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1954.9.2 寄王方宇
說自己偶然想起”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九字* 竟然記不得出於何書了費了一個多鐘,竟尋不出出處…..尊處似有開明印的 《五經索引》(書名記不清了)……乞寄一冊
王方宇在19712.2的 《中央日報》寫《電腦和索引》
現在的科技加惠眾人: 一click 可知胡適之先生要知道的是
《論語 堯曰第二十》
說自己偶然想起”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九字* 竟然記不得出於何書了費了一個多鐘,竟尋不出出處…..尊處似有開明印的 《五經索引》(書名記不清了)……乞寄一冊
胡適紀念館設館之初,有徐高阮、胡頌平先生負責文物徵集研究、典藏展覽等工作;此外,毛子水、屈萬里、黃彰健、嚴耕望、胡頌平先生等人另組胡適遺著整理編輯委員會;......
經 歷: 中央研究院院士( 1972 ) 本所助理員( 1942-44 );助理研究員( 1944-46 );兼任副研究員( 1955-56 );兼任研究員( 1956-57 );專任研究員( 1957-79.02 ):專任研究員兼所長( 1973.01-1978.07 ) |
一、專書
二、校注、編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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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隐藏] |
謝壽康(1897-1974)譜名亦鑾,字次彭,號召七百,別號苑田村人,江西贛縣水南鄉(今章貢區水南鎮)苑田村人。清光緒二十三年(西元1897 年)出生。父謝言卿,清末秀才,任過江西贛縣高等小學堂堂長。民國初,隨長兄謝培真來到漢口,不久就讀於漢口法文專科學校。1912年6月28日被擇優選 送留學歐洲,當年入比利時自由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1914年年轉學法國巴黎法政學學校經濟科,獲得學士學位。1918年,入瑞士羅山大學攻讀並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19年和李石曾、吳稚暉等人在巴黎組織中法教育會,1921年任巴黎中國民主促進會秘書長。 1923年任裏昂中法大學校董。1923年,入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次年獲該校經濟學博士學位。同時,在比利時獲皇家學院院士,爲華人獲歐洲國家院士第一 人。1929年歸國,任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1930年2月,任駐比利時使館代辦。1933年1月,任立法院立法委員。1934年任立法院條約委員會 委員,中國文藝社常務理事兼秘書長。1935年任國立戲劇學校教授。1937年秋,與蔣百里等赴歐洲從事抗日戰爭的宣傳工作,第二年被任命爲駐法國、比利 時文化考察團團長。1941年任駐瑞士使館代辦。1942年7月,任駐教廷公使。此後,又任過國際聯盟同志會秘書長、中國文藝社常務理事兼秘書長、國立戲 劇學校教授等職。1946年10月,當選爲比利時王家文學研究院院士,膺選比利時法國語文皇家學會會員。1947年任法國知識分子聯合會名譽會長。 1949年與美國作家博希士雷、法國戲劇家巴荷發起組織國際戲劇協會。1949年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戲劇教授。1949年,攜家眷去香港香港,不久轉 台灣,赴美國定居紐約,被聘爲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戲劇教授。