。我這回冒這個不通的險，不過是一種試驗。我相信這書的文學的價值，比起莎士比亞最正經的書亦比得上，不過又是一派罷了。現在當中國的言語這樣經過試驗的時代，不妨乘這個機會來做一個幾方面的試驗：一，這書要是不用語體文，很準翻譯到“得神”，所以這個譯本亦可以做一個評判語體文成敗的材料。二，這書裏有許多玩意兒在代名詞的區別，例如在末首詩裏，一句裏he，she，it，they那些字見了幾個，這個是兩年前沒有他，她，它的時候所不能翻譯的。三，這書裏有十來首“打油詩”，這些東西譯成散文自然不好玩，譯成文體詩詞，更不成問題，所以現在就拿它來做語體詩式試驗的機會，並且好試試雙字韻法，我說“詩式的試驗，”不說“詩的試驗，”這是因為這書裏的都是滑稽詩，只有詩的形式而沒有詩文的意味，我也本不長於詩文，所以這只算詩式的試驗。以上所說的幾旬關於翻譯的話，似乎有點說頭，但是我已經說最好是丟開了附屬品來看原書。翻譯的書也不過是原書附屬品之一，所以也不必看。既然不必看書，所以也不必看序，所以更不必做序。（不必看書這話，其實也是冒著一個“不通”的險說的，因為在序的第一段裏，我就希望看序的沒有看到這裏早已跳過了去看正文，看到入了迷，看完了全書，無聊地回過頭來翻翻，又偶爾碰到這幾句，那才懊悔沒有依話早把全書丟開了不念，給譯書的上一個自作自受的當呢！）
—九二—年六月一日 趙元任序於北京
凡例
一、讀音：讀音不拘哪種方音但是除幾處特別葉韻外，
最好全用標準音。
二、讀詩的節律：詩裏頭有兩字快讀，只占一字時間的，
都印得靠近些。例如第十章第137頁：
“離開了|英國|海岸|法國就|一哩|一哩地|望著|到”一句裏頭“離”字算八分音符，“開”，“了”兩個就都是十六分音符，其魚也是同樣。這樣念起來才有板眼。
三、語體：敘事全用普通語體文，但是會活裏要說得活現，
不得不取用一個活方言的材料。北京話的用詞比較地容易懂些，
但是恐怕仍舊有太土氣難懂的地方，
所以底下又做一個特別詞匯備查。
這個用詞的問題與讀音的問題絕不相幹，例如書中用“多麽”
是北京俗詞。但是咱們可以照標準音念它“ㄉㄛㄇㄜ，”
不必照京音念它“ㄉㄨㄛㄇㄜ”。
四、翻譯：本書翻譯的法子是先看一句，
想想這句的大意在中國話要怎麽說，才說得自然；把這個寫了下來，
再對對原文；再盡力照“字字準譯”的標準修改，
到改到再改就怕像外國話的時候算危險極度。
但是有時候譯得太準了就會把似通的不通變成不通的不通。
或是把雙關的笑活變成不相干的不笑話，
或是把押韻的詩變成不押韻的不詩，或是把一句成語變成不成語，
在這些例裏，那就因為要達原書原來要達的目的的起見，
只可以稍微犧牲點準確的標準。例如第七章裏in
the well和well in能譯作“井裏頭”“盡盡裏頭”
這種雙關的翻譯是很難得這麽碰巧做得到的。所以到了第九章The more there is of
mine，the less there is of
yours，這是沒法子直譯的，所以只得譯它成一句××××㈠
佛的話，“所曠愈多，所學愈少。”但是這話的內容，離原文差得…
…㈡
五、“咱們”“我們”：英文的we字有兩個意思。“咱們”
是對他們說的，聽話的人也在內的。“我們”是對你們或他們說的，
聽話的人不在內的。例如第二章裏阿麗思對那老鼠說：
“那麽要是你不願意，咱們別再講貓罷。”那老鼠……道，“哼！
還說‘咱們’呢！……倒好像我也要講這些事情似的！”
但是底下阿麗思提到她自己家裏就說：
“我們隔壁那個小狗真好啊！我真想拿它來給你瞧瞧！”這種“
咱們”“我們”的區別非但北京有。
六、“他，”“她，“它”：
在這書的大部分裏沒有分三性的必要，
但是有時候原文裏的話是特指這種區別的，就不得不用那些怪字，
所以索性就一律把三性譯作“他，”她，”“它，”復數就加“們”
字，成“他們”“她們”，“它們”假如指各性混雜的，
例如皇帝和皇後並稱，就援法文成例，亦用“他們。”
七、“的，”“底，”“地，”“得”，“到”：狀詞用地，例如“
偷偷地瞧她的姊姊”，“自言自語地說”。含有可能意思的用“得”
，例如“看得見”，“吃得下”。含有到某程度的意思的或用“得”
或用“到，”例如“吃得飽”，“熱得（或熱到）她昏昏地要睡，”
此外一概用“的”。“底”字姑且試試不用。
八、“那”，“哪”：“那”字念去聲，專當指示用；“哪”
字念上聲，專當疑問用。
九、“了，”“嘞，”“啦”：
敘事裏用的了字在會話裏照真說話自然的聲音，分作“了”“嘞”，
“啦”三種念法，例如第二章裏，阿麗思說，“阿呀，不好啦！
我怕我又得罪了它嘞！”
十、標點符號：本書所用標點符號同新版的《水滸》、《紅樓夢》
相仿佛，不另加詳細說明。
****
历史的转调与滑音——赵元任在1919
2019-01-04 10:53:39 作者：袁一丹
undefined
