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葛兆光教授談「什麼才是好的漢學論著？」2026年9月21日 。錢穆的學術功力：郝倖仔《史語所：新學術的高原》讀後（外篇中）
側記葛兆光教授談「什麼才是好的漢學論著？」
主講人：#葛兆光 教授
與談人：#甘懷真 教授、#金培懿 教授
主持人：#王德威 教授
時間：2026年9月21日14:00-16:00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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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過去讀過《宅茲中國》、《歷史中國的內與外》的我來說，很開心能在師大的禮堂聆聽2026年 #唐獎 得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葛兆光教授演講「什麼才是好的漢學論著？」因此決定將講座期間記錄下來的摘要整理成文章。
講座伊始，葛兆光教授引用何炳棣的說法，指出做學問應當「要做第一流的學問」，不過這麼說來，什麼樣的學問是「要做第一流的學問」呢？
為了回應這個問題，葛兆光教授本次的演講分為三個大方向，首先是「好」的漢學研究標準是什麼？其次是從學術史的角度而論，什麼樣的漢學研究符合陳寅恪所說的「預流」？最後則是在前述的研究基礎下，進一步論證在當代的中國研究趨勢中，漢學研究該如何發展？
_______________評價「好」漢學論著的三大標準_______________
關於「好」漢學論著的三大標準，依照葛兆光教授的說法，可以歸納為「六個新」。
【新史料與新證據】
第一個論斷漢學研究之「好」的標準，便是這部著作是否提供了「新史料」或「新證據」。葛兆光老師舉胡適的《神會和尚遺集》與矢吹慶輝的《三階教之研究》為例，說明這點。
1926年胡適在歐洲發現了敦煌遺書中，關於神會（荷澤大師）的資料，進而撰寫了《神會和尚遺集》一書。此書提出兩個重要的觀點，其一是禪宗由北宗走向南宗，比起惠能的影響，神會實際上發揮了更大的影響力，而這也間接批判了傳統禪宗史的攀龍附鳳（如何強調惠能的影響力）。此外，胡適的發現也說明了我們認識的傳統禪宗史乃是宋人的重新建構。
至於矢吹慶輝，則在敦煌找到了隋唐時期三階教的材料，寫了《三階教之研究》，重新發現了歷史上被抹去的三階教，填補了傳統歷史文獻中缺失／被抹去的空隙。葛兆光強調，後世學者對於胡適與矢吹的新證據及史料詮釋固然有諸多修正，卻也是因為他們貢獻了新的學術史挖掘，才開拓了研究的走向。
葛兆光老師說：「正確的書不一定就是好書，不正確的書不一定就是壞書。平庸而無用的全面論述絕不是好書，深刻的片面有時候確是好書。能提供有用的新資料就是好書。」又如同當年傅斯年所述：「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傅斯年甚至說：「史學即史料學。」
除了胡適與失吹外，葛兆光老師額外舉了桑原騭藏的《蒲壽庚考》及卜正民的《賽爾登先生的中國地點圖》為案例。桑原騭藏的《蒲壽庚考》以宋元時期阿拉伯商人蒲壽庚的材料為證據，證成宋元時期泉州的對外海洋貿易風貌，還有當時外國人居住中國的狀態，以及透過這些外籍官員的稱臣轉移，談論他們如何具備對單一朝廷的國族忠誠感。
卜正民的《賽爾登先生的中國地點圖》，以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所藏賽爾登地圖為核心，談到其中以南海為中心的世界觀，打破明王朝中原中心的傳統史觀，甚至跨越了現在的國家地理概念。
【新思路與新問題】
進一步而言，有了新材料之外，新的問題意識與思考理路同樣重要。如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提出「關中本位」這一重新解釋隋唐歷史的新思路──從北周到隋唐，關中與隴西人成了主導政治文化的核心集團，一改過去王朝以山東、江左為核心的狀態。後續學者無論贊成或反對，都必須在此框架下進行討論。
而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則指出科舉成了傳統時代促進社會流動的事件。其運用社會科學方法討論歷史上的社會流動問題，引發了中國與美國學者的跟進及爭論。
陳寅恪與何柄棣的研究所使用的並非全新的材料，卻因為思考角度的差異，而帶給歷史學研究一個新的研究方向。而同樣造成國際學界重要典範轉移的，還有內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變革論」、丸山真男的《忠誠與叛逆》，或者費正清的「衝擊──回應」說、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與彭慕蘭的《大分流》等，都引起了國際學界的討論。
【新方法及新典範】
