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0日 星期三

The Power of Position:Beijing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898-1929 By Timothy Weston《權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學、知識分子與中國政治文化,1898~1929》

“Weston pushes far beyond such narrow confines in his very impressive study.”—T. S. Munson Choice
"An invaluable book that fills a yawning gap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of early-twentieth-century China."—David Strand, author of Rickshaw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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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Position
Beijing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898-1929
Timothy Weston (Author)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ijing University (or Beida)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China's greates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upheavals—from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the 1960s to the tragic events in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Why this should be—how Beida's historical importance has come to transcend that of a mere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is a question at the heart of this book. A study of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al culture during the past century's tumultuous early decades, The Power of Position is the first to focus on Beida, China's oldest and best-known national university.

Timothy B. Weston portrays the university as a key locus used by intellectuals to increase their influence in society. Weston analyzes the links between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mmitments and their specific manner of living. He also compares Beijing's intellectual culture with that of the rising metropolis of Shanghai. What emerges is a remarkably nuanced and complex picture of life at China's leading university, especially in the decades leading up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reface and Acknowledgments

Introduction: Locating Beijing University in History
1. Schools, Politics, and Refor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Late-Qing Beijing
3. Instability and Redefinition in the Wak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4. Between the Old Culture and the New
5. The Insistent Pull of Politics
6. Tensions with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7. National University under Siege
Conclusion

Abbreviations Used in Notes
Notes
Bibliography
Index


不書缺索引
《權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學、知識分子與中國政治文化,1898~1929》
作者 : (美)魏定熙 
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副標題:北京大學、知識分子與中國政治文化,1898~1929 原作名: The Power of Position: Beijing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898-1929 譯者 : 張蒙出版年: 2015-11-1 頁數: 304 定價: 45.00元裝幀:平裝叢書: 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權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學、知識分子與中國政治文化,1898~1929》是目前英文世界中一本以北京大學為研究對象的學術專著。不同以往的是,作者沒有單純從革命史和高等教育史的角度去解讀北大的早期歷史,而將北大看作是中國古代太學與德日現代大學的融合體。在近代中國的新舊辯證互動過程中,知識分子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固守自己的精英主義傳統,以北大為陣地教化天下。由此,無論是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還是不由自主的教授參政,均在其現代的外殼之下,顯現出古代士人的精神風貌。中國近代歷史的連續性(而非通常所說的“斷裂”)在這裡也得到充分彰顯。

作者簡介  · · · · · ·

Timothy B. Weston,中文名魏定熙,1995年博士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師承著名歷史學家魏斐德和葉文心教授。讀博期間曾到北京大學訪學一年,由蕭超然教授指導。

目錄  · · · · · ·

導論北京大學之歷史定位
第一章19世紀的學校、政治與改革
第二章京師大學堂與清末北京
第三章辛亥革命後的局勢不穩與重新界定
第四章新舊文化之間
第五章政治的不斷介入
第六章五四運動的內在張力
第七章被圍困的北大
結語
參考文獻
譯後記

2015年12月29日 星期二

《齊白石年譜》(胡適、黎錦熙、鄧廣銘编 )/齊白石小記/ 沉灶產蛙,臼灶生蛙

 
齐白石原作扫描1500张: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020/10/7796166_157644785.shtml


齊白石是近代中國最知名的藝術家之一,筆下的瓜果、花葉、鳥蟲、魚蝦等作品猶為經典。今天介紹的這件齊白石的【葫蘆草蟲】是民國一百年(2011)入藏故宮博物院的畫作,圖中的鮮黃葫蘆最是搶眼,搭配色彩豔麗的菊花,在在展現齊白石活潑奔放的藝術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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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保九如–九十年來新增文物選粹特展
【民國 齊白石 葫蘆草蟲 軸】陳列室:105
90 Years of Collecting: a Selection of Fine Works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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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自有它自己的生命。」
我原本想提醒大家,胡適等人當時為齊璜撰《齊白石年譜》的故事。白石老人真了不起,他將自己的一大堆生平資料,抱去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學者」胡適之先生的家,請他寫年譜……. 。當然,胡適之先生等人很快就發現其真實歲數與齊老自己說的有差距…….。我猜,齊老的畫作精品之一二,一定曾在胡適之先生的美國家中(50年代)



從《跋》中可知  鄧廣銘有意寫胡適和齊白石等當代人的傳記


".....欲自立成家 至少苦辛半世 拾者至多半年可得皮毛......" (跋)


《齊白石年譜》(胡適、黎錦熙、鄧廣銘编 1949年商務印书館出版)

《齊白石年譜》。書中由幾位大討論和分析家章實齋和齊白石的文章與觀念。書後生平記錄年譜。

齊白石(1863-1957),現代杰出畫家,書法家,篆刻家。原名齊璜,純芝,字渭青、號白石、瀕生、阿芝、借山吟館主者、寄萍老人等。湖南湘潭人。十 二歲學粗木工,後做雕花木匠,兼習畫。亦習詩文,書法、篆刻,初為畫工,為鄉里人畫衣冠像。六十歲後定居北京,以賣畫、刻印為職業。生平推崇徐渭、朱耷、 石濤、吳昌碩等前輩諸家,重視創新,不斷變化,創造了獨特不群的風貌。所畫作品,都洋溢著對生活的熱愛。其篆刻樸茂有力,書法剛勁沉著,詩文、畫論也有獨 到之處。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委員,美術家協會主席。1953年中央文化部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齊白石的蝦,栩栩如生,情趣盎然。懂得筆墨也 善于操縱筆墨的齊白石,他在下筆畫蝦時,既能巧妙地利用墨色和筆痕表現蝦的結構和質感,又以富有金石味的筆法描繪蝦須和長臂鉗,使純墨色的結構里也有著豐 富的意味,有著高妙的技巧。


《齊白石年譜》 目錄
 插畫目錄

序一 胡適

序二 黎锦熙

年譜

跋 鄧廣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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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齐白石年谱(1864.1.1.——1857.9.16)_齐白石吧_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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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苗子 說真話 (2011) 有篇齊白石
小記 (白石老人逸話 1989)




 胡適的《齊白石年譜》自校本.  胡適紀念館印過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pp.2073-74 有自校本的補充---北京大學的《胡適文集
‧齊白石年譜》將其補入並加注。
可惜有一錯字---它的一處優點是:
提醒說胡適自校本序的印章是 白石1946年尾刻的, 印泥是白石自製的。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一天(1958.12.5) 記胡先生將白石老人原先說的的:

「吾居星堂老屋,灶內生蛙,始事於畫。」刪去

胡先生說:「灶內生蛙」四個字豈是古文駢文大家想得到的!....這句話在《國語》《戰國策》裏都有的,你們教國文的真要特別注意......

 HC: 為什麼齊白石的記憶有誤? 另外一種可能是民俗的故事/說法---當年應該問問齊白石....

 39. 沉產蛙
 注音一式 ㄔㄣˊ ㄗㄠˋ ㄔㄢˇ ㄨㄚ
 漢語拼音 ch n z o ch n w   注音二式 ch n tz u ch n w 
沉水底,蛙生其中。比喻水患嚴重,釀成巨災。國語˙晉語九:「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沉產蛙,民無叛意。」元˙楊梓˙豫讓吞炭˙第二折:「智伯攻圍甚急,某避走晉陽,今又引水灌城,不浸者三版,沉產蛙,看看渰倒城牆。」


【名稱】:臼灶生蛙
【拼音】:jiù zào shēng wā
【釋義】:灶沒與水中,產生青蛙。形容水患之甚。
【出處】:《戰國策·越策一》:“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灶生蛙,人馬相食。”



2015年12月28日 星期一

從BBC[狄更斯世界 Dickensian]看將來的胡適之先生的時代與世界



BBC[狄更斯世界 Dickensian] 全20集 (2015)
導演: 安迪•海伊 / Harry Bradbeer
編劇: 托尼•喬丹 / 莎拉•菲爾普斯
主演: 卡洛琳•昆汀 / 彼得•弗斯 / 塔彭絲•米德爾頓 / 蘇菲•蘭朵
片長: 每集30分鐘⋯⋯
更多

Drama set within the fictional realms of Charles Dickens' critically acclaimed novels.
BBC.CO.UK




















Drama set within the fictional realms of Charles Dickens' critically acclaimed novels, bringing together some of his most iconic characters as their lives intertwine in 19th-century London.


