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31日 星期三

戴震全集及其他

哇 今晚的節目可不錯
先說
***
我問胡大小姐:
明天就是9月了 到台大散步時不忘通知我們相會晚餐
告訴我們你們的下一雄心壯志是什麼....

*** 她回答

多謝邀請和詢問

1.永遠的第一優先:照顧麥克兄的健康
2.最急迫的工作:寫《台灣民主運動史》/陳忠信監督
3.生活—循序漸進是:散步_登山_國內小旅行_亞洲小旅行_
伊比利半島之旅—分段完成環地中海之旅

我們先暫定下周一
人約黃昏後......

***
其次 : Ken 的 戴震與段玉裁:師弟之誼
我的貢獻:
.......HC 就近代為查訪,才說「山外」有書。......

我的許多書多為好好讀 而Ken 的 則是論文與詩歌不斷....

***

經常 越讀越迷糊的書有: 什麼London 全書/指南
我的小野心是再現Samuel Johnson 和朱自清的倫敦
現在功力差太遠了.....

***
謝謝 Fanny 寄來健康生活15要點.....

2011年8月29日 星期一

吳新榮

吳新榮 全集 台北 遠景 1981


1 亡妻記
2 琑琅山房隨筆
3 此時佌地
4 南台灣采風錄
吳新榮全集4 "南台灣采風錄"(台北:遠景 1981) pp.223-28 "歐汪地誌考" 一記為" 漚汪地誌考" -吳新榮畢業於將軍莊漚汪公學校

5 震瀛採訪記

6 吳新榮日記 1945/6/6.....有警報兒無敵機來襲.....想到東洋的未來 便非讀中國的政治思想和文學思想不可 ...藏書中有中山全集胡適文存 便著手研讀....


7 吳新榮日記 (戰後) 1958/3/12: 琑琅山房二三千本的藏書......竟有胡適 梁啟超 陳獨秀 郭沫若 魯迅的書....讀魯迅熱風一書 我並不感覺有什麼稀奇

1945年9月18日 ....讀了胡適的嘗試集 因為新式的作法 致使不大能了解 也不能如讀郭開貞*詩集之時的感激.... (hanching 按: 這可能也是20年前施蟄存研究新詩的看法 以郭之女神 為主 * 郭沫若(1892~1978) 不過胡適體的新詩喜好有兩派.......)


吳新榮日記 (戰後) 1945/8/16...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啦啦隊....撈魚抓蝦 而後煮鹽酥蝦飯 ....開攜來之金蘭酒而飲.....


 金蘭
注音一式 ㄐ|ㄣ ㄌㄢˊ
漢語拼音 j n l 注音二式 j n l
語本易經˙繫辭上:「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形容友情深厚,相交契合。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賢媛:「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
引申為結拜兄弟之詞。如:「義結金蘭」。
一種酒。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酒:「使金至燕山,得其宮中酒,號金蘭者,乃大佳。燕西有金蘭山,汲其泉以釀。」


8 吳新榮書簡

吳新榮 全集

2011年8月27日 星期六

軍隊考核與晉升 (勵志社 的晚餐會)

朱自清日記

1934年11月17日胡適在 勵志社 的晚餐會中演講 軍隊考核與晉升(用丁文江說法 軍官不懂地圖 教材多是翻譯的.....) 讓東道主(五位將軍)下不了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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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志社的前身是創立於1929年1月1日的黃埔同學會勵志社,是蔣介石模仿日本軍隊中的「偕行社」親手創辦的,最初該社是以黃埔軍人為對象,以振奮「革命精神」,培養「篤信三民主義最忠實之黨員,勇敢之信徒」、「模範軍人」為目的的軍事組織,此後又發展為具有聯勤與軍官俱樂部性質的組織。社長為蔣介石(兼任),實際負責人為總幹事黃仁霖

目錄

[隐藏]

[編輯] 歷史沿革

勵志社在全國多地設有分社,其中,南京勵志社總社和南昌分社、成都分社都是宮殿式建築。總社社址最初設於南京市黃埔路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內,社員以該校學生為主。1931年社址遷到中山東路307號現址辦公。當時,勵志社被認為是一個尖、卡、斌[注 1]機構。成立初期,勵志社沒有定型組織,直至1933年北平南昌成都蘭州吉安長沙贛州金華曲江等地成立分社。此後,為適應國民革命軍流動性的特點,又在軍委會特務團、陸軍八十七師、稅警總團、中央軍校第四分校、廬山軍官訓練團、峨嵋軍官訓練團、中央訓練團設立了分社。 抗戰勝利後,勵志社發展到頂峰, 1946年7月勵志社接管了軍委會戰地服務團、美軍顧問團聯絡處及其辦事處和招待所等五十處,分別改稱為勵志分社和勵志社招待所。1947年4月,在全國各地的直屬機構有九江武漢重慶成都昆明南昌蘭州台灣青島長春瀋陽等十一個分社,還有南京華北區盟軍用品供應處、下關冷藏廠、龍潭煤礦以及位於南京北平上海徐州武漢天津杭州青島等 地的三十個招待所。勵志社下轄四處一室。秘書室,下設人事、文書、招待三科;第一處,下設事工利;第二處,下設展業、事務、保管、建築四科;第三處下設出 納、賬務、審計三科;第四處,負責管理衛崗牛奶廠、下關冰廠、青龍山煤礦、龍潭煤礦、跑馬廠以及中西菜部。主要任務是充當蔣介石的後勤供應機構和接待外國來華軍政人員。

[編輯] 注釋

  1. ^ 「尖者,不大不小;卡者,不上不下;斌者,不文不武。說它不大,它比不上國民黨其他黨政機關;說它不小,它在全國都有分支機構;說它不上,它僅僅是一個服 務機構;說它不下,因為社長是蔣介石;說它不文,它的工作人員都穿軍裝,主管文官升降的考試院銓敘部不認賬;說它不武,專司武官銓敘人事的國防部第一廳根 本不把它的工作人員當作武官 看待。然而,這種四不像組織,卻為蔣介石、宋美齡所倚重。」——南京民國建築網:勵志社

[編輯] 參考文獻

[編輯] 相關條目





2011年8月25日 星期四

吴宓

此布君為英國人 或許知道吴宓喜歡聽學衡雜誌的假設敵人的壞
也是牛津人自吹其教育比美國更好
吴宓是留美的 他在日記說 到倫敦或巴黎等城是到各博物館等處學習
肯定比到學校去掛名更好

吴宓日记/第五册(1930~1933) - Google Books
第 149 頁
布君言,莊士敦曾函述在北京聆胡適君演說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latoism ,對柏拉圖之哲學毫無了解,似未嘗讀其書者。因述美國教育之錯誤,與牛津注意人文 ...

--
more
第 216 頁
高公使囑代購辦《國聞周報》全份。又以胡適所撰 ... 蓋人之視我與視胡適輩懸殊,世固莫
予注意;而所謂愛人如彥者,其視宓亦未為有價值之人物也。以此愈覺悲憤。 ...
第 328 頁
晚接葉企孫寄陳總、錢端升長函,述清華風潮,及新校長勾結學生,對教授無禮,眾欲引去;而
北大之胡適、蔣夢麟 5 乘機欲併吞清華等情一讀之,甚為憂悶,不圖歐遊歸去,棲身難穩,
...

