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9日 星期六

翟志成(Chi-Shing Chak):被弟子超越之後―胡適的馮友蘭情結

翟志成先生對當代新儒學有研究。關於馮友蘭,他的著作


當代新儒學史論
叢書名允晨叢刊 ; 47.

志成


臺北市 : 允晨文化出版 ; 臺北縣三重市 : 黎銘總經銷 民82



Outperformed by His Student: Hu Shi's Feng Youlan Complex
被弟子超越之後―胡適的馮友蘭情結

(Chi-Shing Chak)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2004-12-01, 25期 (Issue 25), pp.219-257

    2016年10月28日 星期五

    【漢清講堂】12月17日 周末2016年的胡適之紀念日討論會

    1. 感謝:【漢清講堂】 10月27日:巴壺天 (林義正);資宗筠其人其書 (陳健邦 (Ben Chen 方寒星))、 行善與公益blog (鍾漢清)


    主題:胡適與佛學,偏重禪宗、【神會和尚】與 【壇經】
    方式:幾人發表20~30分鐘之專論*,12點有座談會


    ( HC為與談人)

    *蘇錦坤先生答應與會

    2016年10月24日 星期一

    胡適《相思巖》;《獨立評論》申壽生先生改



    12日下午,胡適又飛到南寧,受到白崇禧的熱烈歡迎。在白崇禧的竭力挽留下,胡適答應延遲到25日離開廣西。在此期間,胡適暢遊了廣西的美景。桂林城中的獨秀峰、陽朔的山水、灕江上船娘的柳州山歌、良豐雁山中的“相思岩”等,讓胡適大飽眼福,讚賞不已。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胡適遊玩期間所作的兩首詩。
      23日傍晚,胡適一行來到良豐師專。胡適給師生作了“個人主義的人生觀”的講演,吃過晚飯後,胡適在羅爾盞校長的陪同下,攜汽油燈夜遊雁山園。他們先流覽了一個大岩洞,洞中多石乳,中有清泉,流出岩外就成了小湖。洞中涼風甚大,是夏天納涼的絕佳所在。園中最有名的是紅豆樹,三年結子一次,現已有兩年未結子。同行的師專教師沈先生贈給他們六粒紅豆,並把自己珍藏的九粒上有圖案的紅豆給大家欣賞。胡適於是問剛才所游岩洞何名,良豐師專隨行諸人說:“向來無名,胡先生何不代題岩名?”
      胡適笑答:“此間附近有相思江,岩邊又有相思紅豆,何不就叫此岩為相思岩?”眾人紛紛叫好。第二天上午,胡適飛離良豐時,在飛機上作了一首小詩《飛行小贊》——“看見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何須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學神仙,妄想出三界。看我凡胎俗骨,也飛行無礙。”25日,胡適從梧州飛離廣西,在飛機上又將此詩作了一些修改:“看見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須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學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煉,也淩雲無礙。”不過,這首詩後來卻遭到一些文人莫名其妙的猛烈抨擊。
      胡適還在飛機上作了一首《相思巖/》——

                         《相思巖

    相思江上相思
    相思巖下相思豆。
    三年結子不嫌遲,
    一夜相思叫人瘦。

    胡適的朋友壽生先生看過這首詩後,認為它不合山歌的音節,不適於歌唱,就替胡適改成這個樣子:
    相思江上相思巖,
       相思豆兒靠巖栽,
    (他)三年結子不嫌晚,(我)一夜相思也難挨。

    壽生先生生長貴州,能唱山歌,這一隻我也聽他唱過,確是哀婉好聽。我謝謝他的好意。"1935.8.12
    壽生先生寫為壽山先生

    ~~~
    聽說沈從文就是此中人物,為 胡適所激賞的申壽生,也是拉丁區租屋,旁聽的常客.這種學生是北大極歡迎的,雖然給了個不大好聽的名稱叫"偷聽生".

    我時時發現可愛的純潔的青年,今年發現一個申壽生。”這是胡適在《一九三四年的回憶》一文中所記。 胡適是在為《獨立評論》編稿時發現申壽生的。.....

    ??"1935年正當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創刊兩周年之際,壹位筆名叫“壽生”的北大學生寄來壹篇文章,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後於日本,只不過因為中國的固有文化太豐富了,因而接受性較為遲緩,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膚淺,只會壹味摹仿。只要中國恢復民族自信心,努力奮鬥,就可以復興。壽生的看法,在當時青年人中很有代表性。胡適以為,這樣的自信心是建立在沙堆上的。他特撰《信心與反省》壹文,指出壽生文中鄙薄日本、抹煞日本文化的惡習是最要不得的。創造不外乎摹仿功夫深時的壹點新花樣。日本不僅善於摹仿,其文化中有很多偉大創造,成績遠勝於中華文明。我們到了今天,若是還看不見日本文化的長處,反而抹煞事實,笑人摹仿,那真是盲目的誇大狂了。"
    在鄧維楨的《獨立評論》選集,收壽生先生三篇文章,談"專制";鄉民學生運動等,見解不俗,似乎不是學生。

    三十三“偷聽生”單“挑”胡適 - 和訊網


    data.book.hexun.com.tw › ... › 文學館 › 胡適的謙和雅量 -
    胡適“發現”的“申壽生”,筆名壽生,卻是個不見經傳的年輕人,而且,壽生在《獨立評論》上首發的文章,大有向胡適挑戰的意味。而簽發這篇“新人新作”的,就是胡適


    ~~~~胡適

     題畫竹石    鄭燮

    咬定青山不放鬆,
    立根原在破巖中。
    千磨萬擊還堅勁,
    任爾東西南北風。

       申壽生君投書引此詩,我就記誦了。
                                               二三‧六‧十二 



    2016年10月23日 星期日

    司馬桑敦1918-81、胡適


    駐日記者時期,司馬桑敦的訪問,都有時效性。
    因此《人生行腳 》中訪問胡適、左舜生等多人,感覺都已時過境遷。
    《回望故土:尋找與解讀司馬桑敦》(2009)中,由藤田梨那(日)和可越,於2004年2度訪問了最了解司馬桑敦的日本東大教師衛藤沈吉先生 (節選,頁303-310),有胡適的資料:
    問:他讀過不少胡適的文字,那是胡適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嗎?
    答:嗯。年輕的時候讀過很多,他經常閱讀文學革命《新青年》上最初刊載的文章。李大釗、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的文章等。(308)


    2016年10月19日 星期三

    温源寧的 Imperfect Understanding 及其他


    温源寧的 Imperfect Understanding 一書有漢譯,內有胡適的素描一篇。
    約1949年,胡適在上海與温源寧再談過一次,覺得此人"不誠"。


    Hanching Chung
    2013年10月19日 11:34 ·
    溫先生晚年在台北退休.竟然沒人寫他:

    2016年10月18日 星期二

    余英時:儒家的法家化(轉載)

    余英時:儒家的法家化(轉載)