 和美國ABC的《傳說》(Once Upon A Time)一樣,該劇將許多文學人物「拼湊」到同一部作品中。《傳說》「拼湊」的是童話、民間傳說、都市傳說、經典故事甚至神話中的人物,而本劇「拼湊」的是英國文學巨匠狄更斯筆下的人物。雖然該劇每集只有半小時,但是總集數達到20集,在英國的黃金檔期有劇本節目中非常罕見。 在該劇中,《聖誕頌歌》、《遠大前程》、《霧都孤兒》、《荒涼山莊》、《馬丁-翟述偉》、《我們共同的朋友》、《老古董店》、《艾德溫-德魯德之謎》和《匹克威克外傳》的人物共同生活在19世紀的倫敦城。老古董店位於三個瘸子酒吧的隔壁,老教唆犯費京的賊窩則隱藏在一條鬧市街道旁的陰暗小巷中。當本劇開始時,富有的啤酒商郝薇香先生的屍體正被兒子亞瑟和女兒阿米莉亞送到墓地安葬。亞瑟傷心地得知,父親的遺囑沒有給他留下任何東西,他決定復仇。與此同時,埃比尼澤-斯克魯奇的搭檔、心腸歹毒的高利貸販子雅各-馬雷向客戶催債,他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首先來到老古董店,老爺爺正徹夜不眠地守候在病入膏肓的小妮爾床前。另一方面,老教唆犯兼皮條客費京計畫讓街頭女孩南茜去為雅各-馬雷的晚宴助興,從而狠狠地撈上一筆。為了確保南茜的安全,專幹入室盜竊的流氓比爾-賽克斯將陪同她前往。思想奔放的霍諾麗亞-巴巴里偷偷與年輕的情郎詹姆斯-霍頓上尉幽會。但是……他們的偷情能維持多久? 當有人在雪地裡發現雅各-馬雷的屍體之後,所有這些人的命運都將改變。
Drama set within the fictional realms of Charles Dickens' critically acclaimed novels.
BBC.CO.UK

BBC [狄更斯世界 Dickensian] 12.29更新至E02 (2015) 









漢清講堂 2015紀念胡適之先生草稿; 胡適之先生124周年誕辰,向胡適致敬 (蘇錦坤)



請進一步參考下述:
2015 紀念胡適之先生 上篇 part one 漢清講堂

2015 紀念胡適之先生 下篇 part two 漢清講堂

2015 紀念胡適之先生  part three  鍾漢清






16日紀念胡適之先生的文字,談到臺大、輔大、東海等校的學生數,分別是三萬多、二萬多和一萬多。也談傅斯年在多年前 (1932.7.17)寫的"(中國)教育崩潰之原因".....當時,當然想過拿中研院的發展規模當話題---這也是今昔(1962)難以相比較的例子。
隔天的"總統級"鬧劇,則是"品質"方面的今非昔比:馬英九踐踏中研院(江春男); 風評:馬英九比不得蔣介石,翁啟惠差胡適之遠矣;馬英九講錯了!「633政見」跳票,變成了「142」http://hushihhc.blogspot.tw/2015/12/blog-post_8.html 


我們早上的紀念胡適之先生座談會,最令人緬懷的胡先生的不朽觀、"利息在人間"哲學下的幾位精英資助:彭明敏(1923年8月15日-)我們四年前謁墓,彭先生的獻花已在;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



     胡適先生124周年誕辰,向胡適致敬   蘇錦坤

我在中國昆山市工作了一段時期,分別去過亭林公園、千燈鎮、周庄共三、四十次,2009329日與朋友特地到了千燈鎮,進入顧家祖居,恭敬肅穆地在顧炎武墳前行了三鞠躬禮。

20111218日與朋友鍾漢清到了南港胡適墓園,沉靜肅穆地在墳前鞠躬致敬,雖然敬仰胡適先生的道德文章,卻遲遲到了那天才去到南港。

顧炎武與胡適都在朝代更替之際,引導學術風氣,激勵風骨節操,為百代之師。顧炎武親自抗清,並且血戰昆山城(古名崑山,春秋戰國時期,以「崑山之玉,隋和之寶」並稱),雖未以身殉國,但後半生以恢復故國為念,忠義為當時人所崇敬。胡適在抗日軍興,雖然沒親自投入戰陣殺敵,但是出使美國,得到美國朝野崇敬,折衝於會議宴席之間,替國家爭取不少軍備、金援與國際地位,其戰功幾乎與百萬雄師相當。但是國共內戰期間,當年師友或參與共產黨、或任職國民政府、或韜隱以觀其變,這中間的賢不肖與識人、識黨之明,持平而論,以成敗論英雄其實不算公允。國民黨敗退台灣以後,中國政府掀起批胡運動,造成兒子批判父親,門生與老師劃清界線,胡適先生從「青年導師、一時清望」,淪為謗滿天下;其生前遭遇,雖無顧炎武亡國、亡族之痛,但是揪心淒楚之處,恐不在顧先生之下。由於時代背景不同、學術淵源不同,拿兩位先生以學術影響與開時代風氣相比,不見得公允;如果以今日回顧,胡適先生的影響與學術成就顯然超過顧先生。

胡適先生與其同人開展白話文學研究,並且將數千年的書寫轉為白話文體,這是劃時代的里程碑。胡適先生與其當代人念念不忘於引進民主體制,對於政體、政黨、輿論、教育、社會風氣,不餘遺力地鼓吹、推動民主自由理念,影響同代人甚深。在學術研究方面,胡適先生創立中央研究院,並且以歷史與語言研究所奠立近代文獻學的兼取中西之長的研究路線,間接影響疑古風氣的歷史觀,其本人樹立禪宗史研究的典範,與日本的禪宗史研究分庭抗禮,等等。
在中國逐漸導正對胡適的歷史評價與學術成就之際,在此跟胡適先生致敬。




緣起
我身邊的胡適:

Hu, Shi, > 1891-1962.
Scholars > China > Biography.
胡適, 1891-1962

胡適之先生之成就

我稍微讀一下胡適之先生的"輓聯與詩文",東海大學的吳德耀校長和梁容若先生的,都很好。不過,我選楊雲萍先生的,明白易懂:
文學家,歷史家,哲學家,政治家,一代師表;
績溪人,臺灣人,中國人,世界人,四海同悲!
胡適之先生的一生,都努力工作,自覺自己一輩子可當數輩子用。我認為最大的讚美,來自
2014年11月25日的康乃爾大學的校刊CORNELL CHRONICLE登Sherman Cochran教授 (胡適中
國史講座榮譽教授)寫的"The case of Hu Shih as the 'Greatest Cornellian'",選胡適為"最偉大的康乃爾人"。http://www.news.cornell.edu/stories/2014/11/case-hu-shih-greatest-cornellian
當然,他說胡先生在廣度上比他人都博。他是個公共人物,作家,名人( He was a public figure and a writer and a celebrity),胡適一人抵3位美國名人的總和,我們比較不容易懂--"It’s like saying that he was Ginsburg, Pynchon and Marinaro all rolled into one."---不過現在網路資訊容易找,
Ginsburg, 我猜是詩人Allen Ginsberg (1926-97, Wikipedia);Pynchon可能指小說家Thomas Pynchon( 1937- ,Wikipedia);Marinaro可能指Ed Marinaro (1960- ,美式足球和演員

Ed Marinaro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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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先生的父親胡傳〈1841~1895〉,字鐵花。胡適之先生跟胡頌平說,他父親是個怪人,不過文章好。

胡傳
胡傳在1892年奉調台灣,幫助省政,兼理台東後山軍務,1894年甲午戰爭後,台灣割讓給日本,胡傳奉命回到大陸,途中病死廈門。
台東縣政府在鯉魚潭還建有「清台東直隸州州官胡鐵花先生紀念碑」,感念他在台東的建樹。

胡適先生在1891年出生於上海,3~4歲隨母來台灣,父親死時不過4歲,由母親撫養長大,他ㄧ生事母極孝,曾經說過很有名的一句話來感念他的母親:「如果我學得一絲 ㄧ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好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 、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胡傳的傳記小說有陳耀昌先生作品。


1910年胡適之先生19歲,考上第二屆庚子賠款留美學生第55名,進入康乃爾大學農科,後來棄農從文,主修哲學,在哥倫比亞大學追隨美國實證主義大師杜威,取得博士學位。胡適之先生受實證主義影響很大,曾經說過:「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他是中國新文學運動最重要的啟蒙人。


