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0日 星期六

歐陽哲生《 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附錄五 新發現的胡適秘藏《新青年》同人來往書信   手稿(16封)






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


作者: 歐陽哲生
出版社: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1/10/01
語言:繁體中文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9







內容簡介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近代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關鍵點。論者對這一運動聚訟紛紜、爭議不斷。對它的研究由於政治、黨派等因素滲入,深深打上了意識形態的烙印。本書作者多年來從事五四運動史研究,力圖撥開意識形態的迷霧,以原始材料為依據,回到歷史現場,對五四運動史作出符合歷史原貌的客觀解釋。本書圍繞新文化運動與傳統文化的關係、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思想主張、《新青年》編輯演變、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等問題作了深入、獨特的解釋,是五四運動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作者簡介


歐陽哲生


  1962年5月生於中國湖南省長沙市。現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代闡釋》、《新文化的傳統——五四人物與思想研究》、《科學與政治——丁文江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等。編有:《胡適文集》等多種文集。



目錄

自序
  秀威版自序
  壹《新青年》編輯演變之歷史考辨——以1920年至1921年《新青年》同人來往書信為中心的探討
  一、見證《新青年》轉折的歷史文獻:同人來往書信
  二、《新青年》前六卷之編輯、發行
  三、陳獨秀赴滬後《新青年》編輯辦法之初議
  四、陳獨秀南下後與周氏兄弟的密切合作關係
  五、《新青年》從八卷一號開始為中共上海發起組所主控
  六、過渡中的矛盾爆發:陳獨秀离滬後《新青年》編輯之再議
  七、一個插曲:懷疑胡適與研究系的關係
  八、《新青年》的歸宿:成為中共的純理論機關刊物
  結語
  貳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傳統起源
  一、清代樸學與新文化人的治學路徑
  二、以“復古解放”為先導的“價值重估”
  三、傳統下層文化的興起
  四、新文化人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換中的歷史局限 
  叁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以“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關係為中心
  一、儒家、儒學、儒教
  二、新文化運動反抗重建儒學意識形態——孔教
  三、對儒家倫理的排拒與吸收
  四、“五四”新文化人對儒學的學術評估
  五、餘論:關於傳統與現代性的思考
  肆蔡元培與中國現代教育體制的建立
  一、對傳統教育的評估
  二、“教育獨立”的理念
  三、建立現代大學制度
  四、教育制度轉型:一個未完成的話題
  伍評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觀
  一、近代解決中西文化關係各種方案之評估
  二、蔡元培中西文化觀的取向
  三、蔡元培:中西文化結合之典範
  陸論陳獨秀對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貢獻
  一、《新青年》的辦刊定位
  二、反對孔教的健將
  三、力倡文化革命的觀念
  四、推崇法國、俄國革命
  結語 
  柒胡適與陳獨秀思想之比較研究
  一、胡、陳聯手合作的思想基礎
  二、胡、陳之間的思想歧異
  三、胡、陳思想的殊途同歸
  四、胡、陳思想與時代的關係
  捌李大釗歷史理論著述管窺
  一、未完成的《唯物史觀》講義稿
  二、《史學思想史》系統的複原
  三、《史學要論》之要旨
  四、唯物史觀的初步運用
  五、餘論:李大釗歷史理論成就及其影響
  玖自由主義與五四傳統——胡適對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
  一、五四話語與五四傳統
  二、與革命對話:胡適看五四運動
  三、從胡適的敘事方式看自由主義的話語特點
  拾被解釋的傳統——五四話語在現代中國
  一、自由主義視野下的五四運動
  二、中國馬克思主義視域中的五四運動
  三、文化保守主義對新文化運動的反省
  四、五四傳統:民族主義、命、民主
  附錄一民主在中國的歷史命運
  附錄二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
  附錄三五四運動與20世紀的中國——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8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
  附錄四五四的歷史與歷史中的五四——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附錄五 新發現的胡適秘藏《新青年》同人來往書信
  手稿(16封)
[2] 

2017年5月19日 星期五

胡適講《論語》,講中國自由的起源;余英時:《論語》只能冷讀不能熱讀


有空整理下......