▲赵元任在《早年自传》中写道：“1918-1919学年在记忆中是我最不安定的年份之一。我不知道将来做什么、去哪儿，无论在地域上、国族上，思想上或情感上，都有无所适从之感。”
1919年前后赵元任摇摆不定的精神状态，多少源于他优柔寡断的性格。这种不安定的心理状态，对一个自信心、自制力极强的学者而言，是不同寻常的。其间隐伏着赵元任个人独有的精神危机、认同危机，与胡适归国前的踌躇满志形成有趣的对照。
1919年是赵元任个人生命史上临近“翻篇儿”的时刻。
此时的赵元任仍游离于大历史之外。国内趋于白热化的新旧之争，《新青年》上以他的朋友胡适之为中心的文学革命，甚至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赵元任1919年的生活史中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像一战结束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他心目中似乎还不及同年发生的某次天文奇观更有吸引力。
直到1920年，留滞美国近十年的赵元任决定回国，才正式步入历史的聚光灯下。1920至1921年可以说是赵元任一生的“高光”时刻，也是他与国内知识界生出关涉、互动频密的两年。因罗素来华讲学，赵元任随行翻译，同时加入国语运动。但对他个人而言，更有意义的人生转折是解除包办婚约，与杨步伟结婚。
1919年既是赵元任人生中一个晦暗不明的低谷期，又有什么值得追述的呢？他在《早年自传》中写道：
The Academic year 1918-1919 was one ofmy most unsettled and unsettling years within memory.I did not know what to do,where to go,geographically,nationally,intellectually,oremotionally.[1918-1919学年在记忆中是我最不安定的年份之一。我不知道将来做什么、去哪儿，无论在地域上、国族上，思想上或情感上，都有无所适从之感。]
这段自述提供了一个入口，由此可窥见赵元任此时的心灵世界，吸引我探究这种多方面的不安定感（unsettled and unsettling）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得以化解的。
1918年赵元任从哈佛哲学系毕业，1919年恰是他在各种人生选择间犹豫不决的gap year（空档年）。身心状态的波动起伏，令他暂时沦为精神上的“流浪汉”。在拿到雪尔登旅行奖学金（Sheldon Travelling fellowship）后，赵元任开始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早年自传》中颇为细致地记录下他漫游途中一次乞食的经历：肩上扛一手杖，杖上挂一行囊，走到一处人家，跟女主人讨要面包和牛奶，说“让一个流浪汉也‘胡佛一把（Hooverize，厉行节约之意）’”。女主人最后象征性地收了点钱，表示不是对流浪汉（tramp）的施舍。这种漫游、求乞，对赵元任而言，似乎是他化解不安定感的自我疗法。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初版赵元任《早年自传》和杨步伟《杂记赵家》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已养成“冥游”的习惯。他喜欢边闲逛边放飞思绪，在路上碰到熟人老是忘记打招呼，看起来像个心不在焉的教授（absent-minded professor），因而获得“教授”的外号。赵元任这种“心不在焉”的书生气质，与他的妻子杨步伟正好形成完美的性格互补。杨步伟属于杀伐决断的行动派，她在《一个女人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Woman）开头坦言：
我喜欢动作。我第一次碰见我美国留学生丈夫的时候，他还是那种一天到晚坐在那想事情的中国念书人样子，我虽然脚还没踏到美国地方，他一见了我就说我简直像个美国人。我就是为着爱做事而做事。世界上该做的事那么多，你哪来工夫那么闲坐着煞？[赵元任译：I like to move;I like to act.When I first met my American -educated husband,a typical contemplative Oriental,before I ever set foot on America,he said that Iwas a typical American.I want to do things just for the fun of doing them.There is too much to do in the world to sit around and waste your time.]