    黨吉安 樓主

    秦朝亡了,漢朝代之而起,而法家所建立的製度卻延續了下去。漢代一直被古今歷史家認作是儒學得勢的時代,尤其是從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賢良對策,正式“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中國的思想界似乎已成了儒家獨霸的局面。因此近代學人攻擊儒家在歷史上與君主專制互為表裡,便往往以漢武帝的“復古更化”為始點。
    在秦始皇時代已不容存身的儒學,過了幾十年,在漢武帝的時代不但捲土重來,而且竟“定於一尊”。這真是思想史上的一個奇蹟。這個奇蹟的出現說明了在這幾十年中儒學本身和客觀的政治情勢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詳細解釋這一段歷史發展勢將遠遠超出本篇的範圍。我現在只能以本文論旨為中心,簡單地說一說漢初儒學在政治性格上所發生的一種基本改變。為了討論的方便起見,我姑且把這一改變稱之為“儒學的法家化”。但是我必須鄭重地補充一句,“法家化”只是漢初儒學發展的一種特殊的方面,決不是它的全部。
    所謂“儒學的法家化”,其意義不是單純地指儒家日益肯定刑法在維持社會秩序方面的作用。遠在先秦時代,荀子《王制》和《正論》兩篇已給刑法在儒家的政治系統中安排了相當重要的位置。漢初儒學的法家化,其最具特色的表現乃在於君臣觀念的根本改變。漢儒拋棄了孟子的“君輕”論、荀子的“從道不從君”論,而代之以法家的“尊臣卑臣”論。
    漢代第一個在政治上得意的儒生是高祖時代的叔孫通。我們知道劉邦是最鄙視儒生的,但叔孫誦居然用“朝儀”這件事得到了劉邦的常識。原來劉邦雖做了皇帝,而同他一齊打天下的功臣卻都不知禮節。史稱“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史記·叔孫通傳》)於是叔孫通提議由他到魯地去征召他的弟子來“共起朝儀”。他說他願意“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他是否有“古禮”作根據似乎大為可疑,因為魯地有兩個儒生便拒絕受召。他們對叔孫通說:“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但是叔孫通曾任秦廷博士,他所說的“秦儀”恐怕確是貨真價實的。由此可見他為漢廷所訂的朝儀其實即是秦廷那一套“尊君卑臣”的禮節。難怪在施行了之後劉邦要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南宋時朱熹便看穿了叔孫通的把戲。朱子說:
    叔孫通為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君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語類》卷一三五)
    叔孫通的“尊臣卑臣”手段尚不止此。後來漢惠帝繼位,在長安的未央宮和長樂宮之間造一條路,已經動工了,叔孫通向惠帝指出這條路設計得不妥,會影響到高祖的廟。惠帝倒肯接受批評,立刻就要毀掉已造成的路段。但是叔孫通卻又不贊成,他說:
    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次壞此,則示有過舉。
    這就是說,皇帝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即使真是錯了,也不應公開的糾正,使人民知道皇帝也有過錯。所以皇帝必須用其他曲折的方式來補救自己已犯的過失。“人主無過舉”這句話從此變成皇帝的金科玉律,皇帝的尊嚴真是至高無上的了。(這句話據褚少孫補《史記·梁孝王世家》是周公對成王講的,但我看正是叔孫通一類儒者造出來的,為的是和法家爭結帝王之歡。)太史公說:
    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
    這位“與時變化”的“聖人”把“尊君卑臣”變成儒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他是漢代第一個法家化的“儒宗”。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侯拜相”的儒生是漢武帝時代的公孫弘。《史記·平津侯列傳》說: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
    公孫弘真可以說是中國政治傳統中“兩面派”的開山大師。他的“人主廣大,人臣儉節”的主張把“尊君卑臣”的原則更進一步地推廣到君與臣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不肯“面折庭爭”便是要閹割先秦儒家的“諫諍”傳統。總而言之,在任何情形之下他都不願意損傷君主的尊嚴。
    清代的學者如何焯和沈欽韓都力辨公孫弘本是雜家或刑名(法)家,並非真儒者,其實這一點並非關鍵的所在。公孫弘的同鄉老前輩,即景帝時和黃生爭“湯武受命”的轅固生,曾同他一道被徵到漢庭,轅固生那時已九十餘歲,他警告公孫弘道:
    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史記·儒林傳》)
    可見這位堅持原則的老儒早已知道公孫弘是靠不住的了。但是公孫弘之所以能致身卿相,卻正是由於他打的是儒家的招牌。《儒林傳》中保存了他請立太學的一篇文獻,讀起來豈不句句講的是儒家“禮樂教化”的道理?《儒林傳》說:“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大批的法家改頭換面變成了儒生,更加速了儒學的法家化。
    漢武帝最欣賞公孫弘以儒術緣飾吏事,而《漢書·循吏傳》序也說:
    孝武之世……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
    那麼什麼才是“緣飾”或“潤飾”呢?《史記·張湯傳》說:
    是時上(即武帝)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據《漢書·兒寬傳》,兒寬便是因習尚書而補為張湯的“廷尉史”的。可見帝王要殺人,除了引據法律條文以外,還要在儒家經典中找根據。現在讓我舉一個實例來說明“儒術緣飾”的作用。《史記·淮南王傳》:
    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
    懂得漢代法律的人一定知道,“大逆無道”、“謀反”等罪名已足夠置淮南王於死地,而膠西王更引春秋“臣無將,將而誅”之文,顯見為架床疊屋,似無必要。其實不然,中國歷史上有些帝王殺人,不但要毀滅人的身體,更要緊的是毀滅人的精神。戴震說:
    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與某書》)
    又說:
    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孟子字義疏證》)
    漢代的“經義斷獄”比戴東原所說的還要可怕,人不但死於法,而且同時又死於理。這才是“更無可救矣”!董仲舒著了一部《春秋斷獄》(又叫《春秋決事比》),把《春秋》完全化為一部法典,更是“儒學法家化”的典型例證。王充說:
    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而春秋漢之經,孔子製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暗蔽也。(《論衡·程材》篇)
    所以“緣飾”兩字,我們萬不可看輕了,以為只是裝潢門面之事。其實法律只能控制人的外在行動,“經義斷獄”才能深入人的內心。硬刀子和軟刀子同時砍下,這是最徹底的殺人手段。清代的趙翼說“漢初法制未備”,所以才要用“經義斷事”(《廿二史札記》卷二),那簡直是不著邊際的歷史斷案。叔孫通嘗“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見《晉書》三十卷《刑法志》)這顯然是在為統治者擴大並加密法網,竟至傍及律外,更不可視為“法制未備”了。馬端臨論《春秋決事比》時曾沉痛地說:
    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武)帝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弼)、何(晏)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深於桀、紂,況以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道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深於王、何矣。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按:公羊、轂梁)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文獻通考》卷一八二)
    這才真正揭破了漢代“春秋斷獄”的真相。兩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所遭到的無數“文字獄”不正是根據“誅心”、“腹誹”之類的內在罪狀羅織而成的嗎?追源溯始,這個“以理殺人”的獨特傳統是和漢儒的“春秋斷獄”分不開的。換句話說,它是儒學法家化的一種必然的結果。馬端臨責備董仲舒的話也許太過。董氏在主觀願望上很可能是想因勢利導,逐漸以“德”化“刑”,但就此下漢代歷史的實況說,馬端臨的論斷是很難動搖的。漢以後雖不再用“春秋斷獄”,但漢儒既已打開了“誅心”之路,程、朱的理學便同樣可資帝王的利用。明和清雍正便抽像地繼承了漢武帝的傳統。章太炎解釋戴震“以理殺人”的歷史背景道:
    明誦洛(程)閩(朱)言,又自謂法家也。儒法相漸,其法益不馴……洛閩諸儒制言以勸行已,其本不為長民。故其語有廉峻,而亦時時軼出。夫法家者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與行己者絕異。任法律而參洛閩,是使種馬與良牛並駟,則敗績覆駕之術也。清憲帝(雍正)亦利洛閩,刑爵無常,益以恣難。……吏惑於視聽,官因於詰責,惴惴莫能必其性命。冤獄滋煩,莫敢緩縱,戴震生雍正末,見其詔令謫人不以法律,摭取洛閩儒言以相稽。覘司穩微,罪及燕語。九服非不寬也,而迥之以叢棘,令士民搖手觸禁。其壺傷深。(《太炎文錄初編》卷一《釋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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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這為門羅公園的魔術師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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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メリカの心 / 続 · アメリカの心

    2016年10月16日 星期日

    章衣萍(1901—1947):胡竹峰《章衣萍集》序;《作文講話》"What I Believe" by Hu Shih,

     《章衣萍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安徽大學出版社,2015
    《理論卷》:《作文講話》--在"傳記"一節,大引胡適的《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119-121).....胡先生的近作《四十自述》將來一定為自傳中的很好作品 (122);《修辭學講話》
    《隨筆卷》(上):
    《隨筆卷》(下):
    《詩詞/書信/日記 卷》:
    《小說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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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竹峰
    六捲布面精裝本《章衣萍集》序(初稿,看到的多提意見) (2015-05-07 11:01:44)轉載▼
    標籤: 文化 章衣萍 周作人 魯迅 錢玄同


