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研究文庫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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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式輝 | |
|---|---|
| 1893-1974 | |
 熊式輝上將 | |
| 出生地點： | 江西安義 |
| 逝世地點： | 台灣台中 |
| 效命： |  中華民國 |
| 隸屬： |  國民革命軍 |
| 服役年份： | 1915-1974 |
| 軍銜： | 二級上將 |
| 部隊： | 第14軍 |
| 統率： | 江浙皖三省剿匪總指揮兼陸海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東北行轅主任委員 |
| 參與戰役： | 護法時期 北伐 中原大戰 對日抗戰 國共內戰 |
| 獲得勳章： | 青天白日勳章 |
| 其他工作： | 總統府國策顧問 |
熊式輝（1893年－1974年），字天翼，江西安義人，是國民政府政學系的要角。
1915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1924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回國返粵，任廣州滇軍幹部學校教育長。1926年夏北伐任第14軍黨代表，10月兼第一師師長。1927年2月任江西省政務委員會會計長，1928年任陸軍第五師師長，淞滬警備司令。1930年5月任江浙皖三省剿匪總指揮兼陸海軍總司令部參謀長。1931年12月任江西省主席，1933年5月兼任南昌行營辦公廳主任。1935年10月任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1942年調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旋出任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1]。1943年秋任中央設計局局長，1944年任中央銀行監事，1945年5月，任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9月任東北行營（後改稱東北行轅）主任及東北行營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後離開東北，由當時參謀總長陳誠兼任東北行轅主任。1947年1月任國民政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1949年寄居香港與澳門，並在曼谷經營紡織廠。1954年去台灣，偶與當時幽禁的孫立人有所接觸，1974年病逝於台中。
第一，這部回憶錄的原始材料是作者從一九０七至一九四九年的日記中摘錄出來的；日記為當時之筆，因此所記的「言」與「事」最接近客觀的真實。不但如此， 日 記是一天一天地積累起來的，不可能事先有任何計畫或構想，因此和自傳的性質完全不同。老年人寫自傳，往往在有意無意之間想把自己的一生呈現為某種定的公共 形象；然後再在這一設計下，選擇一生中某些言行作為回憶的重點，去取之間，主觀的要求，有時竟超過了客觀事實的限度。本書作者雖然也有去取選擇， 但 他的基礎是幾十年的客觀記載，下筆時不可能過於任意，至少主觀的成分已減至最低的程度。本書基本上由日記原文所構成，再加上作者隨時隨地引當時的函電為 證，這更為回憶的可信性增添了一重保證。我必須指出，作者所保存的函電，特別是他與蔣介石之間的往來文件，正屬於史學上所謂原始檔案，其價值之高是無 與倫比的，必將受到將來史學家的重視。
第二，作者在《敘言》中說，這部回憶錄取材於日記的部分「偏重在國民革命有關之 事，即自辛亥革命、護國、護法、北伐、剿匪、抗戰諸役，以及大陸淪陷。凡屬於當時國家軍、政乃至黨務之見聞，皆屬身所經歷者。」作者不但在日記中對上述每 一重大事件都保存了忠實的記錄，而且有時還留下了有趣的細節，讀來十分生動。例如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前，他在南京讀陸軍中學，還加入了同盟會；革命爆發 後，他和同學們前往漢口，在船上還結識了與孫中山齊名的黃興。臨別時黃興稱許他為「誌士」，他事後也寫了兩首七言絕句，紀念在船上高談闊論的情況。日記中這一條描寫，將百年後的讀者帶回了當時的場景，使人仿彿感受到國人對中華民國創建的那種歡欣鼓舞的情緒。作 者這時大概祇有十八歲，但政治思想已開始定型；他學的是軍事，卻已具有很好的中國傳統文史的修養。即以少作的兩首詩而言，他已掌握了舊詩的基本格律。回憶 錄中還保存了不少其他詩作，其中也不乏警句。這位亦文亦武的少年「誌士」為辛亥革命攝下一個快鏡頭，作為《海桑集》的開端，是很可寶貴的。如果從辛亥革命 算起，《海桑集》的記事包括了中華民國在大陸上創建以至滅亡的全部歷程。但以記事的深度與廣度而言，作者的回憶其實是從他一九二五年到廣州參加國民革命運 動開始的。