對葛兆光來說，這是三者中最重要的，也是評價一部漢學論著，所能給予的最高評論條件。這些新方法及新典範除了推動國際歷史學界的研究趨勢，還能為周邊的領域帶來影響。
首先，葛兆光老師提到王國維的《殷墟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還有《殷周制度論》。前者不僅論證了《史記》記載商代帝王世系的正確性，還點出了中國歷史文化奠定於「殷周之際」的說法，並且奠定考古地下遺物與地上文獻互相印證的「二重證據法」。
另外是竺可楨，他通過文獻記載及氣象觀察等多重證據，重建中國歷史上的氣候變遷史。《中國近五千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的研究成果雖然後來受到許多學者的挑戰，卻也是當領域的開拓者。
葛兆光認為，新方法及新典範的研究論著，能夠奠定往後的研究的框架與理路。因此無論像馬克思．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還是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都能屬於這一種經典。
_______________從學術史看：什麼才是陳寅恪說的「預流」？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的開頭，葛兆光老師以陳寅恪及董橋的說法作為佐證。首先是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一文中，提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進而提出「預流」是能夠順應並引領學術趨勢，具備參與國際學術話題對話的意識的。
而葛兆光老師接著引用董橋的典故，說穿十年前的衣服是落伍，穿三年前的衣服是過時，穿一年後流行的衣服才是時尚。如果穿十年後流行的衣服就是奇怪了。因此，一位學者必須要關注時代的走向，等待時代關切與未來潮流的交叉點。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學術新變四大特徵】
葛兆光老師指出，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史研究，面對中國以外的學術影響，產生了四個學術轉型的特徵。第一個是「時間縮短」，也就是把傳說與神話從歷史研究中驅趕出去；第二是「空間放大」，即不再局限於漢族歷史，而擴大至滿、蒙等族群及空間。
第三是「史料增多」，也就是四大發現（甲骨、敦煌、漢簡、明清檔案）或五大發現（還有古外民族文字等）刺激了許多新課題；第四則是「問題複雜」，隨著各種東洋與西洋來的理論進入中國，使得中國與亞洲歷史研究複雜了起來。
而葛兆光教授以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為例，說明史語所的命名便是20世界上半葉研究取向的產物。1928年傅斯年向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建議設置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與語言的共構，也就與當時的研究趨勢有關。
【19至20世紀的歐洲東方學與日本東洋學】
之所以中國的史學有此轉變，與更早之前的歐洲東方學與日本東洋學轉變拖不了干係。而葛兆光教授將這百年間的轉變整理成四個大方向。
首先是超越傳統漢族中國的西域與南海學，一種空間、語言上的轉變。由於史料擴展涉及蒙古、中亞、滿州與東南亞等地，使得學者需要了解亞洲各語言文字，如雷慕沙、克拉普羅特、費瑯、伯希和、白鳥庫吉、羽田亨等人的研究。
第二，則是超越菁英文化，走向底層的宗教與社會之研究，如高延、祿是遒的中國民間信仰研究、沙畹的道教投龍簡研究、葛蘭言及馬伯樂的先秦社會及道教研究等。
第三是中國與外部世界交往的過程──旅行記、諸蕃志、航海紀錄等。如沙畹、伯希和及桑原騭藏。最後則是超越經典文獻，注重邊緣資料，如西域、南海資料、敦煌文書、民間文獻、異族語言的文獻。
有兩位學者是葛兆光認為應當再次挖掘的，一位是馮承鈞，另一位是王古魯。馮承鈞翻譯了許多歐洲的學術資料，而王古魯則翻譯白鳥庫吉著作並介紹日本東洋學動態，兩人對於外在學問的引入，有重要的貢獻也進而影響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史的研究走向。
【20世紀中國學術的「預留」】
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提到王國維作為史學研究的「三個相互」：「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互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這之中有許多學術對話在其中。