    是老書,舊書舖裡偶遇的,北新書局民國十七年五月版《櫻花集》。從前主人細心,加有牛皮紙書衣。那麼多年,書頁消褪成南瓜黃了,越翻越喜歡。封面清新秀雅,一張故紙落滿片片櫻花,般配書中二十幾篇章衣萍的文章。
    還是老書,朋友大老遠寄來的《古廟集》。舍下書不似青山也常亂疊,幾次搬家,一時找不到了。書的內容還記得,書的樣子也記得。書前幾幅黑白照片,其中有章衣萍與女友吳曙天合影,二人佩玳瑁邊圓眼鏡。章衣萍穿長衫,意態風流,細看有倔強有不甘有不平有鬱結。吳曙天一臉嬌憨,眉目間依稀淡淡春愁。
        章衣萍以“我的朋友胡適之”出名,是後來的事。有段時間章氏不得志,寄身古廟,抄經為生,自稱小僧衣萍是也。 “小僧衣萍是也”六字活潑潑有梨園氣,明顯的脂粉味。到底是年輕人,我行我素慣了,到街上看女人,辦平民讀書處,廝混市井間。雖在古廟,文章卻不帶破敗與消沉,又清新又舒朗又敞亮。娓娓記下文事塵事,讀來彷彿古廟庭院坐聽樹梢風聲鳥語靜看人生幾度秋涼。
    章衣萍與周作人私交不錯,知堂寫過不少長信給他,不乏體己話:“北京也有點安靜下來了,只是天氣又熱了起來,所以很少有人跑了遠路到西北城來玩,苦雨齋便也蕭寂得同古寺一般,雖然齋內倒算不很熱,這是你所知道的。”
    與周作人一樣,章衣萍也博讀,只是閱世不如人家深。好在所思所行不甘流俗,筆底乾坤大,處處是自己的天地自己的筆意。讀周作人要的是他老辣不羈的識見學養,讀章衣萍取其天真溫煦的憤世和略帶孤僻的性情。章衣萍曾說:“在太陽底下,沒有不朽的東西。白紙的歷史上,一定要印上自己的名字,也正同在西山的亭子或石壁上,題上自己的尊號一般的無聊。 ”
    有的文章句句本色,有的文章處處文采。本色是性情,文采是才氣。章衣萍的才氣塗抹本色,像孟小冬的老生扮相。

    章衣萍的文章多以理趣勝。如《古廟集》之類,略存幾分周作人的風致與筆意,有談龍談虎的影子。章衣萍長於抒情,亦會諷刺,只是不及知堂翁老辣自然。知堂翁談錢玄同與劉半農說:“餅齋究竟是經師,而曲庵則是文人也。”周氏自己亦是經師,章氏則差不多是文人。周作人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古董,白話文散發出青銅器光澤青銅器清輝,筆下盡是知性的滄桑和冷幽的世故,那樣不著邊際卻又事事在理,心思藏得深,如老井底的青石。
    個人趣味而言,我喜歡章衣萍的《枕上隨筆》《窗下隨筆》《風中隨筆》。這三種隨筆雋秀簡潔,意味散淡,三言兩語勾勒舊交新知音容笑貌,文仿《世說新語》,寫章太炎寫魯迅寫周作人寫胡適寫錢玄同尤其好玩,鮮活可信。如其言魯迅翁的章節:
    大家都知道魯迅先生打過吧兒狗,但他也和豬鬥過的。有一次,魯迅說:“在廈門,那裡有一種樹,叫做相思樹,是到處生著的。有一天,我看見一隻豬,在啖相思樹的葉子,我覺得:相思樹的葉子是不該給豬啖的,於是便和豬決鬥。恰好這時候,一個同事來了。他笑著問:“哈哈,你怎麼和豬決鬥起來了? ‘我答:“老兄,這話不便告訴你。’……”
    章衣萍念人憶事文章寫得飄逸寫得好看,又洋派又古典,性情的亮點與浮光時隱時現,比林語堂簡潔,比鄭逸梅搖曳,比梁實秋峭拔,淺淺描繪那些年那些人的言行,倒顯得才子不只多情而且重義。

    章衣萍,一九〇一年冬生於安徽績溪北村,八歲隨父至休寧縣潛阜讀書。那時其父叔輩在潛阜開有中藥舖雜貨舖。潛阜是新安江上游碼頭,許多績溪人在那裡經營小本生意。
    章衣萍十四五歲入學安徽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即喜歡《新青年》雜誌,崇尚白話文白話詩,因思想太新被開除,隨後輾轉上海南京。在南京半工半讀兩年,後經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介紹,投奔胡適,在北大預科學習,做胡先生的助手,幫助抄寫文稿。
    章衣萍與諸多文人交往密切,和魯迅關係不一般。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午後,經孫伏園引見,章衣萍攜女友吳曙天拜訪魯迅,開始交往,稍後協辦《語絲》雜誌。查《魯迅日記》,關於章衣萍的記錄近一百五十處,直到一九三〇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年間,兩人走得很近,僅一九二五年四月《魯迅日記》中就記得他們互訪暢談達十一次之多,且有書信往來。
    北新書局曾請章衣萍編世界文學譯本,並出版兒童讀物,銷路頗廣,編輯們手頭漸闊,大喝雞湯。不料兒童讀物《小八戒》因豬肉問題觸犯回教團體,引起訴訟,書局一度被封,改名青光書店才得繼續營業。魯迅遂寫詩開朋友的玩笑:“世界有文學,少女多豐臀。雞湯代豬肉,北新遂掩門。”

        章衣萍的成名作是小說集《情書一束》。此書某些篇章據說是與葉天底、吳曙天三人愛情瓜葛的產物,一九二五年由北新書局出版,轟動一時,五年印十次,發行逾萬冊。後來章吳情結伉儷,章衣萍又將葉天底寫給吳曙天的情書,連上自己的部分,作了幾篇小說,收入集子《情書二束》。
    章衣萍的文字好,舒放自如,纏綿清麗,快一百年了,讀來還是有味有趣有情。某些小說,更多些書寫人的體溫,比茅盾老舍巴金讀來親切。茅盾老舍巴金讀的書多,行文多書卷味。章衣萍不是這樣,下筆放蕩,多愁善感處有種頹唐美,從灰色的人間看人生的起落,小人物的愛恨苦樂中夾雜著人性的底色,一點也不像他的朋友胡適之。不入大雅的音符,自彈自唱,演繹著塵俗之樂,自有一番味道。
    據說《情書一束》出版後,章衣萍一時說北大俄文教授柏烈偉已將這書翻譯成俄文,一時又說此書已有了英、法、日等國文字的譯本,自己登報說《情書一束》成了禁書,使得這本書暢銷一時,掙了不少版稅。這倒和毛姆有一比。毛姆為求文章暢銷,有次寫完一部小說後,在報紙上登了這樣一份徵婚啟事:“本人喜歡音樂和運動,是個年輕又有教養的百萬富翁,希望能和毛姆小說中的女主角完全一樣的女性結婚。”幾天后,小說搶購一空。
    章衣萍的小說和郁達夫一樣,有天真的頹廢,多男女情慾之筆,道學家看了臉紅。其實他落筆還算婉約,點染一下就過去了,比後世小說家也含蓄也收斂。看不順眼的人,說他是摸屁股詩人。只因《枕上隨筆》中藉用了一詩人朋友的句子:“懶人的春天啊!我連女人的屁股都懶得去摸了。”

    那些年,章衣萍紅過紫過。周作人給他輯錄的《霓裳續譜》寫過序,校點《樵歌》,有胡適題簽題序,林語堂、錢玄同、黎錦熙作跋。可惜章衣萍體弱久病,未能在文字路上深一些精一些。
    一九三五年底,章衣萍隻身入川,擔​​任省政府諮議,同時做過軍校教官、川大教授等。在四川期間,斷斷續續寫了一些作品,有論者說多屬應酬之作,俊逸少了,清朗少了,無從親見,不好評價。但是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舊詩詞集《磨刀集》甚為可讀。自序說“來成都後,交遊以武人為多。武人帶刀,文人拿筆。而予日周旋於武人之間,磨刀也不會也”。
    章衣萍詩詞,自云學張問陶學陸游。張問陶詩書畫三絕,詩才是清代性靈派三傑,主張“天籟自鳴天趣足,好詩不過近人情”,又說“詩中無我不如刪,萬卷堆床亦等閒”。章衣萍作詩填詞生氣自湧,氣魄寓意屬高古一路。慷慨悲歌處偏向陸游,直抒胸襟則隱隱有明清風致,處處可見性靈的幽光。譬如這一首:
    漠漠深寒籠暮煙,晚梅時節奈何天。
    不妨到處渾如醉,便與尋歡亦偶然。
    夜永可能吟至曉,愁多何必淚如泉。
    浦江家去三千里,哪有心情似往年?
    章衣萍個性強烈,文如其人,其舊體詩詞亦如此,大抵是人之常情的妙然展現。再如這一首:
    敢說文章第一流,念年踪跡似浮鷗。
    悲歌痛哭傷時事,午夜磨刀念舊仇。
    世亂心情多激憤,國亡辭賦亦千秋。
    沙場喋血男兒事,漂泊半生願未酬。
    章衣萍一生出版集子好幾十本,小說、散文、隨筆、翻譯、古籍點校、兒童文學之類均有涉獵。章衣萍的文章是章衣萍,率性意氣,放浪而不失分寸,許多地方固執得可愛,卻永遠也抹不掉那幾分蕭索的神態。他的文章現在看,有些章節寫露了,不夠含蓄不夠熨帖不夠精準,年紀不夠,人書俱老的話也就無從說起。
    一九四七年,章衣萍在四川突發腦溢血去世,終年四十六歲。二〇一五年,多卷本《章衣萍集》出版,這一隔,快七十年了。
    二〇一五年五月五日,鄭州,木禾居



