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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若干“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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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記胡適最後一次在杭州
散木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是“胡適學”中相當重
要的一本書,庶幾也是晚近學術史或學人談屑的一本極有價值的
書,此書在大陸的出版,先有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3年的一個版
本,作序者是耿雲志先生;近有新星出版社2006年的一個版本,
“序”替換為毛子水1983年所作,“毛序”且視此書與德國愛克爾曼
記錄的《歌德談話錄》相似,可分別見出東西兩位文化鉅子“老年時
的智慧”,此洵為的論。
要說兩個版本的不同,是前者按原版(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84
年版)原樣移人,是謂“為保持原書風格,未作技術處理”;後者則
“僅對少數不適的話語作了刪節”,即進行了一些“技術處理”,但
“整體基本保持原貌”。 其實,以筆者的愚見,似大可不必,不過這
可能也反映出兩書出版時不同的“出版生態”吧,雖說後者仍“整體
基本保持原貌”,只是對於一些年輕的讀者,可能會有一些“閱讀障
礙”。
此話且不提。 再說兩書都有編者和記錄者,亦即胡適晚年秘
書胡頌平的“後記”,胡頌平的話說得很誠懇,他最後說:“我很企望
看到的人指示我的謬誤,以便改正。 ”當然,如果說有“謬誤”,那也
不一定是他的誤記,即可能也有胡適自己的“誤說”,筆者就發現少
許,以下試為“改正”一二。
如書中提及中國現代數學的開山之祖之一姜立夫先生,即: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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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夫原妻吳氏在他們成婚不久即病逝,後來姜立夫與中國現代科
學史上著名的“三胡”(胡敦复、胡剛複、胡明復)的妹妹胡芷華結為
連理,胡適於是又想起當年“中研院”的諸位院士,如竺可楨等,但
不知怎的,竟把竺可楨後來的夫人誤記為姜立夫的妹妹了(新星版
第245頁)。
竺可楨原來的夫人是張俠魂,他與國民黨元老邵元 沖是一對
連襟,即邵妻就是國民黨女元老張默君。 張俠魂夫人在浙江大學
抗戰時的“文軍長征”——西遷中,因顛沛流離而患病,無藥可救,
犧牲於路途中,後來竺可楨續弦,夫人則是陳源(西瀅)的妹妹陳
汲。 張默君、陳汲,都不是姜立夫先生的妹妹。
胡適回憶的錯誤,可能是因為姜立夫也是浙江人(溫州人。中
國近代以來的一部數學史,離不開溫州人),而且姜立夫也曾考取
“庚款”留美,獲哈佛大學博士學銜,因此不免與竺可楨相混。
胡適在談話中提及竺可楨,有意思的是在滄桑鼎革之際。 即當年胡適飛離北大之後,1948年10月13日,胡適又離開南京,先後在武漢大學、浙江大學進行演講,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在大陸的高
校演講了。
1948年10月19日,胡適到了杭州,當時他住在西湖邊的新新旅館。 第一天,他參觀了錢塘江大橋、遊覽了六和塔和西湖之後,隨即來到浙江大學。 在與竺可楨校長夫婦、鄭曉滄、潘企莘等老友會面後,第二天,胡適又遊覽了西湖邊孤山的“林社”(即紀念求是書院創始人林啟的團體和景點),並且看了高嘯桐先生的遺像;下午,胡適遂在浙大進行演講,題目是“自由主義”。 胡適應竺可楨邀請,此次在浙江大學講演,當時正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選舉之後,全國各地有許多學校紛紛邀請院士去做學術演講,胡適就是在武漢大學演講之後先到上海、再赴杭州的,而胡適在浙江大學演講的題目,另有一說是《自由的來源》(此次演講的文稿,筆者遍尋無著,至為可惜)。 胡適講演完畢,他就經上海回到北平去了。 此事見之於阮毅成的《適廬隨筆》(刊台灣《小世界》第401期,1972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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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阮毅成還在另一篇文章《任鴻雋與中國公學復校》(台灣《傳