2011年8月24日 星期三

《大學國文選‧上冊》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大學國文選‧上冊》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台北:聯經1975/1978四版

散文選

詩詞曲選

補充教材

傅斯年文選

胡適文選

文學改良芻議 1

中國思想史綱要 14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22

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 38

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49

司馬遷替商人辯護 57

日本霸權的衰落與太平洋的國際 64

「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74

敬告日本國民 79

容忍與自由 85

林肯一百五十年的生日紀念 92

讀書 96

書院制史略 106

記美國醫學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改造者弗勒思納先生 112

《崔東璧遺書》序 119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 127

《傅孟真先生年遺書》序 133

介紹一本最值得讀的自傳 137

波士頓遊記 148

先母行述 179

追悼志摩 184

蔣夢麟文選

朱自清文選

選文最多 約300頁

包括《倫敦雜記》 中五篇和《歐遊雜憶》以及《胡適文選‧第三冊》 的導讀等

篇幅是其他選文的數倍

《大學國文選‧下冊》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台北:聯經1976再/1979四版

史記讀本

補充教材

曾國藩家書選

蔡元培文選

梁啟超文選

王國維文選

2011年8月22日 星期一

《胡適全集》《朱自清全集》

胡适全集(44卷)

作者: 胡适
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 2003-9-1
页数: 30004 页
定价: 2860.0

這套我沒買 據說當年有人進37套
我看過一些批評 如反共產黨的文字都刪掉
還有下篇

《胡適全集》中的闕失 朱 正
談過了《胡適全集》中的重複,就來談它的闕失。
書中重複收入同一篇文章,當然不好,它對讀者的損害,是因為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篇幅,既要提高定價,又要多佔書架的空間,此外倒也沒有更多的壞處了至於一部號稱“全集”的書,其實不全,收文有闕失,誰如果要憑藉這“全集”來研究這位作家,就會遇到大困 難。現在來說《胡適全集》。遺憾的是,《全集》不但有大量的重複,而且有大量的闕失。這闕失,有遺漏所致,也有刪節所致。
  究竟闕失了多少呢? 《全集》第43、44兩卷是《胡適著譯年表》,其中所列,就有許多是在這部《全集》中找不到的。細看一下,可以猜測到,《全集》未收,是內容不合出版管理部門的審稿標準。其實,胡適其人的政治態度和立場,是盡人皆知的,《全集》的出版者也無法為他承擔責任,要么你可以不出版這書,要么你就不要號稱“全集”。這樣東刪西節之後,讀者從這部《全集》中看到的,就不是完整的胡適了。例如胡適1949年4月14日寫的《〈陳獨秀最後對民主政治的見解〉序》,並不比現在國內一些學者公開發表的關於陳獨秀的論文更加“刺激”,可是也沒有收入。對於這部《全集》應該說是一個不小的遺憾。
胡適1930年1月28日日記:“今日章希呂來,我寫了一篇《胡適文存》第十三版自序給他帶去。”這篇《自序》在本版《胡適全集》中失收。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胡適文集》第二冊中是收了的。其中並無違礙字樣,實在沒有刪去的理由。
  這裡只說一說書信方面的遺漏。 《胡適來往書信選》選錄的書信中,有四封《全集》失收。即:
1,1928年3月6日致吳稚暉信(見上冊第468~470頁)這一年二三月間,胡適寫了兩封信給吳稚暉。 2月28日的一封,《全集》收了第23卷第555~557頁。信中對吳稚暉支持蔣介石的清黨大屠殺一事持批評的態度。信中說:“七月初我在杭州讀先生與楊虎一書論陳延年的案子,我認為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釋然。”這是當年的一件大事。 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即國民黨所說的“清黨”,吳稚暉是參與決策的人之一,他不但發表文章,贊成對革命者的屠殺,而且還傷天害理,在文章中嘲弄犧牲者,說他們毫無殺身成仁的模樣。周作人在《語絲》上發表了好幾篇文章斥責吳稚暉:“吳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殺人,還要搖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種殘忍行為蓋與漆髑髏為飲器無甚差異。”聶紺弩在致舒蕪的一封信中提到這事,說:“蔣統治中國一二十年,說此話者,周作人一人而已。”見《聶紺弩全集》第9卷第439頁1927年6月26日陳獨秀之子陳延年在上海被捕。他是中共第五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時還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他被捕後,吳稚暉寫信給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力主殺他。儘管胡適敬重吳的文章和見識,卻不能不在這封信中批評這事,說這事為他“盛德之累”。 3月4日,吳稚暉給胡適回了一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467頁,為自己辯解。 3月6日,胡適再致吳一信,意思其實是上一封的繼續和發揮。這一封很重要的信,在《胡適全集》裡卻找不到。
2,1931年12月15日致周作人信(見中冊第91頁),談的是周作人的《志摩紀念》一文在《新月》月刊發表的事。
3,1938年10月初致王世傑的電稿(見中冊第382~383頁),談不久前舉行的慕尼黑會議(電文中寫的是“敏興四巨頭會議”)這件大事。
4,1948年6月6日復夏勤信稿(見下冊第404頁),內容是關於營救北大被捕學生孟憲功事。系承接5月24日致夏勤信(​​《全集》第25卷第325頁)而寫的。
上述致周作人、王世傑、夏勤的三封信,大約是因疏忽而失收。致吳稚暉信看來是因為對內容有所忌諱而有意不收的。在《全集》第23卷第559頁頁末有這樣一條編者註:“三月六日《致吳敬恆》一信已收入《胡適著述專輯》,此處從略。”假如這裡所說的《胡適著述專輯》是這部《胡適全集》中的一個單元,這樣處理當然很好,可以避免重複。可是請問:這《胡適著述專輯》是在《胡適全集》的第幾卷呢?這是一條叫讀者摸不著頭腦的編者註。既然這信已在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的《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發表,二十多年之後還忌諱什麼呢?
《胡適來往書信選》中沒有選錄、《全集》也沒有收入的書信,就更多了。僅舉見於《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0冊這一本書中的,至少就有:
1,致陳之邁信,時日待查,內容是批評國民黨的“黨治”的。 (第30頁)
2,致陶行知電,1919年3月某日,談接待杜威來中國的事。 (第82頁)
3,致鄭天挺電,1948年4月7日,談推薦范旭東先生獎金候選人的事。 (第193頁)
4,致蔣夢麟,時日待查,大約是關於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開會的事。 (第207頁)
5,唐有壬轉羅文乾電,時日待查,談的是軍事與外交問題。 (第291頁)
6,致顧廷龍信(只殘存第一頁),時日待查,關於《水經註》研究的的事。 (第311頁)
是不是還有其他遺漏,一時不及細查了。
同遺漏的效果相近的問題是刪節。給前人編文集,最好是不要刪節。當年曹聚仁要編印李大釗的文集,周作人寫信給他,說:“鄙意如不能全印,即選​​亦不妨,總之希望能不被刪節,如刪一二句則此篇反不如不編入為愈也。”我看每一位作者恐怕都是這樣的想法,都怕人亂編亂刪亂改自己的文章。胡適在致王重民的一封信中,談到王國維《觀堂別集》中的一處誤編誤題,發感慨道“甚矣,文集之不可讓後人代編也”《胡適全集》第24卷第655頁
現在人們看到的刪節,大約也是由於不符合審稿標準的緣故。不過,在《胡適全集》也有完全看不出理由的刪節。例如,《
陳夢家》)(見第24卷第80~81頁),篇末註明的出處是:《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五、六期。正好手邊有上海書店影印的《新月》合訂本,即在第五冊裡找到這一篇。在卷末新闢的“新月討論”一欄裡,共有三篇短文,前後兩篇都是聞一多的:《論“悔與回”》和《談商籟體》,中間就是胡適的這一篇。這三篇都是寫給陳夢家的信,是同他討論問題。我看了就覺得奇怪:一是胡適這篇原來的標題是《評〈夢家詩集〉》,一篇書信體的書評,為什麼編入書信捲而不編入比方說文論卷第12卷裡去呢?二是在《胡適全集》第24卷裡,所收的正文不足一整面,而在《新月》影印本里,卻佔了整整三面。細看才知道被刪節了一半以上。
《胡適全集》這一篇用了三處刪節號。第一處刪節號代表以下一大段:
我最喜歡《一朵野花》的第二節,一多也極愛這四行。這四行詩的意境和作風都是第一流的。你若朝這個方向去努力,努力求意境的高明,作風不落凡瑣,一定有絕好的成績。
短詩之中,如《自己的歌》,《遲疑》,《你儘管》,《那一晚》,《夜》,《露之晨》,《信心》,《馬號》,《雁子》,都是很可愛的詩。以風格論,《信心》最高,《雁子》也絕好。 《雁子》的第三節稍嫌晦一點,其實刪去末節也可以。此詩第六行,《詩刊》把“那片雲”印作“那個雲”,一字之差……不可放過如此
  《信心》的第六行:
  年代和名稱早記不清,
  似不如作
  認不清了年代和名姓。
  《葬歌》也很可喜。其第九行
  鳥莫須唱,清溪停了不流,
不如把“莫”“不”二字換過來:
  鳥不須唱,清溪停了莫流,
  便都是命令語氣了。又此詩的第十四行太弱,不甚相稱,似也可修改。
你的詩裡,有些句子的文法似有可議之處,如《無題》之第五行:
  我把心口上的火壓住灰,
  奔馳的妄想堵一道堡壘。
  你的本意是把火來壓住灰嗎?還是要給心口上的火蓋上灰呢?又如《喪歌》第五行:
  你走完窮困的世界裡每一條路,
  《自己的歌》第六節,
  一天重一天——肩頭。
  這都是外國文法,能避去最好。 《叛誓》的末二行也是外國文法。
第二處刪節號代表的是這樣幾句:
例如《序詩》,我細看了,不懂得此詩何以是序詩?更就詩中句子來看,棲霞的一片楓葉給你的一條定律怎麼會是“沒有例外沒有變”?
第三處刪節號代表的是這樣幾段:
你的長詩,以《都市的頌歌》為最成功。以我的鄙見看來,近來的長詩,最算這篇詩最成功了。
《悔與回》裡面有好句子,但我覺得這詩不如《都市的頌歌》。
《悔與回》不用標點,這是大錯。留心這是開倒車,雖然也許有人說是學時髦。我船上無事,把這詩標點一遍,稍稍可讀。但其中有許多地方,我的標點一定不能符合你詩中的原意。你想,你的讀者之中有幾個人肯去細細標點一首百行長詩?結果只是叫人不讀或誤讀罷了。
我說不批評,不覺寫了一千多字的批評,豈不可笑?寫了就送給你看看。你有不服之處,儘管向一多志摩去上訴。你若願意發表之信,請送給《詩刊》或《新月》去發表。
這三段文字,都有刪節號作代表,讀者看到此處,都明白:“這裡有刪節”。另外還有兩處,甚至連刪節號也不加上,讀者還不知道這裡有刪節哩。這兩處都在開頭部分,一處是:
今日正在讀你的詩,忽然接到你的信,高興的很。
  還有一處是:
你的詩集,錯字太多,望你自己校一遍,印一張刊誤表,附在印本內。
我反复細看了這五處,委實猜不出有什麼刪去的理由。我看,這一篇大約不是根據《新月》所載的文本錄入的,而是另據某一個刪節本。那麼,篇末所註明的版本出處就與實際不符了。
這樣大段的刪節還可舉1936年6月26日致丁聲樹信為例。在《全集》第24卷第312頁只佔一個頁碼,正文才五百字。文末註明的版本根據是“丁聲樹《〈詩經〉“式”字說》附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比起《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8冊裡的原信(見第15~19頁)要少四百來字,好些例句都刪去了。不根據可以掌握的最好底本編輯《全集》,怎麼能不出“事故”呢。
對於這樣一部《全集》來說,這些做法似不夠嚴肅。