所以嚴格地說，《海桑集》不折不扣地是一部國民黨政權的興亡史。這部興亡史當然是通過作者個人的觀點寫出來的。但由於作者在國民黨政權中佔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見後），他的觀察完全從內部的最高層次得來（即所謂”the insider’s view”），決不是一般從外面作冷眼旁觀所能企及的。更由於他的觀察建立在親身體驗和日積月累的史料之上，國民黨在這二十多年中的成敗關鍵早已在他的 胸中凝聚成一幅確定的整體圖像。我們必須記得，作者根據日記整理出這部回憶錄時（一九六九年），他已退出政壇整整二十年了，而大陸上則正在如火如荼地進 行所謂「文化大革命」之中。所以這是作者在痛定思痛之餘的一部反思之作；「超以象外」，故能「得其環中」。
善疑的讀者也許會追問：我們如何能確定日記中敘事的真實性呢？我可以 很負責地說：就我所讀過的相關記載而言，《海桑集》中的重大事件大致都可以得到印證，最使我驚異的是作者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晚間在華盛頓與胡適大使的 四小時長談。日記中詳記胡適揭發宋子文在美國種種爭功弄權的表現，其中每一個細節都是我曾在《胡適日記》中讀過的，分毫不差。由於這一段記述得到百分之百 的證實，我對本書敘事的忠實是十分信任的。
熊式輝1924年攝於日本﹐時年31歲﹐在日本陸軍大學留學。
我 是最喜歡讀傳記，特別是自傳的人，每讀重要人物的自傳，我首先便註意作者所運用的史料。以我所讀過的西方自傳來說，我發現日記和親友函劄幾乎毫無例外地構 成了它們的基本材料。讓我舉一個最近的實例。剛剛去世一年的施勒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 1917-2007）是美國史學界、文化界和政界的一位重要領袖。一九六一年他暫時棄學從政，成為甘迺迪的「總統特別助理」，參與了美國政府的最高決 策，甘迺迪死後，他雖然仍回到教研崗位，但一直在民主黨的政治世界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二０００年他出版了回憶錄上冊（A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 Innocent Beginnings, 1917-1950）；他在《前言》中說，此書主要取材於日記、備忘錄之類。 但由於健康關係，下冊始終未能動筆；二００六年秋天，他的兩個兒子在他的指導下，將六千頁的日記編寫成八百多頁（Arthur M. Schlesinger, Jr., Journals, 1952-2000），算是回憶錄的下冊。《日記》殺青尚未及出版，他已去世了。這部《日 記》事實上也是一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美國政治史，生動與可信並不遜於上冊。我覺得熊天翼先生的《海桑集》在很多方面都和施氏的《日記》可以相比。
1927年雙十節攝於上海。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中）與上海市長張群（左）等合影。
現在讓我對本書作者作一點最簡單的介紹，使一般讀者可以進一步認識這部回憶錄的歷 史價值。一九四九年以後出生的讀者今天大概對「熊式輝」這個名字都很陌生，很可能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是因為作者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便過的是退隱生活，姓名已 不再出現在公共媒體上了。但是從一九二六年國民黨在廣州發動「北伐」到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撤退到臺灣為止，這二十五年間作者則一直居於權力核心的位置。 早在北伐之始，他已取得蔣介石的信任，在江西、福建、浙江等處立下戰功。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從南京出發，攻克濟南，他也在蔣的參謀總部之中。他曾在日本 陸軍大學進修三年（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不但認識日本甚深，而且富有現代知識。所以當日本軍隊在濟南阻撓北伐，造成慘案的嚴重關頭，他臨危受命，以代 表身分兩度入日營談判，展現了折衝樽俎的才能。不但如此，在北伐前後，他又不斷運用靈活的政治手腕，為蔣調處了不少黨內外的糾紛和衝突。因此他的重要性逐 步從軍事推廣到黨務和政界，終於成為蔣所依賴的少數「智囊」之一。在國民黨的歷史上，他往往被視為所謂「政學系」的一個重要成員，連美國國務院一九四九年 所公佈的《白皮書》也是這樣認定的。但作者在回憶錄中卻一再否認「政學系」的存在，他所列舉的理由是相當堅強的。無論真相如何，他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曾是 蔣所最信任的高層人物之一，則是無可否認的。他時時有機會與蔣單獨談話，並且在重大決策的關頭提出個人的意見。