ㄧ生歷任要職,曾出任駐美大使、北京大學校長、先後任教於美國各重要大學、

民國四十七年來台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職,雖然如此,但他為人和善,樂於助人,


晚年在南港期間,因不忍中研院徵收土地使得原有住戶四分五裂,因此特別歸還部分土地,並請二位秘書協助不識字的農民處理相關事宜;當時南港地處偏僻,交通不便,胡適還請公路局新闢專線,行駛於台北車站至南港研究院之間,讓中研院和南港地區居民均可受惠。1962年胡適之先生心臟病發過世,享年71歲,南港居民因為感念他對南港的貢獻,幾乎家家戶戶擺設祭台表達對逝者的哀思。





blog:胡適之先生的世紀

相關書籍:

臺灣大學的: 




胡適之先生一生概述




個人、家世、家庭




時代



成就



簡單紀年含著作


足跡


上海、

北京、

武漢、

康乃爾大學、

紐約及哥倫比亞大學、

華盛頓、

台北、

英國

歐洲


重要組織


中公
北京大學
中央研究院
駐美辦公室、旅途的旅館
商務印書館 高夢旦、張元濟、





師長、朋友

杜威

梁啟超



交遊滿天下中的摯友


丁文江
趙元任及同學
周作人、魯迅
徐志摩



觀念
不朽、功不唐捐、立德立言立功
‘Words, as is well known, are the great foes of reality’ – novelist Joseph Conrad 


判斷 (水經注)、考據、中古思想史--禪學、佛學




中國文學:詩、詞、文學史

日記、筆記
希望年年以神的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一生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篇 65:11)


2015年12月27日 星期日

我的母親 (胡適,1930)



這篇在【四十自述】內,又獨立成篇過。



我小時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我母親也不准我和他們亂跑亂跳。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縐縐的。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得面紅耳熱,覺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裡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穀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鬍鬚,就在村口田裡做戲。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

我在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兒底子。但別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有一次我們村里“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崑腔隊學習吹笙或吹笛。族里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於是我便失掉了這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還不知道。至於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裡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於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兒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屁股。”(跌股便是丟臉、出醜。)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裡;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裡去敲門。先生家裡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裡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們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就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藉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背心。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裡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得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麼微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醫來醫去,總醫不好。我母親心裡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23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後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萬分之一二。家中經濟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大哥從小就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就拿出去賣,撈著錫茶壺就拿出去押。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討債的,沒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灶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後門出去,央一位鄰捨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一點錢。作好作歹的,這一群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並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很能乾而氣量很窄小的人。她們常常鬧意見,只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她們還不曾有公然相打相罵的事。她們鬧氣時,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後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更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後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兒比我隻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料總是和我的一樣。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後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我母親只裝做沒聽見。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後門到後鄰度嫂家去閒談。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板著臉,咬著嘴,打罵小孩子出氣。我母親只忍耐著,人道是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這一天的天明時,她就不起床,輕輕地哭一場。她不罵一個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命苦,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她剛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這時候,我總聽得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後堂(大嫂住後堂西房)有一扇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我母親慢慢止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著勸一會兒,才退出去,沒有一句話提到什麼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裡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奇怪得很,這一哭之後,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淨日子。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裡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麼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裡,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她給了某人甚麼好處。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度過了少年時代,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14歲(其實只有12歲零兩三個月)就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裡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3]

2015年12月26日 星期六

讀 "胡適熱:浪花淘盡英雄,公道自在人心"

這篇從中國回銷台灣,王汎森先生的單位,都須被" "起來。
王汎森的墓前說話也沒有特別的識見。不過,參考一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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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熱:浪花淘盡英雄,公道自在人心

2015-12-01 08:36:27南方都市報6 大字
  胡適逝世超過半個世紀了,今人依舊關注他的著 ​​作。
  作為出版社編輯,我有逛書店的愛好。最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胡適的作品集,被許多出版社以各種形式出版。原來,胡適身後50年的版權期已過,各出版社出版胡適作品都沒有限制,因此胡適作品集可謂“百花齊放”。
  我愛讀胡適的文章,也愛看寫胡適的書,唐德剛的《胡適雜憶》、陳之藩的《在春風裡》、余英時的《重尋胡適歷程》都是我看得頗熟的書。我也訪問過唐德剛、陳之藩、余英時三位先生,見面總不免要問關於胡適的問題。老一輩學者都對胡適有深情,而中年一輩的學者呢?這不禁讓我想到王汎森先生,他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第四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的講者時,我曾去拜訪他,品茶長談。
  王汎森說他很喜歡讀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依稀記得書中一個特別的情景:文藝復興時代在偉人的墓前作生日紀念講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胡適誕辰120週年時,王汎森在胡適的墓前做了十分鐘講話。然而,當學界在紀念胡適之際,台灣報紙上也有評論家感慨:台灣已經忘掉胡適了。沒過多久,馬英九就到胡適紀念館參觀,表示從高中就崇仰胡適,並沒有忘記他。王汎森有感而發:“現代社會是一個歷史記憶保存很短的時代,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蔣經國是誰了,何況是胡適?知道蔡元培的人更少了。像梁啟超這種我們耳熟能詳的人,一般人知道的就更少了。”
  蔡元培和胡適都做過“中央研究院”院長。王汎森發現蔡、胡二公的關係很妙:唐德剛在《胡適雜憶》裡說,胡適回憶道,他在青年期如果沒有蔡元培的著意提挈,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報刊編輯的生涯中度過。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蔡元培還為之寫序,褒獎備至。不過,蔡元培跟胡適之間還是有爭論的,如蔡元培寫《石頭記》索隱,胡適寫文章批評過,因為胡適對《紅樓夢》是另外一套 ​​看法。雙方這樣子激烈爭辯,還可以做同志、做朋友,他們的氣量很大。在新文化運動的時候,蔡元培是北大校長,胡適是北大文科的教授,兩人雖不是同一輩的人,但是惺惺相惜。
  而胡適晚年從美國到台灣擔任“中研院院長”,對學術的推動有何意義?王汎森在胡適墓前講話提到,胡適講:“學術是一個國家無形的財富”,要能真心這樣想並不容易,而且他一以貫之。胡適到台灣以後,成為很多人的人生導師。報人高信疆生前曾經告訴王汎森,高十幾歲時很苦悶,整天唉聲嘆氣。高的大哥就跟他講:你何不讀讀《胡適文存》呢?《胡適文存》有一點像晚清的《曾國藩家書》,給很多人指出了一個方向。胡適在台灣,對“中研院”的左鄰右舍非常好,他去參加小學畢業典禮,跟里長打交道,那些名字在我們今天看起來算是當地比較有地位的農夫吧。胡適去世後,靈車經過南港地區時,家家戶戶都主動擺設香案悼祭。
  王汎森研究發現:胡適對蔣介石有很多批評。1929年當國民黨訓政體制初建之時,胡適曾批判蔣介石是“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什麼樣子”的人物。可是,基本上胡適對蔣介石在緊急的關頭都是支持的。但是令人不無驚訝的是有些學者去看蔣的日記,發現蔣對胡適是非常不滿意的。蔣認為一生有兩次受人嚴重羞辱,一次是寧漢分裂的時候,在武漢被鮑羅廷當眾羞辱;一次就是胡適回台當“中研院”院長的時候,在蔣介石致詞之後說:“總統你錯了”。
  從蔡元培、胡適以降的知識人,仍然認為讀書人是社會的中心。這種中心觀與古來諺語“宰相必用讀書人”並不盡相同,他們往往是學術工作者。然而,時代已然巨變,如今還有多少人記得蔡元培、胡適呢?當我在書店裡看各種各樣的胡適作品集競相“媲美”時,心中不由得湧起一種胡適式的“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胡適逝世超過半個世紀了,今天依然有人關注他的著 ​​作,研究他的生平,可見浪花淘盡英雄,公道自在人心。而我,總想起胡適的微笑。


重版汪精衞《雙照樓詩詞 藁》余英時序

這篇我當年在People (Blog)應已錄過,重來。


史學家──陳寅恪──作為代表,以說明問題。吳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記中說:
晚飯後,七─八與陳寅恪散步。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云云。(《吳宓日記》北京:三聯,一九九八年,第六冊,頁一六八)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記:
惟寅恪仍持前論,一力主和。謂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同上,頁一七四)


這是吳、陳兩人在「七七」事變發生後的私下議論,陳氏兩次都堅持同一觀點,可見他對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斷定「戰則亡國」顯然是因為中國當時還沒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適在美國一次講演中所說的:
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問題很簡單:一個在科學和技術上都沒有準備好的國家卻必須和一個第一流軍事和工業強國進行一場現代式的戰爭。( 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見《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台北:聯經,二○○四年,頁二○三)