余英時:《論語》只能冷讀不能熱讀

2017-05-19 余英時 

新京報:您曾經在《當代儒學的困境》中對於儒學的境況做過論述,現在國內讀《論語》非常熱,各種爭論也很多。我不知道您對這種情況怎麼看?
余英時:我知道,好像現在《論語》在電視上大出風頭。我的看法是這裡的情況很複雜,動機也不一樣,不能簡單化。在官方來看,他們大概是希望《論語》能起到和諧的作用,他們所注重的點就是希望大家能安貧樂道,窮人沒有關係,窮還可以樂,所以就不必追求財富,也不必羨慕別人,這樣不滿意現狀的人就會減少,這是一個層次;另外一種層次就是中國民間確實有精神空虛的問題,因為缺乏信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一般人都要找一點價值,沒有價值觀念就沒有是非、無法判斷,人就沒有辦法活下去。所以就要尋求價值,尋找中國自己的《聖經》。而《論語》就相當於西方的《聖經》一樣。《論語》是幾千年來大家公認的第一部寶典,所以大家都想在裡面找東西。
新京報:那麼下面的問題就出來了,《論語》應該怎麼讀呢?
余英時:幾千年來,大家都在讀《論語》,讀法不一樣,重點也不一樣,每個時代的讀法都不一樣,漢代一個讀法,宋代一個讀法,清代人搞考證又是一種讀法。現代人當然可以抓自己想找的東西,但是這個問題跟古典的文字訓練有很大關係。如果沒有文字訓詁的基本訓練,只憑現代人的直覺在那裡望文生義就會有很大的問題。沒有基本的閱讀經典的能力,只是根據個人價值上的需要,任意取捨,任意解釋,這恐怕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讀《論語》。《論語》根本不能熱,只能“冷讀”,不能“熱讀”。“熱讀”的話,《論語》就完了。另外一個,讀《論語》,還不單單是個閱讀文本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建構理論的問題,越是這樣做,離《論語》的真相越遠,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所以古人說:讀《論語》“念一句受用一句,得到一句就是一句”。比如說梁漱溟先生、陳寅恪先生、吳宓先生,他們都沒有關於《論語》系統的著述,但是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恰恰是《論語》中的精神價值,他們才是認真讀《論語》的人。
新京報:既然《論語》是一個需要“冷讀”的文本,那麼知識界對於《論語》表​​現出來的這樣巨大的熱情又是為什麼呢?比如說新儒家的詮釋,比如說李零先生考據式的解讀。
余英時:這個問題很難說,一個很古典的東西,要把它普遍化,沒有很高的學術水平的話,就會發生各種各樣的誤解,跟《論語》不相干,只不過是藉著《論語》說自己想說的話。但是《論語》有很多普遍性說法,普遍性的說法具有普遍性的價值,這些普遍價值在人類很多高等文化中都有的,只是說法不同,名詞不同。所以我不認為《論語》與西方的觀念是針鋒相對的。
新京報:現在《論語》這麼熱,您對儒學現狀的看法還像您過去那樣看嗎?還是有所改變?
余英時:我認為現在的儒學現狀有一種抵抗西方價值的傾向,希望能在《論語》中找到許多東西,讓我們可以排斥西方的某些價值,我們有自己的價值,可以不跟著西方走。
新京報:通常人們都認為《論語》中沒有“個人”,注重的是“二人關係”,與西方的觀念是針鋒相對的,但是我覺得與其探討中西文化的不同,不如尋求中西文化的共通之處,《論語》有很多關於“己”的論述,就是關於個人的,您覺得《論語》與西方的觀念是格格不入的嗎?
余英時:你這個基本判斷非常對。《論語》每個人讀出來都是不同的,不過我覺得《論語》有些基本的東西是不能亂解釋的。從前胡適講《論語》,講中國自由的起源,他說“為人由己”,“由己”就是“自由”。這是講“意志自由”。我覺得這樣講是對的,如果不假定人有“自由意志”的話,那就不能成就道德,我為什麼要做一個仁者?為什麼不能做一個不仁不義的人呢?所以我認為像“自由”、“平等”這樣的觀念,佛家早就用過,跟《論語》某些觀念是可以相通的。《論語》中有歷史的部分,限於當時的歷史情境,跟我們今天不相干了。但是《論語》有很多普遍性說法,普遍性的說法具有普遍性的價值,這些普遍價值在人類很多高等文化中都有的,只是說法不同,名詞不同。所以我不認為《論語》與西方的觀念是針鋒相對的。《論語》那些關於“己”的論述,就是關於“個人”的。
新京報:過去有很多家對於《論語》做過注疏,您都怎麼看?
余英時:我認為讀《論語》,如果有現代的翻譯,就很好了。比如說我過去讀過的楊伯峻的譯本,就是很好的譯本,基本上是很正確的,就是有可以商量的地方,也很少,受時代局限很小。李澤厚先生的《今讀》,是思想家的讀法,有他自己的思想在裡面,他不是要講《論語》原來是什麼意思。另外我的老師錢穆先生的注本,也是相當好的。如果把錢先生和楊先生的書合起來對著看,對於《論語》的理解就不會差到哪裡去,這是我的看法。
新京報:我也有一個看法,跟李澤厚先生很相近,我覺得讀《論語》,僅僅有文句的解釋是不夠的……
余英時:可以有發揮,那是我們的工作了,也是這個時代需要的。但是無論想給《論語》一個什麼樣的現代性的解釋,第一步首先要對原來的文句講清楚,對於《論語》,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還可以與它爭辯,但是前提是把原來的意思搞清楚,不能完全做到,但要盡量地接近。否則的話,何必還要講《論語》呢?自己單搞一套哲學就可以了。
人們講“朱陸異同”,就是說《論語》不是一個解釋,可以有不同的解釋、有不同的觀點的存在,這樣就進入現代我們所說的多元的觀點了。
新京報:那麼您覺得《論語》對於我們現代人,有什麼啟示呢?
余英時:如果承認《論語》有塑造文化的作用,才好談這個問題。《論語》的本來面目,有很多被搞得面目全非。然後再看看《論語》中的價值系統,對於我們今天還有什麼意義,還可以不可以引申發揮。比如說孔子講了很多“君”的問題,在今天就不存在了,孔子講“忠恕之道”,“忠”並不是“忠君”的意思,朱熹講“忠”,是“盡己”,這個解釋就可以為今天所用,“恕”就是寬恕,就是對別人容忍。比如說“六十耳順”,就是聽得進去別人的話,跟我有不同的意見,不反感,這是容忍的態度。後來人們講“朱陸異同”,就是說《論語》不是一個解釋,可以有不同的解釋、有不同的觀點的存在,這樣就進入現代我們所說的多元的觀點了,而不是一元論的,從這一點上講,《論語》可以有很多啟示的。《論語》中有很多是可以為今天所用,超越了時代性,不分古與今,永遠是普遍價值,而且範圍極廣,都可以成為現代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新京報:長期以來,我讀論語,有一個疑惑,是關於《論語》的界限討論的。我覺得《論語》作為一個修身的文本,是一套非常完美的體系,一旦它跨越了這個界限,進入了“治國平天下”這個層面,是非常要不得的東西。但這似乎是個悖論,後世人談《論語》,津津樂道的恰恰是它“治國平天下”的功能。您怎麼看?
余英時:“治國平天下”是後來講到《中庸》、《大學》才有的,那已經是非常遲的東西了。從《論語》來看,還是講個人修身,從近處開始。我曾經講過儒家的規劃的問題,也曾講過《論語》主要是講修身,它也講到“平天下”的問題,但是不多,《論語》第二篇講“為政”,就是講“平天下”,《論語》主要講的還是一個倫理的社會秩序,不是政治制度。現代人對於孔子和《論語》有誤解和曲解。
新京報:最後一個問題,您覺得我們今天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孔子形象?是“至聖先師”,還是一個原原本本的孔子?
余英時:我想“至聖先師”一切都以孔子為模範,在今天不大能夠成立,在多元化的今天,說中國的思想,不能光說《論語》,也不能光說儒家,老子何嘗不重要?莊子何嘗不重要?韓非子何嘗不重要?我想今天來看孔子,應該把他看成最早提出精神價值的一個人(因為從現在的材料來看《老子》成書在《論語》之後),一個很平平實實的人,一個實踐了自己道德和精神價值的人。而不要把他裝扮成一個深不可測的人。如果孔子深不可測,與一般人也就沒有什麼相干,“道”也會遙不可及;也不要把孔子裝扮成十全十美的聖人,今天也不能勸人做“聖人”,而是要勸人做“君子”,也就是孟子講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這就是把價值放到自己身上了,而不是嘴上講講或者寫寫文章。