***
再說一回《胡適全集》的硬傷 朱正
編者按本期刊發兩篇指出《胡適全集》編輯、校勘方面存在問題的文章,作者一為學者、資深編輯,一為在校大學生。從文章反映的問題看,這部共44卷、2000餘萬字、耗資數百萬元的《胡適全集》的編者,在常識和學養方面都有所不足。
過去編撰鄉梓文獻,地方官充任總裁,修撰均為飽學之士,除眼光見識或有可以批評者外,像史實不明、文理不通這一類事情通常不會發生。如今的編撰出版條件遠好於前,編者卻連不犯常識性錯誤的要求都沒有達到,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這兩篇文章指出的問題看似瑣細,卻反映出現今文化傳統斷裂現象的嚴重程度,值得讀書、出版界反思。
《胡適全集》,我讀了第1、2、3、4、23、24、25、26這幾卷之後,在《博覽群書》上發表過幾篇札記,對編校工作貢獻千慮之一得。後來因為應出版社之約重寫《魯迅傳》,就把《胡適全集》放了下來。
現在《魯迅傳》新稿已經寫完出版,我又讀起《胡適全集》來了。現在把我在第12、13、19、20、21、22這幾卷裡看到的問題,寫一點出來,當然只能是舉例的性質,並不是給它作“勘誤表”。下面分作四個問題來談。
一、文章是什麼時候做的?
胡適的大多數文章,寫作和發表的日期都是很清楚的,而有些從《胡適遺稿與秘藏書信》直接編入《全集》的文章,就有一個確定寫作時間的問題,稍不仔細,就有可能出錯。第20卷《道德教育》的題註說:
  此為在天津教育廳的講演詞。全稿未寫完,故難於確定寫作日期。 (第383頁)
其實這篇文章大致的寫作時間是不難確定的。正文中有一處說:
又如放火是不正當的,但是前三年北京學生放火燒曹汝霖的房子,我們總覺得一種痛快。 (第384頁)
這裡說的,豈不就是1919年5月4日火燒趙家樓那一幕嗎?他說這事在“前三年”,可知這是1922年講的。在《胡適全集》第43卷《胡適生平年表》1922年的記事中,有“3月23日,去南開大學講學,為時三週”的記事。由此可知他在天津教育廳講演的時間當在這年3月23日到4月13日之間。在劃定了這個範圍之後,在當地的報刊、教育廳的出版物裡,就有可能查出具體的日期。
第12卷《詩中醜的字句》(見第52頁)和後面的一篇《一篇絕妙的平民文學》(第53頁),從題註中知道,都刊登在1922年8月20日《努力週報》第16期上。在《詩中醜的字句》一文中有這樣一句:
即如上邊引的詩裡的“狗矢”,因為他可以表示一個人的一肚子真怨氣,所以絕不醜。
讀者無從知道“上邊引的詩裡的'狗矢'”是怎麼一回事,要看到下一篇《一篇絕妙的平民文學》才會明白。原來在這一篇裡介紹了《益世報》上刊登的一篇歌謠,末句是:
  嫂子死了,棺材上邊抹狗矢!
如果編者把這兩篇文章的先後次序對調一下,讀者就一目了然了。
第21卷《割據》(第339頁)一文的題註說這篇“無寫作時間,約為20年代前期之作”,這一卷是按年代先後編排的,這篇置於1923年的最後一篇。這就錯了,這篇文章的寫作時間是極容易確定的。被胡適舉為“割據之勢已成”的“鐵證”的三個電報,都是當年報紙上的大新聞,在稍詳細的歷史書上都有記載的。現在按胡適文章說到的次序來看看這三個電報。先說馮玉祥的這個“佳電”。那時電報通行“韻目代日”,即以平水韻的韻目代表日期。 “佳電”即9日發出的電報。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在1925年有“2月9日陝豫兩省督軍開戰”一條,說:
北京政變後,國民軍第二軍胡景翼以河南軍務督辦銜率部南下​​河南,與盤踞在豫西,想獨霸河南的鎮嵩軍憨玉琨部發生衝突……本日,馮玉祥自張家口致電劉鎮華、胡景翼、憨玉琨、岳維峻,勸陝、豫兩軍互換渭北、豫西地盤。 (線裝書局2002年版,第二冊,第1574頁)
胡適文章裡引的,就是馮玉祥2月9日電報的原文。
  再看孫岳的“寒電”。有了這個“寒”字,就可以斷定這個電報是2月14日拍發的了。這個電報的背景是:馮玉祥潛回北京發動政變的時候,命所部沿京漢線南下,佔領保定至大名一線。這裡就成了國民軍的勢力範圍,也是全軍的重要餉源所在。這時的“暫署直隸督辦”是奉系的李景林,他要求接管直隸境內的保定、大名,國民軍拒絕交出,於是發生了爭執。後來經段祺瑞調解達成了協議:孫岳將保定、大名兩地交還直隸省管轄,直隸省財政廳每月接濟孫軍軍餉24萬元。 (見前引《通鑑》第1576頁)孫岳電報中說的“並請直省長速行另委替人”一句的真實意義是“並請速行滿足我的交還兩地的條件” 他14日發了這個催促的電報,20日就達成了協議。
張宗昌的“咸電”,是1925年1月30日發出的。電報中有兩個名詞要加一點註解。 “嘉帥”指盧永祥,字子嘉,這時被任命為蘇皖宣撫使,率領張宗昌部南下,於1925年1月10日進入南京。 “鎮威上將軍”是北京政府授予張作霖的頭銜。這時正是奉系勢力向南擴張,第二次江浙戰爭已經取得勝利的時候。
知道了這三個電報發出的日期,就可以斷定胡適這篇必寫於1925年2月14日之後的兩三天裡。
同在這第21卷裡的《〈國民代表會議組織法〉草案》(第334頁),題註說“本文無草擬日期,估計在1923年至1924年間。”錯了。這是胡適受段祺瑞的委託,為善後會議起草的一個文件。後來不知道段祺瑞對這草案作了多少修改,只知道將標題中的“組織法”三字改為“條例”二字,由他在1925年2月13日提交善後會議,4月24日和善後會議的另外一些文件同時公佈。起草時間估計在2月1日善後會議開幕至13日之間。在當時的報刊和檔案中當不難找到正式公佈的文本,看看它同胡適草案的異同,也許是一件有趣的事吧。這是我給胡適的傳記作者建議的一個研究題目。
第20卷裡《治學的方法》這篇講演詞(第705頁),第一句就是“主席、 白副總司令、各位同志”,這“白副總司令”當然是指白崇禧了。而這篇的題註說:“此為胡適在廣西南寧的講演,時間當在1953年1月13日。”這裡顯然有誤。因為在1949年以後,胡適和白崇禧都沒有再到過大陸了。我想這“1953”也許是“1935”之誤吧。正文中有一段說:
去年三月初八到天津去,也是講這個題目,當時,因為早到了半天,就在旅館中重溫舊稿,看有什​​麼地方可以增改……(第706頁)
而他1934年3月8日日記記的很長,把這次講演的要點都記下來了,幾乎可以看做這篇的提要。由此也就確鑿地證明了這篇作於1935年。
這是不是只是一處簡單的校對錯誤,只要把題註中的“53”挖改為“35”就行了呢?不行的。因為這一卷文章也是按年代先後排列,這篇正是排在1953年的位置,要改正,就得把它向前移到第593頁《〈人與醫學〉的中譯本序》之前。
二、引文的處理問題
《胡適全集》正文用宋體字,引文用仿宋體字,十分醒目,是個好辦法。不過,如果弄錯了,也就特別刺眼。不幸的是,在這幾卷裡弄錯的還不少。這裡也只能舉一點例。
第13卷《讀書札記》中的《程廷祚與袁枚書》(第289頁)一節,引錄了程廷祚一封短信的全文。這信到“名心叩”三字也就完了,以下13行文字都是胡適寫的白話文,可是也一概用仿宋字作引文處理了。
同卷《封演的〈封氏聞見記〉》(第677頁)這篇讀書札記中,摘引了不少原書的內容,有幾條用仿宋字作引文處理了,而更多的卻還用的是宋體,同一篇中,體例也沒有統一。