1919年前后赵元任摇摆不定的精神状态，多少源于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他在1916年11月3日日记中写道：“I am 24 years old today,still a hesitator.”“hesitator（彷徨者）”道出了赵元任求学时期的性格底色。1918年5月他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答辩委员会主席霍金教授（William E.Hocking）追问写这篇论文（《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对他的性格有无帮助？赵元任老实回答说，无助于克服自己优柔寡断的毛病。
这种不安定的心理状态，对一个自信心、自制力极强的学者而言，是不同寻常的。其间隐伏着赵元任个人独有的精神危机、认同危机，与胡适归国前的踌躇满志形成有趣的对照。胡适在归国前已有明确的自我定位，就是要做国人导师，他常引纽曼（Newman）的一句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now thatwere are back.[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赵元任与胡适是一辈子的好友，但两人的人生志趣、生活态度完全不同。胡适是情愿活在金鱼缸中的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赵元任则有时刻意避开历史的聚光灯，宁愿享受私人生活（private individual）。
赵元任是现代学者当中特别注重保全日常性的一个人。早年随祖父各地迁徙、出国后四处游历、战乱期间流离失所，这些经历都让他格外珍视平常过日子的滋味。《赵元任早年自传》中但凡涉及大的历史变动，常滑向个人生活常态的记述。就像七七事变后的某个晚上，赵元任跟文教界的几位朋友在南京一家面馆吃面，静静地看着月亮在云层间穿过，都沉默不语。赵元任感叹：不知何时我们能再有这样的一个夜晚（I wonder how often we shall be able to enjoy this kind of evening again）。所谓平常过日子的滋味，只有在聚散离合的战乱年代，才是值得回味的稀罕物。
1927年两人共同的好友韦莲司（E.C.Williams）写信给胡适说：
我觉得世间最忽略的资源就是嬉戏，要能够在社会上撑得住，没有比嬉戏更重要了。不是指声色犬马，或神经兮兮的寻乐，而是真正轻松忘我地让想象力奔驰，表现自己另外的一面。赵元任无论在任何困境都不会令人觉得他可怜，因为他能随时以嬉戏的心态从中获得乐趣。
（参见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The Halfcentury Romance of Hu Shi&Edith Clifford Williams,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9）
不得不说韦莲司以艺术家的敏感捕捉到二人心性上的差异，赵元任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能保持“嬉戏”的心态，而这恰是作为公众人物，难以摆脱盛名之累的胡适所缺乏的。这种嬉戏的精神渗透到赵元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最钟情的语言学和音乐创作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嬉戏精神的引领下，语言学不再是枯燥的专业，音乐也不仅是业余的消遣，二者都成为赵元任生命中的光与热。