蔣對他自然不能說是言聽計從，但尊重他的看 法則是可以肯定的。特別是在抗戰時期的重慶，蔣曾在不同階段交給他種種不同的任務，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領域：第一關於政府和黨內的政治設計和重大人事任命， 蔣必特別徵詢他的意見。第二，與其他黨派溝通，如共產黨、民主同盟、民社黨、青年黨等，他是最高負責人，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他和周恩來在張治中寓所進行 了三小時的談話，記錄保存在《海桑集》第四編第三章，是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周善於解除敵人的防範心理，在談話中表現得十分清楚。）第三，在國際交涉方 面，一九四二年三月他率領軍事代表團訪美；一九四五年八月以軍事代表的身分赴蘇，參與中蘇友好條約的簽訂。這是軍事外交方面兩個非常重要的任務。綜合以上 三點，可知蔣對他的倚重是全方位的；他居於當時的權力中心，毫無可疑，他的回憶錄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歷史價值，即在於此。
上面已說過，《海桑集》是一部國民黨政權的興亡史。反過來看，國民黨 政權在大陸上興起與滅亡也就是共產黨從二、三十年代的挫敗到一九四九年席捲整個中國大陸的全部過程。本書作者於恰好在共產黨由敗到勝的兩個關鍵時刻都是歷 史的積極參與者。因此本書第二編第二章《剿共與國內之牽制》和第五編《抗日勝利與東北禍患之勃發》是最值得細讀的兩個部分。
一九三０年以後，中共的主力集中在江西瑞金一帶，並正式在瑞金成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所以在北伐告一段落之後，蔣決定了江西「剿匪」的政策，從一九三０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攻下瑞金為止，一共進行了五次圍剿。 本書作者則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自告奮勇，出任江西省主席，為鄉梓效勞。他回江西時正值第三次圍剿期間，但由於「九一八」日本侵佔東北，蔣被迫辭職以謀黨內 團結，圍剿的事自然祇有暫時擱下。第四次圍剿始於一九三三年六月，與同年十月所訂的「第五次圍剿計畫」事實上是連續的，不妨合稱之為後期圍剿。本書作者在 後期圍剿（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以省主席兼南昌行營辦公室主任的身分承擔了與共產黨正面作戰的任務，吸收了前三次的失敗經驗，這次圍剿採 取了軍事與政治雙管齊下的新戰略。當時軍事的要點在碉堡封鎖，政治的要點則在發動民眾。這一新戰略終於奏效，使紅軍無法再在江西存身，祇有突圍向西北流 竄，即中共一貫宣傳的所謂「長征」。本書在這一章的敘事雖然稍嫌簡略，但大體的輪廓是相當真實的，毫無自我誇張之處。我為甚麼能說這樣肯定的話呢？這是因 為有其他客觀史料可與作者的日記互相印證。青年黨領袖之一李璜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從四川到江西南昌行營訪問，由作者安排他考察了收復地區的實際情況。他證實 了組織民眾和碉堡封鎖兩大措施確是逼使毛澤東、朱德的紅軍逃出江西的主要 因素，他因此還寫了一本《江西紀遊》的小冊子提供四川當局參考。
作者在本章第四節，論及「匪區的真實情況」，指出共/產/黨雖然以「分田分地」為號召，卻並沒有得到農民的真心支持。這一情況甚至出於作者最初的預想之外。這也是很可靠的實錄，足以打破中共宣傳的神話。關於這一點，更有數不清的史料可以支持作者的觀察。李璜記徐向前紅四軍在四川東北部的情況與江西完全一致。 讓我再舉兩個來自當時江西「蘇維埃」內部的報告來印證本書的敘事。
第一是伊羅生（Harold R. Isaacs）的經典著作：《中國革命的悲劇》。伊羅生是二十年代到中國來推動共產革命的一個人，與第三國際有密切 的關係。「革命」失敗以後，他在上海住了很長的一段時期。通過共/產/黨內的劉仁靜，他收集了許多內部文件，特別是江西紅區的報告，他的書便完全建立在這些 文件之上。他指出，井崗山的「紅/軍」與農民之間根本格格不入，加入了「紅/軍」的農民不斷逃亡，而農村中人包括農民在內，不但不支持「紅軍」而且還把他們 當作「土匪」來攻擊。
第二是追隨毛/澤/東在井崗山「革命」的龔楚（後來是紅七軍軍長），最後因為實在受不了中共在農村的殘殺而脫離了黨。他告訴我們：他當時是組織並策動過「蘇維埃」運動之一人，中/共所吸收的都是農村中的「流氓地痞」，老實的農民根本不肯加入，而「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所以地方蘇維埃的重要幹部和農會、工會 的主席都是由這些「流氓地痞」構成的。 這是參與其事者的直接供證，其可信性是很高的。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內部報告說：江西中 共黨組織中的農 民包含了許多「幫會」分子，便是一個最有力的旁證。