葛兆光老師指出，如今我們看到，梁啟超、王國維、陳垣、陳寅恪、顧頡剛與傅斯年成為中國史研究的主流，就是是因為其研究方向代表了中國學術融入世界國際對話的軌跡。
_______________當代國際中國研究的走向與「從周邊看中國」_______________
【當代國際中國研究的走向】
最後，葛兆光教授將演講拉到當代的中國歷史研究，指出其對於把中國放進亞洲或世界研究走向的猜測。
其說明，在2011年哈佛中國基金會所舉辦的討論會中，他與王德威老師等一眾學者，針對當代的研究趨勢提出建議及討論。而有許多討論是大家一致認為能作為核心議題的，如邊境與疆域、跨語際交流與翻譯、中心與邊緣、認同與背離、帝國與國家、族群與民族等。
其中，葛兆光教授特別關注：疆域/領土、宗教/信仰、帝國/國家、認同、族群這五個主題。葛教授指出，所謂的核心話題應該具有共同性，才能有開展對話的可能。
【「從周邊看中國」的研究推展】
葛兆光教授提到他所關注的「從周邊看中國」，有值得被提倡的原因。首先是能改變傳統中國的自我想像。傳統中國在沒有面對危機的狀況下，滿足於自我想像。直到晚清以降，開始有了從中國以外的世界來看中國的機會。不過，比起「天朝上國」與「西方」的單一鏡面，「從周邊看中國」能用前後左右多方的鏡子來參照「中國」。
再者，則是新資料的介入。如學者能運用越南、韓國、日本等地流傳的漢字／非漢字書寫的史料，來重新建構歷史詮釋。如燕行使史料、《馬來紀年》、《爪哇史頌》，泰國的《王朝年代记》以及柬埔寨的《王統史》等，以及大量的碑刻材料。
最後，則是由於環南海、東海的研究有了蓬勃的研究，使得歷史學也能推動交錯的區域研究方向。
_______________結語：「家底」與「行情」_______________
演講的最後，葛兆光教授引用楊聯陞〈書評經驗談〉中所說的，要懂得「行情」，希望學者們能夠一同關注國際學界關心的前瞻研究話題，在有「家底」的同時，也兼顧「行情」的動態。
_______________綜合討論環節_______________
【甘懷真教授談「史料與史觀」】
甘懷真教授想起余英時談史料、史觀的融合，接著以其學術歷程作為回應，說明個人的學術歷程中，即便面對一樣的史料，卻也會因為中國學術轉向連帶使得史觀轉變。
在這數十年的中國史研究歷程中，其面對了兩個典範：「中國失敗」與「中國崛起」。前者是彼時的學者，面對晚清以降中國的失敗，提出歷史文化的檢討，例如檢討中國文明本質專制、缺乏科學、工業等。隨著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狀況改變，又興起了「中國崛起」的討論。歷史學者開始討論中國在世界史脈絡中的位置。
因此，對於甘懷真教授來說，其認為這些討論的問題在於：一個時代的成功與失敗，無法歸因於一個文化的本質。考察一個時代應該考察一個時代的行動者如何選擇行動。所以對於歷史學來說是歷史研究應該是更活潑的。
葛兆光老師回應，其舉羅榮渠曾帶來的論戰為例。羅榮渠以「現代化史觀」取代「革命史觀」，在此轉變下，敘述中心、挑選的史料等都改變了。
近年歐美的漢學研究不約而同轉向翻譯──改變至對於對話雙方（中西）的立場及認知差異討論上。如馬戛爾尼的出使，過往學者多關注清帝國與大英帝國的立場差異。近來則轉向了翻譯的討論，如沈艾娣所寫的《翻譯的危險》。這些翻譯討論注意到翻譯對藩屬國、宗主國認知的差異──文書翻譯的過程中，往往夾雜大量浮濫的溢美之詞與客套用語。可以說，由翻譯轉向溝通的過程中，認識也就跟著改變了。
【金培懿教授談日本漢學的典範】
金培懿教授作為近代日本漢學的專家，其從日本漢學的學術史談起。其認為無論是東洋學到支那學，改變的是學術的性質──從文化價值來源變成了具有邊界與時代差異的研究對象。
在吸收了歐洲的語言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學問後，新材料的出現出現了新問題，新問題又要求新的方法。東京學派「東洋學」的「預流」是把中國放回了亞洲及世界當中。把以漢族王朝為中心的研究解放出來如白鳥庫吉，他談到了滿洲、蒙古，還有西域的民族，以以及中國與朝鮮等互動。
京都學派的「支那學」學者，如內藤湖南、狩野直喜、桑原隲藏則在歷史結構與文化內部重新發現歷史。
此外，金培懿老師也針對葛兆光教授的演講，回應他的感想。金培懿老師指出他認為好的題目在於有沒有穿透力，而真正的問題必須在閱讀文獻材料、了解學術發展史，交會之處來發現。好的漢學輪著不是史料的堆積成山，而是使證據形成證據鏈，好的研究應該改變了我們對某些問題的理解。因此，史學材料與問題之間有往復的關係。
葛兆光老師聽完金培懿老師的分享後，針對19到20世紀的日本歷史學提出了進一步的討論。
葛老師說，日本東洋學的形成一方面有其侵略亞洲的需求，一方面也源自其吸收西方語文與考證方法後，在亞洲研究上與歐美東方學一較高下。白鳥、桑原、羽田不約而同說過，他們不希望落後於西方人對亞洲的研究。因此，東洋學的成長就在這兩個因素下成長。