這也是為甚麼胡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力主與日本正式進行和談,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戰事爆發之後才開始修改他的觀點。(見《日記》第七冊,頁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條)
陳寅恪的話是許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開說出來,因為當時民族激憤高昂,一聽見有人主「和」便羣起而攻,目之為「漢奸」了。事實上,和或戰不過是一個民族在危機關頭如何救亡圖存的兩種不同手段,都可以出於「愛國」的動機。陳寅恪後來在淪陷的香港所表現的民族氣節充份說明了他主和正是為了使中國免於「全局覆沒」,然後再「徐圖恢復」。同樣的,汪精衞在抗戰初期的主和也應作如是觀。
關於汪精衞因求和而引發的內心痛苦,最近《陳克文日記》刊佈,是前所未見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將擇引幾則,以見一斑。陳克文(一八九八──一九八六)曾參與所謂「改組派」,屬於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艷電」發表後始與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變時他在行政院參事任上,與汪氏過從甚密,且極得其信任。《日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條載:
九時驅車往謁汪先生。……先生狀甚憂鬱嚴肅,知為時局吃緊所擾。(見陳方正編校《陳克文日記輯錄》(六),刊於《萬象》第十二卷第八期,二○一○年八月,頁四七)
所謂「時局吃緊」指「八.一三」上海之戰已潰敗,南京也將棄守而言。汪此時通過周佛海、高宗武等與日本有所接觸,已露出別樹一幟以求和的意向。《日記》同月十八日條云:
上午八時,到陵園見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憂慮之色。見面後,先生指示地圖,說明政府遷往重慶,及軍事機關遷往長沙、衡陽之意。問以外交形勢,先生搖頭嘆息,謂友邦雖有好意,但我方大門關得緊緊的,無從說起。又說,現時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長久,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會又說,從前城池失守,應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觀念;今道德觀念不同,故仍願留此有用之身,為國盡力,言下態度至沉着堅決。見面約一小時,先生說話極少,俯頭踱步,往來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日記輯錄》(七)《萬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一○年十月,頁四七)
這是政府撤離南京前兩三天的情況,汪的「憂慮」更深,內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記所說「友邦好意」則指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居間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參與者之一。(見《萬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頁四五─四六,十月三十一日條)但由於蔣介石不肯鬆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門關得緊緊的」。最後他以「沉着堅決」的態度強調繼續「為國盡力」,其實即是決心求和的一種暗示。因此一個月後在漢口(十二月十九日)《陳克文日記》中有以下一段紀事:

晚飯後到商業銀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員長紀念週中之演說詞大要相告。(按:蔣在演說中強調「抗戰到底,決無妥協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蔣先生鼓勵群眾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後與委員長討論時局之綱要見示,並云,余非敢動搖蔣先生之決心,弟(即「但」)有決心而無辦法,徒供犧牲耳。綱要若干則,最重要者認為,敵人軍事勝利後將控制我之經濟與財政,以中國人之錢養中國之兵以殺中國之民。對今後的危機,可謂指陳痛切,惟積極之辦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臨別先生誡云,余與蔣先生所討論者,慎勿告人,余謹應曰唯。(《日記輯錄》(八)《萬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一○年十一月,頁八四)
汪氏的「綱要」主要是為他的和平主張提供一種立論的根據,其絃外之音是說:中國如改「戰」為「和」,雖暫時受到委屈,卻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軍事勝利」;如此則隨之而來的一連串的可怕後果便可以避免了。很顯然的,汪是想以戰敗的嚴重後果來打動蔣介石,逼他改變政策,然而並未奏效。
這裏我還要指出一項重要事實,即汪精衞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蔣和國民黨領導階層提出的,並非以他個人為和談主體。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覆孔祥熙(時為行政院長)信中說:
弟此行目的,具詳艷電,及致中常、國防同人函中,無待贅陳。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覺得緘口不言,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不能安,故決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議,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為公開提議,欲以公諸同志及國人,而喚起其注意也。(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冊,頁二○)
這一段話完全是事實,而且除蔣之外,其他黨內領袖與汪立場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記說:
(高)宗武來,謂昨晚與孔祥熙、張岳軍(羣)談,時局仍有百分之一轉機;今日上午,再與孔及汪一談。為之稍慰。(《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二○○三年,上冊,頁九四)
可知孔祥熙、張羣等都是傾向於和談的。胡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條日記說:
晚上詠霓(按:翁文灝)來一電,說國內有「一部(分)人鑒於實力難久持,願乘此媾和」。(《胡適日記》第七冊,頁六一八)
同月十二日又記翁的電報云:
是答我的佳電(按:指十一月八日電報),說汪、孔甚主和,蔣「尚未為所動」。(同上,頁六一九)

主和派在黨內忽然抬頭,是因為十月二十二日廣州陷落,再過五、六天武漢又陷落,軍事上已呈崩潰之勢。但是由於蔣「未為所動」,主和派最後還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關閉了與日本直接談和的大門以後,汪才決定親自出面和日本進行另一輪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載:
八時起。(梅)思平由港來,略談,即偕赴汪公館,報告與(高)宗武赴滬接洽經過,並攜來雙方簽字條件及近衞(按:即日本首相近衞文[!9A4A])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時始散。飯後午睡。三時起。四時復至汪公館,汪忽對過去決定一概推翻,云須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聽其自決,不出任何意見。(上冊,頁二○一)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記:
五時偕思平赴汪宅,與汪先生及夫人商談。汪先生忽變態度,提出難問題甚多。余立即提議前議作罷,一切談判告一結束。汪又轉圜,謂簽字部份可以同意,其餘留待將來再商,於是決定照此覆電。經數次會談,抑(益)發現汪先生無擔當,無果斷,作事反復,且易衝動。惟茲事體大,亦難怪其左思右想,前顧後盼也。(同上,頁二○一─二○二)
這兩條記事是關於汪氏心理狀態的直接史料,極為重要。但這裏必須先對記事的背景作一簡單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別來到上海,和日方負責人影佐楨昭與今井武夫舉行秘密談判。最後在二十日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及《諒解事項》。雙方擬定了計劃,一方面,近衞文[!9A4A]發表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衞則公開響應,然後再直接與日方進行談判。為了作到這一點,汪和他的追隨者便必須脫離重慶,逃至中國境外。(參看《周佛海日記》上冊,頁一九九,編註3)
從上引周的兩條日記可知,梅思平從上海回到香港後,立即趕到了重慶,向汪報告與日方交涉的具體結果,並商討如何離開國境的問題。
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連兩天的集會中都表現出徹底推翻前議的意向。他也許對兩個談判文件──《日華協議記錄》和《諒解事項》──不滿意,也許感到日本不可信。無論如何,這時(十一月二十六、七日)離他出走河內(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猶豫不決如此,則內心之衝突與痛苦,已可想見。
甚至在政權即將建立之際,汪仍然內心充滿着悲苦,而未露出半點興奮的情緒。茲再舉兩個例子以為證明。其一、馬敍倫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訪陳陶遺,後者說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精衞至上海,亟欲訪我。我因就之談,問精衞:「是否來唱雙簧?」精衞即泣下,我又問:「此來作為,有把握否?」精衞亦不能肯定。(見馬敍倫《石屋續瀋.記汪精衞與張靜江書》,引在劉衍文〈《石語》題外絮語.雙照樓主〉一文中,頁三一)
陳陶遺是政治和實業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馬敍倫所記則是親見親聞的事,所以這條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時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記》一九四○年三月十九日記:
七時起,陪汪先生謁(中山)陵,淒雨苦風……汪先生讀遺囑,聲淚俱下,余亦泣不成聲。(上冊,頁二六五)