2017年5月17日 星期三

Libraries 圖書館緣分:The Library of Congress 等等;The Library of Congress Just Made 25 Million Records Available for Free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is literally the gold standard for bibliographic data"
FORTUNE.COM






此文記些胡適用過的圖書館

康乃爾大學的"藏經樓"

1926年 遊歐 法國的與英國的圖書館 (大英 .....)

美國國會圖書館關係最密切
Photograph:Hu ShihHu Shih 
Harris & Ewing Collection/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Digital File Number: LC-DIG-hec-27227)

周策縱在50年代到國會圖書館找博士論文資料,碰過胡適之先生,訪談......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 established on this day in 1800! Today, it holds over 160,000,000 items. The Thomas Jefferson Building, pictured here, opened in 1897 as the main building of the Library. You can find this photographic print and others at the Beinecke Library:http://beinecke.library.yale.edu/




Safekeeping of the National Peiping Library's Rare Chinese Books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41-1965

Margaret C. Fung
Page [359] of 359-372


Safekeeping of the National Peiping Library's Rare Chinese Books ...

這篇連National Taiwan...都打錯
[PDF] 

Chinese Fang-chih, Ts'ung-shu and Rare - Journal of Library and ...

jlis.lis.ntu.edu.tw/article/o07-2.pdf - 翻譯這個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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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JSC Hu 著作 - 相關文章
The U.S. Library of Congress houses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 Chinese Ambassador, Dr. Hu Shih, informed the Library that permission was granted by ...



1949年出走 江2冊日記留在展覽處的北京大學圖書館

史語所的圖書館

跟東海大學圖書館借佛經影印.... 

1959年12月27日對圖書館學會的演說  約頁550等 (網路看不到)
胡適日記全集 9 : 1953-1962


胡適除了朋友與紐約公立圖書館有關之外 他似乎沒有利用它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The Architecture and ...
換句話說 他關心的中國古書籍 與此等圖書館無關......

(印度)師覺月《印度與中國:千年文化關系》"胡適與印度友人 P. C. Bagchi (師覺月) "等;中韓600年?日中千年

暫定: 2017年12月胡適之先生紀念日,考慮探討胡先生1926年旅英時思考的中國佛經之翻譯及 (印度)師覺月《印度與中國:千年文化關系》書中看法。



印度與中國:千年文化關系


已故師覺月博士(Dr. Prabodh Chandra Bagchi)所著的《印度與中國》對一千多年的中印文化交流進行了簡要概述,確實是這個特定研究領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該書在有限的篇幅內涵蓋了兩個國家文化交流的所有方面。本書內容從最為具象的商品貿易到最為抽象的哲學義理,從充滿傳奇色彩的個人事跡到跨越千年的歷史變遷,從廣為人知的佛教往來到少有介紹的醫學歷算等無所不有。
《印度與中國:千年文化關系》的前半部分論述了印中交往的路線,從印度到中國的佛教傳法僧的活動,中國去印度的求法僧,佛教的在中國的發展史和佛教文獻的增加。后半部分論述了印度藝術和科學向中國的傳播,以及對兩大文明的融合進行了研究,展現了印度思想對中國宗教和哲學的影響。作者還在最后試圖「追溯中國對印度人生活和思想的影響」。
師覺月,印度著名漢學家。1920年在加爾各答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並在該校執教。后隨法國東方學家西爾萬列維、伯希和、馬伯樂等深造,獲巴黎大學(Université de Paris)國家文學博士學位。



師覺月編著的《印度與中國(千年文化關係)》對一千多年的中印文化交流進行了概述,是該研究領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該書在有限的篇幅內涵蓋了兩個國家文化交流的所有方面。本書內容從最為具象的商品貿易到最為抽象的哲學義理,從充滿傳奇色彩的個人事蹟到跨越千年的歷史變遷,從廣為人知的佛教往來到少有介紹的醫學曆算天文科技等無所不有。《印度與中國(千年文化關係)》的主旨是要呈現人類文明史上這一堪稱奇蹟的文化交流現像給中國和印度兩個古國的人民生活帶來的巨大改變,千年前的中國人和印度人是以如此巨大的熱情和不可思議的毅力,沿著亞洲最為艱險的山脈、沙漠和海洋前往彼此的國度,他們的創舉不僅深刻地塑造了今天的我們, 而且對我們的未來仍然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目錄


引言
第二版前言
第一版前言
年表
第一章通往中國之路和首次接觸
第二章前往中國的印度佛教傳法僧
第三章前往印度的中國古代朝聖者
第四章佛教在中國
第五章中國的佛教文獻
第六章印度藝術和科學在中國
第七章兩個文明一個融合體
第八章中國和印度
附錄在中國譯經的印度學者略傳
參考書目
索引
譯後記
附:師覺月簡介



中文

Prabodh Chandra Bagchi (Bengali: প্রবোধচন্দ্র-বাগচী) (18 November 1898 – 19 January 1956) was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Sino - Indolog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He was the third Upacharya of Visva-Bharati University.
http://en.wikipedia.org/wiki/Prabodh_Chandra_Bagchi  詳細資料

