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第四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的講者是王汎森先生。2012年3月底到4月初,王汎森的講座總題是《中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第一講為《近世私人領域的公開化—明清的修身日記、蔣介石的〈省克記〉及其他》,第二講為《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主義與私人領域的政治化》。
清明探訪先賢足跡
王汎森現任台北“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是台灣文史學界的代表性人物。1987年王汎森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師從余英時教授,1993年取得博士學位。學成後任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任“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2003-2004)、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2003-2009)。王汎森的研究重點是從明清到近代的中國思想史。他的博士論文研究傅斯年的思想和學術,深入地分析“五四”一代知識人在時代和政治之間的徬徨與抉擇。而對前“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和胡適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的奮鬥與思考,王汎森有獨到的見解。
此次赴港講學,正值清明時節,王汎森由何光誠博士帶路,專程到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向蔡元培先生致敬。大約20年前,王汎森偶然在《中國時報》副刊上看到蔡元培墓的照片,葉恭綽的書法“蔡孑民先生之墓”寫得雄強有力,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元培晚年居於香港,1940年3月5日病逝,安葬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王汎森還尋訪了蔡元培和胡適在香港的遊踪。蔡元培《旅港日記》提到在道風山看教堂,一個十字架是在佛塔上面,另一個十字架則在蓮花座上面,結合兩種風格,有宗教包容之象。王汎森便去看了那一對十字架。蔡元培日記中提到曾到獅子山看猴子,王汎森也去了獅子山看猴子。胡適《南游雜憶》裡則提到游過九龍水塘,發現風景很美,所以勸香港應該發展觀光。王汎森也去看了九龍水塘。
台灣已經忘掉胡適了
當年王汎森任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時,常常有遊客想參觀蔡元培的文物,結果只見那一尊蔡元培銅像,並無其他文物。事實上,蔡元培的文物主要放在三個地方:“中研院”近史所的院史室,史語所的傅斯年檔案,院總辦事處的公文檔。王汎森說:“蔡元培先生是'中研院'創院院長,功勞很大,尤其在戰亂的時代,國民政府其實沒什麼錢,所以蔡元培運用他的威望,從蔣介石那邊爭取到一筆錢,建立專門從事近代科學和學術研究的國立機構—'中研院'。最初蔡元培跟蔣介石的關係還不錯,後來雙方關係陷入緊張,蔣介石撥給'中研院'的經費都是打折的。蔡元培跟吳稚暉很熟,吳稚暉跟蔣介石關係比較好,每當'中研院'經費有困難而需要向政府疏通的時候,常常要靠吳稚暉出面。那時宋子文掌握財政大權,蔡元培也往往得同他周旋。緬懷這些前輩們,為了建立'中研院'吃了很多苦頭,也很有遠見。”
去年是胡適誕辰120週年,今年則是胡適逝世50週年,海峽兩岸學界皆有紀念活動。王汎森說他很喜歡讀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依稀記得書中一個特別的情景:文藝復興時代在偉人的墓前作生日紀念講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胡適誕辰120週年時,王汎森有幸在胡適的墓前作了十分鐘講話。然而,當學界在紀念胡適之際,台灣報紙上也有評論家感慨:台灣已經忘掉胡適了。沒過多久,馬英九就到胡適紀念館參觀,表示從高中就崇仰胡適,並沒有忘記他。
回顧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等前輩的風采,王汎森有感而發:“現代社會是一個歷史記憶保存很短的時代,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蔣經國是誰了,何況是胡適?知道蔡元培的人更少了。像梁啟超這種我們耳熟能詳的人,一般人知道得就更少了。”
“蔣介石想控制知識分子,但沒能力”
老翰林為何學德語
時代周報:蔡元培作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長,對近百年中國學術界的發展有什麼影響?
王汎森:我覺得他代表近代追求新學術的新氣象,在今天看來好像理所當然,可在當時的環境並不容易。他研究的東西都不為功利,蔡元培全集的文章,還有幫人家寫序的文章,他所重視的學問,不管有用沒用,都是非常基礎性的學問。現在全世界都在瘋狂地追求生物科技,生物科學非常重要,因為人的健康要有好的治療,確實可以免除很多人的痛苦,這點我非常了解,可是也不能整個學術界的天平都往那邊傾斜,這個時候重新回味一下蔡元培的學問觀,很有意思。他重視體育、哲學、民俗、美術、人類學、史學、語言學、考古等,這些都非常意味深長。他是一個老翰林,先是為“蘇報案”避難,跑到青島去從字母開始學起德文,然後到德國去求學。民國成立後做過教育總長,再度赴德唸書。一個老翰林在以前是可以躺著不用乾事的,光靠寫對聯、寫墓誌銘就已經夠混日子的了。但他從頭學德文,然後跑到德國留學,修的那些課都是氣象很新,而且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他處世為人都特別平和,有決斷但又平和。蔡元培在抗戰時期,人在香港,一度還幫史語所向陳彬龢分租了《港報》的房子,想讓史語所的同人和眷屬,以及整理漢簡的人到港後有個居停的地方。
時代周報:蔡元培跟胡適的關係怎麼樣?