這是在所謂「還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卻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緒之中。
以上我從汪精衞自「八.一三」以來力主和議一直下溯到一九四○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權的前夕;在這一過程中,我特別注重他的心理狀態,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證據作判斷,我只能得到下面這個看法:由於確實相信「戰必亡國」,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與妥協為代價。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遺書中說:
對日交涉,銘嘗稱之為與虎謀皮,然仍以為不能不忍痛交涉……。(〈最後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第五冊,一九六四年,頁一五九。按:此文曾有過爭論,但我反覆推究,承認其真實性,至少它十分真實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他明知「與虎謀皮」,都仍堅持應「忍痛」為之,這正是他晚年心理長期陷於愁苦狀態的根源所在。這裏讓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後半段: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嘆,檢點平生未盡心。
讀了上引有關汪的種種心理描述之後,我們現在不能不承認,這幾句詩把他內心最真實的感受和盤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達到了藝術的高度。我還要介紹他在《三十年以後作》中最後一首詞──〈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
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闌干拍徧,心頭塊磊,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按汪氏詞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一冊第二頁。「眼底風光」之「風光」兩字,原擬作「滄桑」,但「桑」字尚未寫,即改成「風光」了。其實「滄桑」更為寫實,但出自汪的筆下,未免過於難堪耳。)
此詞作於一九四三年重陽,即公曆十月七日,再過兩個月他開刀取出背部子彈,發現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於日本名古屋醫院。所以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詞中絕筆。這時他出任所謂「國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詞中流露出來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國詩人元遺山如出一轍。但是如果細讀他的遺書〈最後之心情〉我們便不能不承認,這首詞正是他當時「心情」的忠實寫照。一句話說到底,汪的詩詞基本上可以用「詩言志」或「言為心聲」來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現的「愁苦」決不可能是為了「求詩好」而偽裝或誇張出來的。(陳克文也認為汪最後幾年詩詞表現了精神上的「創痛」。見《時代洪流一書生──陳克文日記》附錄十二〈憶陳璧君與陳春圃〉中「獨行踽踽最堪悲」一節。)
以上關於汪精衞心路歷程的反覆論證並不是為他翻案,價值判斷根本不在我的考慮之內。我的唯一目的是通過心理事實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詩詞。現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證,與汪的心理狀態作對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從他的日記來看,與汪精衞幾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記中又記下了國民黨同仁的共識:「咸以如此打下去,非為中國打,實為俄打;非為國民黨打,實為共產黨打也。」(《周佛海日記》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條,上冊,頁七九)這也和汪精衞預言戰爭「必將使中共坐大」,如出一轍。(此一問題這裏不能展開討論,但讀者可參看胡文輝關於陳寅恪〈阜昌〉詩「一局收枰勝屬誰」句的長註,《陳寅恪詩箋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二○○八年,上冊,頁二○二─二○四)所以我們大致可以斷定,在早期避戰求和的階段,周的主要動機也出於對亡國的恐懼,與汪氏似無大異同。然而到了後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權的階段,周的個人企圖心便在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了。《周佛海日記》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條:
八時半起。與(梅)思平商擬各院部院長、部長人選,因擬行決定,因與思平戲言,中央政府即於十分鐘之內在余筆下產生矣。(上冊,頁二三七)
這是汪精衞、周佛海等等在青島與北平、南京兩個偽組織會商後得到日方認可,準備成立所謂「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負責擬定人選。周的「戲言」其實即是得意忘形的輕佻表現。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偽「國民政府還都典禮」的第二天,周又寫道:
四時返寓,犬養(健)、伊藤(芳男)來談。一年努力竟達目的,彼此甚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為理想之實行。國民政府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重飄揚於石頭城畔,完全係余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余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虛生一世也!今後困難問題固多,僅此亦足以自豪。(《日記》上冊,頁二七三)
這一番自言自語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輕狂心理發揮到了極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動偽政權的建立主要是為了實現個人的權力野心。(「以後運動亦以余為中心。」)同年五月三日的日記恰好提供了一個最生動也最有趣的例證:
劉復之算命,謂余於五年內握大權,四十九以後備位諮詢,為之心冷。迷信雖不足恃,然劉於六年前謂余必長財政,今果爾,亦奇矣。如余僅能當權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勞力耶?(《日記》上冊,頁二八八─九)
算命先生預言他僅能「當權五年」,他大失所望,頓時心灰意懶,其權力慾之大,可以想見。但是換一個角度看,這位算命先生的靈驗也實在令人驚異。我猜想劉復之也許已算出他四十九歲以後將有牢獄之災,不過不便明言,只好以「備位諮詢」四字搪塞過去罷了。無論如何,這不失為一個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權」後的興高采烈和汪精衞居「高位」而依然滿懷「愁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若以羅君強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則後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羅是周一手扶植起來的人,後來汪政權中曾出任偽司法部長、安徽省長、上海市秘書長等要職。抗戰爆發時他是行政院秘書。陳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記載了他在漢口的一次談話如下:
軍委會秘書廳秘書羅君強亦即行政院秘書到四明銀行敍談。虧他發出如下的議論:他說「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組織,多般利害,影響必定不少。如今我們可以隨意選擇我們的去處,那一處待遇好,我們便到那一處,橫豎都是中國人的統治,又何必分彼此呢。」……這段話似乎是說笑,又似乎不是說笑,介松、彥遠聽了都很生氣。我最擔慮的倒不是君強個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許多人會如此動搖起來。(《陳克文日記輯錄》﹝八﹞,《萬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頁八三)
事後我們當然知道,這是羅君強的由衷之言,決非「說笑」。但具有這樣想法的人在汪政權參與者之間恐怕相當普遍,代表了當時典型的所謂「漢奸」言論。我們必須跳出羅君強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層次,然後才能開始探索汪精衞的「最後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詩詞。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這樣說並不是特意抬高汪精衞,否認他的政治取向與活動後面也有個人的動機。傅斯年在一九四○年二月曾分析過汪的「犯罪心理」,認為由於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嚴,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種要做「人上人」的強烈心理。他又特別提到,陳璧君恰好也是一個「人上人」慾望最強的人,因此終於走上了「漢奸」、「賣國」的道路。(見〈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一九八○年,第五冊,頁二二九─二三六)
傅斯年富有民族熱情,全文下語極重,見仁見智,可不深論。他關於「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資料太少,也只能懸而不決。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卻指示了一個正確的探求方向。他論陳璧君時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話:
漢光武的時代,彭寵造反,史家說是「其妻剛戾,不堪其夫之為人下」,陳璧君何其酷似!(同上頁二三二)
這句話之所以微妙,是因為原文(《後漢書》卷十三〈彭寵傳〉)只說「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並無「其夫之為人下」語。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經是為了要點出汪不甘被蔣介石壓成黨內第二人這一事實。我們都知道,在抗戰前的南京,蔣主軍、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禮的形勢。然而抗戰發生以後,蔣不但獨攬軍與政,而且更進一步正式佔據了黨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了總裁制,以蔣為總裁,汪則副之。以汪在黨內的歷史而言,這是相當使他難堪的。所以嚴格地說,這不是汪氏夫婦要爭做「人上人」的問題,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問題。關於這一點,當時人無不瞭然。馬敍倫說:
汪、蔣之隙末凶終,以致國被侵略後,精衞猶演江寧之一幕,為萬世所羞道,受歷史之譴責。在精衞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責。觀介石後來之於胡展堂(漢民)、李任潮(濟琛)者,皆令人寒心;則精衞之鋌而走險,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謂非有以驅之者也。(《石屋續瀋》引在劉衍文前引文,頁三○─三一)
這就是說,蔣的唯我獨尊必須對汪之出走負起很大的責任。
另一方面,陳璧君在汪建立政權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遠比外間所傳為大。陳克文是很感念陳璧君的人(見陳方正編校《時代洪流一書生──陳克文日記,一九三七──一九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將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條),卻也在《日記》中一再記下了陳璧君的負面行為,而且其來源都出於與汪氏夫婦關係極深的人。(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條記云:「汪精衞之事敵寃死與伊﹝按:陳璧君﹞之關係最大。」)但最直接可信的證據則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周專程到日本名古屋醫院探望汪氏的病,記他與陳璧君的談話云:
出與汪夫人談一小時。余表示行政院長及軍委會長,仍以代行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蓋其意,恐余與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兩人真意,而以權利之徒目吾兩耳。(《周佛海日記》下編,頁九○九)
此時去汪死僅三個月,陳璧君仍唯恐大權旁落,在交談中逼得周佛海聲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這一定是陳璧君自己的主張,決不代表汪有此顧慮,因為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療登機前的親筆手令即明言「職權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並未用「代行」字樣。(見《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二冊卷首影印本)
汪精衞也有個人的動機,這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比較地看。他對亡國的憂慮的確佔據着主導的成份。胡適在聽到汪的死訊時也提出了一個心理分析,但與傅斯年的觀點有所不同。他說:
精衞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 complex。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誇不要錢,就不會做錯事,不知不要錢與做錯事是兩件不相干的事呵!(《胡適日記全集》卷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條,頁二○○)
「烈士」情結確實存在於汪的識田之中。不用說,這一情結遇到國家危亡關口必然首先被激發起來而變成行動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與出走即由此開始;然後配合着其他內外因素,終於演出一幕歷史悲劇。
在我的認識中,汪精衞在本質上應該是一位詩人,不幸這位詩人一開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終生陷進了權力的世界。這樣一來,他個人的悲劇便注定了。現在我決定要把他搬回詩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論詩的信,以為序文的終結:
適之先生:接到了你的信,和幾首詩,讀了幾遍,覺得極有趣味。到底是我沒有讀新體詩的習慣呢?還是新體詩,另是一種好玩的東西呢?抑或是兩樣都有呢,這些疑問,還是梗在我的心頭。只是我還有一個見解,我以為花樣是層出不窮的,新花樣出來,舊花樣仍然存在,誰也替不了誰,例如曲替不了詞,詞替不了詩,故此我和那絕對主張舊詩體仇視新體詩的人,固然不對,但是對於那些絕對主張新體詩抹殺舊體詩的人,也覺得太過。你那首看山霧詩,我覺得極妙,我從前有相類的詩,隨便寫在下面給你看看。
曉 煙
槲葉深黃楓葉紅,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來別有空濛意,都在蒼煙萬頃中。
初陽如月逗輕寒,咫尺林原成遠看;
記得江南煙雨裏,小姑鬟影落春瀾。
你如果來上海,要知會我一聲。
祝你的康健
兆銘  十月四日