第19卷《注〈漢書〉的薛瓚》(第759~799頁)一文引文多,處理錯誤的也多。文中引用了北宋余靖的一篇文章的全文,這當然是用仿宋作引文處理,可是其中插進了一些胡適“稍加校注”的字句,處理起來就要慎重了。例如“中古書籍的抄寫,往往'幹''於'互混,故干寶或作於寶……”這一段一望而知是胡適的話,可是接排在引文之中,不但沒有提行,而且沒有改用宋體字。 (第760~761頁)可是,余靖文章的最後幾句:“顏師古曰,後人斟酌'瓚'姓,附之傅族耳。既無明文,未足取信”(第762頁) ,卻未作引文處理,用的是宋體字。這個錯誤真是不應該發生的。因為緊接在下面的胡適的正文說:“以上是余靖在景祐二年(1035年)考證'臣瓚'的姓氏的全文。”這就是表明“顏師古曰……”這幾句是余靖文章的結語。
同一篇裡,從《史記·蕭相國世家》引用了一則《集解》的全文。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史記》裡,這一則《集解》的原文是這樣的:
瓚曰:“今南鄉酇縣也。孫儉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贊。'案《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贊。今多呼嵯,嵯字舊作' ',今皆作'酇',所由亂也。”(第2016頁)
可是在《胡適全集》裡,只有前面的幾句作引文處理,而從“案《茂陵書》”起,後面幾句卻被誤認為胡適的文章,用宋體字排印了。
第21卷《再論建國與專制》一文中引了汪精衛的一段文字,是作引文處理了。引文之末已經註明了汪精衛這段話的出處,表明引文已完。下面緊接著這樣的一段:
當日的政府確然沒有這些條件,所以辛亥革命起來之後,梁任公作文論“新中國建設問題”,也不能不承認:吾蓋誤矣!……民之所厭,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同上書,卷三四、頁十五)
這顯然是胡適的文章,卻被當作汪精衛的話作引文處理,接排在前邊引文之後了。
三、是否脫漏?是否有疑?
《胡適全集》的“出版說明”中說,書中“脫文增補或疑似之字用'[]'標明”。在閱讀中,遇到這種用[]標明的字還真不少。發現了這麼多的脫文和疑似之字,可見編輯整理的工作量之大。不過如果細看下去,有些添注並不是必要的,那裡並沒有脫文,也沒有可疑之處。有些添注甚至起了畫蛇添足的作用,歪曲了原文的意思。不過,也有相反的情況,在真正有脫和疑似之處卻未作添注。下面也舉一點例。
  並沒有脫漏卻添字的。例如第13卷《中國書的收集法》一文中,“《金瓶梅》這一部書,大家以為淫書。”(第102頁)這一句裡,在“以為”和“淫書”之間硬添上了個[是]字。其實這個“為”字本身就包含有“是”字意思了。
同一卷中《讀劉世珩翻刻的宋乾道二年(1166)刻本沈括〈夢溪筆談〉二十六卷》(第553頁)這篇筆記裡,引用了藏書家彭芸楣題跋中的一句話:“此書的系宋本,避諱字皆合。”本來並沒有任何脫漏費解之處,可是書中“的”字後面硬添上個“[確]”字。只要翻翻《現代漢語詞典》就可以知道,在書面語言中,“的”(dí)字是“真實;實在”的意思,舉的例句就是“的是高手”。
第19卷《丁文江的傳記》中,“據東京的路透電”(第520頁)這一句裡,“路透”之後加了個“[社]”字,其實是完全不必的。 “路透電”就是路透社發出的新聞電訊,當時都是這樣寫的。
  並無可疑卻給改了的。例如第13卷《評柳詒徵編著〈中國文化史〉》一文中的這一句:“治此學者當存敬慎的態度”(第151頁),整理者將“敬慎”改成了“ [審]慎”。 《詩·大雅·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這麼一改,就和胡適的原意不符了,他以為史學家在研究先民遺存下來的石器、金器等等的時候,是應該懷著崇敬之心的。
同一卷《〈清季外交史料〉序》中有這樣一段話:
故宮完全開放之後,許多秘密文件與重要檔案陸續出現,其重要雖遠不能比羅馬法王宮廷藏書的公開,但在史料毀棄散失的中國,這也是史學界一個大寶藏了。 (第158頁)
這段話文從字順,既無遺漏脫文,也無疑似錯字。可是書上卻作了兩個“整理”:一處是“重要”之後添了個“[性]”字,完全不必添。添了也就罷了。更成問題的是在“法”字後邊添上個“[意?]”字。整理者大約是想:法國的王宮怎麼會在羅馬呢?應該是意國的王宮吧。可是還表示了一點可貴的存疑態度,加了個“?”。殊不知這裡“法王”是教皇的另一譯法。魯迅也這樣用過,像《墳·人之歷史》中說的“羅馬法王,又竭全力以塞學者之口”(《魯迅全集》第1卷第9頁),註解說:“法王,即教皇。”同書《文化偏至論》中說:“法皇宮庭,實為怨府。”(同上書第48頁)註解說:“法皇,即教皇,其宮廷在意大利羅馬的梵蒂岡。”可知這個“[意]”字完全添錯了。他日《胡適全集》出註釋本,此處可設一注:梵蒂岡宮廷的藏書是什麼時候向公眾開放的,是哪一位教皇的德政。
同一卷《蒐集史料重於修史》這篇講詞裡,胡適對文獻會的黃先生“將先君在台灣留下的一點紀錄”予以刊行表示感謝(第629頁)。整理者在“先君”之後加上了一個“[父]”字,以為“先君”是“先父”之誤。其實這兩個詞都是指已死的父親。只是在語感上,“先君”似多一點鄭重的敬意。
同一卷裡《說史》一文先引《論語》中說到“史”的幾處,接著又引《集解》中對這些段落的解說。在這幾段引文之後,胡適總括說:“以上三條,可以互相發明”(第645頁)。整理者以為“發明”有誤,改為“[說]明”,這就和胡適的原意頗有出入了。 “發明”《辭源》有註條,解釋為“啟發、開擴。”“闡明,推陳出新。”例句引《漢書·劉歆傳》,說“歆治《左氏》,引傳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第21卷《國會又出醜了》(第321頁)一文中引用了當時報紙上關於眾議院議長吳景濂醜聞的報導,說他到東方飯店嫖妓,說電燈不亮,要換汽油燈。報導中寫了這樣一個細節:“某議長又疑店中故靳汽油燈不與,隨手以茶壺擲打電燈匠”。整理者以為“靳”字錯了,改為“[意]”字。卻不想一想,這樣改了之後“故意汽油燈不與”是什麼話呢。其實“靳”字不誤,《辭源》注“靳”字,第二義項就是“吝惜”。
  改出大錯誤來的。舉一例:第20卷《記買〈四部叢刊〉的經過》(第648頁),一共三段。現在我將第一段完全照書上整理過的樣子抄在下面:
去年十一月,我在華府[華盛頓][向]老友Mrs.Mary Crozier[瑪麗·克羅澤女士]述General Wm.Crozier[威廉·克羅澤將軍]的遺志,贈我美金二百元,要我自己挑選愛讀的書,作為他們的贈書。我才決心要買點有用的書,重建一個參考圖書館。
按照這個整理本說的,胡適在華盛頓向一位女士述她的亡夫的遺志:贈送二百美元給我買書。發生過這樣奇怪的事情嗎?幸好胡適在1949年12月11日的日記裡說明了這事的原委:
Mrs.Wm.C.Crozier[威廉·C·克羅瑟夫人]邀我去遊覽Virginia[維吉尼亞]州新造成的大路。在汽車中她給我一封信,要我上火車後開看。我上車後開看,是她贈我二百元買書!原信附下,以紀念老友的好意。