    ~~~~~~

    《百度百科》章衣萍_百度百科
     (此篇少談章衣萍與魯迅的密切相關)
    姓名:章衣萍
    曾用名:鴻熙
    表字:衣萍
    生卒:1902—1947 (有的說1900。選1901年,根據的是《章衣萍集》(2015))
    主要作品:《古廟集》、《一束情書》、《櫻花集》等。

    個人經歷

    章衣萍1902年生。17歲時由南京去北京聽課。這是因為有胡適的背景,當時胡適北大任教。




    胡適與章衣萍 (hc:似乎根據下述:胡成業 的文章)
    章衣萍以《情書一束》小說集和“我的朋友胡適之”出了名。《情書一束》是章衣萍的成名之作。這部短篇小說集,可以說是章衣萍和畫家葉天底、女作家吳曙天三角戀愛的產物。章衣萍就因葉天底寫給吳曙天的情書,連著他自己創刊號的部分,編寫成《情書二束》,結果是章衣萍和吳曙天結為伉儷。《情書一束》成為當時主要暢銷書之一,該書1925年6月由北新書局初版,至1930年3月已印十版,發行近兩萬冊,還被譯成俄文。1936年版《中國現代文學一中國新文學大系》,列全國作家124名,績溪有胡適、汪靜之、胡思永和章衣萍四人。
    章衣萍以“我的朋友胡適之”出了名,應該是後事。其實應該說,沒有胡適的提攜和幫助,他可能無緣成為作家的,章衣萍在安徽省立第二師範學校讀書時,愛讀《新青年》雜誌,崇尚白話文、白話詩,思想活躍而被學校除名,就輾轉到上海,投奔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汪孟鄒因同鄉情緣,就把他介紹給胡適,在北大預科學習,做胡適的助手,幫助抄寫文稿,給予厚酬,不但生活上得到了照顧,更易接近名教授,得知識匪淺。
    1921年,在北大的績溪學生章衣萍、章鐵民和胡適的侄子胡思永等組織讀書會,胡適擠出時間給他們演講,筆者見到記錄的有4月和6月兩次,分別講了《詩經的研究》和《楚辭》的意見,對章衣萍等績溪學子關懷備至,對他們的成長和成名起著很大的作用。
    1922年7月23日,章衣萍、胡思永等聯名寫信給胡適,建議把《努力》改照《每週評論》一樣,談政治,談文藝,要求政治進步。1926年北京女師大的愛國學生遭到段祺瑞的鎮壓,劉和珍等六名學生慘遭殺害。章衣萍以滿腔義憤揮筆撰輓聯悼亡:
    賣國有功,愛國該死;
    罵賊無益,殺賊為佳。
    章衣萍曾有一信給胡適:“ 語絲附上請收。同事們想先生寫對子,那晚已蒙先生諍可了。現將墨汁及宣紙
    《新青年》創刊號一併遞上。”四月九日(年份待考,信箋紙是中華教育改造社),故章衣萍得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跟好學好跟衰學衰”的對聯。章衣萍對於胡適這位大恩人,鼎名教授,敢於說自己的真話和學術見解,章衣萍在1924年《晨報副刊》署名連載文章“糟糕的《國語文學史》”,對胡適的大文提出評判和異議。
    1930年11月13日章衣萍致信胡適,說久病之後,身體甚弱,每天睡臥之餘;寫隨筆若於自遣,月餘成一小冊,名《窗下隨筆》出版當寄呈一閱。《霓裳續譜》在校勘中,擬俟周作人劉半農兩君序跋寄來後,再送上請先生為之一序。1931年6月16日章又致胡適一信,“拙作《倚枕日記》寄上,計達尊覽。先生所作WHOTIB; ELIEVE(我的信仰)一文,已由友人譯成中文,該稿已由大東(書局)收買,作為《英漢對譯叢刊》之一。譯文由衣萍代看過一次,略改數處。惟間有疑問之處,非得先生親筆校改不可,該刊專供中等以上學生習英文之用。先生之《胡適文存》中多數論文,已成為全國中學生之普遍讀物,則WHOTIB; ELIEVE將來刊成,將成為中學生所熱烈歡迎無疑。且該文為精心之作,影響於青年思想一定很大。”
    章衣萍憑著自己的才氣和胡適魯迅的提攜,時在中國文壇上享譽卓著。胡適是一個有名的愛才、好友、助友的使者,章衣萍致信胡適,請求胡適為書作序,介紹商務印書館為其出書。後來任大東書局總編輯的章衣萍,也主動為胡適的英文著作《我的信仰》譯成中英文對照,準備印成《叢刊》,向中等以上學生推薦,造成更深影響。《胡適文存》的印行,是靠亞東圖書館的同仁,平時注意把胡適刊發的文章收集起來,做過目錄經胡適審閱,很快就成書印行了。胡適的名人效應,有著績溪眾多好漢的一份功勞,難怪國學大師章太炎驚嘆“績溪為上京”了。

    ~~~~胡適與章衣萍 
    http://www.newconcept.com/jixi/mingren/hushi/hushi_26.html
      
    作者:胡成業 2004年2月25日
      
        章衣萍 (1900—1947),乳名灶輝,又名洪熙,績溪北村人。幼年人蒙堂館,1908年赴潛阜讀書後入安徽省立第二師範學校,1921年入北京大學預科。北大畢業後,在陶行知創辦的教育改進社主編教育雜誌,上海大東書局任總編輯,與魯迅籌辦《語絲》月刊,系重要撰稿人。1928年任暨南大學校長秘書兼文學系教授,抗戰後任成都大學教授,南社和左翼作家聯盟成員。著作甚豐,有短篇小說集、散文集、詩集、學術著作、少兒讀物、譯作和古籍整理等20多部,為現代作家和翻譯家。
     

        因籌辦《語絲》,和魯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魯迅日記》中,關於章衣萍的記載多達140處,始於1924年9月28日,終於1930年1月31日。
     

        章衣萍又以《情書一束》小說集和“我的朋友胡適之”出了名。《情書一束》是章衣萍的成名之作。這部短篇小說集,可以說是章衣萍和畫家葉天底、女作家吳曙天三角戀愛的產物。章衣萍就因葉天底寫給吳曙天的情書,連著他自己的部分,編寫成《情書二束》,結果是章衣萍和吳曙天結為伉儷。《情書一束》成為當時主要暢銷書之一,該書1925年6月由北新書局初版,至1930年3月已印十版,發行近兩萬冊,還被譯成俄文。1936年版《中國現代文學一中國新文學大系》,列全國作家124名,績溪有胡適、汪靜之、胡思永和章衣萍四人。
     

        章衣萍以“我的朋友胡適之”出了名,應該是後事。其實應該說,沒有胡適的提攜和幫助,他可能無緣成為作家的,章衣萍在安徽省立第二師範學校讀書時,愛讀《新青年》雜誌,崇尚白話文、白話詩,思想活躍而被學校除名,就輾轉到上海,投奔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汪孟鄒因同鄉情緣,就把他介紹給胡適,在北大預科學習,做胡適的助手,幫助抄寫文稿,給予厚酬,不但生活上得到了照顧,更易接近名教授,得知識匪淺。
     

        1921年,在北大的績溪學生章衣萍、章鐵民和胡適的侄子胡思永等組織讀書會,胡適擠出時間給他們演講,筆者見到記錄的有4月和6月兩次,分別講了《詩經的研究》和《楚辭》的意見,對章衣萍等績溪學子關懷備至,對他們的成長和成名起著很大的作用。
     