這封論新舊體詩的白話信收在《胡適日記》中(第四冊,頁一一五─一一六,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條),信中所引〈曉煙〉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別無異文。這封信似乎還沒有受到注意,但它讓我們看到在純粹詩世界中的汪精衞,這是很可珍貴的。
二○一二年二月六日於普林斯頓
余英時
多年以來顏純鈎先生都抱着一個願望,想推出一部註釋本的汪精衞詩詞集,讓一般讀者也能充份欣賞他的古典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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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4日 星期四

胡適的【得力】


(清)胡傳撰【臺灣日記與稟啟】內有多處用"得力"。


----胡適

胡先生雅擅言詞,而且善於恭維人,國語雖不標準,而表情非常凝重,說到沉痛處輒咬牙切齒地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來,令聽者不得不信服他所說的話語。他曾對我說,他是得力於《聖經》傳道的作風,無論是為文或言語,一定要出之於絕對的自信,然後才能使人信。
——梁實秋


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講書:每讀一字,須講一字的意思。---【胡適自述】

他幼年时代也曾读过宋明理学书,但他早年出洋以后,最得力的是达尔文,赫胥黎一流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训练。

胡適並節錄威爾遜的一些當年國慶的說法,說他得力所在,全在一”恕”字,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八字…..



19467月下旬
根據胡頌平說,胡適1946年回國經南京時,任職教育部的他去見胡適,胡適向他說,你怎麼這樣的蒼老,我幾乎認不出來了!
隔了幾天,胡適對他說,教育部部長朱家驊說你的工作很得力,我很高興。



1937年4月8日他致錢玄同信中說:


  ……為眾生入地獄,此意分見各經,《華嚴》也常提起。如云:普為一切眾生故,不思議劫住地獄。其散文部分雲:我當為一切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悉得免出生死沃焦。我當為一切眾生於一切剎一切地獄中受一切苦,終不捨離。……何以故?我寧獨受苦,不令眾生受諸楚毒。……張居正得力的正是這些。“願以深心奉塵剎”,此中“剎”字與上文“一切剎”之“剎”同……

---- 得力助手

字詞 
注音 ㄉㄜˊ ㄌˋ
漢語拼音 dé lì
釋義 
  • 1得到助力。《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傳》:「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儒林外史.第二五回》:「自此以後,鮑廷璽著實得力。」
  • 2形容很受重用的、很能幹的。《初刻拍案驚奇.卷一九》:「家裡止是些女人,無個得力男子看守。」

2015年12月20日 星期日

余英時:胡適是20世紀影響力最大的思想家 2011

今年是胡適先生124歲誕辰,風傳媒有一篇:<馬英九比不上蔣介石,翁啟惠差胡適之遠矣>的文章,寫得很用心,但對中研院傷害大,我就沒有轉貼。現在謹以120歲誕辰時,余英時教授的文章紀念今年的冥誕。
http://www.21ccom.net/artic…/rwcq/article_2011121650457.html
<余英時:胡適是20世紀影響力最大的思想家>


余英時:胡適是20世紀影響力最大的思想家

發佈時間: 2011-12-16 09:29 作者: 余英時字號:   點擊: 9078次
  專訪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台灣中研院院士余英時

  胡適LIFE 資料

  2011年12月17日是胡適誕辰120週年紀念日,海內外的學術界、傳媒界都有一些紀念性活動。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中國思想史研究權威余英時先生,在胡適誕辰100週年(1991年)時,曾撰文《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紀念這位五四先賢和20世紀中國傑出的知識領袖。

  在胡適誕辰120週年來臨之際,余英時先生以八十高齡,欣然接受本報越洋書面訪談,暢論胡適的生平、思想、學術與人格,以及對胡適的研究進展,特全文刊發以饗讀者。

  胡適研究進展

  東方早報:非常感謝余先生在胡適誕辰120週年之際,接受本報專訪。你是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權威,同時也對近代的歷史人物頗有獨到之研究,比如對胡適和顧頡剛等學人的研究,曾經出版過《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等著作,1991年胡適誕辰100週年的時候,你曾特別撰文《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來紀念這位歷史人物,並在該文中預言胡適將在海內外的華人知識界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據你的了解,在這剛剛過去的20年,胡適研究的比較重要的成果有哪些?是否可以說取得了一些突破性進展?

  余英時:我常常閱覽耿雲志先生主編的《胡適研究通訊》,知道有關胡適的研究,每年都有不少專書和論文,數量遠超我的想像。我感覺,以二十世紀早年中國知識界領袖而言,胡適在今天大陸所受到的注意,也許當在前兩三名之內。但說到“突破性進展”,則不好答复。我並不以研究近、現代史為專業,更不是“胡學專家”,所以並未能對上述大量的專書和論文,一一閱讀。以海外來說,你們提到的周質平、江勇振兩先生仍然是胡適研究的領航人。周先生和陳毓賢女士用英文合著的《一個實驗主義者的自由精神》(“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刊印,二○○九年)是一部側重寫胡適情感生活的新著,國內讀者也許很少有機會讀到。今年一月台北聯經出版了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一八九一-一九一七》。這部書共分三部,第二、第三部尚在撰寫中,規模很大,研究也極盡精詳之能事。第一部便長至七百頁,大概在六十萬字以上。所以全書三冊恐將不下兩百萬言。這可以說是胡適研究中學術性極高的一部大著作。像江先生這樣一位嚴肅的專業史學家竟肯花上八年、十年的工夫,全力為胡適寫詳細傳記,可見胡適在一般史學家的眼中仍不失為最重要的專題研究對象之一。由此再進一步推斷,則可知胡適在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的確遠在其他同輩學人之上。

  回到你們的問題,我要強調近三十年以來,胡適研究一直在進行中,從未停止過。不過我們不能期待所謂“突破性進展”,因為你們所謂“突破性”相當於“科學革命”式的大變化,這是不現實的。今天胡適研究已進入庫恩(Thomas Kuhn)所謂“常態的”科學研究的狀態,在具體的、局部的問題上隨時都有新的“突破”,但“胡適研究”作為一個整體領域而言,由於沒有大批新材料、新事實的出現,新“典範”(“Paradigm”)不可能出現。

  “迴向胡適”

  東方早報:今年既是魯迅誕辰130週年,也是胡適誕辰120週年,國內外的知識界和傳媒都有一些紀念性的活動和報導,對於80後、90後的年輕一代,魯迅和胡適在他們的心智生命成長中似乎都不像對他們的上幾代人那麼重要了,相當多的青年人根本就沒聽說過胡適,而對於魯迅,因意識形態的原因(中學教科書大量選取魯迅作品)也持一種反感的態度,有人認為這是很自然的歷史現象,余先生怎麼看待這種代際之間的“失憶與遺忘”現象?

