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陳獨秀本志經過三年，發行已滿三十冊；所說的都是極平常的話，社會上卻大驚小怪，八面非難，那舊人物是不用說了，就是□□叫的青年學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種邪說，怪物，離經叛道的異端，非聖無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實在是慚愧得很；對於吾國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無限悲觀。社會上非難本志的人，約分為二種：一是愛護本志的，一是反對本志的。第一種人對於本志的主張，原有幾分贊成；惟看見本誌上偶然指斥那世界公認的廢物，便不必細說理由，措詞又未裝出紳士的腔調，恐怕本志因此在社會上減了信用，像這種反對，本志同人， 是應該感謝他們的好意。這第二種人對於本志的主張，是根本上立在反對的地位了。他們所非難本志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和賽因斯（ 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志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志，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社會上最反對的，是錢玄同先生廢漢文的主張。錢先生是中國文字音韻學的專家，豈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進化的道理？ （我以為只有這一個理由可以反對錢先生。）他只因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著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著許多老少漢學大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不啻聲明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他憤極了才發出這種激切的議論，像錢先生這種“用石條壓駝背”的醫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贊成的。但是社會上有一班人，因此怒罵他，譏笑他，卻不肯發表意思和他辯駁，這又是什麼道理呢？難道你們能斷定漢文是永遠沒有廢去的日子嗎？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此時正是我們中國用德先生的意思廢了君主第八年的開始，所以我要寫出本志得罪社會的原由，佈告天下。一九一九年一月一五日發表於《新青年》六卷一號1919年1月
胡適紀念館將該書手校本公開
http://www.mh.sinica.edu.tw/koteki/FrontEndImages/ed488375-210b.pdf
此導演說台灣具拍其紀錄片之優勢因為中國的知識份子只在呼籲平反而已
反覆看著
《反對者——陳獨秀（1879-1942）》紀錄片時，中國的清朝連續劇《後宮甄嬛傳》也正在另一個Youtube視窗裡默默對照著。封建
時期，人與人的關係都透過帝王，地位身份都是被賞賜才能擁有，在這種社會關係裡，假裝風花雪月以避開政治風暴的人有之，意圖奪權篡位興風作浪的人有之，聰
明靈巧步步為營以求保全自身的人有之，但在那樣綿密的網絡裡，卻怎麼也容不下一個「反對者」的角色。莫怪20世紀初中國近現代面對政治社會轉型時，理想型
知識份子是如何急切地想透過政治改革、文化啟蒙等手段找到通往未來的途徑。
由香港衛星電視媒體陽光衛視（因常涉及敏感政治話題而遭中國大陸封殺）董事長陳平擔任製作人、台灣紀錄片工作者張釗維導演的《陳獨秀》為今年自製的
大型紀錄片之一。除了政治，陽光衛視一直異常重視海內外紀錄片的放映和中國獨立導演的電影，而今年自製的三部紀錄片都相當具有政治意識，《烏坎》、《三峽
江湖》便政治地看土地和三峽大壩，《陳獨秀》則意圖揭開被中共扭曲的早期領導人被忽略的面貌，重新詮釋中國近現代史。
第一集 家國狂徒 1914年，他首次以獨秀的筆名發表【愛國心與自覺心】，引發眾人大嘩。他的狂徒形象，開始為人議論。但他不僅是個思想上的狂徒，在家庭倫理上也是離經叛道。 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新生的中華民國因為南北割據、軍閥混戰而陷入谷底深淵，就在這時候，他汲取歐洲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與雅各賓黨創造新人類的思想資源...
胡適的"序《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同陳獨秀的“最後見解” 一樣，都是很重要的文獻。1949.4.14寫於逃亡美國旅途中，全文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2083-2091，收入胡適《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反對者：陳獨秀》引的是陳獨秀說:"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影片中認為，陳獨秀這種思想，影響中國共產黨和台灣民主進步黨之創立。
1949年4月14日，
在國共鏖戰的轟隆炮火聲中，將自己的命運與國民黨綁在一起的胡適（也因為對中共不認同）黯然傷神地離開了大陸。當輪船航行在茫茫無際的太平洋上時，他讀了
《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一書。他將老友的遺著重新編輯出版，定名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和書信）》。他還為這本書撰寫了一篇序言。
在序言中，胡適由衷贊佩老友在“最後見解”中發掘出民主真諦的意義。他說：“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深思熟慮了六七
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仔細想想”；他的“最後見解”“是獨秀自己獨立思想的結論，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陳獨秀寫的的《我的根本意見》，已把
“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看得更透徹了，這便是“一切公民(有產的與無產的：政府黨和反對黨)，
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他更申說一
分類：
兩岸三地,
文史雜談 |
作者：南方週末 |
日期：
十二月 7th, 2007
文◎李楊
1936年莫斯科大審判後，陳獨秀即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發生疑問：“這樣不民主，還算什麼工人國家？"
陳獨秀說：“每個康米尼斯特看了這張表，還有臉咒駡資產階級的民主嗎？宗教式的迷信時代應當早點過去，大家醒醒罷！”
所謂陳獨秀的“最後見解”，是指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期間，陳獨秀發表的4篇文章和寫給朋友的6封信中表達的觀點，後人將這些文字
輯為《陳獨秀的最後見解(論文和書信)》一書。按抗戰期間與陳獨秀往來密切的陶希聖的說法，“最後見解”的主要內容是“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
“獨秀與我多次見面，無所不談”，“他每次與我談論，都鮮明表達他思想轉變的方向”。
陶希聖說：他雖已為某黨所放逐，仍以真正的馬克思共產主義者自命，而
有“耿耿孤忠”之概。但是他有堅強的民族自尊心，也有明確的民主思想。這兩種成分存在他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之內，經過了“六七年沉思熟慮”，他的民族
思想與民主主義便突破藩籬，而結成他的“最後見解”。(本文所引陶希聖的言論，均見《記獨秀》，《傳記文學》第5卷第4期)
陶希聖特別說明：“獨秀與我談論，遠在這十篇文字發表之前。”也就是說，早在1938年上半年，陳獨秀已多次談及他的“最後見解”。那麼，陳獨秀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所得的結論是什麼呢？陶希聖回憶：
他以為共產黨應該是無產階級民主政黨。他以為無產階級民主是與資產階級民主一樣，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
他以為若是不實現大眾民主，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史達林(編者注：即史達林)式的少數人的專制。若不實現民主制，史達林死後，誰也免不了還是一個專制魔王。