        1922年7月23日,章衣萍、胡思永等聯名寫信給胡適,建議把《努力》改照《每週評論》一樣,談政治,談文藝,要求政治進步。1926年北京女師大的愛國學生遭到段祺瑞的鎮壓,劉和珍等六名學生慘遭殺害。章衣萍以滿腔義憤揮筆撰輓聯悼亡:
     
    賣國有功,愛國該死;罵賊無益,殺賊為佳。    
    章衣萍曾有一信給胡適:“語絲附上請收。同事們想先生寫對子,那晚已蒙先生諍可了。現將墨汁及宣紙一併遞上。”四月九日(年份待考,信箋紙是中華教育改造社),故章衣萍得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跟好學好跟衰學衰”的對聯。
    章衣萍對於胡適這位大恩人,鼎名教授,敢於說自己的真話和學術見解,章衣萍在1924年《晨報副刊》署名連載文章“糟糕的《國語文學史》”,對胡適的大文提出評判和異議。

    1930年11月13日章衣萍致信胡適,說久病之後,身體甚弱,每天睡臥之餘;寫隨筆若於自遣,月餘成一小冊,名《窗下隨筆》出版當寄呈一閱。
    《霓裳續譜》在校勘中,擬俟周作人、劉半農兩君序跋寄來後,再送上請先生為之一序。1931年6月16日章又致胡適一信,“拙作《倚枕日記》寄上,計達尊覽。先生所作WHOTIB; ELIEVE
     (sic)(我的信仰)一文,已由友人譯成中文,該稿已由大東(書局)收買,作為《英漢對譯叢刊》之一。譯文由衣萍代看過一次,略改數處。惟間有疑問之處,非得先生親筆校改不可,該刊專供中等以上學生習英文之用。先生之《胡適文存》中多數論文,已成為全國中學生之普遍讀物,則WHOTIB; ELIEVE (sic)將來刊成,將成為中學生所熱烈歡迎無疑。且該文為精心之作,影響於青年思想一定很大。”     

    "What I Believe" by Hu Shih, The Forum, February 1931 - UNZ.org

    www.unz.org/Pub/Forum-1931feb-00114

    This I Believe

    章衣萍憑著自己的才氣和胡適、魯迅的提攜,時在中國文壇上享譽卓著。
    胡適是一個有名的愛才、好友、助友的使者,章衣萍致信胡適,請求胡適為書作序,介紹商務印書館為其出書。後來任大東書局總編輯的章衣萍,也主動為胡適的英文著作《我的信仰》譯成中英文對照,準備印成《叢刊》,向中等以上學生推薦,造成更深影響。《胡適文存》的印行,是靠亞東圖書館的同仁,平時注意把胡適刊發的文章收集起來,做過目錄經胡適審閱,很快就成書印行了。胡適的名人效應,有著績溪眾多好漢的一份功勞,難怪國學大師章太炎驚嘆“績溪為上京”了。

    黃國昌立委:現在台灣的這部憲法"不合時宜".....

    「現在台灣的這部憲法是在七、八十年前,有一群人在中國制定的憲法,所以必須要先思考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民主正當性」的問題,因為當時制定憲法的人,跟現在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之間的關係已經非常薄弱。」黃國昌立委一針見血的看法。


    台少盟與關注世代正義連線今(15)日,邀請修憲提案委員黃國昌、尤美女…
    PEOPLENEWS.TW

    2016年10月15日 星期六

    張彝鼎《鑑秋憶往錄》


    清华弟子张彝鼎回想:记得梁任公大师所授的课程中,有《中国文化史》1课


    http://csil.org.tw/csil2011/cabout/list2.htm
     張彝鼎
    張彝鼎先生,號鑑秋,民國前10年〈清光緒28年,1902年〉生於山西省靈石縣,81年病逝於台北。
    民國17年北平清華學校〈留美預備部〉畢,18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學士學位,翌年獲碩士學位,22年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公法學博士。
    學成歸國後,追隨時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中正先生,任侍從室祕書,並兼任中央政治學校國際法教授、26年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28年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34年任綏遠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再調為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晉察綏分署署長。36年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37年任國防部政工局副局長兼軍事發言人。40年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副主任、43~45年升任主任,後兼任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副主任,45年任國防部常務次長。51年應聘執教於國立政治大學,歷任法律學系系主任、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主任、法律研究所所長、法學院代院長;59年轉任司法官訓練所所長。
    著有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by Judicial Tribuna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3〉、《戰時法律概要》〈27年〉、《行政學概論》〈54年〉、《中外人權思想之比較》〈70年〉、《鑑秋憶往錄》〈70年,與俞士英合編〉、《國際法論集》〈75年〉;並曾主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四、國際關係》〈60年〉。
    另,張彝鼎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有《張彝鼎先生紀念集》〈81年〉。
    張先生長期擔任本學會總幹事和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中國國際法學會年報〈英文本〉總編輯,杜光塤先生過逝後獲推選為理事長。




    ---趙國材:
    張彝鼎理事長(1902~92)天份甚高,早年由北京清華學堂保送到美國進修。先入芝加哥大學,隨國際法教授賴特 (Quincy Wright,1890~1970) 學習並撰寫碩士論文;再轉入哥倫比亞大學,隨國際法教授海德 (C.C. Hyde,1873-1952),以《條約之司法解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by Judicial Tribunals,1933)為題撰寫博士論文。他的論文在學術界評價很高,由哥大出版,出版後,廣為西方學者所援引。張彝鼎理事長在台灣任中國國際法學會會長,其兄張友漁(1899~1992)是憲法權威學者,亦曾任中國大陸中國法學會會長。我念政大時,教我國際法的是外交系系主任李其泰教授,李師是從國際政治觀點分析國際法;我仰慕在法律系教國際法的名師張彝鼎教授,張師是從法律觀點分析國際法,我遂往旁聽。等我考入外交研究所後,才開始正式修張師講授的「條約法研究」,他打的分數,我是全班最高。我與張師最接近,常與他談道論學。他的得意門生還有薛毓麒大使、程建人大使及張宏遠教授等。蘇伯顯教授亦曾長期襄助張理事長處理學會事務。

    杜光塤(1901-1975)

    曾經新月映詩壇--方令孺傳: 方令孺傳 - Page 87 - Google Books Result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sbn=9862217731 - Translate this page
    夢之儀 - 2011 - ‎Biography & Autobiography
    1931 年 1 月底,因為翻譯莎士比亞事,胡適前往青島接洽事宜。1 月 24 日,在去青島的 ... 中午船靠上岸,楊振聲、聞一多、梁實秋、杜光塤、唐家珍醫生去接,把胡適安排在 ...


    Hu Shih 胡適之先生的世界The World of Dr. Hu Shih: 城仲模/*郁達夫將 ...

    hushihhc.blogspot.com/2011/01/carlyle.html - Translate this page
    Dec 10, 2013 - 城仲模/*郁達夫將胡適比成Carlyle: 談魯迅與許廣平的書中 ... 那時政治系系主任──杜光塤先生,是一位研究政治學很出名的立法委員,他一直很想 ...



    杜光塤是個典型的學者,北大畢業,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比較政府,外交與國際法,獲學士及碩士學位,後來辛辛那提大學授予其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他掌政大外交研究所時,非常重視國際法的教學及研究,他延攬的教授陣容最強:李俊教授講授「國際法院成案」,張彝鼎教授講授「條約法研究」,朱建民教授講授「國際組織研究」,梁鋆立教授講授「海洋法」及「國際行政」,丘宏達教授講授「聯合國法」及「中國與國際法」。杜所長還請了顧維鈞大使及蔣廷黻大使到外研所為碩士生作專題演講及討論,他栽植的外交人才很多,鼓勵碩士生撰寫國際法的論文,舉凡外研所學生國際法的碩士論文通過後,杜師都推荐加入國際法學會為會員。實至名歸,他被派任為常設仲裁法院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仲裁員。





    杜光塤(1901-1975),字毅伯,山東聊城人。1975年於台北病逝。
    北京大學預科科,考取山東省費留學,1920年負笈美國,入芝加哥學專攻政治,旋又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公法學系,主修政府與政黨,副修國際法與外交,獲學士士及碩士學位,返國後先後執教於中山大學及青島大學,曾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1940年11月赴美任教於西北大學兼文學院院長。26年獲選為國民大會代表;1942年12月當選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外交委員會召集委員員;1943年當選為監察委員。山東省制憲代表,參與一九四八年中華民國憲法之製定。聯合國中國代表團顧問。美國加州大學政治系、華盛頓大學客座教授;東吳大學及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學外交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講授「各國政府」、「中國憲法」、「各國外交政策」、 「國際政治」等課。非洲研究計劃主任,中國國際法學會會長,1970年海牙常設仲裁法院仲裁員,中國非洲研究協會會長等。

    著作

    編輯
    著有:現代憲法問題、法國第四共和之政府於政黨、民主國家的政黨、民主國家的憲法問題、論艾森豪總統、現代國際關係與國際組織、近代國家之對外關係、兩次大戰期間憲政制度、論政治與外交。

    2016年10月14日 星期五

    程天放(1899-1967)、李書華、羅家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代表們. 胡適與朱利安·赫胥黎....