  余英時:你們說,對於八○後、九○後年輕一代,魯迅和胡適都已在若存若亡之間,有些青年甚至沒有聽見過胡適其人。你們又說,關於這一現象,有人以為是自然的,但你們最後又提出了代際之間“失憶與遺忘”的問題。

  我的看法也認為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一件事了。讓我先引清代趙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一首詩作為答案,這首詩過去是人人都能背誦的,我希望今天在大陸仍是如此。詩云:“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試想李白、杜甫流傳幾百年後都會失去“新鮮感”,何況他人的作品?但趙翼所謂“各領風騷數百年”是指變動緩慢的傳統文化環境而言,在三日一小變、五日一大變的現代社會中,一個學人的吸引力若能在身後維持“數十年”,便已難得之至了。胡適死在一九六二,到今年恰是五十年,他的思想依然在大陸受到如此高度的注意,以致《東方早報》還感到在他一百二十歲生日這一天,應該為他出紀念專刊,這就充分說明他的思想還有旺盛的生命力。若和同時代的知識領袖相比,包括影響巨大的梁啟超在內,胡適絕不能算是被“遺忘”之人。至於欣賞他還是批評他,卻全不相干。批評或指斥也是記憶的表現。一九五○年代初大陸對胡適展開全國性的全面“批判”,今天從思想史角度看,正是對他最高的禮敬。我在這裡並不是要捧胡適,只是講客觀的歷史。我的結論是:他是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也最長久的學者和思想家。如果有人說他的“學問簡陋”、“思想淺薄”,我也不想為他辯護。但是有一個客觀事實是否認不了的:正是這種“簡陋的學問”、“淺薄的思想”,才使他成為至今仍受注視的人物。

  我相信你們說的,今天大陸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學生大概很少直接讀胡適的作品了。不僅胡適,“五四”時代其他聲名顯赫的作家也逃不了同一命運,甚至魯迅也不例外。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書和文中所涉及的具體對象——人、事或問題——早已過去了,今天的年輕讀者讀起來自然會感到相當隔膜。不過胡適所提出的基本原則和中心觀念則仍然是今天青年人所能理解的(這種情形當然也適用於其他學人或作家)。所以胡適在今天的影響是間接的,即通過後人關於胡適思想的研究和闡發。胡適研究之所以重要便在這裡。

  通觀胡適一生而論,他發揮最大的影響是從提倡白話文開始,一般稱之為文學革命。他到北大以後通過講堂和報刊(如《新青年》、《努力週報》、《晨報副刊》等等),大力提倡“新文化”或“新思潮”,這是他光芒萬丈的時期。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以個人影響而論,胡適都可以算是數一數二的人物。“左”傾思潮在一九二○年代以後急起直追,一時之間確有逐漸壓倒胡適的趨向。但胡適的思想還是在當時不少“左”傾青年的心中留下了種子,幾十年後竟有“春風吹又生”的奇蹟出現。我先後所讀到的王元化、李慎之、舒蕪幾位先生晚年的文字,都明顯透出“迴向胡適”的消息。

  為普世價值護航

  東方早報:1958年,年近古稀的胡適從美國紐約回到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作為提倡自由、民主、容忍等基本價值的五四知識人,他似乎遭受來自當局、新儒家和自由主義陣營內部的三重壓力。比如晚年胡適的助手胡頌平整理出版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披露的胡適對徐復觀等人的坦率批評,就讓習慣了“溫文爾雅”的胡適形象的大陸讀者感到“吃驚”,他晚年在台灣的真實處境怎樣?對台灣的自由民主運動有著怎樣的影響?

  余英時:至於胡適晚年在台灣的影響,就我所知,則只能說是間接性的。他以《自由中國》發行人的身份,終成為台灣自由主義者的護法。《自由中國》是國民黨教育部出錢支持的,時在一九四九年初,胡適還在上海。當時國民黨危機感極大,非常需要自由主義者的支持,因此決定辦這樣一個刊物。《自由中國》的“宗旨”便是胡適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赴美船上寫成的。初到台灣的時候,國民黨為了爭取美國的援助,繼續需要與自由主義者合作,也更不能失去胡適的精神支持。因此黨中雖有人對《自由中國》的言論不滿,也只好勉強容忍下去。一九五八年之前,胡適長住紐約,為《自由中國》寫的文章也很少,不能說有多大的影響。《自由中國》最得力的人有兩位,第一是雷震,該刊的實際負責人,第二是殷海光,一位最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思想上發生的作用最大。一九五八年以後,胡適回台任中研院院長,他仍滿懷熱情提倡民主、自由、人權、容忍等等普世價值,然而他左右沒有志同道合者能幫他的忙,只是一個人高高在上,相當孤立。《自由中國》當然得到他的保護,此外也有不少本省人和自由主義者(包括雷震)想藉重胡適威望,組織反對黨。這便一天天引起蔣介石的警惕和敵視了。終於在一九六○年九月,趁胡適訪美之際,逮捕了雷震等人,《自由中國》自然也隨著停刊了。

  胡適在台灣自始至終都在為現代普世價值的傳播作護航,也在為成立反對黨而大聲疾呼。他在這兩方面所發揮的功能具有關鍵性,否則無論是自由主義思想或民主運動,在五六十年代的台灣都不大可能取得公開而又合法的活動空間。胡適扮演這一護法角色,是十分盡力而且從未退縮過。他的日記和蔣介石的日記互相對照,即可得到真相。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指出:胡適最後在台灣的四五年日子很不好過,受到各方面的重大壓力。在政治上,國民黨對他的“圍剿”從未放鬆過;在文化上,新儒家(如徐復觀)對他則極盡辱罵之能事;即使在自由主義陣營中,激進派如殷海光也認為他過於軟弱,不肯與蔣介石公開破裂,鬧個天翻地覆。(事實上,即等於要他領導來推倒國民黨政權。)你們說,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看到胡適“對徐復觀的批評”所表現出來的“憤怒”,感到“吃驚” ,可見你們對胡適所受到的壓力一點也不知道。事實上,胡適只不過說了一句:“徐復觀的文章,我真看不下去了。”這樣的反應是很有節制的。胡適是人,自然同樣有喜怒哀樂,似乎不必“吃驚”。

  胡適與古今中西之爭

  東方早報:胡適一直被認為是現代中國啟蒙之父,他對傳統的批判在20世紀中國一直有著強勁的迴響,同時代的一些知識人(包括杜亞泉、吳宓等)認為胡適將中國傳統理解成“小腳、太監、八股”等等,是在醜化中國的文明傳統,知識群體之間一直存在劇烈的爭論。將近100年過去了,今天的中國更加強調儒家傳統的正面價值,國學熱、經典熱、孔子學院等也引起世人的關注,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應該如何來評價胡適對傳統的重估態度?

  余英時:在這一部分,你們提出了兩大問題:一、胡適對中國傳統的態度;二、胡適對西方哲學的態度。這兩大問題早已引起了無數的爭論,這裡實在無法深談。現在我只把我個人的看法簡單說出來,不再作論辯。首先,胡適並未將中國的傳統等同於“小腳、太監、八股”等等,這是反對他的人硬加給他的罪狀。他在原文(《信心與反省》三篇)中舉此數事來代表中國文化的陰暗面,是為了駁斥那些自大狂的民族主義者,因為他們以“固有文化太豐富了”為藉口而抗拒現代化的改革。通觀他一生的中、英文論著,可知他對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等都抱有極大的崇敬之心。尤其是他晚年(一九六○)在美國所發表的一篇著名英文講詞《中國傳統及其未來》(“Chinese Tradition and Future”),最能代表他對中國傳統的整體論斷。在這篇講詞中,他不但強調中國文化與西方充分接觸與融合之後依然能保存它原有的根柢,而且還斷言:“人文與理性的中國傳統”是永遠不會為任何專制勢力所摧毀。換句話說,在胡適眼中,中國文化並不是籠統一片,他尊重其正流——“人文與理性的傳統”,但堅決反對其逆流——“小腳、太監、八股”之類的負面成分。

  東方早報:近些年大陸學者劉小楓、甘陽等組織了很多對西方經典的翻譯和重譯,他們提出要“重新閱讀西方”,要在西方學術思想的源流裡理解西方,並批評晚清以降的嚴復、胡適等人在面對西方經典時是一種為我所用的“拿來主義”態度,導致對西方的誤讀和誤解,而這種誤解又影響了中國思想的創造,這種觀念影響了時下很多的知識青年。當年《學衡》派的梅光迪、吳宓等對胡適、陳獨秀等西化派也有類似的批評。我們應該如何客觀地評估胡適對杜威的實驗主義、歐洲近代啟蒙思想的引介?