觀察歷史可以有很多視角，民主是最重要的一個。陳獨秀把民主作為衡量一個國家進步或反動的惟一標杆。基於民主立場，陳獨秀對蘇聯的非民主經驗有深刻的認
識，甚至比托洛茨基對史達林的認識更為根本和透徹。陳說：“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史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
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陳獨秀對史達林問題的認識，已經觸及政治制度層面。“是獨裁制度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
裁。”(《陳獨秀著作選》，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555頁)一直受史達林打壓、命運坎坷的陳獨秀說：“不能一切歸罪於史大林。”留俄的國民
黨員白瑜感慨地說：“陳先生寬恕史達林，胡適之先生謂其心存厚道，正如太炎先生吊袁世凱‘敗不出走，於今猶傑’，均書生本色。”
1936年莫斯科大審判後，陳獨秀即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發生疑問：“這樣不民主，還算什麼工人國家？”1939年德蘇協定後，陳獨秀公開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
場，以為沒有高於資產階級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國家。如果工人階級國家不比資產階級國家更加民主，工人階級奮死鬥爭又為了什麼呢？
那麼，資產階級的民主是什麼呢？為讓大家明白“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真實價值”，陳獨秀列了一張表，比較英美與俄德意的政治制度：
(甲)英、美及戰敗前法國的民主制：
(一)議會選舉由各黨(政府反對黨也在內)壟斷其選舉區，而各黨仍鬚髮布競選的政綱及演說，以迎合選民要求，因選民畢竟最後還有投票權。開會時有相當的討論爭辯。
(二)無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殺人。
(三)政府的反對黨派甚至共產黨公開存在。
(四)思想、言論、出版相當自由。
(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蘇聯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師，故可為一類)：
(一)蘇維埃或國會選舉均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只有舉手，沒有爭辯。
(二)秘密政治員警可以任意捕人殺人。
(三)一國一黨不容許別黨存在。
(四)思想、言論、出版絕對不自由。
(五)絕對不允許罷工，罷工即是犯罪。
陳獨秀說：“每個康米尼斯特(即共產黨員——引者注)看了這張表，還有臉咒駡資產階級的民主嗎？宗教式的迷信時代應當早點過去，大家醒醒罷！”(《陳獨
秀著作選》，卷三，第558頁)通過比較，陳獨秀認為蘇俄的專政是退步和反動的，“俄國的蘇維埃制，比起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如。”“所謂‘無產階
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
胡適認為陳獨秀這張列表十分重要，整段引
入他為《陳獨秀的最後見解》一書所撰寫的序言裏。胡適說，這本書足以代表陳獨秀的最後思想，也是陳獨秀對於民主政治深思熟慮的最後結論。晚年承認“民主主
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之一種動力”的陳獨秀，與一生鼓吹民主、自由的胡適，可以說是殊途同歸。
在陶希聖看來，陳獨秀認為將來中國還是要
走民主政治的道路，只是這“‘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
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民主與社會主義是一致的，拋棄民主就是拋棄社會主義。不實現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必然
蛻變。
如果說陳獨秀是立足於政治制度層面看民主政治問題，那麼陶希聖則主要立足於唯物史觀看社會發展和資本主義問題。早在1929
年，陶希聖就提出，中國的封建制度已經崩壞，資本主義尚未發達，現在的中國，從倫理的基礎上爭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路，是沒有多大價值的。資本主義或社
會主義之路是一個經濟發達的事實問題及社會階級勢力推移的問題，不是愛憎問題，不是喜懼問題。(《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新生命書局，1929，第319
頁)“半資本主義”制度下，在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之中，民眾難以對人權、民主、自由等觀念有廣泛的和深切的理解，更說不上有強烈追求。
陶希聖十分認同陳獨秀的“最後見解”，認為“他的遠見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陶希聖主持的《政論》週刊，半年內發表了陳獨秀的6篇文章，包括《抗戰與建國》、《告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我們為什麼反對法西斯蒂》等。
外號“火山”的陳獨秀說過，我“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願說不錯又不對的話”。他的
“最後見解”公開後，如同瞿秋白臨死前留下的《多餘的話》一樣，引起許多爭論，甚至“遭當世罵”。《解放日報》發表署名文章，批評陳獨秀旨在“否認蘇聯社
會主義，否認中國三民主義，否認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否認反法西斯陣線的存在和力量，否認戰後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指責陳文體現了“托洛茨基陳
獨秀派的漢奸本質”。
陳獨秀也明白自己永遠是個不“入時合流”的“反對派”，總是充當一個艱難而彆扭的角色，所謂大丈夫不能投機，更
不能取巧。“適之兄說弟是一個‘終身反對派’，實是如此”。胡適說：“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深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
論，很值得我們大家想想。”胡適認為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具有“獨立思想”，“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胡適將陳獨秀的“最後思想”評價為“中國現代政治思
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獻”。
(本文為廣州市黃埔軍校研究基地資助專案，作者系廣州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
陳獨秀 與胡適都屬"兔" 相差一輪
容忍與自由(1959)文章與“《自由中國》十週年紀念會”談話
陳獨秀：光榮的“失敗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馬國川
【編者註】5月27日是陳獨秀逝世70週年，FT中文網特發此文，以示紀念。五四一代的風雲人物，晚年大多功成名就，榮光加身，唯有陳獨秀落魄孤獨，貧病交加。 1942年5月27日，當63歲的陳獨秀在四川小城江津寂寞辭世時，身無長物。從辛亥革命時安徽省都督府的秘書長，到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從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到共產黨的創建者，陳獨秀一度活躍在中國現代史的風口浪尖，叱吒風雲。但晚年的陳獨秀卻被他親自組建的政黨開除，他領導的中國“托派”也與他分道揚鑣。在國民政府的監獄裡度過六年以後，他流落武漢、重慶，直至埋骨異鄉。難怪他自己也自嘲為“失敗者”。然而，七十年過去了，當歷史的粉飾剝落以後，多少所謂偉大人物身上的光環黯然失色，陳獨秀的身影卻如巨石一樣屹立，其思想更如穿越歷史隧洞的火炬，直抵當下。陳獨秀一生推崇民主與科學，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說：“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雖然五四以後，他誤入列寧主義的思想藩籬，以為無產階級的民主要高於資產階級民主，中國可以經由無產階級專政達到真正的民主。