    不知怎麼回事 胡適的日記缺1945年
    1945年11月初 中國派到倫敦 去制定UNESCO 憲章的代表團的
    首席代表是胡適 其他代表為 李書華(潤章) 程天放 羅家倫(志希)和趙元任
    李書華先生有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前後五次的回憶" (未讀)
      程天放先生說與胡適相處四周 第一次了解他
    羅家倫先生至少也有一篇他們(未說訪者)會後去"一次訪問 一次觀摩"泰晤士報的精彩記錄



    程天放寫過"我所親炙的胡適之先生" (1962.2.28 中央日報)


    程天放(Tien-Fong Cheng (aka Cheng Tianfang 1899年-19671129),中國江西人,五四運動知名領導人,後進入中華民國政府擔任官員。
    生平

    19185月在江蘇的教育會杜威演講 胡適擔任翻譯(長衫態度和藹,不像留學生)
    1919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公學的程天放為五四運動上海學生領導人之一。畢業後,赴多倫多深造,並獲得博士學位。各省公費留學  哲學門由胡適口試



    返回中國後,投入中華民國教育體系,1929年擔任安徽省政府教育廳長(到上海出差到胡適家拜訪請益) 及代理省主席,

    1931年升至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33年任浙江大學校長與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1935-1938年任駐德國大使,辭職後在倫敦與胡適相會一天

    回國後任國立四川大學校長,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江西地區立法委員,1946年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

    1949.9 參加聯合國第四屆大會3個月到紐約胡適家多次
    1950年,因國共內戰因素隨中華民國政府前往台灣,
    1950年-1954年擔任中華民國政府移往台灣後的首任教育部部長。此期間胡適回台灣兩次
     胡適博士,於1954.3.17昨(十七)日下午七時在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九十次座談會中,以「美國的民主制度」為題,發表演說。座談會由程天放主持。

    任滿後則轉任考試院副院長,
    1958.4 胡適回台灣定居 他比較閒 所以常到南港請益


     美國論程天放|正中|封面于右任題字|民國49/1960 年再版|胡適在病中寫篇三千多字的讀後記

    並於任內的1967年去世。
    日文的wikipedia 相對豐富

    程天放曾留學美國及加拿大,分別在伊利諾大學及多倫多大學獲政治學碩士及國際政治學博士,歷任大學教授、所長、駐德大使、大學校長、教育部部長、考試院副院長等職,著有《美國論》、《使德回憶錄》等書,是個守正不阿,很有原則的學者,致力於為國育才,政大教務長朱建民教授和程建人大使都曾受他的栽培。


    程天放 - 著作《歐亞歸途》、《美國論》、《二十世紀之科學(四):社會科學之部政治學》、《使德回憶錄》、《程天放早年回憶錄》、《胡適與中國》1968;編有《國父思想與近代學術》。現存有《程天放先生紀念集》;另外,王家瑩著有《樂育菁莪--程天放傳》。其藏書捐贈政大,政大亦將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命名為"天放樓",以茲紀念。程天放多年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亦為常設仲裁法院仲裁員候選人。 1967年11月29日卒於美國紐約。


    On Jan. 10, 1946, the first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ed in London.
    待查此時胡適的地點


    2008/9/2

    The Story of a Grand Design: UNESCO 1946-1993-People, Events and Achievements

    Michel Conil Lacoste (著) The Story of a Grand Design: UNESCO 1946-1993-People, Events and Achievements (UNESCO Reference Books) Unesco (1995/05)
    宏圖大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年史(1946-1993)》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6

    宏圖大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年史(1946-1993)

    p.204 英文有錯
    應該是VENICE RESTORED: UNESCO Twenty-five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4 November 1966, the day when Venice was flooded ... Publication Date, 11-03-1991 10:00 am. Publication Location, Paris ...

     胡適與朱利安·赫胥黎
        
    朱利安·赫胥黎

        
    朱利安·赫胥黎贈胡適的著作上的題詞。

        
    週運

        
    □編輯,北京

        
    2004年,我買到了史學家姚從吾的一部分藏書,其中有朱利安·赫胥黎送胡適的《論革命中的生存》(On Living in a Revolution,1944),扉頁上的英文題贈翻譯過來是

        
    胡適博士(Dr.Hu Shi)致以最衷心的祝福朱利安·赫胥黎贈1945年11月倫敦。

        
    朱利安·赫胥黎這本簽贈本書脊的編號是:代1750,估計是姚從吾從自己的老師胡適手裡借去的。書後封三有三行鉛筆字: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 by HDSmyth(南方都市報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這是著名的說明美國發展原子彈情況的《史密斯報告》。當時胡適對中國研製原子彈非常熱心,1947年7、8月間他給白崇禧和陳誠寫信,提議在北大召集一流物理學家,作最新研究並訓練學生,以為國防之用(見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181頁),看來這些字跡是胡適寫下的。 “處於戰爭世界中的哲學”一篇在“補償心理”、“我們創造自我價值”和“基於哲學的科學態度給人的三點建議”等處有鉛筆劃線,可能也是胡適的閱讀痕跡。

        
    《胡適日記全集》(曹伯言整理,聯經2004年版)第四冊提到:1926年10月17日(在倫敦)“去看Dr.Delisle Burns……又遇見Julian Huxley(引者按:即朱利安·赫胥黎),是THHuxley的孫子;Huxley的子孫只有他繼續科學方向的遺風(引者按:實際上後來還有一位諾獎得主Andrew Huxley,是朱利安·赫胥黎的同父異母弟弟),他在King's College教生物學。”(第514頁)在此前不久(10月2日),也是在伯恩斯的家裡,胡適遇到過朱利安的父親Leonard Huxley,他寫的《赫胥黎略傳》胡適幾個月後(12月7日)半夜失眠時還看過(同上書,第596頁)。這應該是他們初次見面。

        
    和胡適見面時,朱利安·赫胥黎任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動物學講席。 1927年,他參加韋爾斯《生命之科學》一書的編輯工作,因為這個項目負擔沉重,竟辭去了教職,專注於此書。他寫了這三大卷原創作品的大部分,並於1930年完成,獲得極大的成功。他當時已是知名人物,給《觀察家報》寫稿,經常出席BBC的節目。 1942年,他離開倫敦動物協會,以演講和在BBC做談話節目為生。與很多高等教育團體和委員會來往密切。這些團體中的一個參與製定了聯合國有關文化、教育事務的準備計劃。他和李約瑟領導並推動與科學領域有關的工作,為他們以後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1944年,朱利安·赫胥黎訪問蘇聯,應邀參加科學院二百週年慶典。他對蘇聯遺傳學的狀況感到驚駭,因為其在李森科掌管下飽受可怕的摧殘,因而在《蘇聯遺傳學和世界科學》(1949)一書裡堅定批評斯大林主義,呼喚學術自由。

        
    陳源於1943年到倫敦中英文化協會工作,因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事務給胡適寫過幾封信(見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5冊)。 1944年10月6日信中談到籌備會議的情況,提到李約瑟提議把“科學”一詞加入組織名稱:“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信中建議胡適他們參會時該穿什麼樣的禮服好,因為那個高檔飯店Claridges Hotel要求客人穿晚禮服,否則不讓去餐廳用餐。

        
    胡適於1945年10月28日晚到達倫敦,11月1日至16日率李書華、程天放、羅家倫和趙元任一行參加籌備教科文組織會議,制定組織章程。胡適為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年譜長編初稿》,第1899頁)。當時赫胥黎從蘇聯返回後,取代生病的齊默恩爵士(Sir Alfred Zimmern)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籌備會的全職秘書長。他很快寫了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宗旨與目的》,宣布未來聯合國組織並非基於宗教教義或學院哲學的矛盾體系,而要在“科學人文主義”框架下開展工作。其觀點被認為是掩飾無神論而受到攻擊。委員會成員們決定不接受他這一文件。