這一段日記之後附了這位夫人的英文原信,以及《全集》編者的中文譯文,講的就是贈送選購圖書的美金的事。可知這事完全是這位夫人的主動,並不是胡適“向”她提議的。這個“[向]”字就把事情弄顛倒了。
一方面,存在一些不必添注的,甚至添注錯了的,可是另一方面,一些確有脫文和疑問之處卻沒有添注。例如第19卷《注〈漢書〉的薛瓚》一文附錄《薛瓚年表》中引用了《晉書》卷一百十三《苻堅載記》中的一段:
苻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權翼、薛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週、秦之眾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德之不修故耳。 (第795頁)
查對《晉書》原文,“國分於項籍者”之下脫漏“何也”二字。 (中華書局校勘本二十四史《晉書》第2885頁)這處脫文沒有添上。
同一頁的下面幾行里,還有一處引用《苻堅載記》的文字:“堅也學修不廣苻,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查《晉書》才知道原文是:“堅廣修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見前引書第2888頁)。這就可解了。這本來是大有可疑之處,整理者卻沒有加[]訂正。奇怪的是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胡適文集》這裡也同樣弄錯了(第10冊第269頁)。不知是什麼道理。
第21卷《時間》中有一句:“去年皇帝下立憲的時候”(第102頁)“下”字之後顯然脫漏了一個“詔”字,應加[]添上。
同一卷另一篇《時間》談袁世凱,說他“戊戌那一年,附和著孝欽皇后,使光緒帝受了許多苦惱”(第127頁)。 “孝欽皇后”顯然是“孝欽皇太后”之誤,應加[太]字。
同一卷《從鄉村救濟談到無為的政治》一文中,談到西漢初年的情況,說:“有了這六七年的無為政治做底子,所以漢武帝可以有幾十年的大有為”(第630頁)。這裡的“六七年”顯然是“六七十年”之誤。這可以在胡適另外的文章裡找到旁證,如在《政治統一的意義》一文中他說:“在漢家初期,在那'與民休息'的七十年中……”(第22卷第175頁)。可知這裡脫漏了一個“十”字,卻沒有添上。
四、用書名號的問題
書名號的使用在《胡適全集》中頗不統一。雖然多數書名和篇名按照標點符號用法的規定用了書名號,但也有一些沒有用書名號而用雙引號,甚至什麼符號也不加。還有少數書名號是用錯了的。
  書名號漏落的。例如第12卷《詩中醜的字句》一文中引了蘇軾的兩句詩,詩題作“被酒獨行,編至諸黎之舍”,這裡用的就是雙引號,似以改為書名號為宜。又“編至”為“遍至”之誤。這是蘇軾的一首名作:“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書中將“西復西”錯成“西後西”了。 (第52頁)
同一卷中《〈詞選〉詞人小傳集錄》中的李清照小傳中所提到的“金石錄後序”、俞正燮的“易安居士事輯”(第108頁),都是用雙引號,未用書名號。
第13卷《中國書的收集法》一文中說:“聖諭廣訓是史料,《品花寶鑑》也是史料”(第103頁)。 “品花寶鑑”用了書名號,《聖諭廣訓》卻沒有用書名號。清康熙九年曾頒布上諭十六條,雍正時又在每條之下加以註釋,稱為《聖諭廣訓》,頒行天下,由各府州縣學宮向士庶人等宣講。
同一卷《中國再生時期》一文中有一處提到用​​方言寫成的文學作品,編者對用北方官話寫的《紅樓夢》《三國志》《西廂記》《封神》等書都用了書名號,而對“廣東話即粵語,在文藝上有相當價值的寫作,就是'粵謳'”(第189頁)這句中的“粵謳”,用的是引號。 《粵謳》也是應該加書名號的,它是清人招子庸所撰,有鹹豐八年(1858)廣州登雲閣刻本。胡適曾在某一篇文章裡提到這位詩人和這部書。
在第21卷裡,像梁啟超的著作《新民說》(第666頁)、《新中國建設問題》(第698頁)都是用的雙引號,沒有用書名號。
  書名號用錯的。例如第13卷《兩漢人臨文不諱考》一文中的《詩三百篇》(見第465頁),《詩》是《詩經》,“三百篇”是《詩經》的篇數“三百篇”三字應置於書名號之外。第19卷《杜子恭—孫泰—孫恩》一文的引文裡,有“學通左氏《春秋》”、“亦通左氏《春秋》”(第756頁)兩句,這裡“左氏”二字應置於書名號之內,《左氏春秋》即《左傳》。第22卷《再談談憲政》(第556頁)一文中,胡適說他自己在三四年前“曾發表一個《很狂妄的僻見》”,這裡用了書名號。可是胡適並沒有以這個做標題的著作。從下面摘引的段落以及註明的出處是《獨立評論》第82期可以知道,他說的是《再論建國與專制》一文。其中說:“第三,我有一個很狂妄的僻見”(見第21卷第701頁),下面一段話,就是《再談談憲政》一文中引用的。由此可知,“很狂妄的僻見”這幾個字只能用雙引號,不能用書名號。
這回文章已經寫了七八千字,不能再寫了,另外還有些問題,如錯字、掉字之類,就都不談了。希望已經談了的這些,能夠起一個舉一反三的作用,再版的時候把這些毛病多改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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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全集》第1- 4卷為散文第5卷新詩歌詞舊體詩第6-8卷 學述論述第9-10卷 為日記第11卷書信第12卷為教講義
1988 年,90歲。1996 2
《朱自清全集 第一卷》《背影》(1928年 開明) 《你我》(1936年 商務)《歐遊雜記》(1934年 開明) 《倫敦雜記》(1943年 開明)
《朱自清全集 第二卷》 《國文教學》(1950 與葉聖陶合著) 《讀書指導》(1943/45 開明) 《新詩雜話》(1947作家)
《朱自清全集 第三卷》《標準和尺度》(1948 文光) 《語文零拾》(1948名山) 《論雅俗共賞》(1948 觀察社)《語文影及其他》(1948-1949 未刊)
1989 91歲。
《朱自清全集 第五卷》缺
《朱自清全集 第六卷》《經典常談》(1946文光) 《詩言辨志(研究)》(1947 開明)《中國歌謠》(1957 作家)
《朱自清全集 第七卷》《古詩歌箋釋三種》(1981年 上海古籍) 《十四家詩鈔》(同上) 《宋五家詩鈔你我》(同上)
1990 92歲。
《朱自清全集 第四卷》未編成集的文章小說115篇
1992 年 ,94歲。1996第2版
朱自清全集 第八卷》第一部佔2/3 文學論著 第二部佔 雜論佚詩
第三部 譯文譯詩
1997 99歲。
《朱自清全集 第九卷 日記》《朱自清全集 第十卷 日記》
《朱自清全集 第十一卷》書信 缺
《朱自清全集 第十二卷》收入教學講義三種 1997