可是，在隨後的革命活動中，他認識到共產國際裡沒有絲毫民主可言；斯大林的“大清洗”又使他認識到斯大林的本質——殘暴的個人獨裁。陳獨秀說，任何專制獨裁，都是領袖個人獨裁，“沒有階級的獨裁，只有個人獨裁”。就像德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盧森堡所描述的那樣：“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具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主義的黨的領導人指揮著和統治著．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幾個傑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並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來的決議，由此可見，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 —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攝政治家的專政。”陳獨秀還指出，“無產政黨若因反對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製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麼社會主義，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直到蘇聯解體二十年、俄羅斯人早已唾棄斯大林體制之後的今天，中國還有人為斯大林辯護。而七十多年前，陳獨秀就以深刻的洞察，揭示了斯大林的罪惡並非個人品質所致，而是製度使然。因為“是獨裁制度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產生獨裁”。如果不在製度上反對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許多斯大林在蘇聯和別的國家產生出來。二十世紀後半葉的許多事情都被陳獨秀言中了，斯大林、鐵托、齊奧塞斯庫、霍查、波爾布特……這些獨裁者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不斷產生。晚年的陳獨秀痛定思痛，回歸五四，並在更高的層次上認同民主的價值。他在深入研究了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後，得出這樣的結論：人類的歷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發展史。所謂“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是實施的範圍廣狹不同，並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產階級的民主。”他尖銳地說，社會主義者若在民主頭上扣上某某階級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則是反動而非進步。陳獨秀不會想到，在他去世後60多年後，中國一位學者竟然由於發表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引起轟動。假如不認同民主的價值，當初推翻清王朝的帝制、建立民國有何意義？在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潮流的當代，很多中國人還在為民主是不是好東西而爭論，真令人慨嘆不知“今夕何夕”。陳獨秀淒然離世之時，二戰戰火方熾，他在最後的文章裡提醒國人：“即令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落後，又加以歷史傳統，而且在戰爭中，民主自由制度一時不易達到理想程度；這自然是事實，然而起碼也必須表示趨向民主自由這條道路的決心，不應該像有些人根本反對自由民主，痛罵民主自由是陳詞腐調，指摘主張民主自由的人是時代錯誤；或者客氣一點，拿中國特殊的所謂'民主自由'，來抵制世界各民主國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則。”重讀陳獨秀七十多年前寫下的文字，就像他在對著當下的中國說話，擲地有聲，振聾發聵。假如陳獨秀還活著，他是否會學得“聰明”些呢？不會的，因為他早就宣布：“我只注重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一個自認的“失敗者”，他的言論不但沒有過時，反而如暮鼓晨鐘，足以在中國現實的鐵幕前激起巨大的迴響。這是時代的悲哀，卻是陳獨秀的光榮。
今天在陳忠信兄處看到他借來的:
鄭學稼，「
陳獨秀傳」上、下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
我說鄭學稼竟能寫這樣厚的《陳獨秀傳》真.... 他說他們都是托派....(
郑学稼（1906-1987），福建长乐人。这是没有最后定稿的著作，他于1987年6月写完初稿，7月即病逝。该书于1989年在台北出版，上下两卷，共1380页，八十多万字。)
最近中國又出版他的文集
我常說陳獨秀坐牢的5-6年 可以寫書 太太可以過去照顧生活
所以當時的牢 可能比現在的更有點人味
陳獨秀的人緣不佳 也不擅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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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致胡適1932.12.1
陳獨秀在信中感謝胡適和一班朋友為他奔走營救：
適之先生
此次累及許多老朋友奔走焦慮 .......
審判約在夲月底，計尚有月餘消遙。判決後，以弟老病之軀，即久徒亦等於大辟.......。
先生能找幾本書給我一讀否?
英文"原富" ，亞當斯密的
英文李家圖的"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
英文馬可波羅的"東方遊記" ，
崔適先生的"史記探源"
此外，關於甲骨文的著作，也希望能找幾種寄給我，先生要責我要求太多了罷!
存尊處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現在商務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務還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弟頗欲此書能早日出版，能夠引起國人批評和注意。坑人的中國字，實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礙，注音字母這一工具又太不適用，新制拼音文字，實為當務之急。甚望先生能夠拿出當年提倡白話文的勇氣，登高一呼。拙著至淺陋，只是引龍出水的意思而已。
先生著述之才遠優於從政，“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近聞有一種傳言，故為先生誦之，以報故人垂念之誼。此祝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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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陳獨秀書(八月廿一日) ……足下論文之言曰：「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 (Classicism)、理想主義(Romanticism)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Realism)。」此言是也。然貴報第三號(《青年雜誌》) 載謝無量君長律一首，附有記者案語，推為「希世之音」。又曰：「子雲、相如而後，僅見斯篇；雖工部亦只有此工力，無此佳麗。」細尋謝君此詩(八十四韻)， 所用古典套語，不下百餘事。中如「溫矚延犀燼(此句若無誤字，即為不通)，劉招杳桂英」；「不堪追素孔，祇是怯黔嬴」(下句更不通)；「義皆攀尾柱，泣為 下蘇坑」；「陳氣豪湖海，鄒談必裨瀛」：在律詩中皆為下下之句。又如「下催桑海變，西接杞天傾」，上句用典已不當，下句本言高與天接之意，而用杞人憂天墜 一典，不但不切，在文法上亦不通也。至於「阮籍曾埋照，長沮亦耦耕」，則更不通矣。夫《論語》記長沮、桀溺同耕，故用「耦耕」。今一人豈可謂之「耦」耶？ 此種詩在排律中但可稱下駟。稍讀元白劉柳之長律者，皆知貴報之案語為過譽謝君而厚誣工部也。……適所以不能已於言者，誠以足下論文已知古典主義之當廢，而 獨極稱此種古典主義下下之詩，足下未能免於自相矛盾之誚矣。…… (第二冊，39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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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062037785_2.html