        
    朱利安·赫胥黎和胡適同為委員會成員,而且胡適受他爺爺老赫胥黎影響很大,這期間往還,朱利安送他這本書的因緣也就清楚了。

        
    據羅家倫日記記載,中國代表團10月30日赴英國文化協會招待會,31日胡適率全團拜訪英國教育部長威爾金森女士。 11月1日會議開始,在Institute of Civil Engineers.11月2日出席英政府的雞尾酒會。 11月15日由陳源、葉公超出面舉辦答謝雞尾酒會,回請英國朝野名流。與Webster面談。 11月17日胡適赴牛津獲頒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八冊第63頁)。估計赫胥黎送胡適書的時間應該在這幾天。

        
    1945年12月3日陳源、趙元任於巴黎給胡適發來電報,提到美英對教科文組織秘書長人選相持不下,美國極力反對赫胥黎。他們都願意擁護第三者,因而理事會不止一國提名胡適,只是要他本人同意。胡適一口回絕了此事(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51頁;另見《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5冊第138-139頁)。 (南方都市報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隨後朱利安·赫胥黎被推選為第一任總幹事,任期只有兩年(1946-1948),而不是章程上的六年。據說是美國起的作用,也是受他左派傾向所累。

        
    胡適在1948年8月12日《獨立評論》發表《自由主義是什麼》一文談到,二戰勝利時,英國工黨政府上台,他們要把英國由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而且五年內無法推翻他們(見《年譜長編初稿》第2046頁)。看來他對當時英國政治的巨大變化有些擔心。

        
    人類科學與文化發展史國際委員會是1946年時任教科文組織籌備委員會執行秘書長的赫胥黎提議創立的,經委員會副主席赫胥黎同意,胡適於1952-1954年間被任命為通訊委員。 (見 會議主席Paulo E.De Berredo Carneiro的叢書序,載History of Mankind: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Volume II The Ancient World 1200 BC to AD 500,George Allen & Unwin,1965,p.xix)儘管他和赫胥黎都列名委員,因為政見不同,那也是和平共處,井水不犯河水了。

        
    1952年9月2日胡適致信楊聯陞,談到牛津的斯帕爾丁東方哲學與宗教教授一職因為Radhakrishnan回國做副總統了,故提早於當年10月2日選舉。牛津主管漢學的德孝騫教授早在1951年寫信給胡適勸說他申請候選,又托房兆楹來勸駕,他本已決定考慮,“但後來我同幾位老朋友(其中多數向來是英國同情者,也有牛津畢業的)談談,他們都不贊成,都說我他受不了此時英倫的'空氣',一定要感覺精神上的苦痛。我也曾留意我的英國舊友如CK Webster、Julian Huxley、Joseph Needham(引者按:即韋伯斯特、朱利安·赫胥黎、李約瑟)等人的議論,的確有點受不了。所以最後決定去信說明不願考慮。”(見《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聯經1998版第136頁;另見《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第796頁)當時英文信這樣寫的:I might find it painful to have certaintly to differ with the prejudiced opinions of so many of my old friends in England.(《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第798頁)看來是無法認同他這些英倫老友的左傾“偏見”。

        
    1953年4月27日胡適致信楊聯陞說:“前函中說到劍橋大學的事(按:指1952年劍橋大學中文講座教授之聘),我贊成老兄的卻聘。近來看到Joseph Needham' Certfying'美國Germ-warfare的舉動,頗深覺英國學人實在有點不像從前的gentleman的風格了!”(《論學談詩二十年》第150頁)

        
    胡適稱赫胥黎為“舊友”,而且考慮到當時英國和中國大陸建交,赫胥黎、李約瑟等都有明顯的左派傾向。艾倫(Garland E.Allen)指出赫胥黎宣布德國納粹為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發展時,卻認為蘇聯更人道,設立模範以為激勵團體勞動生產之所需(見Julian Huxley,p.211) 胡適當然看不過去,所以不應牛津的教授之聘。劍橋那裡也是左派的大本營。後來他跟楊的通信裡對李約瑟的唯物史觀很有看法,他對李的態度,也是對赫胥黎等人的態度。楊聯陞談他的劍橋之行時,鄭德坤對他和李約瑟的關係用了一個詞“冷和”(cold peace),不是“戰”,而是“和”,相安無事而已。 (南方都市報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迪瓦爾(Colin Divall)教授分析說赫胥黎處於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他受孔德實證主義影響,是一個唯理論者,如HG威爾斯、西德尼·韋布等(上書第31頁)。而左傾的觀點在20世紀30年代為年輕的馬克思主義科學家貝爾納(JDBernal)、霍爾丹(JBSHaldane)所持有。他們認為在資本主義下會讓科學的真正的潛能扭曲變形,只有在社會主義下方可實現。而赫胥黎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在《如果我是獨裁者》(If I were Dictator,1934)一書中坦率發表了對計劃社會的看法,強烈反對斯大林主義。他的理想是平和的資本主義,其看法有強烈的愛德華時代唯理論者色彩(第36頁)。他是一個命定生活在現代社會的維多利亞時代思想家。

        
    他並不像霍爾丹或李約瑟那樣左翼或激進,西斯曼(Adam Sisman)在《羅珀傳》裡提到李約瑟組織英中友協並自任會長,1965年9月中旬把羅珀等四人送到中國大陸來參觀,羅珀回來後調查發現協會直接或間接由中國政府資助,因而在報章上披露了此事,被李約瑟等人罵為“麥卡錫分子”。但赫胥黎無疑深深地受其左傾同人的影響。他多數時候都在兩可之間,他從未讓自己捲入激進活動中,如霍爾丹參加英共。任何時候他從未贊成一貫的社會主義路線。他更多把馬克思主義當成理解過去是為了改變未來的一種手段的科學觀點而已(見Julian Huxley,pp.216-217)。

        
    所以赫胥黎頂多算個中間人士,而胡適當時不承認有所謂中間派的“第三勢力”(見《年譜長編初稿》第2229頁),所以他會對赫胥黎有看法。而當時大陸在1951年8月中旬以後,北大文、法兩學院率先討論“胡適思想問題”,並使中文、哲學、史學、圖書館四系聯合舉行控訴胡適大會。其自稱有多年友情的朋友們“帶頭控訴”。而胡適對此說:“我一百分同情這些可憐的人,可憐他們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我一點不怪他們。”(見上書,第2333頁)他跟這些國際和大陸的左派舊友處於很冷淡的狀態,也就清楚了。