感謝蘇先生轉播胡適與印度友人師覺月 (作者冉雲華 (馬克馬斯特大學名譽教授 )

中華佛學學報 第六期(1993.07)頁263-278 (©1993 中華佛學研究所臺北市))
此事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中未收入

我取其中一小段 請讀者擊點胡適與印度友人師覺月 :
".......三、胡適贈師覺月的古刊佛經印本及題跋
作為當時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在師覺月任滿返回印度時,送給印度友人一幅橫卷作為留念。那份卷子是五代時吳越國王所刻的佛經印本;胡氏並在一幅宣紙上,親 筆題跋,與佛經印本,合裱成一個橫長卷子。胡氏的跋文用他所提倡的白話文寫成,筆墨流暢,字跡謹秀。1956年師覺月博士以心臟病猝逝,次年春天筆者與師 老師的得意學生--好友沙善子(Kalyan Kumar Sarkar),協助其家人整理遺物時,發現此卷。並由筆者用相機攝影,留下此一文物的照相本,至今又已近四十年了。胡先生的跋文,現在依原卷的字數行數 抄出如下:(括號中的數字,記戴跋文行數,是筆者所加)
35

胡氏贈送給師覺月的「中國早期刻經」印本,就是著名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陁羅尼經》,俗稱《寶篋印陁羅尼經》。此經為唐代僧人不空三藏所譯,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九冊中,收有二個版本:一為高麗藏所傳;一為日本享和元年刊本。卷子本與高麗藏本相同,日本刻本常有刪略。

卷子所裱的刻本前有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圖一幅,這是筆者所見中國最早的佛教名勝風景刻本。圖後有題款三行,文曰:
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
造此經八萬四千卷捨入西關
塼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紀
按《五代史》及《吳越備史》等記載,乙亥年是公元975年,即北宋開寶八年。當時錢王的頭銜確是「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另一方面,錢氏那年尚未歸順趙宋,所以未用宋朝的開寶年號。吳越王國自己也不建紀年,故用乙亥紀年。

這三行題款的後面,又是一幅圖畫。畫中有佛、菩薩三身,受人供養;又有一菩薩,頭上頂有舍利塔一座;前有供養婦人跪拜。這正是刻經造塔的主題。據說錢俶有 妃姓黃,信仰佛法,得佛陀螺髻髮舍利,發願起塔供奉。錢王是奉佛聞名,又愛黃妃,所以資助其事,以償心願,並造八萬四千卷,藏於塔中。這份《寶篋經》,專 門稱贊供養一切如來全身舍利的功德,經中明言凡是書寫、誦讀、塔藏、禮拜此經者,就可以滅罪興福。這就是此書、此塔建造的經過和目的。可是由於民間傳說和 戲曲的影響,雷峰塔是被一般人看作鎮壓白蛇的地方。這一民間傳說的影響,使得由蛇變人、神通廣大的白娘娘也成為爭議的象徵:老派人說她是妖精,新派人士則 把他視為追求愛情自由的代表。民國14年雷峰塔忽然倒塔,塔中遺物之一的這份五代佛經印本,才為人們所發現。刻本字跡清細方正,頗有古代寫卷的風格。甚受 士林重視。師覺月是來自天竺古國的佛教經籍專家,胡適以此古刻經卷相贈,可謂寶劍英雄,經卷學士,兩相得宜。這一事件,也成為中,印近代學術合作的一件盛 事。可惜人故物遠,此物此事現在幾乎不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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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其他資料:

觉月_互动百科 - [ 轉為繁體網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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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節:第一章熱心交友一“願常相親不相鄙”——胡適和二“章”(18)胡適以“我的朋友”似的笑容,相待師覺月。還同他以文會友,拿出了自己對印度、對佛學方面的有關著述,送給師覺月。師覺月也高興地向胡適奉上了自己的代表作。師覺月親手接到胡適的饋贈後,興奮不已。他對胡適的《禪在中國的發展》一文尤其讚​​賞。後來,他特意將這篇文章轉載到他自己主編的The Sino-Indian Studies因此,使得《禪在中國的發展》流傳更廣,影響更大。在胡適、季羨林及北京大學的關愛下,師覺月及其印度的研究生在北大“賓至如歸”。他們都能夠研究有成果,學有好成績。師覺月對漢文翻譯印度名詞有誤的地方,作了訂正;還用英文發表了一篇題為《中文古籍中的印度古名考》的論文。這是一篇研究中、印古代關係的重要論文,對發展中印文化、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 極具貢獻。1948年下年,師覺月任滿就要回國了,臨別前的11月25日,胡適給師覺月送了一份“重禮”。這便是民國十四年(1925年)雷峰塔倒塌後,塔中遺物之一的五代佛經印本,名叫《寶篋印陁羅尼經》,全稱為《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陁羅尼經》,連同這佛經印本的,還有胡適的親筆題跋。說《寶篋印陁羅尼經》是“珍寶”,一點也不假。一是它為“出土”的真品,二是譯者為唐代僧人不空三藏,三是“真品”的字跡清細,圖畫奇特優美。尤為重要的是,它澄清了雷峰塔到底為何而建的傳說:民間說是為了鎮壓白蛇,殊不知是錢王為了愛妃、為了他​​自己的信仰,或說是為了感恩謝佛所造。從卷首的文字就可看出:“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舍下西關磚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記。”這段題款後的圖畫,也能依稀看出與文字相關:受人供養的佛,菩薩;又有一頭上頂有捨利塔的菩薩,前面有供養婦人跪拜……師覺月是印度佛教經籍專家、教授,胡適將這古刻經卷贈送,無論是於他研究佛經,還是探索民間文學,都有極大的用處。可謂經卷贈教授,青鋒送英雄!而令師覺月無比激動的,更有胡適那極富親情的跋語。胡適用他所倡導的白話文,流暢地寫道:印度政府為了增進中印兩國民族之間的了解與合作,特在北京大學設立一個印度學術的講座,第一任教授就是師覺月博士。他在北大的工作是給中印友誼與學術合作建立了一個有力量的基礎。現在他要回國了,我們都很惜別。我把這一卷最可以紀念中印文化關係的中國早期刻經送給他,祝他一路平安。國家利益,學者情感,表露在字裡行間;古經今言,大雅大俗,躍然在宣紙之上!為了這件禮物, 胡適用心頗細:他將親筆題跋,連同佛經印本並在一幅宣紙上,合裱成一個橫長卷子。這件禮物,本來就是珍品加珍品!本來,惜別友人,置禮相送,人之常情,不足為奇。殊不知1948年底胡適送印度友人和題此卷跋時,正值中國多事之秋:國共兩黨內戰正烈,國民黨政權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這時候的國民黨政客,是自身難保的時候;縱然是不黨不政的學者,也是自顧不暇的時候。然而胡適居然“船晃人不動,只把友人送”!個中體現的民族大義,學者之情,一如他謙和的為人。師覺月1956年因患心髒病猝逝,胡適也於1962年突發心髒病與世長辭。斯人雖去,物質不滅。中國的胡適與印度的師覺月情誼永存:兩人互換的論文為證,胡適向師覺月贈送的佛經和題跋為證。胡適說:“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