冰雲：“兩個反對的朋友”——陳獨秀與胡適
發佈時間:2011-06-20
10:38 作者:冰雲
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
——胡適
陳獨秀與胡適的名字，是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文化運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他們以深沉的愛國情思發起了新文化運動運動，以披荊斬棘的魄力，讓這場運動成為清掃佔據統治地位的舊思潮的颶風，從而開闢了歷史的新紀元。作為這場運動的發起者和指導者，兩人的風格一剛一柔，相得益彰。他們的絕佳配合，使得“陳、胡”成為中國近代史上與“康、梁”、“孫、黃”並駕齊驅的三對赫赫有名的標誌性人物組合。
然而，只要稍稍對陳獨秀與胡適的生平做一簡單排列就會發現，在他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裏，兩人政治、思想上見解一致的時間與他們分歧、爭論不斷的後半生相比，其短暫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儘管他們終生都難能可貴地保持著私人情誼。
自1918年起，陳獨秀與胡適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就逐步凸顯了出來。當陳獨秀盡頭十足地發表對政治評頭論足的長短大論時，引起了有意與政治保持距離的胡適的不快，在他看來，陳獨秀的舉動已經違背了《新青年》初創時大家心照不宣的宗旨：“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離開政治”。（1）而陳獨秀對胡適不談政治的做法更是不以為然。這時，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大導師，也隱然成為兩大思潮的領袖。當年的北大學生黃日葵就曾說道：
“五四”的前年，學生方面有兩大傾向：一是哲學文學方面，以《新潮》為代表，一是政治社會的方面，以《國民雜誌》為代表。前者漸趨向國故的整理，從事于根本的改造運動；後者漸趨向於實際的社會革命運動。前者隱然以胡適之為首領，後者隱然以陳獨秀為首領。（2）
陳獨秀轉而篤信馬克思主義，並將《新青年》變為宣傳主義的論壇時，作為實驗主義信徒的胡適更無法與他找到共同語言，他既無法說服陳獨秀，也無法被陳獨秀說服。
1919年初，陳獨秀因遭污蔑排擠離開北大後，在上海“又交上了那批有志搞政治而傾向於馬列主義的新朋友”，因此和胡適等“北大裏的老夥伴，愈離愈遠”。（3）
此後激情滿懷的陳獨秀一面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一面著手組黨工作，這與胡適仍堅守文化和思想啟蒙的立場更是大相徑庭。出於對往日情誼的珍惜，雙方都曾竭力彌合彼此的分歧，但最終還是無濟於事，聞名遐邇的《新青年》團體也因此解體了。
不過，無論陳獨秀和胡適在政治、思想上的看法是多麼格格不入、水火不容，但兩人的私交並未因此而斷絕（當時的知名人士之間，一面公開論戰，私下又把酒言歡的並不在少數，而後來的很多歷史敍述都在不同程度上誇大了他們之間分歧和對立的程度）。
1922年8月9日，陳獨秀被法租界逮捕，社會上的知名人物及一些社會團體立時展開營救行動。胡適則給時任外交總長的顧維鈞寫信，為陳獨秀“乞援”，他在日記中記道：
寫一長信給顧少川（顧維鈞，字少川——引者），……說法國人近年作的事，實在大傷中國青年的感情，請他以此意勸告法公使，請他們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末說，我並不為獨秀一個人的行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獄，不是怕坐牢的人；不過一來為言論自由計，二來為中法兩國國民間的感情計，不得不請他出點力。（4）
正如胡適所說，他出面營救陳獨秀，不僅是為了陳獨秀個人，他更高的追求，是努力維護一種思想自由的社會環境（很可惜，他的良苦用心並不為大多數人所理解）。作為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他認為任何人都有表達思想的權利，不同意見之間可以反駁，可以爭論，但借助暴力手段或行政機關剝奪他人的言論自由或人身自由，卻是他極力反對的。
陳獨秀出獄後，經濟拮据，胡適又與蔡元培、蔣夢麟、李大釗等人在9月24日署名發表為陳獨秀募集訟費的啟事。如果注意到當時胡適和陳獨秀為“聯省自治”等問題爭論得不可開交的話，就不得不欽佩他能將政治、思想分歧和個人情誼分清的涵養。
這其實並不奇怪，陳獨秀和胡適畢竟都是新文化氣質濃厚的思想家，在他們內心，也與那些個性獨特的知識份子朋友一樣保留著一種傳統：朋友之間政治、思想上的衝突無論如何尖銳，無論如何吵得面紅耳赤，不可開交，但他們都相信，政治、思想上的衝突不應該成為結束個人情誼的理由。同樣，私人的良好感情也不可能消融彼此政治、思想上的分歧。這也是他們的交情能夠保持終生的重要原因。
二十年代初，當陳獨秀在政治舞臺上積極拼搏時，胡適也在情勢逼迫下，忍不住地開始對現實政治發表見解。但是，性情溫和的胡適參與政治的方式卻與陳獨秀完全不同，他仍脫不了“書生議政”的範疇——通過辦報參與政治；而作為馬克思主義信徒的陳獨秀，則早已斷定坐而論道式的參政風格是軟弱無力的，他不僅創建了一個新式政黨，而且躊躇滿志地參與醞釀著一場聲勢浩大的革命運動（胡適當時就承認，他一方面不能像陳獨秀那樣“狠幹”，一方面又沒有梁漱溟那樣“蠻幹”，而只有“從容慢步”）。（5）
政治觀點的大相徑庭，導致兩個老朋友之間的分歧和爭論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23年1月，時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的羅文幹被控貪污受賄被捕，後因查無實證，司法機關宣佈羅文幹無罪釋放，但教育總長彭允彝卻在內閣會議上提議“再來過”，羅文幹因此再次被捕。為抗議彭允彝在“羅文幹案”上干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的行為，北大校長蔡元培向北洋政府提交辭呈，宣佈“元培目擊時艱，痛心于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唯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之國人。”（6）
對於蔡元培的舉動，胡適明確表示贊成，他在文章中寫道：“我們贊成蔡先生此次的舉動，也只是贊成這點大聲主持正誼，‘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的精神。”（7）隨後他又寫道：“蔡先生這一次的舉動，確可以稱為‘不合作主義’，因為他很明白的指出，當局的壞人所以對付時局，全靠著一般胥吏機械式的學者‘助紂為虐’；正誼的主張者，若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8）
與此同時，陳獨秀則對蔡元培採取“不合作主義”的態度提出了批評，主張激進反抗的他說：“蔡校長宣傳不合作主義，明明不過是希望一般做裝飾品做機械的學者官吏採取拆臺政策，他這種政策，可以證明他眼中只看見一班無良心無能力的學者官吏，而不看見全國有良心有能力的士、農、工、商大民眾”，他指出：“打倒惡濁政治必須徹頭徹尾採用積極的苦戰惡斗方法，斷然不可取消極的高尚潔己態度”，“我們敢正告蔡校長及一般國民：革命的事業必須建設在大民眾積極運動的力量上面，依賴少數人消極的拆臺政策來打倒惡濁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9）
不管陳獨秀的文章是表達個人看法，還是代表一個新興政黨的集體意見(在當時，顯然是兩者兼而有之，因為這兩者在他身上是統一的)，但胡適看到老友的文章後卻動了感情，他撰文指出：蔡元培的“行為有時類似消極，然而總含有積極的意味”，蔡元培的一貫精神是“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他指出：“蔡先生的抗議在積極方面能使一個病廢的胡適出來努力，而在消極的方面決不會使一個奮鬥的陳獨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10）
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大學作了一場關於“人生觀”的演講。張君勱的演講引起了地質學家丁文江的不滿。4月，丁文江發表了《玄學與科學》一文，對張君勱提出了批評，從而拉開了聲勢頗為浩大的“科玄論戰”的序幕。論戰的一方是被歸入“科學派”的丁文江、胡適、吳稚暉等人，另一方則是被歸入“玄學派”的張君勱、梁啟超等人。