    胡适与朱利安·赫胥黎

    摘要:周运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朱利安·赫胥黎

        朱利安·赫胥黎赠胡适的著作上的题词。
        周运
        □编辑,北京
        2004年,我买到了史学家姚从吾的一部分藏书,其中有朱利安·赫胥黎送胡适的《论革命中的生存》(On Living in a Revolution,1944),扉页上的英文题赠翻译过来是:
        胡适博士(Dr.Hu Shi)致以最衷心的祝福朱利安·赫胥黎赠1945年11月伦敦。
        朱利安·赫胥黎这本签赠本书脊的编号是:代1750,估计是姚从吾从自己的老师胡适手里借去的。书后封三有三行铅笔字: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 by H.D.Smyth
        这 是著名的说明美国发展原子弹情况的《史密斯报告》。当时胡适对中国研制原子弹非常热心,1947年7、8月间他给白崇禧和陈诚写信,提议在北大召集一流物 理学家,作最新研究并训练学生,以为国防之用(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181页),看来这些字迹是胡适写下的。“处于战争世界中的哲 学”一篇在“补偿心理”、“我们创造自我价值”和“基于哲学的科学态度给人的三点建议”等处有铅笔划线,可能也是胡适的阅读痕迹。
        《胡 适日记全集》(曹伯言整理,联经2004年版)第四册提到:1926年10月17日(在伦敦)“去看Dr.Delisle Burns……又遇见 Julian Huxley(引者按:即朱利安·赫胥黎),是T.H.Huxley的孙子;Huxley的子孙只有他继续科学方向的遗风(引者按:实际上 后来还有一位诺奖得主Andrew Huxley,是朱利安·赫胥黎的同父异母弟弟),他在King‘s College教生物学。”(第514页)在此 前不久(10月2日),也是在伯恩斯的家里,胡适遇到过朱利安的父亲Leonard Huxley,他写的《赫胥黎略传》胡适几个月后(12月7日)半夜 失眠时还看过(同上书,第596页)。这应该是他们初次见面。
        和胡适见面时,朱利安·赫胥黎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动物学讲席。 1927年,他参加韦尔斯《生命之科学》一书的编辑工作,因为这个项目负担沉重,竟辞去了教职,专注于此书。他写了这三大卷原创作品的大部分,并于 1930年完成,获得极大的成功。他当时已是知名人物,给《观察家报》写稿,经常出席BBC的节目。1942年,他离开伦敦动物协会,以演讲和在BBC做 谈话节目为生。与很多高等教育团体和委员会来往密切。这些团体中的一个参与制定了联合国有关文化、教育事务的准备计划。他和李约瑟领导并推动与科学领域有 关的工作,为他们以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4年,朱利安·赫胥黎访问苏联,应邀参加科学院二百周年庆典。他对苏联遗传学的状况感到惊骇,因为其在李森科掌管下饱受可怕的摧残,因而在《苏联遗传学和世界科学》(1949)一书里坚定批评斯大林主义,呼唤学术自由。
        陈 源于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务给胡适写过几封信(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1944年10月 6日信中谈到筹备会议的情况,提到李约瑟提议把“科学”一词加入组织名称:“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信中建议胡适他们参会时该穿什么样的礼服好,因为那个高 档饭店Claridges Hotel要求客人穿晚礼服,否则不让去餐厅用餐。
        胡适于1945年10月28日晚到达伦敦,11月 1日至16日率李书华、程天放、罗家伦和赵元任一行参加筹备教科文组织会议,制定组织章程。胡适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年谱长编初稿》,第1899 页)。当时赫胥黎从苏联返回后,取代生病的齐默恩爵士(Sir Alfred Zimmern)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会的全职秘书长。他很快写了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与目的》,宣布未来联合国组织并非基于宗教教义或学院哲学的矛盾体系,而要在“科学人文主义”框架下开展工作。其观点被认为是掩 饰无神论而受到攻击。委员会成员们决定不接受他这一文件。
        朱利安·赫胥黎和胡适同为委员会成员,而且胡适受他爷爷老赫胥黎影响很大,这期间往还,朱利安送他这本书的因缘也就清楚了。
        据 罗家伦日记记载,中国代表团10月30日赴英国文化协会招待会,31日胡适率全团拜访英国教育部长威尔金森女士。11月1日会议开始,在 Institute of Civil Engineers.11月2日出席英政府的鸡尾酒会。11月15日由陈源、叶公超出面举办答谢鸡尾酒会,回请英 国朝野名流。与Webster面谈。11月17日胡适赴牛津获颁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罗家伦先生文存》第八册第63页)。估计赫胥黎送胡适书的时间应该在 这几天。
        1945年12月3日陈源、赵元任于巴黎给胡适发来电报,提到美英对教科文组织秘书长人选相持不下,美国极力反对赫胥 黎。他们都愿意拥护第三者,因而理事会不止一国提名胡适,只是要他本人同意。胡适一口回绝了此事(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51页;另见《胡适遗稿及 秘藏书信》第35册第138-139页)。


        随后朱利安·赫胥黎被推选为第一任总干事,任期只有两年(1946-1948),而不是章程上的六年。据说是美国起的作用,也是受他左派倾向所累。    胡适在1948年8月12日《独立评论》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谈到,二战胜利时,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他们要把英国由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而且五年内无法推翻他们(见《年谱长编初稿》第2046页)。看来他对当时英国政治的巨大变化有些担心。
        人 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国际委员会是1946年时任教科文组织筹备委员会执行秘书长的赫胥黎提议创立的,经委员会副主席赫胥黎同意,胡适于1952-1954 年间被任命为通讯委员。(见会议主席Paulo E.De Berredo Carneiro的丛书序,载 History of Mankind: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Volume II The Ancient World 1200 BC to AD 500,George Allen & Unwin,1965,p.xix) 尽管他和赫胥黎都列名委员,因为政见不同,那也是和平共处,井水不犯河水了。
        1952年9月2日胡适致信杨联陞,谈到牛津的斯帕 尔丁东方哲学与宗教教授一职因为Radhakrishnan回国做副总统了,故提早于当年10月2日选举。牛津主管汉学的德孝骞教授早在1951年写信给 胡适劝说他申请候选,又托房兆楹来劝驾,他本已决定考虑,“但后来我同几位老朋友(其中多数向来是英国同情者,也有牛津毕业的)谈谈,他们都不赞成,都说 我他受不了此时英伦的‘空气’,一定要感觉精神上的苦痛。我也曾留意我的英国旧友如C.K.Webster、Julian Huxley、 Joseph Needham(引者按:即韦伯斯特、朱利安·赫胥黎、李约瑟)等人的议论,的确有点受不了。所以最后决定去信说明不愿考虑。”(见《论学 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联经1998版第136页;另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796页)当时英文信这样写 的:I might find it painful to have certaintly to differ with the prejudiced opinions of so many of my old friends in England. (《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798页)看来是无法认同他这些英伦老友的左倾“偏见”。
        1953年4月27日胡适致信杨联陞说: “前函中说到剑桥大学的事(按:指1952年剑桥大学中文讲座教授之聘),我赞成老兄的却聘。近来看到 Joseph Needham‘Certfying’美国Germ-warfare的举动,颇深觉英国学人实在有点不像从前的gentleman的风格 了!”(《论学谈诗二十年》第150页)
        胡适称赫胥黎为“旧友”,而且考虑到当时英国和中国大陆建交,赫胥黎、李约瑟等都有明显 的左派倾向。艾伦(Garland E.Allen)指出赫胥黎宣布德国纳粹为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时,却认为苏联更人道,设立模范以为激励团体劳动 生产之所需(见Julian Huxley,p.211)。胡适当然看不过去,所以不应牛津的教授之聘。剑桥那里也是左派的大本营。后来他跟杨的通信里对 李约瑟的唯物史观很有看法,他对李的态度,也是对赫胥黎等人的态度。杨联陞谈他的剑桥之行时,郑德坤对他和李约瑟的关系用了一个词“冷和” (cold peace),不是“战”,而是“和”,相安无事而已。(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迪 瓦尔(Colin Divall)教授分析说赫胥黎处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他受孔德实证主义影响,是一个唯理论者,如H.G.威尔斯、西德尼·韦布等 (上书第31页)。而左倾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家贝尔纳(J.D.Bernal)、霍尔丹(J.B.S.Haldane)所持 有。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下会让科学的真正的潜能扭曲变形,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方可实现。而赫胥黎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在《如果我是独裁者》 (If I were Dictator,1934)一书中坦率发表了对计划社会的看法,强烈反对斯大林主义。他的理想是平和的资本主义,其看法有强烈的 爱德华时代唯理论者色彩(第36页)。他是一个命定生活在现代社会的维多利亚时代思想家。
        他并不像霍尔丹或李约瑟那样左翼或激 进,西斯曼(Adam Sisman)在《罗珀传》里提到李约瑟组织英中友协并自任会长,1965年9月中旬把罗珀等四人送到中国大陆来参观,罗珀回来后 调查发现协会直接或间接由中国政府资助,因而在报章上披露了此事,被李约瑟等人骂为“麦卡锡分子”。但赫胥黎无疑深深地受其左倾同人的影响。他多数时候都 在两可之间,他从未让自己卷入激进活动中,如霍尔丹参加英共。任何时候他从未赞成一贯的社会主义路线。他更多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理解过去是为了改变未来的一 种手段的科学观点而已(见Julian Huxley,pp.216-217)。
        所以赫胥黎顶多算个中间人士,而胡适当时不承认 有所谓中间派的“第三势力”(见《年谱长编初稿》第2229页),所以他会对赫胥黎有看法。而当时大陆在1951年8月中旬以后,北大文、法两学院率先讨 论“胡适思想问题”,并使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系联合举行控诉胡适大会。其自称有多年友情的朋友们“带头控诉”。而胡适对此说:“我一百分同情这些 可怜的人,可怜他们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一点不怪他们。”(见上书,第2333页)他跟这些国际和大陆的左派旧友处于很冷淡的状态,也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