長1954年任駐教廷“大使”。1966年任“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團”顧問,中國文化學院研究 部教授,“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委員。1973年,任台灣當局外交部顧問和國大代表。1974年4月22日,謝壽康在台灣病故,終年77歲。著有《法國 戰時公債》、《李碎玉》、《五幕悲劇》、《東方與西方》、《蝴蝶夢及其他民間故事》等。(王朝網路 wangchao.net.cn)
宗白華先生的思想和詩
王聿均
宗白華先生是我最佩服的老師之一,也是給我思想啟發最多的老師之一。我在民國二十七年秋天,初進中央大學是讀中國文學系,二年級從柏溪到沙坪壩,轉人歷史學系,而濃厚的興趣仍在文學和哲學。所以選修和旁聽了不少哲學系的課程。因得有此幸運受到宗先生的啟迪和指導,而感到畢生受用無盡。他所講授的,不僅限於知識的灌輸,而且展示出宇宙人生的華美莊嚴。聽他書,如沐春風,簡直就是一種享受。如今半個世紀都過去了,回憶當時課堂上的情景,彷彿就在目前一樣。
宗先生江蘇常熟人,十七歲的時候,到青島去求學,那時正是民國三年。後來轉入上海“同濟醫工學校”德文科,並曾主編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介紹歐美文學新思潮。民國九年到德國去求學,十四年返國,即來東南大學任教,民國二十一年秋,應羅校長之聘,擔任中央大學哲學系教授,自此之後,一直未曾離開母校過。
抗戰期間,中大的哲學係是教授最多,學生人數最少的一系。像教西洋哲學和人生哲學的方東美先生,教中國哲學和印度佛學的李證剛先生,教“論理學”和數理邏輯的何兆清先生,教柏拉圖的陳康先生等,都是名重一時。宗先生研究德國哲學和藝術見長,他開的課程很多,包括“美學”、“藝術論”、“歷史哲學”、及“尼采”、“康德”、“歌德”、“叔本華”、 “倭伊鏗”等不下十餘種。宗先生上課時,多半是一襲灰布長衫,衣著極為樸素。他講書喜歡低頭對著書案,一堂課下來,很少抬幾次頭,卻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聲調鏗鏘,無論吐字遣詞,都優美如詩。他講“美學”時,形容一幅書,好像在一個寧靜的秋天下午,全身披滿了金色的光燦;形容一闕音樂,彷彿一會兒風聲竹韻泉水涓涓,一會兒金鐵交鳴,雄渾悲壯。講者和聽者,都不禁悠然神往,被美的氣氛所感染了。那時宗先生大約四十三、四歲左右,已入中年,每逢講得出神時,也會偶爾對著學生們一笑,從這裡顯示他尚未磨損的天真和鳶飛魚躍的心靈。
宗先生的思想,受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們的影響甚深。他尤其私淑歌德。二十一、二年之間,發表了兩篇有關歌德思想的文章,一為“歌德的人生啟示”一為“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都收於南京鐘山書局出版的“歌德之認識”一書中。他認為從歐洲文化的觀點來說,歌德確能代表文藝復興以後近代人心靈生活及內在問題:自強不息的精神和生活欲無限的擴張,構成西方近代文明的特徵,但也由此產生了不可思議的矛盾;歌德所啟示的人生,就是如何從生活的無盡流動中創造圓融和諧的形式,以調節心靈的糾紛衝突。在《浮士德》(Faust)一書中,說明生命與形式,流動與定律,向外擴張與向內的收縮,是人生的兩極,是一切生活的原理。可稱為“宇宙生命的一呼一吸”。伸張發揚之後,繼之以收斂循軌;奔流橫決之後,繼之以謙虛克制。一部生命的歷史就是生活形式創造與破壞,生命變化無盡,形式也變化無盡,所以生命也永遠在幻滅與追求之中,勇猛精進永無休止。無疑地,哥德的精神是宗先生早期思想的重要來源之一,他由此理解了西方人為何能夠勘天役物,不停地突破和創造,同時也更感到東方樂天知命寧靜致遠的智慧,足可濟現文化之窮!