“科玄論戰”告一段落後，亞東圖書館打算將論戰中的重要文字結集為《科學與人生觀》一書。出版前，亞東老闆汪孟鄒找到與亞東淵源深厚的陳獨秀、胡適兩人，囑咐他們各自為文集做一篇序。陳獨秀沒有參與這場論戰，但在作序時，他對各家的見解都提出了批評，他說：“可惜一班攻擊張君勱、梁啟超的人們，表面上好像是得了勝利，其實並未攻破敵人的大本營，不過打散了幾個支隊，有的還是表面上在那裏開戰，暗中卻已投降了……有一支可以攻破敵人大本營的武器，他們素來不相信，因此不肯用”，而他所說的武器，就是唯物史觀。（11）他明白地說道：“我們相信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12）
胡適在做序的同時，針對陳獨秀的質疑又寫信作了答復，他說：“我們治史學的人，知道歷史事實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們雖然極歡迎‘經濟史觀’來做一種重要的史學工具，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思想知識等事也都是‘客觀的原因’，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所以我個人至今還只能說，‘唯物（經濟）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13）
在做序時，陳獨秀說，他很歡喜的做這篇序，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適之最近對我說，‘唯物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經過這回辯論之後，適之必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14）胡適對此則說：“可惜我不能進這一步了。”（15）
看到胡適的序言後，陳獨秀又在另一篇文章中繼續對胡適提出批評，他說，胡適在“堅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識，思想，言論，教育，也可以變動社會，也可以解釋歷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觀——像這樣明白主張心物二元論，張君勱必然大搖大擺的來向適之拱手道謝！！！”（16）
爭論的結果，誰也說服不了誰，他們還是在各自的思想軌道上賓士著、對立著。
1925年10月，徐志摩出任《晨報副刊》主編，不久，《副刊》所屬的《社會週刊》發表了北大教授陳啟修的文章《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嗎？》，文中為蘇俄在中國的行徑進行辯護，並堅稱蘇俄並非帝國主義。接著，張奚若發表《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一文進行駁難，由此引發了“蘇俄仇友問題”的大辯論。除了陳、張兩人外，參加這場辯論的還有梁啟超、陳翰笙、江紹原、張慰慈、陶孟和、錢端升、丁文江等學界名流。這次辯論從10月初開始後，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為此，《晨報副刊》先後在《社會週刊》等版面上發稿近30篇，並開闢了“對俄問題討論號”專欄。（17）
或許在深受西方自由思想薰陶的張奚若、徐志摩等人看來，他們的探討完全是學理性的，並不涉及任何黨派糾紛和成見（這樣的探討和辯駁在民主氣氛濃厚的西方社會簡直司空見慣）。但在當時左右翼對立日趨嚴重的中國社會，他們對蘇俄的批評論調，以及看似不偏不倚的探討，卻被左翼力量認作不懷好意的攻擊而無法得到諒解。
11月底，在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和中共北方區委組織下，北京發生了反對段祺瑞執政府的“首都革命”。29日下午，約五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前集會，隨後又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示威過程中，部分群眾出於對《晨報》指責蘇俄論調的不滿，搗毀並焚燒了《晨報》館。
對民眾搗毀並焚燒晨報館一事，陳獨秀在和胡適談論時的回答是一個字：“該”。
陳獨秀的態度讓胡適一時寢食難安，他在給陳獨秀的信中頗帶情緒地說：
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於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感怪詫的態度。
你我不是曾同發表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裏為是為非，絕沒有被自命為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惟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18）
胡適也知道，自己的觀點決不會為當時的陳獨秀所接受，正如他不會接受陳獨秀尊奉的馬克思主義一樣，因此，他只是希望陳獨秀能繼續保留“容忍異己的態度”：
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19）
即使在私下爭論中，胡適也不是就事論事，他的立足點和眼光也是為著整個社會的：
我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眼界，我是不會懼怕這種詆罵的，但我實在有點悲觀。我怕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會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恐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20）
胡適的觀點，不僅僅是對陳獨秀的不滿，更是對一種由陳獨秀等人引發的社會思潮的不滿。目前沒有見到陳獨秀的回信，因此無法得知他的確切想法。但是，從他二十年代的言行中，並不難推測出他的真實看法：相信階級鬥爭，相信民眾力量，推崇暴力革命。此時的陳獨秀肯定無法苟同胡適這種對敵人講究容忍和自由的立場，並且會認為胡適的見解在惡勢力橫行的中國只是與虎謀皮的天真說教。
在作者看來，胡適的觀點無疑是有道理的，維護他人的自由，實際上正是維護自己的自由，並且是培養一個合理、自由、健康的社會環境的必要工作（可惜的是，許多政治人物，有著真理在握的絕對自信，在壓制不同意見或異己人士時不遺餘力，只有自己被剝奪自由，甚至遭到陷害、淩辱，乃至殺戮時才恍然大悟，追悔莫及）。
然而，作者總是覺得，在中國這個專制思想根深蒂固，與歐美的社會氛圍完全不同的國度裏，胡適的思想卻多少有些和現實隔膜的色彩。在中國，過分強調容忍和自由，往往是在強調弱者向強者表達容忍和自由，由於地位、權勢懸殊，弱者很容易對強者表達容忍和自由(他們別無選擇)，但什麼又能保證強者對弱者表達容忍和自由呢？在一個狼很容易吃掉羊的地方，一味地強調容忍和自由，最後只能是狼吃掉羊。
1925年冬，胡適到上海治療痔瘡，借住在亞東圖書館。陳獨秀有時會在夜間悄悄地來看望胡適，“可是每次見面，總是以兩人激烈的爭吵而告終。一個講社會主義好，另一個講資本主義好；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講實用主義；一個講蘇聯如何如何，另一個講美國如何如何，各不相讓。有一天他們爭得面紅耳赤，大概胡適被陳獨秀的批駁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來，……氣急敗壞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了幾下，但他畢竟忍住了氣，用紳士風度說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下樓去了。陳獨秀氣呼呼坐了好一會……也去了”，但“過不了幾天，陳獨秀會再來，重新挑起一場爭論。”（21）
這樣的爭吵在兩位老友之間簡直是家常便飯。但爭吵歸爭吵，兩人的私交並未因此而受損，事實上，在整個二十年代前半期，兩人不僅經常見面、閒談、會餐，相見甚歡（他們閒談的時間往往持續好幾個小時，可見雙方並非毫無共同語言，只是在涉及政治時，他們才是“各有各的見解，各有個的意見（22）），一起對亞東圖書館進行業務指導（例如：亞東圖書館出版古典名著時，他們兩人就一個寫前敘，一個寫考證文章，亞東的許多計畫和業務，兩人也經常共同參與商討。汪原放所著的《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中有不少這樣的記載），而且連袂發起或參與很多社會活動，陳獨秀還多次為了黨內同志瞿秋白、蔡和森的書稿出版問題，寫信向胡適求助（因胡適與商務印書館交情深厚），而當時的中共黨內諸領袖，也未對他大加鞭韃，反倒將他看作可以合作的同盟者。
國共合作破裂後，作為“党國要犯”的陳獨秀為躲避緝捕，不得不過著深居簡出，飄忽不定的生活，這樣，他在很長時間裏都與胡適等老友斷絕了來往。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被捕。此後，胡適積極參與營救活動，他不僅致電蔡元培，請他就近營救陳獨秀，而且與著名學者翁文灝等人聯名致電蔣介石：“請將陳獨秀案付司法審判”。（23）對於各界的營救電報，蔣介石指示不予複電，但在回復胡適等人的電文時，他明確同意將陳獨秀“移交法院公開審判。”（24）