第19节:第一章 热心交友一“愿常相亲不相鄙”——胡适和二“章”(18)



胡适以“我的朋友”似的笑容,相待师觉月。还同他以文会友,拿出了自己对印度、对佛学方面的有关著述,送给师觉月。师觉月也高兴地向胡适奉上了自己的代表作。

师觉月亲手接到胡适的馈赠后,兴奋不已。他对胡适的《禅在中国的发展》一文尤其赞赏。后来,他特意将这篇文章转载到他自己主编的The Sino-Indian Studies。因此,使得《禅在中国的发展》流传更广,影响更大。

在胡适、季羡林及北京大学的关爱下,师觉月及其印度的研究生在北大“宾至如归”。他们都能够研究有成果,学有好成绩。师觉月对汉文翻译印度名词有误的地 方,作了订正;还用英文发表了一篇题为《中文古籍中的印度古名考》的论文。这是一篇研究中、印古代关系的重要论文,对发展中印文化、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极具贡献。

1948年下年,师觉月任满就要回国了,临别前的11月25日,胡适给师觉月送了一份“重礼”。这便是民国十四年 (1925年)雷峰塔倒塌后,塔中遗物之一的五代佛经印本,名叫《宝箧印陁罗尼经》,全称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陁罗尼经》,连同这佛经印本 的,还有胡适的亲笔题跋。

说《宝箧印陁罗尼经》是“珍宝”,一点也不假。一是它为“出土”的真品,二是译者为唐代僧人不空三藏,三 是“真品”的字迹清细,图画奇特优美。尤为重要的是,它澄清了雷峰塔到底为何而建的传说:民间说是为了镇压白蛇,殊不知是钱王为了爱妃、为了他自己的信 仰,或说是为了感恩谢佛所造。从卷首的文字就可看出:“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下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这段题款 后的图画,也能依稀看出与文字相关:受人供养的佛,菩萨;又有一头上顶有舍利塔的菩萨,前面有供养妇人跪拜……师觉月是印度佛教经籍专家、教授,胡适将这 古刻经卷赠送,无论是于他研究佛经,还是探索民间文学,都有极大的用处。可谓经卷赠教授,青锋送英雄!而令师觉月无比激动的,更有胡适那极富亲情的跋语。 胡适用他所倡导的白话文,流畅地写道:

印度政府为了增进中印两国民族之间的了解与合作,特在北京大学设立一个印度学术的讲座,第一 任教授就是师觉月博士。他在北大的工作是给中印友谊与学术合作建立了一个有力量的基础。现在他要回国了,我们都很惜别。我把这一卷最可以纪念中印文化关系 的中国早期刻经送给他,祝他一路平安。

国家利益,学者情感,表露在字里行间;古经今言,大雅大俗,跃然在宣纸之上!为了这件礼物, 胡适用心颇细:他将亲笔题跋,连同佛经印本并在一幅宣纸上,合裱成一个横长卷子。这件礼物,本来就是珍品加珍品!本来,惜别友人,置礼相送,人之常情,不 足为奇。殊不知1948年底胡适送印度友人和题此卷跋时,正值中国多事之秋:国共两党内战正烈,国民党政权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候的国民党政客,是自 身难保的时候;纵然是不党不政的学者,也是自顾不暇的时候。然而胡适居然“船晃人不动,只把友人送”!个中体现的民族大义,学者之情,一如他谦和的为人。

师觉月1956年因患心脏病猝逝,胡适也于1962年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斯人虽去,物质不灭。中国的胡适与印度的师觉月情谊永存:两人互换的论文为证,胡适向师觉月赠送的佛经和题跋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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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REISCHAUER LECTURE
Listen again to "Empire and Righteous Nation"
On May 1-3, 2017, Professor Arne Westad presented the Fairbank Center's annual Reischauer Lecture on "600 Years of China-Korea Relations." Listen again to all three lectures, featuring discussants Kirk Larsen, Ezra Vogel, and Sung Yoo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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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雲飛:《空前絕後的“舊詩—科學家”群體》;胡先驌與胡適


 冉雲飛:《空前絕後的“舊詩—科學家”群體》

冉雲飛:會寫舊體詩的科學家群體,今後不會再有了

 2017-05-17 冉雲飛 

文| 冉雲飛

有一群人所做的工作,既讓人有所了解又令人不明底細,那就是我下面所要提及的這群科學家。這些人在各自的科學領域裡,都不乏名氣,乃至大名鼎鼎。但由於我自己在科學上的見識有限,並不意欲深究,藏拙實在是件多贏的事。但這群人的“餘事”,即在正業之外所寫的舊體詩,卻是很多人並不了解的,這也是章詩依兄新作《理工學人的詩與世》的價值之所在。