抗戰期間的宗先生,除了專注於在中大的教學工作外,便是潛心著述,很少參加外界的文化和文藝活動,連近在咫尺的重慶市區,都很少前往。這時候,他的思想已從四方回到東方,廣泛涉獵中國古籍,包括經書、子書、詩集、文集、詞曲、筆記等類。並於民國三十年一月,在重慶出版的《星期評論》周刊第十期上,發表了那篇頗受爭議的文章“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這篇文章是宗先生讀世說新語的雜感,信筆拈來,活潑自然,剔透玲瓏。他認為魏晉六朝時代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最富於智慧,最濃於宗教熱情的時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時代。他在文中提出數點:一、魏晉人生活上人格的自然主義和個性主義。二、山水美的發現和晉人的藝術心靈。三、晉人對自然、對哲理、對友誼,都“一往有深情”。四、晉人之美,在於神韻,而成一種心靈的美或哲學的美。五、晉人的美學是“人物的品藻”。六、晉人的道德觀和禮法觀,不重形式,而重真性情。從性情的率真和胸襟的寬仁,建立他們的新生命。上述的每一點都用世說新語中的小故事,加以說明,簡潔的按語,輕輕點化出一種風采,一種雅緻,一種情懷!真可說是一付發人深省的清涼劑!當時抗戰陷入艱苦的階段,有些人看了這篇文章,大不謂然!責以不應在抗戰的大時代中,提倡魏晉人的個人主義和清談頹廢之風。宗先生便寫了一封短信,在後幾期的星期評論周刊登載出來,略作辯白。大意是說,他的文章主要的意思在於反映出一個時代的全面景象,將人心裡面的美與醜,高貴與殘忍,聖潔與惡魔,逼真地呈現出來,並非傳播消極思想,相反的,在文中很多地方都表現了積極的正面的意義。恰巧那時我在歷史系系刊上發表了一篇“東晉經略中原之經過”的文章,宗先生特別舉出來作為證明。宗先生以一代哲學大師,竟引用一個在校學生的習作,更見出他虛懷若谷的前輩風範!
此後他的興趣逐漸轉移到對中國藝術的研究,融合了西方藝術和美學的理論,來闡釋中國的繪畫、書法、詩詞、舞和樂等的意境及其像徵的哲學意義。而以“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兩篇為代表作。這兩篇,可說是宗先生智慧的結晶,他認為王船山所稱“以追光攝影之筆,寫通天盡人之懷”,正表出中國藝術底最後的理想和最高的成就,真是一語破的之論。
宗師不只是一位哲學家,也是一位優秀的詩人。他早期的新詩集,叫“流雲小詩”,深受西方“泛神論”(Pantheism)思想和印度泰戈爾哲理詩的影響。他的“自序”僅有下面的簡短數行:
當月下的水蓮還在輕睡的時候,東方的星辰已漸漸的醒了。我夢魂裡的心靈,披了件詞藻的衣裳,踏著音樂的腳步,向我告辭去了。我低聲說道:“不嫌早麼?人們還在睡著呢!”他說:“黑夜的影將去了;人心裡的黑夜也將去了!我願乘著晨光,呼集清醒的靈魂,起來頌揚初生的太陽。”
從序文裡,可以看得出宗先生想拿這些小詩,“來呼喚東方的黎明”。他說,當朝霞滿窗時他也讚頌旭日的初升:他愛人間的溫愛和群眾裡千萬心靈一致緊張而有力的熱情。他並非只是一位高蹈於象牙塔的唯美詩人。收在“流雲小詩”中的詩篇,大約都是在國十年冬到十一年春之間寫的,比沈尹默、劉半農、康白情、朱自清等寫的新詩,在時間上晚了三五年,所以寫的比較成熟,比較含蓄,也比較富於象徵的意味。在形式上雖然不講韻律但仔細讀來,仍會感覺著有一種自然的節奏起伏。宗先生自己說,他的小詩受唐人絕句和歌德小詩的影響多些,和日本俳句毫不相干,受泰戈爾的影響也不大。實則泰戈爾的“園丁集(The Gardener),的確曾打動他易感的心靈。茲舉出宗先生的幾首小詩如下:
一、 信仰
旭日初生時
我心中開了信仰之花
我信仰太陽
如我的父!
我信仰月亮
如我的毋!
我信仰眾星
如我的兄弟!
我信仰萬花
如我的姊妹!
我信仰流雲
如我的友!
我信仰音樂
如我的愛!
我信仰
一切都是神!
我信仰
我也是神!
二、夜
一時間
覺得我的微軀
是一顆小星,
瑩然萬星裡
隨著星流
一會兒
又覺著我的心
是一張明鏡,
宇宙的萬星
在裡面燦著。
三、有贈
她們麼?
是我情天的流星
倏然起滅於蔚藍空裡
唯有你,
是我心中的明月,
清光長伴我碧夜的流雲。
四、詩
啊,詩從何處尋,
在細雨下,點碎落花聲!