所以中 共黨內批評毛澤東在江西發展的是「農民黨」或西方左派認定中 共領導的是「農民革命」，都是不準確的，經不起分析。這不是否認中 共軍隊中有農民，而是說這些農民是在中 共武裝暴力所到之地被裹脅進來的：中共早期幹部的成分主要是農村的邊緣分子，即「流氓地痞」。中 共在中國各地流竄了二十多年，都是靠槍桿子再加上從蘇聯移植送來的一套殘酷的組織方法——包括一而再、再而三地殘殺內部的所謂「階級敵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中 共武力所到之處曾得到人民或農民的竭誠擁護。
《海桑集》關於江西圍剿的一編固然是重要的實錄，第五編有關戰後中國政府接受東北的詳細記錄更為史學家提供了不少極為珍貴的史料，尤其是他與蔣介石之間的往來 函電。國民黨政權何以在抗戰勝利後四年之內便全面崩潰？中 共又為甚麼能在同一短時間內奪取大陸？我們在這一編中都可以找到解答的線索。 一 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作者被任命為東北行營主任，理論上是黨、政、軍的最高長官，負責接收整個東北。這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任務。但他交涉的 對象不是日本或偽滿洲國，而是蘇聯。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二月，美、蘇、英三國元首在克裏米亞的雅爾達（Yalta）舉行會議，訂下了一個秘密協定。 美、英要求斯大林出兵攻打日本而同意蘇聯租借旅順、大連，並共同管理東北的主要鐵路幹線，同時也充許外蒙古獨立。這個協定涉及中國的主權和利益如此深 遠，但事前竟完全沒有讓中國政府與聞其事，直到一個多月後美國政府才通過中國駐美大使把協定的內容傳達給重慶當局。 八月六日美國在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 子彈，日本投降已迫在眉睫，蘇聯才在兩天後對日宣戰，出兵佔領東北。六天以後（八月十四日）日本便投降了。所以蘇聯以雅爾達協定為護符，未開一槍，便將 整個東北置於它的武力控制之下。 根據八月十四日斯大林和宋子文共同簽署的雙方會議記錄，進佔東北的蘇軍當於三星期內開始撤退，最多三個月必完成撤退。本書作者即以此項記錄為指導原則， 於十月十二日飛抵長春，與蘇方統帥馬林諾夫斯基（Malinovsky）商談接收事宜。作者在十三日的日記中寫道： 十三日午後一時為禮貌上的拜訪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於舊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彼以戰勝國對佔領地的態度，作無恥的傲慢，未來回拜，即約午後三時至六時在彼司令部會談。
1943年，熊式輝與馬歇爾將軍合影。
祇讀這一條日記，作者當時所受的屈辱及其憤怒已躍然紙上，談判不可能有任何結果，也可以推想而知。詳細的情況讀者可細閱原書，這裡祇能略作概括。首先，蘇方 對於三個月內撤離東北的承諾，一而再，再而三地失信拖延，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底蘇軍才完全退出東北。在蘇軍佔領的八、九個月中，他們做了下面三件大事： 一、將日本在東北建置的重工業設備幾乎全部拆卸，運回蘇聯。二、儘量阻止國軍進入東北，無論海、陸、空都強予封鎖。三、除全力幫助中 共在東北各地發展地下武力與組織外，同時也大量運中 共軍隊進入東北以對抗未來的國軍力量。作者有一段簡要的敘述，足以說明當時的形勢：
東北共軍，在日本投降以前，僅熱河南部有李運昌部約三千餘人。卅四年 （一九四五）十月上旬，林彪、張學思、李運昌、聶榮臻、呂正操等，始先後由蘇軍空運達東北，組織民眾，當時各地所謂非法武力，不過二萬餘人。其後用強制手 段，壓迫民間武力參加，及在蘇軍支援之下，至十一月底即增加至十五萬餘人。及十二月國軍出關開始接收，彼又積極擴充，由山東、熱河方面潛運兵員，由蘇軍接 濟武器及掩護。截至卅五年（一九四六）二月止，已約有四十五萬餘人。
這 段敘述當是綜合當時的情報而成，以作者東北行營主任的身分而言，是絕對有權威性的。由此可知，國軍尚未出關，蘇聯早已先讓中 共接收了東北。到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間蘇軍撤出瀋陽、四平街、長春等大城市時，中 共已有四十五萬兵力遍佈東北各地，對於出關的國軍已處於「以逸待勞」的絕對優勢了。中 共在戰後與國民黨爭天下，以東北為始點，所以「遼瀋戰役」之後才有「平津戰役」，最後則是「淮海戰役」。《海桑集》第五編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中 共由敗轉勝的關鍵全在蘇聯的直接扶持。從作者所提供的一切證據，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如果不是雅爾達協定賦予斯大林以進兵東北的特權，中 共至少不可能在短短四年之內席捲整個大陸。中 共最後戰勝國民黨既不是因為它早已為民心所歸，也不是由於它代表了「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在兩黨相爭的二十多年中，許多偶然的歷史因素在其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一九五０年九月六日胡適給傅斯年夫婦的一封信說：