赵元任这种“嬉戏”的精神状态，也是近代中国过分紧张的学术社会所缺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元任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异端”，我感兴趣的是这种“嬉戏”的心态（play with something）与专业化程度极高的现代语言学之间的张力。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ancroft图书馆保存的赵元任档案中，据目录显示，其在讲演题目中多次用“嬉戏”的态度来谈语言问题，譬如Language at Play（语言游戏）、Playing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a Symbolic System（与作为符号系统的汉语嬉戏）等。他最得意的语言游戏，是利用汉字的视觉性，选取准同音异形（quasihomophonous）字编成“无意义”的小故事，如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的《石室诗士食狮史》（Story of Stone Grotto Poet Eating Lions）。在日常生活中，赵元任也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玩文字游戏的机会，善于用双关语（make puns）展示他特有的冷幽默。比如他和杨步伟合写的系列传记，总名为“Life with Chaos”，既是指“赵家的生活”，也可以理解为“一团混乱的生活”。
▲杨步伟《中国食谱》（NewYork:TheJohnDayCompany,1945）
韦莲司所看重的“嬉戏”，借用赵元任在《阿丽思漫游奇境 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译者序中的说法，其实是用一种“不通”的态度，笑对人生的难，追求一种有意味的“没有意思”（nonsense）。这篇译者序也是自我解构的游戏笔墨，赵元任在序后加了两条附记：
排版注意因以上所说种种的理由，这篇序文应该从头到尾删掉，请排版的，校对的就照办为要。
又，这几句话是专门给排版的，校对的看的，并不是书稿的一部分，千万不可以也把他排入，弄成一个大“不通”的笑话。
写序在他看来纯属多余，做序的最高境界是逼迫读者跳过序言直奔主题。《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是给小孩子看的书，又是一本哲学和论理学的参考书，里面有许多说不通的笑话。这些“不通”的笑话之所以有意思，就在于它不提倡某种主义。周作人认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特色，即这种有意味的“没有意思”。放到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的脉络中，周作人援引麦格那思的评价，指出阿丽思的冒险“非常分明的表示超越主义观点的滑稽”，引诱读者走进镜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在这里“物 质是一个消融的梦，现实是在幕后”。
▲1922年初版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内页 现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戏剧家丁西林也认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humor。这种humor特别对译者的口味，却是国粹里整理不出来的东西，是中国人一向没有或欠发达的口味。从中国旧有的滑稽、诙谐、聪明、俏皮、讽刺、戏谑里，提炼不出humor这种元素。《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是赵元任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书，他花大力气翻译此书，是因为从作者Lewis Carroll身上发现两人许多惊人的共通之处：mathematics，love，logic，paradox，shyness（见1915年9月7日赵元任日记），更重要的一点共鸣是以“不通”的态度随顺人生，从无目的的精神漫游中领会到生活里有意味的“没有意思”。
▲胡适1958年签赠东方图书馆的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扉页及便条现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赵元任一生视科学为天职，但他决不是苦行僧式的学者，而是一个嗜好极多、富于冒险精神的，学术上的享乐主义者。赵元任在独幕剧《最后五分钟》的前言中承认，他对学术的兴趣仿佛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极浓烈且忠心不变，即便一时移情别恋，最终还是会重回他的怀抱；而他对艺术的兴趣，仿佛是男人对女人的爱，一时间炙热如火，待热度消退后，好像就是离开她也能过似的，回头又恋恋不忘，觉得没了她，自己的生活便全无光彩。赵元任的嬉戏精神，不同于梁任公1920年代提倡的趣味主义，是以严格的专业化为前提，经过现代科学方法洗礼的享乐主义。