王汎森:唐德剛在《胡適雜憶》裡說,胡適回憶道,他在青年期如果沒有蔡元培的著意提挈,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報刊編輯的生涯中度過。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蔡元培還為之寫序,褒獎備至。不過,蔡元培跟胡適之間還是有爭論的,如蔡元培寫《石頭記》索隱,胡適寫文章批評過,因為胡適對《紅樓夢》是另外一套看法。雙方這樣子激烈爭辯,還可以做同志、做朋友,他們的氣量很大。在新文化運動的時候,蔡元培是北大校長,胡適是北大文科的教授,兩人雖不是同一輩的人,但是惺惺相惜。
“學術是國家無形的財富”
時代周報:胡適晚年從美國到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對台灣學術的推動有何意義?
王汎森:胡適來台灣有幾點重要意義。第一,最重要的是他的學術在台灣學界的影響。第二,胡適把民主與科學的傳統帶到台灣,在當時的台灣未必能有製衡政治的權力,卻是成了一股潛流的,留下一個傳統,而這個傳統是會隨時發生作用的。當時台灣許多民主人士與他有來往,他支持組織在野黨,但是他說:不要叫反對黨,反對黨派太不民主了,在野在朝,互相制衡,才是民主精神。第三,他提倡學術。我在胡適墓前講話也有提到,他講:“學術是一個國家無形的財富”,我覺得這一句話非常的簡要,要能真心這樣想並不容易,而且他一以貫之。胡適在北大當校長的時候就曾經提出一個學術獨立十年計劃,可是因為情勢急轉,沒有機會實踐。後來他回“中研院”當院長,1958年,他就把這個方案寫成了“國家發展科學培植人才的五年計劃的綱領草案”,因這個綱領而成立了“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他當主席,由當時的“教育部長”梅貽琦當副主席,後來又改成“國科會”。“國科會”對台灣幾十年的學術影響非常大,有一個穩定的研究經費,不計產出的現實利益支持學術。
胡適來到台灣以後,成為很多人的人生導師。我所熟悉的高信疆先生生前曾經告訴過我,他十幾歲的時候很苦悶,整天唉聲嘆氣。後來他讀《胡適文存》,此書至少就指出了他一條路。胡適在台灣,對“中研院”的左鄰右舍非常好,他去參加小學畢業典禮,跟里長打交道。在西方,大學所在地方的居民跟教授、學生一向都是敵對的。劍橋、牛津如此,我唸書的普林斯頓大學跟當地的關係好像也不是很融洽。胡適做院長的時候,和他們處得很好,沒有貴賤觀念,所以胡適去世後,靈車經過南港地區時,家家戶戶都主動擺設香案悼祭。
“'總統'你錯了”
時代周報:蔡元培跟蔣介石的關係非常緊張,那麼,胡適跟蔣介石的關係怎麼樣?
王汎森:胡適對蔣介石有很多批評。1929年當國民黨訓政體制初建之時,胡適曾批判蔣介石是“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什麼樣子”的人物。可是,基本上他對蔣介石在緊急的關頭都是支持的。當然像胡適這種人,對近代的軍事家、政客,不可能心悅誠服的。蔣當年花很多力氣在拉他,包括要讓他選'總統',即使後來這個事沒有成,但我想,胡適心裡一定很受用。但是令人不無驚訝的是有些學者去看蔣的日記,發現蔣對胡適是非常不滿意的。蔣認為一生有兩次受人嚴重羞辱,一次是寧漢分裂的時候,在武漢被鮑羅廷當眾羞辱,一次就是胡適回來當“中研院”院長的時候,在蔣介石致詞之後說:“'總統'你錯了。”他心中始終覺得胡適總是不能跟他一條心。蔣介石日記中還有一條說:趙元任更像純學者,好像責備胡適沾染了政客的味道之類。胡適出名很早,當年孫中山在廣州時代出書,還要請胡適批評,希望得到胡適在《新青年》、《每週評論》上的評介。胡適還給他提了個意見,說孫中山講“中國文字有進化,而語言轉見退化”是錯的。孫中山馬上要廖仲愷寫了一封信,表示那個論點不過是中山先生“隨便拾來作襯,非潛深研究之結果”。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得大名的時候,蔣還沒發跡,在胡適心目中,對孫當然是比較尊敬,對蔣介石等人恐怕是平視之。
時代周報:胡適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當面跟蔣介石說:“'總統'你錯了”,到底有什麼背景?