記文學》第26卷第3期,1975年3月)中回憶說胡適是1O月18日
到杭州的,那麼,胡適這次來杭州,一共用時三天。
胡適回到北平,不禁在日記中感慨道:“此次出外三十六天,真
有滄桑之感。 局勢一壞至此! ”36天,是胡適於9月16日離開北平
赴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成立22週年紀念會暨第一屆院士會議,
會後在兩位老朋友即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
的盛情邀請下赴武漢、杭州講演並遊玩,至22日返回北平,不料期
間滄桑鼎革,已是大局遷變,這段時間居然成了胡適在大陸的最後
一
段時間,而當時胡適與他的兩位老朋友週鯁生、竺可楨的思想,
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胡適在浙大的講演《自由的來源》,未見文字,不同於胡適秘書
胡頌平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的記載,胡明在《胡
適傳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中則記為《自由主義與中
國》。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胡適在各地有許多關於“自由”以及
“自由主義”的講演和文章,估計其內容會大致相仿。 如就在他來
杭州之前,他已發表有《自由主義是什麼》(《週論》第2卷第4期,
1948年8月)、《自由主義》(在北平廣播電台的講演,1948年9月4
日)、《自由與進步》(在南京的講演,1948年9月27日)、《自由主
義與中國》(在武漢大學的講演,1948年1O月5日),顯然,很可能
他在武漢大學和浙江大學的講演會是相同的。 此後,胡適去了台
灣,“下車伊始”,他又做了《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的講演(1949
年3月27日)。 當然了,所以都以“自由”以及“自由主義”為題,是
針對當時的形勢,胡適感到去日無多,不得不說了。
胡適晚年還有一個回憶,他說:“勝利之後(即抗日戰爭勝利之
後。 筆者註),我到浙江大學去演講,竺可楨是浙大的校長,他和他
的太太住在禮堂樓上。 你想,校長住在禮堂的樓上,他的一切都被
學生監視住,我就曉得他們是出不來了。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
年談話錄》)。 胡適當時還回憶起了一個細節:當年竺可楨住的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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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一株松樹。 筆者查索《竺可楨日記》,1938年3月16日,竺可
楨憶及戰前,記有:“昔在杭州大學路浙大校長官舍前有二羅漢松,
一
高大而一低小。 ”可知胡適所言不虛。
胡適、竺可楨,這兩位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文化、教育、科學的鉅子,他們的關係可謂是源遠流長——少年時的同窗、同舟留學美國的友人、在中國提倡和宣傳科學與民主的弄潮兒,再到主持風會、影響廣被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們有同聲相求的一面,也有不諧和的一面。 這是後話。
胡適晚年的談話,不小心說錯了“黨參”。胡適說:“古代所謂參,是指陝西的黨參。”(新星版第121頁)
不對。 '
胡適晚年因心髒病多次住院治療,當時醫生的藥方和友人贈送的“長生方”中也多有參這種補藥。 參,種類繁多,如苦參、拳參、丹參、參三七、高麗參、人參、黨參、西洋參、孩兒參、太子參、明黨
參、玄參、沙參等,現在社會上流行的多是“萬基”和“康富來”等等
的西洋參,廣告語云:“古有諸葛亮輕搖羽扇,帷幄之中決胜千裡,
今有康富來洋參含片,令您神采飛揚。 ”如何?吃還是不吃?當年
胡適卻不相信,他說:“有人說西洋參可以強心,沒有這麼一回事。