胡适在“Intellectual China in 1919”（《1919年的中国思想界》）一文开篇称：“In the whol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the year 1919 certainly deserves the name annus mirabilis[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1919年可谓是奇迹迭出的一年]。”借用赵元任作曲时惯用的表现手法，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被大写的“一九一九”这首多声部乐曲中，赵元任1919年的心路历程构成了主旋律的“转 调”（modulation）和“滑 音”（portamento）。
赵元任对音乐创作的兴趣，在他女儿赵如兰看来，有时也可以说是一种逻辑的兴趣。西方古典乐的和声系统有它的一套规律，赵元任喜欢用“转调”和“滑音”给歌曲赋予不同的情感色彩。比如在为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How Can IHelp But Think of You）谱曲时，据《新诗歌集》中的作曲者注，“教我如何不想他”这句的唱法，每次都有转调。第一遍是本调（E调），第二遍收在上五度的调上（B调），过门把B调引伸了两句又回到家，第三遍从同名小调（homonymic minor,e小调）假道，到了“它”的相关大调（relative,G大调），第四遍暂回到e小调，两句后又变回同名大调到家，在E调上收尾。唱这个歌的时候，首先要唱得婉转，有许多地方就是没有
号的，也不妨用一点滑音。这些自由的转调和滑音，赵元任以为并不是西方人专有的技法，可以给“中国派”的乐曲增添一点世界风味。
1919年胡适托任鸿隽在留美学界帮北大物色人才，任回信说赵元任一两年内未必肯回国。面对国内伸来的各种橄榄枝，赵元任此时仍徘徊在“世界公民”的理想与归国任教的现实之间。他很早就对“世界国家”的观念格外感兴趣，曾在日记中表示“立刻决定要加入这个国家，做一个世界公民”。“五四”一代知识人多受世界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受制于语言能力与知识视野，真正有资格成为“世界公民”的并不多。赵元任是留美学界中极少数能融入欧美学术社会，得到学院体制认可的。
“世界公民”的理想与民族国家意识在赵元任这里并不完全冲突，从他对音乐的理解中，可以见出他理想中的“中国音乐”是超越东西方的二元对立，祓除东方主义的幻觉，自由运用西方技法的世界音乐，或名之普遍音乐。赵元任在《新诗歌集》序中指出西方人对所谓“中国音乐”的刻板印象，源于一种“博物馆的中国”观念，但中国人不可能把自己囚禁在人种学的博物馆中：
可是你要是真心的爱一种东西，得要看你能不能跟它一辈子伴着过，能不能live with it（共同生活）？光说quaint（稀奇古怪）不行，你是不真觉得它lovely（可爱）?是不是觉得它cozy（温 暖）?是不是觉得它moving（生动）?……我们中国的人得要在中国过人生常态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穿了人种学博物院的服装，专预备着你们来参观。中国不是旧金山的“中国市”，不是红印度人的保留园。
这是赵元任文章中少见的有火气的段落，从中不难感受到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如鱼得水的中国学者，面对西方人猎奇的眼光时隐忍的愤怒。
赵元任决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他也不愿被裹挟入狭义的政治纷争当中，但在某些时刻，语言文字所携带的文化记忆仍是这位“世界公民”行囊里不忍抛却的故物。1956年赵元任录制唐诗，几次试诵《长恨歌》《琵琶行》，总是泣不成声，只好改录几首短诗。据赵如兰回忆，赵元任去世前一晚，还在用常州音吟诵“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赵元任从小爱放风筝，照规矩放到清明时节，就要割断丝线放走风筝。赵元任漂泊的一生，仿佛是一只断线的风筝，他虽然亲手割断了那根看得见的丝线，看不见的丝线仍系于方音、汉字及唐诗所凝缩的文化记忆中。（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