"夏間發憤寫了一篇長文給Foreign Affairs十月號發表，題為”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主旨 是要人知道中國的崩潰不是像Acheson等人說的毛澤東從山洞裡出來，蔣介石的軍隊就不戰而潰了。我要人知道這是經過廿五年苦鬥以後的失敗。這段廿五 年的故事是值得提綱挈領說一次的。我要人知道在這廿五年的鬥爭裡，最初二十多年處處是共 產黨失敗，蔣介石勝利。第一個大轉捩是西安事變，斯達林命令不得 傷害蔣介石，主張和平解決。（《白皮書》頁四七，又頁七一至七二）此舉決定了抗日戰爭，保全了紅軍，並且給了紅軍無限的發展機會。第二個大轉捩是耶爾達 （Yalta）的密約，斯達林騙了羅斯福，搶得滿洲、朝鮮，使紅軍有個與蘇俄接壤，並且在蘇俄控制下的「基地」。「耶爾達密約」決定了滿、韓的命運，決 定了整個中國的命運，也許決定了整個亞洲的命運。"
胡適的整體觀察是很有說服力的，這部《海桑集》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實了這一觀察。
限於時間和篇幅，我對本書的評介不得不止於此。但是我必須指出，本書的歷史價值遠 遠超出我所討論的範圍。讀者如果想瞭解國民黨政權為甚麼會崩潰得那麼快，必須細讀本書從抗戰末期以後，關於每一階段的詳細紀錄。「木必先腐，然後蟲生」， 國民黨的失敗自有其深刻的內在根源，不能片面地歸罪於外在因素。
最後，我願意表達一點個人的讀後感受，在閱讀全程（特別是第五、第六兩編）的過程 中，我心中深藏已久的記憶忽然復活了。作者一九四六年坐鎮東北的時期，我恰好也住在瀋陽。他的回憶錄好像一部時間機器一樣，把我送回六十二年前，重新遊歷 了一次當時的生活世界。因此我在情感上也發生了一次波動，久久不能平息。這篇序文是在心漸寧靜以後才動筆的。我在本書發現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的一條紀 事：
"十四日余協中請示學生遊行，反對蘇京三外長會議，莫洛託夫提議以中國問題列入議程，應否勸止，答應聽之。"
這是先父為了學生反蘇示威進行的事向作者請示，居然也從日記中搬進了《海桑集》。先父當時主持東北中正大學，東北人民對蘇軍佔領時期的各種暴行深惡痛絕，所 以，青年學生反蘇情緒高昂，與關內學生的左傾心態完全不同。我從來沒有見過作者，但先父曾說過，作者不但對文人學者很能尊重，而且也關心東北的文化建設。 這一點在本書中有很清楚的記載。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他和青年黨領袖曾琦談話便說道：「余望有大學者坐在東北來講學十年，現在徵集本地忠孝節義史實，以備編製歌謠戲劇。」這是他的真實想法，並非門面話。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他記道： 廿一日金靜庵（按即：金毓黻，一八八七至一九六二年）來見，詢其所主辦史地學會情形，並囑其工作註重：(1) 刊物發行；(2) 戲劇編導；(3) 歌曲編製；(4) 古蹟修整。
這便是七個月前文化建設構想的實踐。金毓黻是東北著名的史學老輩，當時負責瀋陽的東北博物院，所以作者將這一重要任務託付給他。金的《日記》恰好也留下了紀錄：
熊公天翼邀余過談，囑辦東北史地學會，其主旨在編印書報，項目有四：一為東北史地讀本，二為通俗戲劇，三為民間歌謠，四為古蹟名勝。余以無暇謝之，熊公不允，且以大義相督責，使余無辭可借。
兩相對照，內容完全一致，不過詳略不同而已。至於時間相差一天，我相信也許是作者轉抄日記入回憶錄時的筆誤。上面我屢說本書的記載可信，在此又得到一次具體的印證。金毓黻並且記下了第二天（四月二十三日）的活動：熊主任邀午餐於行轅第二招待所，座有楊威伯、高晉生、卞宗孟、王階平、余協中、傅維本、馮獨慎、溫晉城、王孝魚等二十餘人，討論史地學會事。
先 父也參與「東北史地學會」的創建，我當時並無印象，讀了這條日記才知道的。可見先父與作者當時頗有過從。金的兩條日記都證明作者對東北文化建設的熱心，他 顯然是史學會的原動力(“Prime mover”)。這天恰好是陰曆三月三日，即「上巳節」，因此金氏還寫了一首七古，題作《丁亥上巳熊上將軍 招宴官邸以當修禊即事為詩》。此詩對作者「振導史地學」恭維備至，將來如有人為作者寫傳記，金氏的日記是應當收入的。作者何以能在干戈擾攘之際還有餘暇 來推動文化建設呢？這是因為他在名義上雖是黨政軍的最高長官，事實上黨、政、軍又都各有專人負責，他的權力已被架空了。國民黨體制的僵化和蔣介石的無效獨裁都在這裡充分暴露出來了。回首前塵，不禁為之擲筆一嘆！
哈里曼於二戰時期曾在重慶見過蔣，兩個人是「老相識」。哈里曼當面對蔣說，美國堅決對他軍事反攻大陸。蔣介石反攻大陸的願望終成泡影。
一九八六年七月以九十四高齡去世的艾維爾.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是美國近代史上政治經驗與外交閱歷最豐富的億萬富豪。在「侯門深似海」的華府官場，沒有一個政客像他那樣熱愛公職，也沒有一個官員像 他那樣能屈能伸，更沒有一個公僕像他那樣富有，也許甘迺迪家族可和他抗衡。
