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藤湖南與胡適雖從未謀面，卻是神交，在學術上惺惺相惜。
內藤服膺清代乾嘉時期的大學者章學誠（字實齋）的學問史識，許為“絕學”，於1920年撰《章 實齋先生年譜》，1928年著《章學誠的史學》，以彰其事蹟。
1921年，胡適亦出版同名著作《章實齋先生年譜》，他說，“我做《章實齋年譜》的動機，起 於民國九年冬天讀日本內藤虎次郎編的《章實齋先生年譜》（《支那學》卷一，第三至第四號）。我那時正覺得，章實齋這一位專講史學的人，不應該死了一百二十 年還沒有人給他做一篇詳實的傳……，最可使我們慚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實齋年譜》的乃是一位外國的學者。我讀了內藤先生作的年譜，……就隨時在‘內藤譜’ 上注出每條的出處。有時偶然校出‘內藤譜’的遺漏處，或錯誤處，我也隨手注在上面。……這便是我作這年譜的緣起”（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序》）。
雖然 “內藤譜”仍有一些錯漏，但胡適是每每感謝內藤湖南的篳路藍縷之功的。1920年12月14日，胡適在致日本著名漢學家青木正兒的信中肯定了“內藤譜”的 學術貢獻，認為“內藤先生的《年譜》，確是極有用的材料”，並請青木正兒催促內藤湖南把他所得的“章氏遺書”儘快刊佈出來。1921年2月3日，胡適在致 青木正兒的信中再次提到“內藤譜”：“內藤先生的《章實齋年譜》，我已叫人去翻譯了。此譜搜集的極完備，使我非常佩服。”1921年2月17日，青木正兒 復信給胡適，轉達了內藤湖南的話，對於胡適給予“內藤譜”的“忠言”，“十分感謝”云云（《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下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 月），內藤湖南還寫了《胡適之新著〈章實齋先生年譜〉讀後》一文評論“胡譜”。
---内藤湖南:汉学为一生寄托,中国为学问归宿
日期：[2008年11月23日] 版次：[GB18] 版名：[阅读周刊 关注] 稿源：[南方都市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08-11/23/content_6360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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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在1922年將一本商務版的《章實齋年譜》送給內藤 湖男先生 書上題:
敬贈
內藤先生 表示
敬禮與謝意
胡適
此書現藏關西大學圖書館 書影可參考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Vol. 2, 2011,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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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向胡頌平說 日本漢學分京都的支那派和東京的東洋派
前者受到他很大的影響內藤湖南的《中國繪畫史》《日本文化史研究》
從內藤 湖南到傳下的神田和青木
當然 現在這些人都過去了
內藤湖南（日語：ないとう こなん，1866年8月27日—1934年6月26日），日本歷史學家。生於日本秋田縣鹿角郡毛馬內（現為鹿角市）。本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別號憶人居主、湖南鷗侶、彫蟲生悶悶先生。
青年時曾任記者，1907年至1926年間任教於京都大學，教授東洋史。
內藤湖南關於中國歷史最著名的理論是「唐宋變革期」。他認為中國歷史分期以秦漢以前為「上古」，東漢到西晉為「第一過渡期」，五胡十六國到唐朝中葉為「中世」，唐朝後期到五代十國為「第二過渡期」，宋朝以後則為「近世」。他的理論被之後的日本學者所繼承，成為日本人研究中國歷史的基本觀念。
[編輯] 主要著作
- 日本文化史研究 (有中譯本)
- 支那繪畫史
- 支那史學史
- 清朝史通論
Naitō Torajirō (内藤 虎次郎; August 27, 1866–June 26, 1934), commonly known as Naitō Konan (内藤 湖南), was a Japanese historian and Sinologist. He was the founder of the Kyoto School of historiography, and along with Shiratori Kurakichi (the founder of the Tokyo School), was one of the leading Japanese historians of East Asi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is most well-known book is called Nara.
He was born in what is today Akita Prefecture. He distinguished himself as a journalist. In 1907 he found Manwen Laodang in Mukden. As an authority of Chinese history, he was invited to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by Kano Kokichi in 1907 and got involved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History.