  余英時:胡適受過嚴格的西方哲學和哲學史的訓練,但他並不盲目信奉任何一家一派的哲學,包括杜威在內。他遵從的是杜威的思想方法,而不是杜威基於美國背景所發展出來的一些特別的哲學內涵。關於這一點,我早已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作了詳細的說明,這裡不再重複。因此今天批評他“誤讀”、“誤解”西方經典云云,恐怕都是因為對他的哲學訓練缺乏了解所致。現在我要引羅素評胡適《先秦名學史》中的兩句話來答复這種指責。羅素說:“他(指胡適)對西方哲學的精熟好像是一個歐洲人,英文寫作之佳則和多數美國教授沒有分別。”(引在我的《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一文中)我想羅素的判斷也許更為可靠。

  總結地說,胡適無論是推動文學革命、研究哲學史、批判社會(如“多談問題,少談主義”)、或提倡“賽先生”和“德先生”,都得力於他在美國7年訓練中所獲得的現代思想方法,特別是杜威的實驗主義方法論。這些新方法已化為他的基本能力的一部分,因而無論運用在哪一方面,都產生了很好的效果。蔡元培在一九二二年左右到紐約和中國留學生談話,特別鼓勵他們在美國首先應該學得“點石成金”的那個手指頭,也就是“方法”。馮友蘭在報告了這個故事之後,緊接著說:“胡適是在哲學方面用那個指頭比較早的一個成功的人。”(見《三松堂自序》)馮在哲學上是和胡不相合的,因此這一評價具有高度的客觀性。我想將這一評價加以推廣,認為胡在各方面的“啟蒙”作用都應該歸功於這個“點石成金”的手指頭!

  “創造了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

  東方早報:胡適在1923年6月4日的《努力週報》曾發表一篇《政論家與政黨》的文章,提出知識分子應該寫作監督政府的超然於黨派化和意識形態之上的政論,他的一生從早年的《新青年》到後來的《新月》、《獨立評論》等,一直到晚年的《自由中國》,一直是公共輿論的核心人物,也是自由、民主和憲政等基本價值的矢志不渝的守護者和傳播者。有人認為胡適最大的貢獻既不是學術,也不是政治,而是創造了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你覺得這種說法有道理嗎?在大陸高校新聞專業的中國新聞事業史教材中,提到胡適的地方非常之少。在你看來,是什麼因素導致胡適在新聞史上的地位被嚴重低估了?

  余英時:講到胡適和政治的關係,我想先說一個真實的故事。大概在一九八○年代初,大陸社科院院長胡繩領隊到美國開一個學術討論會。會後訪問了耶魯大學,由我代表校方接待他們。在宴席上,胡繩說:“我們對胡適,政治上反對他,但在學術上還是尊敬他的。”我忍不住笑著對他說,這和海外的看法恰恰相反。我們都認為胡適的學術研究早已被後來的人超過了,因為後浪推前浪,這是無可避免的。但胡適的政治主張因為自“五四”以來在中國根本未曾落實過,因此還是新鮮的,並沒有發生“過了時”的問題。我的原話當然比較委婉,但意思是很清楚的。胡繩先生很有風度,並未露出半點不快的樣子,以下便轉變話題了。我之所以講這個故事,因為我覺得今天大陸已有不少知識人也接受了當時我所謂“海外的看法”。

  胡適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等普世價值的實現,而且他反對暴力革命,堅持漸進的改革。這一基本方向即使在今天的大陸也還完全適用,一點也用不著修改。更重要的是,他從“五四”時期提倡“德先生”(民主)到晚年在台灣領導《自由中國》,從來沒有改變過。他的自由主義的友人,如丁文江、蔣廷黻、吳景超等等,在三十年代《獨立評論》時期都一度發生了動搖,主張“專制”是“建國”的有效方法,等“建國”成功以後再建立民主也還不遲。在這一爭論中,胡適一步也不肯退讓,他堅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個穩定的現代國家。“專制”——即使是“開明專制”——最後一定弄到強大的政府不受監督和製裁的地步。你們說,有人認為胡適的最大貢獻在於“創造了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這話是有道理的。但他之開拓公共輿論的空間也就是對於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種實踐。他全力倡導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便是為了爭取人民有批評執政黨及政府的合法權利。所以我不認為輿論空間的創造可以和政治分開來。至於大陸新聞史教材中不給胡適地位,這不是他的問題。

  東方早報:1990年代以來,大陸的學術界和民間思想界寫作、出版了很多有關胡適的著作。胡適的日記、書信等不斷出版、重印,可以說胡適對當代知識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是也有人注意到,胡適的影響似乎僅僅局限在知識界之內,大陸的維權、社會運動、有限抗爭行動等基本的思想資源是一些翻譯過來的社會理論等著作,甚至有人指出,胡適不太關切平等和社會公正等議題,而偏向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等議題,在你看來,這是不是貧富兩極分化嚴重的中國社會,胡適與大眾維權運動越來越遠的原因?

  余英時:你們說,胡適的影響僅僅限於知識界之內,而今天大陸維權、社會運動、有限抗爭等,其思想資源來自翻譯過來的西方著作,也與胡適不大相干。我想這裡存在著一個嚴重的誤解,時代在改變,新問題層出不窮,胡適的著作中自然不可能為今天大陸的具體問題提供現成的答案。胡適在政治上和在學術思想上一樣,他的最主要作用是“但開風氣不為師”。今天維權等等活動顯然和當年胡適所“開”的“風氣”有很大的關係。“五四”時代“德先生”的記憶一直若隱若現地保留在知識人的潛意識中,因此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終於全面復活了。這段歷史你們都很清楚,不必多說了。今天維權的思想和行動也不是忽然從空而降,正是由八十年代追求普世價值演變出來的。如果沒有這一“五四”的遠源,今天的知識人未必會忽然想到要向西方著作中尋找相關的思想資源。胡適開風氣之功即隱藏在“五四”遺產之內,至於人們是否還記得他的貢獻,那已是毫不重要的事了。胡適深信“社會不朽”而絕不重視“個人不朽”,所以這一點根本不成問題。

  作為人格典範的胡適形象

  東方早報:蔣介石日記公開以後,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一度成為一些學者有研究興趣的議題,有大陸學者通過對晚年蔣介石日記的閱讀發現蔣在日記裡對胡適頗多謾罵之詞,甚至指斥胡適是只會伸手要錢的“無恥之文人”,並據此認為蔣介石尊重知識分子完全是“作秀”,但是在公共場合,蔣介石對胡適卻非常禮遇和敬重,胡適去世後他也贈送了一副褒獎的對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請簡單談談你心目中的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

  余英時: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也充分體現了他的政治理想的一個重要向度(“dimension”)。他最強調個人的人格尊嚴,有時稱之為“健全的個人主義”。這一意識其實有西方與中國兩個來源,恰好合在一起了。西方之源是民主自由社會中的公民意識:一個現代公民在政治權威面前決不會自覺低對方一等而卑躬屈膝。相反的,他和對方是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該說什麼,就說什麼,該批評就批評。中國之源則是“士”的自重與自尊:孟子便大大發揮了這一意識,所以他說:賢士“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 ”他又說:“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胡適受孟子的影響很大。他在西方宣揚儒學,特別稱孟子為“民主哲學家”,決非偶然。他在蔣介石面前一直是侃侃而談,毫無退縮之狀。最著名的一次是一九五八年胡適就中研院院長之位,蔣來致辭,恭維他因為崇高道德以致在大陸上受到批判。胡答詞,開頭便用“總統錯了”四字,並解釋他受批判是由於提倡科學方法云云。這四個字等於當面打了蔣一個耳光,使蔣下不了台。蔣雖極怒,卻不便當眾發作。但從此以後蔣再也沒有進過中研院的大門。不過此事也可見蔣有相當修養,至少還有尊重知識領袖的雅量。

東方早報:就你對胡適的長期閱讀和研究經驗而言,你認為到了21世紀的今天,如果說大陸年輕一代知識分子要繼承胡適的精神遺產,他的哪些方面的品質、觀念與人格是最值得今天的我們重視並傳承的?

  余英時:只能說一兩句話結束。我覺得胡對今天年輕一代的中國知識人最能發生積極影響的地方,便在他能不向政治權威低頭。我要引胡適下面一段話贈與年輕一代的知識人: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注:余英時,祖籍安徽潛山,1930年生於天津。1956至1961年就讀於美國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曾任密歇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士與中國文化》、《歷史與思想》、《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等著作數十種。2006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本次專訪得到《南方人物周刊》記者李宗陶和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師唐小兵的協助,特此致謝!)



來源: 東方早報| 來源日期:2011-12-16 | 責任編輯:王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