2011年8月21日 星期日

文化衝突的問題 (1932年10月13日)/ 《朱自清日記》3處

19321013 胡適無日記/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1984) 未記

據《朱自清(1898-1948)日記》:「下五適之先生講演文化衝突的問題,大旨不外兩端(1) 中國人應不以好的為滿足,應求較好的(2)西洋文化是較好的。所謂衝突指舊有相似之物與新來者抵抗而言。抵抗有大小,如機械 (以自鳴鐘為例)最易被接受,宗教即甚難。其說不甚圓滿,亦無確實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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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日記》可全文檢索

朱自清全集: 日记编- Google 圖書

第 166 頁
十二日星期三晴十三日星期四晴早入城。汽車出城時仍檢查(自國慶日起即爾)。下午適之
先生講演文化衝突的問題,大旨不外兩端: ( 1 )中國人應不以好的為滿足,應求較好的; ...
第 213 頁
早訪適之先生,客不多。又訪梁宗岱,系寓於一花園中,佈置甚佳。下午至吳宅道喜。晚寓
城中。二十四日星期一晴上歌謠課,準備不充分。以燕大國文系事告公超,殊失悔。 ...
第 300 頁
下午開畢業考試委員會,適之先生亦到,又開茶會。晚校長茶會,竹因嘔吐未往, ... 適之
先生演辭,舉三事: 1 ,當有一二問題研究,以存求知欲, 2 ,當有一業馀活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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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用"胡適博士" 也有不少
包括1935年2月28日去清華大學參加論文口試
這段在網路上因馮友蘭女兒一篇文章而有名 (日記當日未提胡適 是一星期多提的)


2011年8月20日 星期六

葉聖陶, 朱自淸《略讀指導舉隅》

1941年1月6日朱自淸日記

一起訂略讀指導舉隅一書目錄: 《孟子》、《史記・菁華錄》、《唐詩三百首》、《常識文範》
、《胡適文選》、《水滸傳》、《吶喊》、《愛的敎育》、《中國的西北角》
綠色書由朱自淸負責
朱自淸數日後買到胡適和梁啟超的書

略讀指導舉隅
葉聖陶, 朱自淸 商務印書館, 1946 - 259 頁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9/2009
以《孟子》、《史記・菁華錄》、《唐詩三百首》、《蔡孑民先生言行錄》、《胡適文選》、《吶喊》、《愛的敎育》為例, 分別加以剖析, 指出閱讀應注意之點. 供中學語文敎師指導學生略讀參考.

2011年8月19日 星期五

胡適文選 (1939年清華一年級學生散文讀物)

根據朱自清日記 1939年元月三日 清華選的一年級學生散文讀物為
黑體字為胡適作品 妙的是胡適文選既是必讀又課外讀物

魯迅自選集
胡適文選
自剖
巴黎的鱗爪
落葉
甘願做炮灰 等

甘願做炮灰. By 郭沫若

湘行散記
往事
??

沈從文自傳
我的自傳
畫夢錄
畫夢錄 作者:何其芳


野草
中國史的新頁

商務印書館, 1929 - 382 頁



新事論
新事論. By 馮友蘭


古史辨 第一冊 自序
中國哲學史補

中國哲學史補. By 馮友蘭

科學與人生觀
羅家倫: 科學與哲學
四十自述
現代作家的創作經驗
现代作家的创作经验, (苏)高尔基等著, 白鸥文艺社, 1936.



元月十三日 大一學生課外讀物單
魯迅選集
從文選集
茅盾選集
巴金選集
志摩選集
日出 (日出 (話劇),曹禺於1935年創作的四幕話劇。)
塞上行 ( 范長江)
歐遊雜記 (朱自清)
蔣百里文
漢代學術史略 (, 顧頡剛)
胡適文選
人生五大問題
詩與真 一集 (梁宗岱)
人物評述續編
生活書店, 1937 - 195 頁
内收《钢铁一样的斯大林》、《爱尔兰独立运动的领袖》、《女外交家兼著作家柯仑泰》、《世界语的创造者柴门霍夫》、《加里宁夫人》等25篇人物评述.


2011年8月18日 星期四

哲學的改造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By John Dewey

哲學的改造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By John Dewey

哲學的改造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By John Dewey

原文 (1920東京大學演講)
http://ia600408.us.archive.org/5/items/reconstructionin00deweuoft/reconstructionin00deweuoft_djvu.txt



此書 1934年由胡適和唐鉞合譯 商務出版
該出版社現在賣的是1989年許崇清譯 去頭 (說明)去尾 (索引) 可能比舊譯更差


另一版本

哲学的改造

2011年8月16日 星期二

鄭德坤


查胡適書信集無與鄭德坤通信
鄭德坤 在水經注發表上百萬的文字 摘要 郑德坤古史论集选
不過他可能是比胡適先研究此公案
換句話說 這公案在燕京學報上 已有後起之秀
由於我這方面沒研究 只存此當日後的參考

"太戈爾生日" (周作人)

周作人在1950/4/16 有篇 "太戈爾生日"
說杜威羅素杜理舒 (此君待查) 來北京演講他都在
次談"太戈爾生日
":.....那時梁任公主席 胡適之英文致辭 說密司忒梁啟超云云
座中有人私下批評 說胡適之英文到底不夠格 他說梁啟超 (國音) 而不是梁啟翹
胡博士知道中國人姓名應讀國音 那些把威妥瑪市式的羅馬拼音照英文唸的乃是洋涇濱學風
該博士之英文比別人覺勝一籌者 其亦正以此故..