哈里曼生於一八九一年紐約市，畢業於耶魯大學，父親（E.H. Harriman）是鐵路大王，鋪築橫貫美洲大陸鐵路的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創辦人。哈里曼一生想做總統，卻望門興嘆；想當國務卿，卻沒有緣分；想連任紐約州長，卻遭比他更有錢的尼爾遜.洛克菲勒擊敗，而僅做一任。儘管有這些挫折，但他做過杜魯門政府的商業部長、駐蘇聯和英國大使、助理國務卿、副國務卿、巡迴大使及越戰和談首席談判代表等職務，貢獻良多，被史家推舉為近代具有影響力的外交智者（Wise Man）之一。他是民主黨的左翼，也是民主黨的大金主。
哈里曼於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出任駐蘇大使期間，與獨裁者史達林建立友好關係，離任時史達林送了兩批(sic 匹)良馬給哈里曼的二女兒凱薩琳 （Kathleen）當禮物。凱薩琳像她父親一樣高壽，今年二月十七日辭世，享年九十三歲。一九四五年羅斯福總統、英相邱吉爾和史達林在黑海之濱雅爾達開 會，凱薩琳權充翻譯官。哈里曼出使蘇聯之前，在倫敦負責監督租借法案的運作，凱薩琳亦在倫敦，她的室友是邱吉爾的媳婦潘美拉（Pamela），潘美拉後來 與倫道夫.邱吉爾離婚，嫁給百老匯舞台劇製作人雷藍.黑渥德（Leland Hayward）。黑渥德死後，五十一歲的潘美拉於一九七一年嫁給七十九歲的哈里曼。柯林頓競選總統時，潘美拉是他的「政治教母」，介紹這個阿肯色小子認 識華府權貴，柯林頓任命她為駐法國大使。九○年代中，哈里曼的後代（包括凱薩琳）控告潘美拉和他的一批法律及財務顧問揮霍數千萬美元的財產，後以和解收 場。潘美拉於一九九七年二月在巴黎游泳時腦溢血去世，終年七十一歲。
一九六一年一月甘迺迪上台後，並未重視外交經驗豐富的哈里曼，僅任命他擔任級別很低的巡迴大使。當時已六十九歲、重聽嚴重的哈里曼不以為 意，他說：「碰到一個新總統，你總是要從底層做起，慢慢往上爬。」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馬康衛（Walter P. McConaughy）出使巴基斯坦（一九六六特節台北）、其遺缺由哈里曼接任。一九六二年年初，華府聽到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的風聲，當時中國大陸因實行 人民公社、大躍進、大煉鋼「三面紅旗」，民不聊生，哀鴻遍野，蔣介石打算渡海光復大陸，「解救大陸同胞」。當時國府陸軍總司令劉安祺在口述歷史中說：「我 在陸總的頭一、二年，經常和老先生（蔣介石）在東埔（台北縣三峽一帶）的山洞裡進行登陸作業、研究登陸地點。」
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哈里曼囑咐在馬尼拉開會的國務院情報及研究局局長希斯曼（Roger Hilsman）趕赴台北了解情況，蔣經國請他吃飯、教他划酒拳、大喝紹興酒，希斯曼不是小蔣的對手。希斯曼認為國府反攻大陸的計劃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三月中旬，哈里曼和希斯曼再從馬尼拉飛到台北與蔣介石會談，哈里曼於二戰時期曾在重慶見過蔣，兩個人是「老相識」。哈里曼當面對蔣說，美國堅決反對他軍事 反攻大陸。國府並不灰心，中情局台北站長克萊恩建議國軍秘密登陸大陸東南沿海一帶，假裝是大陸同胞揭竿起義。國務卿魯斯克在白宮會議上痛斥克萊恩的點子， 「簡直是胡鬧！」蔣介石反攻大陸的願望終成泡影。
在北京接触过李大钊之后，团员分赴各地。其中，斯托扬诺维奇由李大钊指定的北大学生、广东台山县人黄凌霜作向导，于9月间抵达广州。斯同志在财厅前太平馆西餐厅对面的光光眼镜店租下二楼，开了家“俄华通讯社”，委托黄凌霜替他寻觅广州的“共产主义者”。
但黄凌霜真正信奉的却是跟共产主义略有相通的无政府主义，他给斯同志搬来的当然就是一帮无政府主义者！个中翘楚大名区声白，乃黄凌霜的北大学兄，此时已在岭南大学任教。区声白英语了得，“光光”聚会，斯同志操英语，区老师作翻译。
第三国际强调专政，无政府主义拒绝权威，鸡同鸭讲，斯同志无功离穗。黄凌霜和区声白日后匿迹，却缘于斯同志此行而在广州留名。
当时广州有由无政府主义团体主办的周刊《劳动者》，斯托扬诺维奇给它赞助过印刷费。该周刊于1920年10月至12月间分4次连载一首题为《劳动歌》的译诗，全6节，署名“列悲”。
《劳动歌》乃是《国际歌》歌词的首次汉译。“列悲”似是黄凌霜和区声白的合用笔名———“列”与“悲”，分别是“凌”与“白”的近似谐音。
《劳动歌》的末句被译为“最后的奋斗，快联合，将来之世界只有人类全体！”标题与结尾偏就蹬开关键词“国际”，盖因无政府主义者对第三国际不以为然。
不管怎样，《国际歌》之首次汉译出现于广州，这是广州的光荣！
今为童蒙特开讲舍，所望髫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
教育名流刘葆良接任安徽大学堂会办（即总办）后，便聘姚鼐后裔姚永概为大学堂总教习，学堂渐有起色。1904年暑期，刘葆良突然辞职去上海，....