因為同在“騰訊·大家”開專欄,所以一看到章詩依寫科學家的舊體詩,我內心是既高興,卻又不無一點小小的失落。高興的是終於有人在這方面發力,不無失落是因為自己想寫這樣的題材很久了,但由於自己感興趣的領域實在太多,故延宕至今而隻字全無。當然讀到《理工學人的詩與世》,欣喜之情是遠勝一點小我的失落的,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把自己想寫的領域都寫到,何況即便寫也由於時間、才情,未必能寫得好。

我是怎麼注意這個領域的呢?是因為看謝泳、樊洪業等人所寫科學家的遭遇與科學史的文章,而注意及此的。因為他們的文章中偶爾要提及科學家所寫的舊體詩,又由於讀了胡宗剛的《胡先驌先生年譜長編》,得知像胡先驌一樣喜歡舊體詩的科學家不乏其人。於是著意蒐集了些科學家的詩文,但與《理工學人的詩與世》的廣泛程度相比,差得太多。故讀到章詩依所寫文章,有一種如逢故人的欣幸。

▲  《理工學人的詩與世》/章詩依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

▍ 

在《理工學人的詩與世》的後記裡,章詩依明確地提出他選擇所寫者的標準。“在探索、寫作過程中,我把選擇標準細化為兩條:一是這些理工學人基本都留學於歐美名校。全書23人,除吳壽彭一人外,皆符合這一標準。設定這一標準的理由是:經過歐風美雨洗禮的人,猶能誠摯故國的文化傳統,在我看來,更為可貴也更具奇情;二是習慣於用詩來記錄生活、表達情感,而不是偶一為之者。因為只有將詩與生活、生命融為一體的人,才有作為詩人去觀察的價值。本書介紹的23位理工學人,詩藝雖有高下,但在符合這兩條標准上沒有分別。”(pp.263—264)

這個標準的好處是簡潔,易於操作,雖不免自限,但作為並不想將此群體做全盤梳理,並以學術方法來研究的書來說,不必苛求。不過章詩依說除吳壽彭外,“基本都留學於歐美名校”,事實是唐稚鬆的本科、研究生都畢業於清華大學。

23位科學家,按學科來分有生物學(梁希、秉志、胡先驌、周太玄、歐陽翥、石聲漢、胡秀英)、地質學(丁文江、翁文灝、楊鍾健)、數學(鄭桐蓀)、物理學(彭桓武、闞家蓂)、天文學(王綬琯)、建築學(童寯)、水利(陳士驊、顧兆勳、黃萬里)、工程(錢寶琮、吳壽彭、唐稚松)、機電(顧毓琇)。其中涉及生物學的竟有七人之多,大約除了符合作者所說的兩條標準外,還有可能與章詩依涉及此一領域是因閱讀《胡先驌先生年譜長編》開始有關。因為無論胡先生對科學家寫舊體詩有多麼深的了解,但總是對同行了解相對較多一些,而作者也循著這條路徑找下去,就發現了更多學生物的科學家寫舊體詩的情形,不然不能解釋為何科學家中寫舊體詩獨生物學家較多的原因。

▲  胡先驌(1894-1968),中國近代生物學的開創人之一

二十三位科學家中最年長的是出生於1883年的林學家梁希,最小的是出生於1925年的軟件工程和計算機專家唐稚松,相差有42年之久。1900年以前出生者為11位,佔近一半,1901年至1910年出生的有6位,1911年至1920年出生、1921年以後出生各3位。1921年以後中小學教育是白話文占主體,文言文逐漸減少的格局,不能說對學生傳統修養方面沒有影響。換言之,從中可以看出古詩文所佔比重在學校教育的減少,也體現在科學家能寫舊體詩的數目之逐漸衰減上。雖然《理工學人的詩與世》只是一個可供觀察的小樣本,但從中可以窺看到社會變遷特別是教育變遷的大體輪廓。

再者,還有一個不能不讓我們引起注意的就是,這個群體,哪怕是年齡最小的唐稚松,其基礎教育乃至大學教育,都應算是在民國完成的。唐稚松1950年本科畢業於清華大學,這是個特殊年份,其實他主體教育在1949年前就完成了。這證明幾個事實,一是民國教育的文理科均衡,特別是通識(博雅)教育,要比1949年後做得好得多;二是1952年大學的改造,文理割裂,倒向蘇式教育,工具主義氾濫,於教育影響既深且巨;三來雖然古詩文比例在學校教育中下降,但世家望族依然存在,有的甚至能私下接受老成耆碩的個別輔導,而1949年後由於諸多私立學校被取消,以及家族勢力的基本解體,都影響了傳統教育的實施。

與這些寫舊體詩的科學家們同一時期的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專家,能寫舊體詩的人就更多。這樣的氛圍,使得他們共同切磋,互相影響。但作者很敏銳地捕捉到一個這群人頗具排他性的特點,除吳壽彭和唐稚松二人外,他們都是“經過歐風美雨洗禮的人,猶能誠摯故國的文化傳統,在我看來,更為可貴也更具奇情”。19世紀末至20世紀早期的留學生,不只是感受到中國與歐美的落差與不同,給他們帶來的不小的心理震撼,其實還有整個社會輿論對留學生有可能忘記中國固有文化的心理壓力— —胡適留學前就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留學的目的是為了以後不用再留學的看法——故稍有所好者,也不忘因自己兒時私塾或家學中所得的古詩文底子。

對於這群寫舊詩的科學家,深入的觀察來自於一位他們的同行。“ 《胡先驌先生年譜長編》中,收有胡先驌1965年9月20日寫給龍榆生的信。信中,胡先驌寫道:'清末民初,能詩者多科學(家),蓋承數千年來積勢。'他並認為,這種科學家深入舊學的現象,'國外殆罕其匹。蓋舊時代流風餘韻的餘波,在今日不可見矣。'”(p.248)



胡先驌(左)與胡適
(胡先驌(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字步曾,號懺庵,江西省新建縣人,植物學家教育家、文化學者。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與錢崇澍等同為中國近代植物學的先驅,也是中國近代生物學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代初,與梅光迪等發起成立綜合性人文學術刊物《學衡》,致力於維護中國文化,發展國學。對新青年派打倒中國文化、推崇西方文化的觀點不以為然。---Wikipedia

十“胡适之对我颇好”——胡适和胡先骕_胡适的谦和雅量_读书_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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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留美的中国学生胡先骕意外地接到了胡适给他的信,非常高兴。因为他到加利福尼亚大学读书才一年,非常愿意结交在留学生中早有影响的胡适,特别是他读 .)