---周作人散文 第四集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公司 1992 頁402-03

2011年8月13日 星期六

南菁書院的深情

南菁書院的深情

1958616日,我搭機從臺北起飛,上機後始見鈕永建 (1870-1965)夫婦。在繩島停半點鐘……我和紐先生閒聊,勸他把南菁(書院)的生活記下來。…….我用鉛筆寫小詩遞給紐先生

(此紙條影本見《胡適口述自傳》(台北傳記文學,1981 (9))



繩島上話南菁,

海浪天風不解聽。

乞與人間留記錄,

當年儕輩剩先生。

19581127日夜,胡適之先生撰《〈關於江陰南菁書院的史料〉的摘記》。全文見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台北:聯經,1984,頁2750--2754

南菁書院簡介

清代書院之一,在江蘇江陰縣。光緒十年(1884年),江蘇學政黃體芳所建。清兵部尚書、兩江總督左宗棠奏撥長江水師京口、遊擊協鎮兩署故址及白銀貳萬兩協辦書院,書院命名取朱熹名言“南方之學,得其菁華”之意。

學生學習經史詞章,兼習天文、算學等。刊有《皇清經解續編》一千四百三十卷及《南菁叢書》、《南菁劄記》等書籍文獻。廢科舉後改為南菁學校(南菁高中)。

趙統的〈江陰南菁書院的治學特點〉一文記119人,胡適見過14….

最有名的學友之一

實事求是 莫作調人/--黃以周 (吳敬恒拜見山長時)

王先謙曾講學於此,輯成《皇清經解續編》一四三○卷,又刊《南菁叢書》《南菁劄記》

2011年8月12日 星期五

鄧以蟄




鄧以蟄全集 收兩封致胡適的信 一些介紹工作和回北京大學的事而已
鄧以蟄先生是老一輩的中國藝術愛好者和" (書法) 史家" 跟現在的專業者有點隔 然而他是文化圈之一教授......

2011年8月10日 星期三

胡適全集 應提供數位化服務

胡適全集 應提供數位化服務
(甚至於應該將駐美期間相關的所有電報等等 這些20年前張忠棟教授等已利用)


很有學問的文學家 要有這些睿智 最起碼要有資料 書中說因為Musil 遺稿萬頁已數位化 現在初級研究員都比作者更容易走出迷宮 :Stranger Shores (J.M.Coetzee) 異鄉人的國度 p.138

2011年8月9日 星期二

胡適《談談詩經》周作人《談 《談談詩經》》

胡適《談談詩經》。1925911日武漢演講稿 載《藝林旬刊》

說明見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二冊》台北:聯經,1984,頁614-15

1930911日改 登於《古史辨》收入《胡適論學新著》

評論: 周作人《談 《談談詩經》》192512月撰 發表於1927 收入《龍虎集》

《葛覃》似已刪()

李圭《思痛記》

2011/1/2

鍾叔河主編的 走向世界叢書收入李圭的《環游地球新錄》
錢鍾書先生說他是位名作者 另外《思痛錄》為胡適和周作人都稱讚過…. (胡適先生認為他記太平天國的慘烈殺戮人民等 都是難得的史料 與他家鄉的記憶相同 胡適希望校讀他的著作之後出書)
----參見錢先生的不忍之心《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184-85

錢鍾書先生說該給他作李圭者簡傳
2011/8/9

李圭《思痛記》未正式出版的原因是中共怕洪楊之家醜外揚嗎?
周作人1940年4月29日《實報》發表《思痛記》簡介:
余收集《思痛記》已有四冊 本意亦擬分給他人 惟解者不易得......前曾借給胡適之君一讀 不知其印象如何 當時不願追問 適之亦是識者 想亦以此不曾給什麼回答也



簡介 人李圭(1842-1903年),字小池,江蘇江寧(今南京)人,23歲受聘任寧波海關副稅務司霍搏遜的文牘(現時的秘書),系中國近代郵政倡導者之一。 1876​​年,赫德委派他前往美國費城參加美國建國100週年博覽會,李圭回國後將其在美期間的考察、見聞寫出《環遊地球新錄》 一書,書中對美國郵政作了詳盡的記述,並建議開辦中國郵政。他的見解得到了李鴻章的讚許。 1885年,在葛顯禮主持下,李圭將英文的《香港郵政指南》譯成漢語,同時又擬寫了《譯擬郵政局寄信條規》(以下簡稱《條規》)。 《條規》對十幾種郵件的規格、特徵、資費等做了詳細的規定。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該書對明信片概念的認識。

事件經過 在《明信片》一節中,李圭對明信片闡述如下:“郵政局有印就厚紙片,其信資圖記也印於片上,由局出售,以便商民凡寄無關緊要之信,可就片面寫姓名住址,片寫信,不用封套,價更便宜。各國信館皆有此片,謂之明信片。”漢語的“明信片”一詞,即首見於此。該《條規》送呈葛顯禮、李鴻章、總理衙門等高級官員與部門,正因如此,“明信片”一詞當時未能流傳。 《條規》的附件中有1枚示意的“明信片”,此片借用香港1880年發行的維多利亞肖像圖郵資片,李圭將該片中上部的英文香港及徽誌刮掉,手寫了“大清國CHINA”幾個字;另在英文“萬國郵政聯盟”一行文字上面手寫“郵政局明信片”6個字,還用1枚大龍郵票將維多利亞郵資圖完全覆蓋,以示此處可印中國郵政的郵資圖。李圭將其加工的“明信片”作附件,本意就是讓上層官員產生目見實物的效果。這枚“明信片”是中國郵政明信片的雛形,“明信片”3個字首次出現在設計理念中的樣片上,其歷史意義怎樣評價都不過分。 《譯擬郵政局寄信條規》有數件版本,均為李圭手書,其恭筆齊整,足見漢字功底之紮實。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的角度看,我們都應該慶幸中國郵政歷史上出現了李圭,只有像李圭這樣的中西文化素養淵深的清末知識分子,才能將“POSTCARD”(郵政卡) 的實際特徵與涵義準確表述,從而歷史性地創譯出了“明信片”這個至今仍舊無可替代的概念。 貢獻

1896年,中國正式開辦郵政,責成費拉爾設計郵資明信片。是年8月,他在《呈海關總稅務司備忘錄(一)》的補遺中,將“POSTCARD”稱為“書信片”。但在“備忘錄(二)”那些漢、英文夾雜的行文中,費拉爾建議把漢語的“書信片”改為“郵政明信片”,然而這是在李圭的《條規》上呈11年以後的事了。 1897年10月1日,大清郵政首枚郵資明信片發行,郵資圖下印著“郵政明信片”5個字,從此“明信片”一詞開始出現在中國各個時期的明信片上,並在國人的口語中得到廣泛的應用。

《談談《詩經》》胡適

胡適 《談談《詩經》》1925911日武漢演講稿 載《藝林旬刊》

說明見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二冊》台北:聯經,1984,頁614-15

1930911日改 登於《古史辨》收入《胡適論學新著》

評論: 周作人《談 《談談詩經》》192512月撰 發表於1927 收入《龍虎集》

《葛覃》似已刪()

2011年8月8日 星期一

華寅生


華寅生是何許人物 1937/7/29日記中的洋人.....

胡適日記全集:華寅生家吃午飯,見著 Michon 。下午美大使館參贊 Peck 來。友人來談者甚多。與慰慈、馭萬、蔣、梅諸位到 Go l fC l ub 小坐,到老萬全吃館。廿六,七,卅到高宗武家吃 ...

Ancient Times — A History of the Early World

1931 年5月3日 胡適回陳寅恪推介其弟子翻譯史書中
提到的Shotwell 推薦的書:
Ancient Times — A History of the Early World (Second Revised & Largely Rewritten ed.). Boston: The Athenæum Press. 1935.