刘葆良题上海湖南人所营桃源隐菜馆联云：“乡味殊佳，莫恋江东饱莼菜；人间何世，偶从海上得桃源。
[Middle English philologie, from Latin philologia, love of learning, from Greek philologiā, from philologos, fond of learning or of words : philo-, philo- + logos, reason, speech; see -logy.]
philologer phi·lol'o·ger or phi·lol'o·gist n.Last month, the National Archives banned an amateur historian who did what should have been unthinkable: He doctored the date on a valuable Lincoln document. Now the archives has found that it has a more widespread problem, with underhanded “scholars” and sneak thieves making off with American treasures to sell on the black market to history buffs.
“We have people alone with images and artifacts all the time,” Paul Brachfeld,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archives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thieves all say how easy it was,” he said, describing recent efforts to better secure archives and track down missing items.
Among the items known to be missing are Lincoln telegrams from the Civil War, patents for Eli Whitney’s cotton gin and the Wright brothers’ flying machine, target maps for the atomic bombing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the “only known copy” of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signed by President Harry Truman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more.
It may be impossible to measure the full extent of theft and damage. There are billions of items stored in the archives’ 44 centers — including presidential libraries and deep warehouses — in “a constant state of risk,” according to the inspector general’s report last year.
Current defenses include video lookouts and requirements that researchers lock up personal items and use the archives’ paper, pencils and duplicating machines. Monitors watch visitors from overlook desks, and only certain staff members can roam storage stacks. But as a practical matter, officials say, the pockets of the many authorized visitors cannot be fully searched as they exit.
The National Archives has a dual mandate: to secure the country’s ongoing historical trove but also to maximize access for citizens to view and study democracy’s treasures firsthand. Thoughtful Americans must hope the heightened defenses of the archives pay off. The last thing the nation needs is for its treasures to be sealed off in a mausoleum.With her Siamese cat, husband, violin and 28 pieces of metal baggage, capable grey-haired Malvina Hoffman sailed into New York Harbor last fortnight. Three-quarters of the largest sculpture commission ever given a woman was completed.
Sculptress Hoffman was born in New York 45 years ago, the daughter of British Pianist Richard Hoffman who was imported to the U. S. by Phineas Taylor Barnum in 1850 as accompanist for Jenny Lind. Later he was soloist for New York's Philharmonic Society Orchestra. The Hoffmans were quickly accepted by the very stiffest New York society. But there were five children; finances were slim. Malvina Hoffman earned money to continue her art studies by painting portraits of her friends, designing book jackets, covers for sheet music, wall paper, linoleum.
In Paris grumbling old Auguste Rodin took her as a pupil. To perfect her knowledge of anatomy she practiced dissection at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for three years. Recognition followed. Museums in France, Britain and the U. S. bought her work; she has been decorated by both France and Jugoslavia. To the general public perhaps best known works are the stone group at the entrance of London's Bush House and the recumbent crusader that is Harvard's War Memorial.
Three years ago Chicago's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ommissioned no life-sized figures from Sculptress Hoffman to illustrate all the principal racial types of mankind for the museum's Chauncey Keep Hall of Living Man. Twenty-five of the figures will be full-length bronzes, the remainder heads and busts. With her husband. Violinist Samuel Bonarios Grimson as manager and chief photographer, and with a case full of notes and suggestions from British Anthropologist Sir Arthur Keith, 42-year-old
Malvina Hoffman started out. They had already visited Africa (but found the purest examples of the racial types they were seeking in the Paris Colonial Exposition of 1931), so limited themselves to Japan, China, the Philippines, the South Pacific. Seventy-five of the no statues have been completed. Only the primitive types of Siberia and South America remain undone. Chatting in the lounge room of S. S. Statendam last fortnight, Sculptress Hoffman told reporters some of her adventures :
". . . In Shanghai I made a plaster head of Dr. Hu Shih, Chinese poet and philosopher, during the Japanese bombardment. Dr. Shih himself was in great danger as he was being sought by the Japanese. When troops began sacking the city I hid the head in the bathtub and my husband and I moved it out in a basket before it was dry. Two days later the hotel was sacked. . . .
"From Singapore we went into the jungles in a Ford just as though we were driving up Fifth Avenue. We forgot all about snake boots and the accessories you buy in outing stores. . . . Mr. Grimson would go up into the forest to persuade the natives to come down out of the trees to pose. We had a grand sort of Englishman with us. 'Hi there,' he would call, 'do you want some nice beads for your wife? Very well then, come down and pose.' I had my armature and clay mounted on the trunk rack behind the car, and worked on that. The heat was aw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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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n the Malay Peninsula I had an uncomfortable few minutes with a Jakun who did not approve of his wife's posing. She was a primitive little thing, only 15 years old. I was using a wooden tool for modeling and as soon as he saw it he drew a long knife and laid it across his knees. I showed him the tool and proved it could not cut but he never took his eyes off me and sat there with that sharp blade just the same."
The Hall of Living Man will be ready for World's Fair visitors next spring.
To explain satisfactorily the racial problems so realistically and so truthfully presented to us in this hall, we have to accept as a truth the prevalence of the laws of evolution in the world of humanity.Fittingly, the work was digitized as part of archive.org's Biodiversity Heritage Library. About the author: "Henry Field was a Field Museum Assistant Curator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and a nephew of Marshall Field, the department store magnate who helped start The Field Museum and after whom the museum is named." Field Museum benefactor "Marshall Field was born on a farm in Conway, Massachusetts, the son of John Field IV and wife Fidelia Nash. His family was descended from Puritans".