胡先生既有身歷其間的經驗,又不為經歷所限,能夠從中看出能詩的科學家之所以多的原因,是因為“承數千年來積勢”。所謂數千年來積勢,就是古詩文歷史悠久,科舉考試重視詩文寫作,習詩的群眾基礎龐大。但只有古詩文的積勢既久,也不足以證明能寫舊體詩的科學家必然多。古代不多的科學家,社會地位不高,他們大多場屋蹭蹬,詩文也少有出色者,並不為社會所重。但重要的是學習科學的人數太少,根本就不足以形成一個群體,到了二十世紀前半葉形成一個科學蓬勃,而古詩文並未全廢的時代,故才形成了這樣一個能寫古詩文的科學家小群體。

還有一點,這二十三位科學家似乎越到晚年,越用舊體詩來表達自己的感情。這也有相當的社會原因,二十三人中除丁文江1936年去世,顧毓琇、胡秀英、闞家蓂三位在港台及海外,其餘都生活在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舊體詩是他們隱晦地表達自己心曲,並堅持一點文化保守主義的載體。而孤懸於文化母體之外的能詩之科學家,也願意用舊體詩來表達被封閉了且不能回去的故國之思。

▍二

對於這二十三位科學家的舊體詩做何評價,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要評價一個人的作品,要盡量蒐集閱讀該人的全部作品,才能對此有一個相對整全的把握,而不致流於遊談無根,出口妄議。別說出個人舊詩集的科學家本來就不多,即令是出了個人舊詩集的人,也未必就全,且編輯者或出版者動了不少手腳。也就是說,要了解他們的詩作,要與他們的事工,以及他們各樣的經歷——傳記、年譜、回憶等——聯繫起來考察,庶幾比較切近作者的心路歷程,章詩依走的正是這樣的路子。

不用特別的智慧,我們都應該想得到二十三人的才情、經歷不會是一樣的。在同是1965年9月20日寫給龍榆生的那封信裡,胡先驌除了說出現一些寫舊體詩的科學家,是“承數千年來積勢”外,還直接評價了楊鍾健、翁文灝、歐陽翥等人。他說楊“功力稍差”、翁是“舊學甚深,而作詩未入門”,歐陽則“我國腦神經學家第一,詩甚佳,有《歐陽翥詩草》”(pp. 248—251)。章詩依也說他點出來的能寫舊詩的科學家名單未必周全,但其對一些詩人的評點是準確的。

我曾讀過《楊鍾健回憶錄》,寫得平實而不誇張,這與他所受的科學訓練乃至人的性情都應該是有關的,章詩依所選兩首他寫祿豐龍的詩,的確也只能算中規中矩。不過,我覺得從題材及內容,是符合我讀他們所寫之詩的期待的。為何如此說呢?科學家要完全寫非科學方面的舊體詩,能勝出專門以寫詩為能事的文人雅士,其可能性不大。這自然是術業有專攻的原因,但科學家素常的思維訓練,使得他們對準確性的要求勝於想像力,反而捆縛了自己。所以我讀科學家的詩作,往往是讀他們寫關於科學的詩,反而比較興奮。因為這個領域,是我作為舊詩讀者很少讀到的,有對詩作新鮮感的期待。

胡先驌的舊學根柢與作詩能力,都是很好的。這當然不僅是錢鍾書給其詩作序並有較高評價的原因,而是我曾翻讀過《胡先驌詩文集》所得的印象,但說實在的,也沒有特別記得住的詩章。章詩依評寫胡先驌的舊詩,就像寫別的科學家的舊體詩一樣,他必須注意該詩與其所要敘述的詩之主體故事是融洽的,或者說詩本身就應該有故事,否則就不便稱引。故開篇就說胡先驌的詩作《甲申三百年祭》,其實就是為了對應郭沫若的同名文章,以及申說彼時國共諸方面於此的各自表述。這也使得作者所舉並非一定是詩家的代表作,讀者於此不能不有一個心理準備。

作者說所談之詩人,要用詩作來記錄生活,不是偶一為之,否則其可談的價值便會打折扣。正是因著這樣的標準,才使他在羅列詩人的詩作時,也多涉生活。單是涉及夫妻情感及悼亡之作的人,就有周太玄、彭桓武、顧兆勳三人,其中一些詩作情深意永,相當感人,是他們的共同特點。而顧兆勳幾十年後憶及亡妻,仍舊有“消磨歲月生如死,猶憶音容死若生”這樣哀傷入骨的詩句。猶如蘇軾《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固情深如彼,獨步古今,然再偉大的科學家與文學家,在死亡面前,沒有永生的盼望,是一種多麼不堪承受之痛。

單從章詩依所羅列的科學家們的舊詩,我欣賞的是天文學家王綬琯《浣溪沙十首.牛棚詠史》的其中兩首。其一謂:“ 際會風雲魚水情,廿年患難越山青。揮師直下姑蘇城。半壁山河文種死,一江春水西施沉。錢塘幾路怒潮鳴。 ”其二為:“ 帝業深籌萬世功,律繁如雨令如風。長城遙護泰山封。且喜詩書銷海內,更喜珍麗實關中。贏來一賦阿房宮。 ”