Naitō's most influential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was the recogn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as an important watershed. He argued that the social, political,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s that occurred between the mid-Tang Dynasty and early Song Dynasty represented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medieval (chūsei) and early modern (kinsei) periods of Chinese history.
In Japanese history, Naitō argued that Yamataikoku was located in Kyūshū rather than in Kinki.
我專門研究章實齋一家之學，已經三四年了︰
民 國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因我父親的指示，去買了一本胡適之先生做的《章實齋年譜》，到四月二十三日看完以後，才恍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同年月二十九晚， 偶听何柏丞先生講《文史通義》，寸更清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然而無錢無友的我，到六月十一日才借到一部石印的《文史通義》來讀，十七日才買到一部木刻的 《文史通義》來讀；至于浙江圖書館印的《章氏遺書》是得見而不得讀，劉翰怡先生刻的《章氏遺書》是方知而無力買！
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即初到清華學校研究院的第二天，初受業于梁任公先生，初立志作史學史的研究，就在“專修題”內認定了章實齋的史學”一門。十月十八日始業，買浙本，借劉本，足足理解了一學期。
十 五年一月二十五口，起了一個信念，以為︰研究一個人的學弋，必須了解他所以成學的原因。因推求章先生所以成學，則頗疑哇的環境不易產生他這種學術；最後 乃斷定他必受了前人的影響。百影響他最大的必是邵念魯。那天便發心願替邵先生做年譜，先關了解他一下。又兩日就動手，二月十一日遂告成。後來經過了十幾次 的補訂，到十七年春始由柏丞先生介紹，付商務印書館發印。
十五年春，再讀《章氏遺書》，隨手把《章實齋年譜》補了些新史料上去。六月二 十日，初見適之先生，問他怎麼辦︰適之先生說︰請你拿一本《年譜》去，把她補 好了寄給我。——但我不曾即刻踐約，因為他往歐洲去了。七月，我回家去，又因我父親的指示，打算改編《章氏遺書》。《章氏遺書》的各種版本都編次得不好， 這是讀者所公認而最感不便的。我不但想用新的分類法去改編她，而且想把人家批評或記述章先生的文章都附在她後面，使得讀者對于章先生能得整個的了解。照這 例，適之先生做的《年譜》自然最好是也擺在她後面；但因版權的關系，不能夠。所以我就在那暑假內，自己另寫了一部新的《章實齋年譜》。那新譜做的方法和適 之先生的不同（和內藤湖南先生的略似而材料較豐，且那時我尚不ffi日本文，未讀慈內藤譜》）。直至十六年四月，才在《國學月報》第二卷第四號發表。
十五年秋冬間，果然就劉刻《章氏遺書》改編成了一部《章實齋遺著》；又把章先生的著作的年月考出了一大半，做成一個年表。十六年春，送這些給任公先生看；他很高興，說號就拿給商務印書館印行吧。我回說︰慢點好，因為《文史通義》的最重要的幾篇還不知是何年月做的。
十 六年一月十一日，又想了解章先生的本師朱笥河；自二月二十一至三月十六間，不知不覺的又寫成一部《朱笥河年譜》。做那年譜比做《邵念魯年譜》容易多了， 因為史料都是現成的；然而《朱譜》沒有《召ﾃ譜》好，我自信︰《邵譜》有許多創例，是空前的，如用直敘法，多制圖表，闢“譜前”、“譜後”兩體等。寫《朱 譜》原是為的幫助“章實齋”的研究，任公先生又說朱笥河夠不上做年譜。到“章實齋”的研究完畢時，那《朱譜》也可以銷毀了。
經過了上述 的工作，對于章先生的淵源應該是很親切的了解了。至于對他學術思想的論評，也曾寫過幾篇文章發揮一己的意見；但隔了些時，便不滿意終究毀了，雖 曾發表過。我對于章先生要說的話當然很多，但多記在片紙上；至刂認為見解已熟時，才可撰有系統有組織的論文。所以自十六年以來，我就不肯做文章了。恰好那 年春夏，任公先生要我幫他整理“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和“廣中國歷史研究法”二種講義，所以只好暫把“章實齋”丟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