[Fieldiana, Popular Series, Anthropology, no. 30; contents: Preface / Berthold Laufer -- Introduction / Sir Arthur Keith -- Human Biology -- Description of Races -- I. Africa. -- II. Europe -- III. Asia -- IV. America -- V. Oceania. -- Bibliography -- Plan of Chauncey Keep Memorial Hall (Hall 3) -- List of sculptures by Malvina Hoff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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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年五月，傅作義部隊在河北懷柔抵抗日軍，戰鬥慘劇，三百餘人壯烈犧牲，收得屍體二百零三具，葬於大青山麓。傅請胡撰寫碑文，胡適欣然以白話寫了以下四句：
「這裡長眠的是二百零三個中國好男子！他們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了他們的祖國。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來這憑弔敬禮的，要想想我們應該用甚麼報答他們的血。」
我對胡適沒有研究，我見過胡適，崇拜過胡適，學習過胡適，
胡適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他去了美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
作家開會談「胡適在台灣」，好像應該從文學的角度談他。
今天回想起來，胡先生對台灣文藝的發展好像不大關心。
回想起來，胡先生鼓吹言論自由，不遺餘力，
文藝運動要由大作家領導 一九五二年，胡先生第一次回到台灣，這是大新聞，
終於有人問他對文藝運動的看法，他很認真的說，「
一九五八年，台北的中國文藝協會開大會，邀請胡適演講，
政府對文藝採取完全放任的態度， 人的文學、不是非人的文學，要有人氣，要有點兒人味，
在〈人的文學〉演講之後，台北文化界紀念五四運動，
《紅樓夢》沒有藝術價值？ 一九五九年，中國廣播公司播出《紅樓夢》，
胡適答應擔任顧問，也同意邱主任提出的顧問名單：曾虛白，
第一次會議首先談到《紅樓夢》的版本，胡先生決定選用「程乙本」
會後立即到世界書局買書，我和導播崔小萍女士都得埋頭苦讀。
第二次顧問會議，我提出作業報告，胡聽了一時沒有反應，
即使如此，朋友們對我膽敢到《紅樓夢》頭上動土還是一再諷刺，
編審組還有一個計畫，請各位顧問對聽眾發表廣播演說，
《紅樓夢》沒有藝術價值？沒有plot？字典上說plot是「
然後《紅樓夢》由辦公室進入播音室，那就是崔導播總攬一切了。
事情一沾上胡適，
大家就不好意思使用文言 胡適畢竟是胡適，他對台灣的文學還是發生了影響，
胡適提倡白話絕不放棄任何機會，
有一年胡適生日，文化界許多人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為他祝壽，
中央研究院有一位工友，他的女兒讀師範，畢業了，
用白話寫應用文，老教授毛子水也曾響應實行，
胡適到各地演講，美國之音駐台北的單位都派人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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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王鼎鈞﹑殷志鵬﹑宣樹錚。 |
前蘇州大學中文系主任宣樹錚教授首先向讀者介紹胡適在大陸生 活的37年。宣樹錚認為﹐要研究近代中國文化﹐無論是研究哲學還是文學﹐都不能繞過胡適﹐胡適為中國哲學研究提供了一種體系﹐為文學開闢了一條道路。不僅 如此﹐宣樹錚說﹐胡適一生堅持自由主義的文化思想﹔提倡言論自由﹑法制﹔並且一輩子不做官﹐保持獨立的身份與地位﹐進而保持對政府的公正﹑真誠態度與言 論。宣樹錚強調﹐百年歷史證明﹐胡適的路是最正確的﹐是未來中國所要走的路。
自2002 年開始潛心研究胡適並著有『赫貞江畔讀胡適』一書的殷志鵬向與會者介紹在美國的胡適﹐他研讀了胡適在康乃爾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期的大量史料﹐得出結 論說﹐胡適在哥大留學兩年的成果。是決定胡適一生治學與做人的關鍵所在。換句話說﹐他的精彩一生﹐是在哥大留學期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hc 案: 我不同意此說 胡適的每一期都很努力開創他的了不起的一生)
自稱 對胡適沒有研究﹐但卻有緣與胡適共事的王鼎鈞介紹了胡適在台灣的年6時光。王鼎鈞說﹐胡適在台灣﹐對白話文學的提倡﹐雖沒有留下太多文字的東西﹐但他身教 勝於言教﹐給人的感覺﹐好像是所有事只要沾上胡適的邊﹐不使用白話文都不好意思了。王鼎鈞引用了下面的例子﹕胡適的兒子胡思杜在大陸被逼迫批判胡適﹐有人 說﹐胡思杜「沒有緘默的自由」﹐而胡適的更正說﹐應該說是「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講座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反響﹐大家紛紛發言﹐與主講人進行了交流與討論。(http://www.dajiyuan.com)
2/22/2006 12:02:4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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