王汎森:1958年4月10日,胡適院長的就職典禮在“中研院”史語所的考古館舉行。蔣介石當天到場致詞,講了很久,對胡適提倡的“五四”價值及自由主義,在褒揚中有挖苦之詞。胡適一發言就說“'總統'你錯了”,並說“五四”運動是民國八年的事,共產黨坐大是十幾年後的事,與“五四”無關。胡適這番話讓在場的人相當緊張。據當天在場的人告訴我,蔣本來有要站起來離去之意,陳誠這時拉了他一下,蔣當場沒說什麼,但是直到蔣逝世,他皆未再到“中研院”。我後來看幫胡適做事的楊樹人寫過一篇文章,說胡適因為熬夜很厲害,那時候剛長途飛行回來,客人又多,沒有好好休息,講話可能控制得不好,所以出言不客氣,據楊說胡適當天晚宴時曾小聲說“我恐怕得罪了他吧!”
傅斯年的徬徨
時代周報:傅斯年有“傅大砲”之稱,當年以抨擊政壇上腐敗的權貴聞名,他在學術和政治之間有什麼徬徨與抉擇?
王汎森:我最近讀《夏鼐日記》,其中有些提到傅斯年,有一段說,原來傅斯年在宣統三年考過清華留美,當時人認為能考清華然後出國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傅斯年說他當時的興趣是要讀武備學校,所以他沒有認真考。《夏鼐日記》中說:當時清華監督周自齊是傅斯年的父執,清華的一位國文教員也是他的父執,兩個人都想幫他考上,故考國文時,週親來觀其答卷,但傅不肯作弊,以手掩卷,不讓周看到,事後那位國文教員問其作文的開端數語,傅亦以他文隨意應答搪塞之。最後一天(或一科),傅斯年竟未去考,故最後並未錄取。當時傅斯年本來就覺得天下這麼糟,有志當個軍人。有一次他喝醉酒,跟蔡元培聊天,大發狂言:將來如果中國強了,從蘇伊士運河到那裡全部要歸到中國領土。結果蔡元培冷冷地跟他講:“除非你作大將軍。”那是喝醉酒以後的狂語,但從這裡可以看出,他關心現實,有志從軍。他後來說過:他因為關心國家大事,所以在書房裡面坐不住,又因性喜學問,所以在外面呆不久,結果弄得屋里屋外衝進衝出,坐也坐不久,出也出不遠,兩邊都想管,一直在矛盾中。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他都忍不住要去管。可是他又覺得學術很重要,對學術有很大的使命感。傅斯年是以建立學術標準自命的人。有一個例子是他反對天文所聘用李國鼎當研究員,當時天文所認為劍橋大學出身的李國鼎,研究天文物理,老師是諾貝爾獎得主,是天文所不可或缺的人才,一進來就想讓他當正研究員。傅斯年說:以他的學歷跟他發表的東西,“中研院”最多只能用副研究員聘,後來李國鼎沒來了。如果李國鼎來了,就沒有後來的台灣經濟之父李國鼎。從這個例子看來,傅斯年是個學術標準很嚴的人。
蔣介石羨慕“延安整風”
時代周報:從蔣介石的《省克記》所顯露出來,他對這些學術界領袖的態度如何?
王汎森:從《省克記》、《學記》等書看起來,蔣有幾種心態是非常好玩的,蔣一直是把自己當作一個老師。我當年在整理傅斯年的東西時,發現一張紙條,是傅斯年跟陳布雷的筆談。傅斯年在上面寫著蔣先生對上海市民言:“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此乃國家元首所以責其公務員而負責做到者,非對人民之言也。”陳布雷答:“此語我一半同意。蔣先生向來總是以'作之師'的精神講話,其講話之對象,都認為他的學生,不問官民也。亦嘗進言,但他看了不感十分興趣,知之而亦不能行。”
我讀蔣的《省克記》,發現他把全國當作一所大學校,所以他的口頭禪常常說:他自己如果不能好好修身的話,何以教人?這是他對政府機關的腐敗不靈所發的,但往往都是老師的口吻。
第二,他非常重視寫文章,把寫文章、改文章看得很重。我們以為很多蔣的冊子是陶希聖他們寫的。但是《省克記》裡面,蔣往往自喜說他改寫了多少。所以他對寫成好文章非常重視,這很像以前的舊文人。有一個地方,他還說對《易經》始終沒有讀通,所以影響他對中國古代思想的了解。他對黑格爾、朱熹非常有興趣。對宋明理學的宇宙論、心性論這兩個部分的東西,他都非常感興趣。所以他花了大量時間讀宋明理學的書,像卷帙龐大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蔣是排日讀畢的;像讀明代胡居仁的《居業錄》時,就說愛之不忍釋手。這一類的話在《學記》中還有不少。當然很多時候他反省自己,好名、好殺、好色等。他的舊文人、理學家的那一面,其實非常強烈。他對知識分子是想控制,但沒有能力。蔣曾經表示他羨慕延安整風,可他畢竟沒有做過,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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