有趣的是，桑原騭藏曾在《新青年》刊登〈支那學研究者の任務〉，據說胡適也曾在搭船的途中讀過這篇文章，甚至留下了筆記。而桑原的焦慮也就由此傳到了中國，葛兆光老師說「史學二陳」──陳垣與陳寅恪的說法，或許也是這樣的一種競逐的慾望之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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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的學術功力：郝倖仔《史語所：新學術的高原》讀後（外篇中）
錢穆的學術功力如何，可見於余英時《猶記風追水上鱗》。余許之為「一生為故國招魂」，於錢穆的學術成就，多所宣揚稱許。
然而錢穆與史語所的學術取向實有不同。翟志成教授說：
“錢穆稽遲了二十年才當上了中研院院士，其主要原因，是緣於他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與當時尊奉胡適和傅斯年這兩位反傳統巨擘為精神領袖的中研院，簡直是南轅北轍。”
王汎森院士《傅斯年》則論述：
“胡適和傳斯年領導的新史家相信，如果沒有新的材料，尤其是沒有新的考古發現，就不能重構古代史。錢穆等歷史學家反對這種觀點。在北大，錢穆公開宣稱不參考任何新的考古發現，他也能夠追溯上古史。他反覆強調，零散的考古發現與重建上古史本無多大關係。” （p.120）
就連余英時與錢穆於學術上，也有所見不同之處。余於《歷史與思想》新版序中就提到，他因中共文革之亂，而有「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一文。向來反對以「帝王專制」簡化中國政治傳統的錢穆，則以「皇帝與士人」反駁，但“師生之間的感情絲毫未受學術異同的影響。”
錢穆遭中研院及史語所排斥二十多年，主要是學術取徑不同所致。余英時記錢穆到哈佛演講，楊聯陞為介紹人及口譯者。結果台下聽講的李濟之不斷翻白眼，言下頗為不屑。但楊聯陞則稱譽錢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人能出其右。”另外史學大師陳寅恪對錢穆的評價則是：
“《諸子繫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對《國史大綱》的引論，更是推崇備至。因為錢穆的史學取向，實與陳寅恪相近。
錢穆的舊學功力有多厲害，可見於余英時門生田浩 (Hoyt Tillman) 會見「太老師」的記述中：
“賓四先生會說出很多古代原文。我們談到一個哲學範疇或者歷史事實，先生一面用其手指輕輕地碰頭想，一面說出原文，而且配其個人的解釋。當然那時候，已經知道大前輩中國學者熟記很多古代文本，但從來沒見到這樣厲害的例子。”
這樣原典原文能引述倒背如流，固然很厲害，但也不免有人認為，錢穆的史學只專注於筆之於書的文字記載，眼光所見僅及於學子官宦仕紳，而未及黎民百姓。不用說考古、金石、器物的發現了，就連後來盛行於西方的庶民經濟史、生活史的發展，都和錢穆史學有段距離。
錢穆史學更嚴苛的議論，來自於他“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因此於民主政治、人權法治等當代的思潮，不免有扞格不入之處。史家汪榮祖說：“錢賓四頗具民族主義意識，並見諸其史學，然其民族主義也未脫傳統的華夷之辨與漢文化意識，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
學者張璠璟則說：
“錢穆雖強調「民主」的重要性，然亦受動於其守護中國文化的強烈意願，且囿於「書齋學者」的生命形態，對傳統政治在實際運作的各種弊端欠缺深刻的體知，故在其推崇傳統的士人政府之時，卻未意識到此一含有明顯菁英主義思想的模式，究其實帶有專制的意涵。”
不得不說，除了學術的取徑不同，更讓李濟這樣的留洋學者翻白眼不爽的是，錢穆行文中動不動就會來個「中西文化比較」。這於一心「為故國招魂」，抵禦西歐文明衝擊挑戰的錢穆而言，固為理所當然。但錢穆的西學有限，聽在一干留洋的學者胡適、傅斯年、李濟耳𥚃，實在刺耳。民國自梁潄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以來的這種東西比較，其末流已是「項羽拿破輪（拿破崙）」的笑話了，自然令人側目搖頭。
總之錢穆的學術功力，無可置疑，但他的學術取徑，或說他於「為故國招魂」的心念下，對傳統菁英專制體制的迴護，不免拉開了他與余英時及余門弟子的距離。余門底下王汛森、黃進興⋯⋯的新史學取徑，與「太老師」錢穆大為不同，難怪於《史語所》中提及錢穆多為人事上的牽扯，少有學術的議論。
有關錢穆與史語所學術取向不同的爭議，余英時有長文論述，這是下篇的主題。
錢穆的自信在於「通」與「勘」：他認為紙本文獻浩瀚，如果無法在腦中建立起整體思想的脈絡骨架，幾片斷簡殘瓦根本無法拼湊出文明全貌。《先秦諸子繫年》之精絕，在於他靠《竹書紀年》與諸子散篇互勘，硬是在沒有出土簡牘的年代排出了戰國思想史的骨架，這正是陳寅恪佩服他「心得極多」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