10月30日，胡適又在北大作了《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的演講，他說，陳獨秀在“五？四”時就被捕過，當時的報紙“卻載著他是反動！這是反動，那麼現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動？”言外之意，他根本不認同國民黨稱陳獨秀為“反革命”的說辭。他還稱頌陳獨秀“對於文學革命有三大貢獻：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三大主義。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三、由他一往無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穫。”（25）
胡適此時公開演講，自然是想引起整個社會對陳獨秀的懷念和關注，從而增加營救他的力量。與此同時，他還在自己主編的《獨立評論》上刊出傅斯年為陳獨秀辯護的《陳獨秀案》一文。
陳獨秀雖然被捕，但卻又結束了以往深居簡出、東躲西藏的生活，因此，他與老友胡適也有了再次公開來往的條件。12月1日，被捕不久的陳獨秀即寫信給胡適：
存尊處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現在商務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務還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弟頗欲此書能早日出版，能夠引起國人批評和注意。坑人的中國字，實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礙，注音字母這一工具又太不適用，新制拼音文字，實為當務之急。甚望先生能夠拿出當年提倡白話文的勇氣，登高一呼。拙著至淺陋，只是引龍出水的意思而已。（26）
這封信既是對自己著作出版情況的詢問，也表達了對胡適的新的期待。
陳獨秀在信中感謝胡適和一班朋友為他奔走營救，他還寫道：
先生著述之才遠優於從政，“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近聞有一種傳言，故為先生誦之，以報故人垂念之誼。（27）
陳獨秀的話是針對國民黨方面有鼓勵胡適棄學從政的傳聞而說的，在他看來，以胡適的秉性，如果棄學從政，完全是用非所長，得不償失（有趣的是，當時也有人為陳獨秀從事政治，不能用心學術而深感惋惜）。（28）
應該說，陳獨秀對胡適看得很准，但他們兩人實際上又都不是那種能夠靜下心來專心著述的人。陳獨秀從來沒有放棄對政治的關注，即使成為政治舞臺的局外人後，仍不顧他人的指斥和訕笑，不時頑強地表達著自己對政治的獨特見解；而胡適更是與政治和國民黨走得越來越近，直到抗戰爆發後臨危授命，出任駐美大使。
1934年夏，獄中的陳獨秀心血來潮，打算從事太平天國史研究，他讓汪原放幫他搜集一些太平天國史方面的書籍。汪原放將羅爾綱放在亞東圖書館的《太平天國廣西起義史》未刊稿也送去了，陳獨秀讀後頗為讚賞，他知道羅爾綱當時師從胡適做學問的資訊後，對汪原放說：“請你對適之說，可以請羅先生來南京和我談談太平天國嗎？”胡適接信後，笑著說道：“仲甫也要研究太平天國，他對原放說想請爾綱去南京和他談談。仲甫是有政治偏見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國，還是讓爾綱努力研究吧。”（29）
中共始終以工農的代言人的身份自居，因此，他們對太平天國、義和團等運動及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的評價自然相當崇高。以當時左翼人士的相關研究來判斷，仍篤信馬克思主義的陳獨秀如果介入太平天國研究，他未必會比他們更教條、更充斥政治偏見，但要當時的他站在客觀的角度，對太平天國進行平實的研究，顯然是無法做到的。因此，胡適的見解並不能簡單看作對陳獨秀的“政治偏見”。
胡適在營救陳獨秀時極為積極，此後也屢次到獄中探望老友。1933年11月初，胡適因事路過南京，因日程安排較滿，無暇探望陳獨秀，他惟恐老友誤解，去函解釋道：“此次過京，匆匆不能來省視吾兄，十分失望。兩個月後南下，當來奉看。”（30）
陳獨秀對此大為不快，汪原放寫信解釋，他在回信中頗帶情緒地說道：“兄來函為老胡辯護，我深為驚異！你說他太忙，不錯，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間即和一班達官貴人拜會吃酒，已經夠忙了。……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也。我和他僅僅友誼關係，其他一切不必談，他現在既不以友誼態度待我，不過舊朋友當中又失了一個，如此而已。”（31）
胡適深知陳獨秀倔強、有時情緒化到不合情理的性格，也理解他的孤獨。此後途經南京，他總是擠出時間探望這位老友，不時給他帶去一些書籍，陳獨秀也就不計較了。
1937年8月，陳獨秀提前出獄。社會各界對他的去向頗為關注，很多友人也為他的生機而奔走。當時，已前往美國從事抗戰宣傳工作的胡適，為他聯繫了一家美國圖書公司，希望他到美國完成自傳的寫作，但他卻拒絕了老友的好意。（32）
此後，陳獨秀與身兼重任的胡適就沒有什麼聯繫了。
1940年，偏居江津的陳獨秀在悼念蔡元培的文章中提到了胡適。他平心靜氣地寫道：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33）
陳獨秀以當事人的身份，澄清了誰是這場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的問題。無論是狹義的還是廣義的“五？四運動”，都與蔡、胡、陳三位有著莫大的關聯，但在各黨派分別不遺餘力地抹煞、篡改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內涵和歷史意義，甚至以他人作為這場運動的主要領導人而加以宣傳時，這篇文章無論是對陳獨秀，還是對胡適，都具有特殊的澄清意義。
1949年4月14日，在國共鏖戰的轟隆炮火聲中，將自己的命運與國民黨綁在一起的胡適（也因為對中共不認同）黯然傷神地離開了大陸。當輪船航行在茫茫無際的太平洋上時，他讀了《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一書。他將老友的遺著重新編輯出版，定名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和書信）》。他還為這本書撰寫了一篇序言。
在序言中，胡適由衷贊佩老友在“最後見解”中發掘出民主真諦的意義。他說：“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深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仔細想想”；他的“最後見解”“是獨秀自己獨立思想的結論，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陳獨秀寫的的《我的根本意見》，已把“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看得更透徹了，這便是“一切公民(有產的與無產的：政府黨和反對黨)，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他更申說一句：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在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裏，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制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裏，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之自由。”（34）
離開大陸的胡適，以其堅持自由主義的頑固立場及與國民黨割捨不斷的關係，遭到了中共毫不留情的政治批判（中共最初是希望他能留在大陸不走的），並引發了一場持續時間不短的大規模的批判運動，此後的胡適，以一個與人民為敵的“反動學者”的形象而聲名狼藉，不斷遭到批判和淩辱；作為胡適老友的陳獨秀，由於與中共特殊的關係，更是作為一個為人所不齒的“反面人物”存在的。在中共批判黨內的“機會主義”時，他是首當其衝的被批判者（在批判其他黨內人物時，也往往會牽連到他），而涉及到他的歷史功績時，他又是最被避免提及的（更別說被讚頌了）。
但是，“莫道浮雲終蔽日，嚴冬過盡綻春蕾”，當歷史的陰霾逐漸被清理後，陳獨秀和胡適不但逐漸恢復了他們真實的面貌和歷史地位，而且以更加光彩的形象和發人深省的遭遇，吸引著更多後人的關注。
注釋：
（1）《胡適口述自傳》，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19頁；
（2）黃日葵：《在中國近代思想史演進中的北大》，胡適日記（1923年12月19日）記載，轉引自余英時：《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三聯書店2005年版，215頁；