在微風裡,飄來流水音!
在藍空天末,搖搖欲墜的
孤星!
第一首“信仰”,完全流露他泛神思想的宇宙觀,他被太陽、月亮、眾星、萬花、流雲和音樂的光所環繞,他的心靈也與整個的宇宙相擁抱。人和自然不是對立的,而是和諧的,人心契合著天心,瀰漫著無邊無際的愛,表現一片生機。第二首“夜”,則暗示萬有的大宇宙(Cosmos)和個人內心的“小宇宙”(Microcosm)之相連相通,從另一個方面看,個人的微軀,只是流星中的微光,大海中的涓滴;若從另一個方面看,一粒沙中呈現出世界,一朵花中映出天國,人的心湖也呈現出了宇宙的森然秩序和萬道光芒。第三首“有贈”,是歌頌永恆的美和不凋謝的愛。美由剎那頃的燦爛,而化為理則之美,哲學之美也就成為不凋之愛了。愛由凡俗的愛,到心靈的愛,而化為柏拉圖式的理念之愛,也就成為不凋之愛了。明月的清光,長伴他碧夜的流雲,這又是何等的宇宙情深!第四首“詩”,短短四行,點化出天籟之音,空濛之色,令人意消!無限內心的孤回與清明,若藍天末孤星的搖曳,又是怎樣使人沉醉的境界。這幾首詩,實在是宗先生思想的形象化,因為他的詩和思想,渾然一體,無法分割。
中午以後,宗先生不再寫新體詩。抗戰期間在母校任教時,偶爾寫些舊詩,但數量不多。他自己最為欣賞的一首是“柏溪夏晚歸棹”,那是一首五律,其詩云:
飆風天際來,
綠壓群峰冥。
雲罅漏夕輝,
光寫一川冷。
悠悠白鷺飛,
淡淡孤霞回。
繫纜月華生,
萬象浴清影。
他自己希望藉著這首小詩,傳達中國心靈底宇宙情調。他的思想顯然又回到東方,他對中國傳統藝術的幽思壯採,有著難以遏止的熱情。
綜觀宗先生的詩,無論新體詩和律詩,都像繁星點點,光影紛披,都像流水潺潺,眾音奏鳴,而有一種自然的嫵媚。這是源於他內心不昧的靈明,與永未被磨損的天真。抗戰勝利後,宗先生隨著母親還都,在南京定居下來,我也輾轉度海來台。從此師生失去了聯繫,轉瞬已近四十年了。人事滄荒,前塵如夢,聽說宗先生早已謝世,他的覃思妙趣,文才風流,業已煙散冰消,為人遣忘,又還能留下些什麼痕跡呢!
今歲欣逢母校創校七十週年,將隆重舉行慶祝校慶的典禮,並編印“紀念特刊”。承蒙“特刊委員會”的學長們盛意約稿,特在“懷念師長”一欄的範圍內,撰成此文,用志紀念。宗先生在母校任教將近三十年,他採擷西方現代思想的精華,發揚中國文化中深厚而優美的人文精神,對學生心智的發展,給予莫大的啟迪。他對教育、文化方面的貢獻,和誨人不倦的精神,實在值得後輩的景仰和效法。
《中央大學七十年》[台] 國立中央大學印行1985年
1949.3.14 頁391
得毅生函, 有錫予、梅蓀、續祖、饒樹人、華幟、尹樹人簽名問好。又有大綵信。喜極。
我的父親高二適先生一生勤攻詩書,篤嗜臨池。讀帖觀書之際,常以所得所感書於卷中。經其批閱過的書帖,往往墨漬筆痕淋濰酣暢。人言磨墨墨磨人,磨穿鐵硯始堪珍。父親的詩句表明:聿勤的付出,必有珍貴...(高二適(1903~1997),江蘇薑堰《舊屬東台》人。原名錫璜,後易二適,曾署痦宣、舒亮、麻鐵道人等,為江蘇省文史館館員,近現代著名書法家,有“當代草聖”之譽。1965年與郭沫若有“蘭亭論辯”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