繄,頓悟之致,何遠之有!1967年比1930版本多"附胡先生晚年的研究" (pp.221-500)
--胡適,神會和尚神會和尚遺集遺集,台北,中研院,胡適紀念館,1967,p.384-85
神會和尚遺集序 1930
民國十三年,我試作《中國禪學史》稿,寫到了慧能,我已很懷疑了;寫到了神會,我不能不擱筆了。我在《宋高僧傳》裏發現了神會和北宗奮鬥的記載,又在宗密的書裏發現了貞元十二年敕立神會第七祖的記載,便決心要搜求關于神會的史料。但中國和日本所保存的禪宗材料都不夠滿足我的希望。我當時因此得 一個感想:今日所存的禪宗材料,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北宋和尚道原、贊寧、契嵩以後的材料,往往經過了種種妄改和偽造的手續,故不可深信。我們若要作一部禪宗的信史,必須先搜求唐朝的原料,必不可輕信五代以後改造過的材料。
但是,我們向何處去尋唐朝的原料呢?當時我假定一個計畫,就是后敦煌所出的寫本裏去搜求。敦煌的寫本,上起南北朝,下訖宋初,包括西曆五百年至一千年的材料,正是我要尋求的時代。況且敦煌在唐朝並非僻遠的地方,兩京和各地禪宗大師的著作也許會流傳到那邊去。
恰如民國十五年我有機會到歐洲去,便帶了一些參考材料,準備去看倫敦巴黎兩地所藏的敦煌卷子。九月中我在巴黎發見了三種神會的語錄,十一月中 又在倫敦發見了神會的《顯宗記》。此外還有一些極重要的禪宗史料。我假定的計畫居然有這樣大的靈驗,已超過我出國之前的最大奢望了。
十六年歸國時,路過東京,見著高楠順次郎先生,矢吹慶輝先生,始知矢吹慶輝先生從倫敦影得敦煌本《壇經》,這也是禪宗史最重要的材料。
高楠,常盤,矢吹諸博士都勸我早日把神會的遺著整理出來。但我歸國之後,延擱了兩年多,始能把這四卷神會遺集整理寫定;我另作了一篇《神會傳》,又把《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所收《神會語錄》三則鈔在後面,作一個附錄。全書共遺集四卷,跋四首,傳一篇,附錄一卷,各寫兩份,一份寄與高楠博士,供他續刑《大藏經》的採用,一份在國內付印,即是此本。
神會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總司令,是新禪學的建立者,是《壇經》的作者。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勳之大,影響之深。 這樣偉大的一個人物,卻被埋沒了一千年之久,後世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語錄埋藏在敦煌石窟裏,經過九百年的隱晦,遠保存二萬字之多,到今日 從海外歸來,重見天日,使我們得重見這位南宗的聖保羅的人格言論,使我們得詳知他當日力爭禪門法統的偉大勞績,使我們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禪宗偽史, 而重新寫定南宗初期的信史:這豈不是我們治中國佛教史的人最應該感覺快慰的嗎?
我借這個機會要對許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謝。我最感激的是:
倫敦大英博物院的 Dr. Lionel Giles
巴黎的 Professor Paul Pelliot
沒有他們的熱心援助,我不會得著這些材料。此外我要感謝日本矢吹慶輝博士寄贈敦煌本《壇經》影本的好意。我得著矢吹先生縮影本之後,又承 Dr. Giles 代影印倫敦原本。不久我要把敦煌本《壇經》寫定付印,作為《神會遺集》的參考品。
余昌之周道謀二先生和汪協如女士校印此書,功力最勤,也是我很感謝的。
一九,四,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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