（3）《胡適口述自傳》，225頁；
（4）胡適日記（1922年8月16日），轉引自任建樹：《陳獨秀大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91頁；
（5）胡適日記（1923年12月19日），轉引自余英時：《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215—216頁；
（6）蔡元培辭呈，轉引自胡明：《胡適傳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下卷，639頁；
（7）胡適：《這一周》（1923年1月15—21日），同上；
（8）胡適：《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同上；
（9）陳獨秀：《評蔡校長宣言》，《陳獨秀著作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三卷，12—13頁；
（10）胡適：《蔡元培是消極嗎？》，轉引自胡明：《胡適傳論》，下卷，640—641頁；
（11）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序》，《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547頁；
（12）同上，554頁；
（13）胡適：答陳獨秀先生（1923年11月29日），《胡適論爭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中卷，1456頁；
（14）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序》，《陳獨秀著作選》，第二卷，548頁；
（15）胡適：答陳獨秀先生（1923年11月29日），《胡適論爭集》，中卷，1456頁；
1932年，獄中的陳獨秀在評價新文化同人時說：“胡適這個人，實在難測，在《新青年》上有大膽狂言的勇氣，也寫過一些號角式的文章。新文化運動，也是有貢獻的。……我曾寄希望於他，同他談馬克思主義，有時他興奮起來，也說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獨到的見解。但考慮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裏去了，如是者幾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這方面來。”胡適的思想與自己相同才意味著把他“拉到革命人民這方面”，這自然是陳獨秀的看法，但是他希望與老友與自己再次站到同一立場的心意卻是顯而易見的（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陳獨秀評論選編》（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72頁）；
（16）陳獨秀：答適之（1923年12月9日），《胡適論爭集》，中卷，1459頁；
（17）智效民：《張奚若：個人是最終的判斷者》；
（18）胡適：致陳獨秀的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上），356頁；
（19）同上；
（20）同上書，357頁；
（21）汪原放：《胡適和<胡適文存>》（油印稿），轉引自任建樹：《陳獨秀大傳》，248頁；
（22）汪原放：《陳獨秀與亞東圖書館》，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97頁；
（23）羅文幹致胡適（1932年10月28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中華書局1979年版，140頁；
（24）蔣介石致翁文灝、胡適等（電）（1932年10月22日），同上書，139頁；
（25）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陳獨秀評論選編》（下），290、293頁；
（26）陳獨秀：致胡適，《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311頁；
（27）同上；
（28）王森然在三十年代就說道：“先生書無不讀，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學，求無不精；其文，理無不透；雄辯滔滔，長於言才。無論何種問題，研究之，均能深入；解決之，計畫周詳；苟能專門致力於理論及學術，當代名家，實無匹敵。……惜仍以指揮行動之時多，精研學術之時少，雖有專一，有恆，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學理論之中心也。”（王森然：《陳獨秀先生評傳》，《近代名家評傳》，第一集，三聯書店1998年版，247頁）；
（29）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憶（增補本）》，三聯書店1998年版，55—56頁；
（30）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174頁；
（31）同上；
（32）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陳獨秀評論選編》（下），303—304頁；
（33）陳獨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545頁；
（34）胡適：《<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和書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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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作者:周越然 (可能是周作人嗎? )
陳獨秀就是陳仲甫，也就是吾國在前十餘年中一般人都認為共產黨的頭目者。
我初識陳獨秀，在民國二年癸丑（公曆一九一三年）陰曆正月中旬；地點：安徽省安慶城內——街名及門牌號數已經忘了，真荒唐呀！那時陳先生身任都督府秘書長，似乎還沒有正式加入共產黨。不過他同我們閒談時常常發“公妻公產”的理論。我們以為他講笑話。我們稱他健談；我們不注重他的理論，也料不到他後來真會做他們的頭目。
那位共黨頭目陳獨秀先生，我在安慶最初的一月中，因為我寄宿在他的屋子裡，幾乎每日必見一次或二次。他與他的夫人（次妻）及他的新生男孩居樓上，我居樓下客房中。那間客房甚為清潔精緻，但不是我向他直接租借的，實是應溥泉（時）夫婦免費招待我的。應溥泉先生是我的同鄉，又是我蘇州高校的同事。那年應先生繼獨秀先生而為安徽高等學校的教務主任。知道我在蘇州富豪家擔任教讀，雖然薪俸極豐，但終含閒蕩性質，多次有急電和快函來催促我到皖省去教授英美文學。回想前情，應先生對我真有好意，真是我的知己呀！應先生已於前歲在西南某地逝世，我因道路遙遠，不能親去一拜，深以為憾。溥泉先生的繼獨秀先生而為皖高教務主任，不是安徽本省沒有人才，實是本省人才不敢應召的緣故，陳獨秀先生是被學生趕走的。先是——在清末——先師嚴幾道（復）也是被趕而走的。清末民初，安徽高校的學生真不容易“侍候”，真不容易對付！獨秀先生的離去高校，全為學生要求不遂。據說當時他與學生代表最後的對話如下：
（學生）我們非達到目的不可。你答應麼？ ——你答應也好，不答應也好。
（獨秀）我決不答應。
（學生）你竟不答應！有什麼理由？
（獨秀）我不必對你們講理由。
（學生）那麼，你太野蠻了。
（獨秀）我是野蠻。我已經野蠻多年了；難道你們還不知曉麼？
於是，喊打之聲四起；同時，全校電燈熄滅，變成黑暗世界。獨秀先生到底是活潑伶俐的革命家，就在此“千鈞一發”喊打未打之際，無影無踪的脫離高校而安然抵家了。次日獨秀先生辭職，教務由鄭某代理，不久鄭某辭職而由溥泉繼任，暑假前溥泉又辭職返浙，教務由我主任。溥泉先生先留英，後又留德，精於羅馬法，曾任法官多年。我離題了；我當回歸本題，繼述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先生。
我到安慶的次晨，應先生見他（獨秀）下樓赴署辦公的時候，即為我作介紹。他長方的臉，不高不低的身子，聲音響亮，腳步疾速，一見就知道他是一位多才多識，能說能行的能干人。那日黃昏他歸家時，特來與我寒喧。他看了我桌上所有的書，又翻了我手中所讀的書之後，即問我道：“周先生，你有沒有閱過”江浦兒（即英國人之別名）和他的島” （John Bull and His Island）一書？”我答道：“沒有”。他道：“你快去買來看；很好看的，很滑稽的。”我立即致信上海伊文思書館，囑他們向外洋代購一冊。後來看了，果然甚妙。那是一本諷刺英國的書；英國所有的風俗人情，皆加以特異之見解，英國人自己也要看，看了也要發笑。著者法國人歐賚爾（Max O＇rell）真是一個聰明人呀！
Max O'Rell was the
pen name of
Léon Paul Blouet (March 2, 1848 – 25 May 1903),
French author and
journalist.