初以為是高中用書 讀後 (1927年已有放大本 名著) 覺得不錯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英語:James Henry Breasted,1865年8月27日-1935年12月2日),出生在美國伊利諾州的羅克福德,是美國考古學家和史學家。他曾入讀芝加哥神學院(Chicago Theological Seminary)、耶魯大學和柏林大學,是第一個獲得埃及學博士學位的美國公民。

James Henry Breasted

James Breasted in Chicago, 1928.
Born August 27, 1865
Rockford, Illinois
Died December 2, 1935 (aged 70)
New York City
Nationality United States
Fields archaeology
Egyptology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ma mater University of Berlin
Known for Fertile Crescent

James Henry Breasted (August 27, 1865 – December 2, 1935) was an American archaeologist and historian. After completing his PhD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in 1894, he joined the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901 he became director of the Haskell Oriental Museum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ere he continued to concentrate on Egypt. In 1919 he became the founder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designed to be a lab for research into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ear East. In 1905 Breasted was promoted to professor in the first chair in Egyptology and Orient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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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Early life and education

Breasted's English and Dutch ancestors came to the American continent in the 17th century with the surname Van Breestede.[1] His father was a small hardware business owner in the 8,000-strong town of Rockford, Illinois,[1] where just months after the assassination of Lincoln and end of the Civil War, Breasted was born.

He was educated at North Central College (then North-Western College) (B.A. 1888), the Chicago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 Yale University (M.A. 1892), where he studied under the Hebrew scholar William Rainey Harper. Harper encouraged Breasted to go to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where he earned his PhD (1894)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Adolf Erman. He was the first American citizen to obtain a PhD in Egyptology.

[edit] Marriage and family

That same year he married Frances Hart, who was in Germany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studying music together with her sisters. The couple honeymooned in Egypt. It turned into a working vacation as Breasted had been recruited to build a collection of Egyptian antiquities fo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2] Hart and her sisters were in Germany at the same time as Breasted, learning German and studying music.[1]

Hart died four decades later in 1934. The widower Breasted would marry one of her sisters.[1]

[edit] Academic career

Breasted was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generation of archaeologist-historians who broadened the idea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include the entire Near East in Europe's cultural roots. Breasted coined the term "Fertile Crescent" to describe the archaeologically important area including parts of present-day Iraq, Syria, Lebanon, Jordan, Palestine and Israel.

He became an instruct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894 soon after earning his doctorate. Five years later, UC agreed to let him accept the Prussian Academy's invitation to work on their Egyptian dictionary project. From 1899 to 1908, he did field work in Egypt, which established his reputation. He began to publish numerous articles and monographs, as well as his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Down to the Persian Conquest in 1905. At that time he was promoted to Professor of Egyptology and Oriental History for Chicago (the first such chai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01, Breasted was appointed Director of the Haskell Oriental Museum (forerunner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which had open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896. Though the Haskell Oriental Museum contained works of art from both the Near East and the Far East, Breasted's principal interest was in Egypt. He began to work on a compilation of all the extant hieroglyphic inscriptions,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06 as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It continues to be an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translated texts; as Peter A. Piccione wrote in the preface to its 2001 reprint, it "still contains certain texts and inscriptions that have not been retranslated since that time."

Through the years, as Breasted built up the collection of the Haskell Oriental Museum, he dreamed of establishing a research institute, “a laboratory for the study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hat would trace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its roots in the ancient Middle East.[3] As World War I wound down, he sensed an opportunity. He wrote to John D. Rockefeller Jr., son of the major donor to the University, and proposed founding what would become the Oriental Institute. He planned a research trip through the Middle East, which he suggested was ready to receive scholars. Rockefeller responded by pledging $50,000 over five years for the Oriental Institute. He separately assur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ident Judson to pledge another $50,000 to the caus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ontributed additional support and, in May 1919, the Oriental Institute was founded.

Breasted had two key objectives for the field trip: to purchase antiquities for the Oriental Institute and to select sites for future excavation. The group ultimately consisted of Breasted and four of his students (or former students): Ludlow Bull, William Edgerton (both graduate students in Egyptology); Daniel Luckenbill (professor of Assyr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William Shelton (a former student who was a professor of Semitic languages at Emory University).

The general itinerary of the expedition was:

August 1919: from Chicago to England, by way of New York and France September 1919: England October 1919: from England to Cairo, by way of Paris, Venice, and Alexandria November 1919: Egypt December 1919: Egypt January 1920: Egypt February 1920: from Egypt to Bombay March 1920: Bombay to Basra, Mesopotamia April 1920: Mesopotamia May 1920: from Mesopotamia to Arab State (today Syria) and Beirut June 1920: from Damascus to Jerusalem, Haifa, Cairo, and London July 1920: to Chicago

As Breasted scouted future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visited antiquities dealers, he came to know many of the British political figures and scholars working in Egypt. These included Gertrude Bell, Howard Carter, Lord Carnarvon, Lord Allenby, and the Arab leader Faisal, who would become king of Iraq. Due to Breasted's extensive travels and knowledg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throughout the Middle East, Lord Allenby, at that time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Egypt, requested that he inform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and Earl Curzon about the hostility of the western Arabs to the occupying British forces before returning to America.

Breasted's acquisitions were significant for the growth and scope of the collections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and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One of his most well-known purchases was the mummy of Meresamun, a singer in the interior of the Temple of Amun at Karnak. On this trip, Breasted showed far greater confidence in his selections, as well as a talent for negotiating with dealers.[citation needed] Although he did not considered himself a connoisseur of Egyptian art, he developed a keen eye for objects of beauty that were also highly instructive.[citation needed]

The first excavation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was in Egypt at Medinet Habu, one of the sites which he had recommended. Breasted returned to Egypt frequently; in 1922 and 1923 he aided Howard Carter in deciphering the seals from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Tomb of Tutankhamun. [5] On April 25, 1923, Breasted became the first archaeologist to be elected to membership in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honor helped to legitimize the struggling profession of archaeology in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Breasted died on December 2, 1935 of a streptococcus infection after returning from his last expedition.[4][5]

"If one were asked to name a scholar who, above all others,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earlier p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at honor would have to fall to the colossal figure of James Henry Breaste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by William J. Murnane

While at Chicago, Breasted had a home built near the university. Its carriage house was designed to look like a mastaba. The house is now used as the fraternity house of Phi Gamma Delta.

Breasted is buried in Greenwood Cemetery, Rockford, Illinois. His grave site is marked with a large Aswan granite cube, marked simply with his name and “historian and archaeologist.”

[edit] Bibliography

[edit] Further reading

  • Breasted, Charles (1977) [1943]. Pioneer to the Past: The Story of James Henry Breasted, Archaeologist.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SBN 0226071863 (paperback).
  • Scott, John A. (1927). "Professor Breasted as a Historian of Greece". The Classical Journal 22 (5): 383–384. ISSN 00098353.
  • The 1905–1907 Breasted Expeditions to Egypt and the Sudan: A Photographic Stu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 James, T.G.H. (1992). Howard Carter, the Path to Tutankhamu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 Breasted, Charles (2010). Pioneers to the Past: American Archaeologists in the Middle East 1919-1920 | The Oriental Institute Museum Publications; 3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dit] References

  1. ^ a b c d Bull, Ludlow; Speiser, Ephraim A.; Olmstead, Albert Ten Eyck (June 1936). "James Henry Breasted 1865-1935".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6 (2): 113–120.
  2. ^ Contemporary Authors Online, Gale, 2002 Document # H1000011705
  3. ^ C. Breasted, Pioneer to the Past, p. 238
  4. ^ "Dr. Breasted Die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1935. Retrieved 2009-02-24. "Authority on Egypt Victim at 70 Of Infection Incurred on Way Home From Expedition. Assisted at Tut-ankh-Amen Tomb. Discovered the Site of Armageddon. The following signed statement regarding Dr. Breasted's death was issued by his doctors: "Dr. James Henry Breasted died this morning at the Harkness ..."
  5. ^ "Dr. Breasted, Historian, Dies".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1935. Retrieved 2009-02-24.

[edit] External li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