聽慣了“一江春水向東流”的自然描摹,來看“半壁山河文種死,一江春水西施沉”,無論是語言的“生猛”還是沉痛上就更勝一籌。而“贏來一賦阿房宮”,更堪與清代詠史名篇如嚴遂成的《三垂岡》、王曇的《住谷城之明日,謹以斗酒、牛膏合琵琶三十二弦,侑祭於西楚霸王之墓》三首媲美,而不遜色。經過牛棚獄煉的王先生如此詠史,其不容易更可想見。而唐稚鬆多事之秋懷念陳寅恪成就的詩句“忍見神州喬木賤,秦灰中有世稀才”,與王詞同一機杼而自鑄偉格。一如我曾為朋友所著《詩經裡的植物》撰寫的序言中所說:周秦幾劫灰,三千年間黍一炊。

我為了在這二十三人中抽取一個觀察樣本,專門讀了吳壽彭的《大樹山房詩集》。吳翻譯亞里斯多德《形而上學》《政治學》《動物誌》《動物四篇》等著作,還出版了《唐詩傳》和《宋詩傳》這樣在治唐宋詩史的專門學者都未必能完成的鴻篇巨制。《大樹山房詩集》收詩450餘首,起於1925年,迄於1987年,橫跨六十年之久。吳詩寫得中規中矩,不時亦有佳句湧現,但其最大特色乃是其詩後的註釋,如《譯亞里斯多德〈動物誌〉》一詩注,簡直就一篇相當好的文言科普文章。

▲  《大樹山房詩集》/吳壽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對於吳詩,章詩依選《野燒》是相當有眼光的,中有“人間相斫誰當世,天道能仁奈若何”,與同時之《勞生》裡的“賤至侏儒猶有累,祗因兒女費思量”,真可謂沉痛入骨之至。集中懷人篇什有不少可堪諷詠,尤以寫同學許思園為最。如“縱然逝水非前漚,坐覺泉聲似舊時”(《經歷下再至趵突泉約思園未果晤》),其後注有引柏拉圖對話錄裡,稱赫拉克利託的話: “秋水流逝,一泓如舊。持其涓滴而驗之,則悉非前漚矣。”(p.154)並追言許思園系丁酉右派,已逝五載,不勝人琴之痛。許思園留下著述不多,有《中西文化回眸》等,復有考據家謂錢鍾書《圍城》裡褚慎明原型為許思園,倘參照《大樹山房詩集》,或可得諸多索隱之快。

顧毓琇早慧而多能,复壽登期頤,文理兼修——是機電專家,寫詩作詞,撰戲劇論禪宗,撰時政寫回憶,出版有《顧毓琇全集》十六卷——交遊廣闊,詩詞唱和多為一時之選,紀念師友大抵碩學俊傑,復與曾經的中國最高當軸有師生之誼。面對這樣的人生業績與豐富際遇,章詩依忍不住在《顧毓琇:春燈照夢到家山》一文的末尾評論道:“ 魯迅曾用'智多而近妖'一語評價諸葛亮。若將此語用在顧毓琇身上,應該不會有人反對。 ”(p.179)

眾所周知,陳壽《三國志》裡的諸葛亮與羅貫中《三國演義》裡的諸葛亮,是很有些不同的。前者是史家之筆,後者是小說家言。“智多而近妖”是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裡評價《三國演義》寫諸葛亮這個人物塑造時說的,這說明魯迅對於羅貫中塑造小說人物的度之把握——“誇過其理,則名實兩乖”——是持批評態度的。

如果我們結合羅貫中尊劉反曹的情意結,就更能理解魯迅如下的話:“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無論毛宗崗、金聖嘆等包括今人如何高評《三國演義》,都不能掩蓋他這些“失度”。甚至撰寫人物,犯瞭如今清宮電視劇也犯的穿幫毛病,如孔明口吟五絕“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這是犯了諸葛亮時代還沒有絕句的常識性錯誤,何況從語源詞彙學的角度看,那時連“睡”字都並不普遍表示睡在床上。

說這麼多的目的,是為了說明“智多而近妖”在魯迅的語境中是貶語,但以章詩依兄的文章來看,他對顧是完全欣賞的,何以到文末突然借用魯迅這句話來評價顧呢?如果作者認為“智多而近妖”是褒獎,那就把魯迅的意思理解錯了。

▍三

這群寫舊體詩的科學家,大多留學歐美,即便是國內畢業的人,其外文之好也令人激賞,這樣的人今天恐怕快絕跡了。為什麼這樣說呢?會寫舊體詩且寫得好的人,越來越少,這是個無可抹殺的事實。科學家而寫舊體詩,不說今天完全沒有,恐怕稀如星鳳。學理工而習舊詩詞,還有那麼點意思的人,在我看來反而是在網絡比較活躍的李子,其他便無所聞了。也許是我眼界窄,讀到科學家寫的好文章實在不多,更遑論寫古體詩。寫散文寫詩比較好的,有數學學者蔡天新、物理學者李淼等,實在少得可憐,當然這裡面並不包括在專業領域業績不突出而寫科普文章的人。

古體詩已喪失了它的實用基礎,完全是因愛好者的自發喜愛而得以留存。這樣的好處,是不汲汲於名利,壞處是由於群眾基礎喪失,使得舊詩的寫作動力有所削弱。一如書法的實用性降低,只是由愛好者撐持市場,真寫得好的並不多。不少自稱或者被吹捧的名書家,你若拿到舊時,他們的書法連一個相對高明的帳房先生的字都不如。舊體詩亦復如是,當今的“老幹體”就不說了,即令是一些自負的寫作者,其水平之低,也令人廢書而歎。

末了附帶說一句《理工學人的詩與世》一書裡,物理學家闞家蓂的手跡“一禾先生張玞女士吟正”,應該是她1988年送詩人駱一禾夫婦的作品,可能是章詩依淘舊書時所得。駱一禾是詩人海子的同學,也是海子詩作得力的闡釋者,惜乎在海子自殺兩個月後因腦溢血辭世。

(本文原標題:《空前絕後的“舊詩—科學家”群體》)


【作者簡介】 

冉雲飛|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