- John Bull et son île: moeurs anglaises contemporaines (1883) French original
| 書名 | John Bull and His Island |
| 作者 | Max O'Rell |
| 版本 | 重印 |
| 出版者 | BiblioBazaar, 2009 |
第三日晚上，我睡得很早，大約是九點之後。一忽醒來，聽得唱聲大作，伴以胡琴月琴，惟無鑼鼓聲。我“自忖道：“這是什麼呀？半夜三更，為什麼大彈大唱？難道鄰家做壽唱堂會麼？ ”再仔細一聽——都是女人聲，都是爛污京調。次晨早餐時，溥泉先生默默告我道：“昨天夜裡，他（指獨秀）請客，唱的都是班子（妓院）中喚來的妓女。你被他們擾醒麼？他問起你的，想請你去一同喝酒。他說你今天既然睡了，不必喚你起來。過一二天要請你去吃花酒。 ”
數天之後，獨秀先生真的請我去吃花酒，並且代我徵了鳴諧班一個姑娘（妓女）名叫金蘭的。後來課餘之暇，我和應先生及督府幾位秘書常去跑跑（打茶會，亦稱“開盤子”）。有一天晚上，我們在班子裡鬧了一個大笑話——不，不，我們上了一個大當。讓我在下段中寫給大眾看：
那天午後，有五六個士兵到鳴諧班來“揩油”（打白茶會），要長要短，東張西望，全然不遵守“規矩”。管“茶壺”者（烏龜）的言語也不客氣，冒犯了他們。他們本要來尋事的；現在眼見“茶壺”無禮，他們得到機會了，從此大叫大罵，動手動腳，想要打人摜物。 “茶壺”大怒，把大門一關，說要和他們拼命，先剝他們的皮（制服），再押到司令部去，……那幾個士兵慌了，再三討饒。 “茶壺”然後得意地將他們放走。
當晚那幾個士兵約了許許多多弟兄來報仇的時候，我們正在裡面同姑娘們開玩笑。外面的鬧聲一些聽不見。 ……忽然之間，電燈全熄。 ……鴇老爺，鴇太太手持洋燭進來道：“老爺們，快去，快去！姑娘，你快快帶他們到隔壁班子裡去。柴已搬開了，窗已打開了。跳過去；窗檻不高，很容易跳。對不起，對不起。趕快，趕快！我們實在對你們不起。——沒法呀——我們的大門就要壞了，就要倒了。”我們在半明半暗中跟了姑娘們靜靜地從樓下旁邊一扇窗門中越檻而抵鄰家。姑娘道：“你們上海人沒有碰到過這樣的事罷。不要緊的。你們不要怕！”我們問道：“到底什麼事？還是士兵要打烏龜呢？還是烏龜要打士兵？”她答道：“士兵來報仇，要進來打烏龜。烏龜關了前後門，盡力抵抗。士兵扛了大石，攻打大門。烏龜爬上了屋，把石灰和燙水倒下去。——你們不要怕！——他們那裡吃得住呢？立刻要跑的，立刻要逃走。就是打進了大門，我們的幾把'茶壺'，還要摜烏龜。”我問道：“什麼叫做摜烏龜？”她答道：“那是這樣的；你聽我講：我們四個人，先把他們一個的雙臂雙腿擒住了，然後將他的背脊在地上重重的碰——一次二次繼續不斷。那人痛不可言，非大叫救命，大大討饒不可。但是他不會死的。或者傷了，因為是內傷，也看不出，驗不出。……”
我又離題了，請閱眾原諒。下面繼續講陳獨秀與我的關係：
獨秀先生與我實在相交不深。下一學期，我本擬留申不去皖校。後來連接馬校長通伯（其昶）急電，我不得已登程前往。其時柏都督已經離皖，倪都督已經上任。同時陳獨秀被拘被禁在蕪湖，幾乎喪命。我因與柏陳兩公均有關係，所以怕去。不過馬校長是一個忠厚長者，並且對我很客氣——他是桐城派古文名家。我又因為上學期有許許多多要事未了，故不敢多推託，立即冒險赴皖。
我一到皖校，馬校長即對我說道：“前幾天我是要你來開學的。今天我改變了，要你來關門，料理後事。我們不能再開學了。倪都督昨天對我說道：'皖省各校校風不良，今後一律停辦。'我回說道：'高校經費不缺，各生齊到，似乎不必停辦，且難於停辦。'都督道：'停辦最容易。你不能停辦，我能代你停辦。我把大砲架在城牆上，不必射發，他們（指教師與學生）自己會跑的。'你想我們的高校還可以不停辦麼？請你趕快將各事了結，再休息幾天，回上海罷。此地不安全啊！你到動身的時候，請你來到我這裡一趟。我有要件——一部校正的文集——託你帶申。”
我似乎又離題了；其實不然；我所說的都暗暗與獨秀先生有關。獨秀先生後來北上，做北大的教務長，又編輯《新青年》雜誌。他的名譽一天一天地增大；同時一般人都知道他加入共產黨。我在申或做教師或當編輯，對於共產主義全然不感興趣；對於所謂新文學者，亦視為“勢必所然”的改革。所以沒有同他通信，也沒有機會見他。直至他來申“指導”社運，與我所擔任係長的上海大學發生關係時，我始與他通信，通電話。後來——年月已忘——在歡迎英國哲學家羅素（Russell）席上，曾經遇過一次。那時他老了，頭髮幾乎全白了，耳朵已有點重聽了。他見了我，似乎有些不認識，經我自己介紹自報姓名後，他忽然大晤，與我握手共坐，略談往事。
寫至此，我又想到一事，即當年直接發生於獨秀先生家中者。某晚，我從高校步行回“家”時，見門前馬轎甚多。問管門人，知柏都督在內。我靜靜地走入臥室。坐定不久，應溥泉夫人即來道：“周先生，請你到樓上去同都督打牌。他們三缺一——應時已經到樓上去了。”我說：“應嫂嫂，我不敢同都督打牌。”她說：“有什麼要緊呢？他們官雖大，牌是不大的。你去好了；省得陳先生再派人來請。”……後來結帳，都督獨贏，約五十元；我們三人個個都輸。柏都督打牌，不怕輸錢，只怕不和“對對和”；那天晚上他一共和了三副對對和，所以歡樂之至，把所贏的錢，統統賞給僕婢了。獨秀先生於一二八後被共黨開出黨籍，八一三前被拘禁在南京，前歲客死西南某省。獨秀先生少怀大志，從事革命，精於文學，嗜談哲理——他是吾國近代畸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