古代的所謂參,是指陝西的黨參。 你知道西洋參是什麼? 那是在
紐約附近是用來餵豬的。 西洋人以為用這種東西來餵豬,豬會長
得特別肥,後來發現中國人把它當藥吃,才推銷到中國來。 ”原來如
此! 當然,胡適的話不可當真,否則假如你節日里割肉般掏錢送丈
母娘的西洋參原來是餵豬的,這豈不是絕妙的“黑色幽默”? 公道地說:洋參,確有“消除疲勞,恢復體力,強身健體”的功效,至於是不是“擁有康富來,健康財富滾滾來”之類,那是你常識的判別,你信,就信唄;不信,人家也有自由。 胡適不信有他的自由,也有他的
道理。 至於胡適說“古代所謂參是指陝西的黨參”,則是錯了。“黨”,地名之上黨,即今之山西長治,晚近歷史有所謂“上黨大捷”,此前常燕生先生的《山西少年歌》中,也有一句“澤潞論兵一代雄,飛狐上黨掩天空”,那是說唐代藩將的故事。黨參,就是指出自上黨的參,因此地山多灌木,氣候也宜參的生長,所以黨參有了名氣,原先向來是進貢的貢品。 上黨,夙有幾件寶物:黨參、草帽辮、堆花以及“三潞”之潞麻、潞綢、潞酒,黨參人藥,因其性平、昧甘,功
能則補中益氣。
胡適晚年談話,提及歷史學家夏曾佑,他說:“他的兒子夏元
螵,當過北大理學院長。 ”(新星版第57頁)夏元螵,應是夏元瞟。
夏曾佑、夏元膘父子,一個搞歷史,一個搞物理。 其實杭州夏
氏家族原來就有從事科學研究的歷史,夏元螵的祖父夏鸞翔即清
季有名的疇人(數學家),夏元琛則是在少年時讀書“求是書院”
(即今之浙江大學的前身)時開始從事科學研究的。 後來他又讀書
上海南洋公學,乃至留學美國、德國、英國(師從物理學大師盧瑟
福),後應父輩的嚴復校長之請,赴北大任理科學長兼物理學教授。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之時,文科學長為陳獨秀,理科學長也是夏元
琛。 後來夏元膘又在柏林大學師從普朗克、愛因斯坦,且成為在中
國最早講授相對論和理論物理的一名科學家,1922年由他翻譯的
愛因斯坦《相對論淺釋》(商務印書館版)是中國第一本相對論的澤
著,影響遠及整個亞洲。
四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169頁)還提及馮友蘭。
胡適平素就對馮沒有好感,其原因是馮的治學致思與廟堂過於貼近,這在抗日戰爭時就是如此。 所以,胡適晚年閒聊時說起大陸的學人,他 說:“據說翁文灝已經死了,李仲揆(四光)也病了。”又談到陳寅恪、姜立夫,忽然又提到:“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邊認過一百三十次的錯。 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 他本來是個會打算的人。 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
1950年在檀香山買了三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裡都裝滿東西,帶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 他平時留起長鬍子,也是不肯花剃鬍子的錢。 ”“此外,現在三反五反之後的錢端升、沈從文、華羅庚等人,聽說過得非常苦。 ”
這是不嚴謹的話。 據馮友蘭的女兒宗璞在《鐵簫人語》(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一書中所說:“1948年父親從美國回來,帶回一個電冰箱,當時是清華園中唯一的,大概北京城也不多。 知道校醫院需要,立即捐出。 ”兩者比對,顯然,應該是1948年3月時馮友蘭從美國夏威夷歸國,隨身帶回一個電冰箱,至於胡適所說馮於1950年從檀香山帶回三個電冰箱,一定是時間上的誤記,因為1950年中美關係已經中斷,馮友蘭已在國內,他已沒有可能去美國了;此外,當年馮友蘭從美國帶回的電冰箱,也並非是三個。
胡適所以對馮友蘭有上述的“閒話”,是從“倫理意圖”而帶出的,因此,他對馮友蘭從美國帶冰箱的主觀動機的推斷,就是“大膽設想”的產物了。這些議論,在胡適此書中還有一些,不過,因為是“談話錄”,姑妄聽之可也,我們也不必當真,權當是胡適先生在“侃大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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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胡頌平編著,新星出版社
2006年1O月,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