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30日 星期六

1928年4月30日星期一:胡適訪中國公學 (上海),日記引沈從文的小說【舊夢】;臺北帝國大學新生入學宣誓式



與但怒剛訪中國公學....最難的是經濟方面。.......

我太靦腆,不配應付這個民族裏的人。沈從文的小說【舊夢】裏的一個女人說:" 你放痞一點,你就成功了。  " 我不能"痞",也不想成功。



【88年前的今天】
1928年4月30日星期一
第一屆臺北帝國大學新生入學宣誓式舉行!!!
大家不用擔心那時候的學生有沒有 ‪#‎開學憂鬱‬⋯⋯
因為過了4天,5月5日星期六才上課啦~

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王汎森:真正的胡適是看不見的胡適;如何記憶胡適之先生;〈蔣介石想控制知識分子但沒能力〉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權勢轉移」〉
真正的胡適是看不見的胡適
胡適先生1958年從美國回台灣執掌“中研院”之後,對左鄰右舍非常好,他去參加附近小學的畢業典禮,跟里長打交道,和他們處得很好,沒有貴賤之分。胡適對人很講人情味,當年因為“中研院”在南港地區徵收了很多土地,早年那些被收購的農戶是比較吃虧的,所以胡適答應要盡量用他們的子弟去充任院裡的司機或其他勤雜崗位等,胡適的為人非常合乎“人情的標準”。胡適為什麼這麼推崇戴震,因為他認為戴震的哲學比較合乎人情的標準,如果太違反人情的標準,即使是為了一個極遠大的理想目標,也往往有後遺症。所以,胡適先生去世後,靈車經過南港地區時,家家戶戶都主動擺設香案悼祭。
是,客觀地說,胡適先生的行政能力似乎是不出色的,傅斯年先生有一句名言,他說蔡元培與胡適兩位的行政力真不敢恭維,可是他們兩位是老北大的功臣,而他跟蔣夢麟是北大的“功狗”。可是胡適先生好像不大需要靠行政力,他是靠整個人所散發出來的人格魅力,真正的胡適是看不見的胡適。




如何記憶胡適之先生:文藝復興時代的偉人墓生日紀念講話[編輯]

王汎森說他很喜歡讀布克哈特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依稀記得書中一個特別的情景:文藝復興時代在偉人的墓前作生日紀念講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胡適誕辰120週年時,王汎森有幸在胡適的墓前作了十分鐘講話。回顧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等前輩的風采,王汎森有感而發:「現代社會是一個歷史記憶保存很短的時代,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蔣經國是誰了,何況是胡適?知道蔡元培的人更少了。像梁啟超這種我們耳熟能詳的人,一般人知道得就更少了。」(王汎森,〈蔣介石想控制知識分子但沒能力〉,《時代週報》,2012年05月10日


王汎森:蔣介石想控制知識分子但沒能力

2012年05月10日01:31 時代周報李懷宇我要評論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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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蔣介石想控制知識分子但沒能力

香港中文大學第四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的講者是王汎森先生。2012年3月底到4月初,王汎森的講座總題是《中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第一講為《近世私人領域的公開化—明清的修身日記、蔣介石的〈省克記〉及其他》,第二講為《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主義與私人領域的政治化》。
清明探訪先賢足跡
王汎森現任台北“​​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是台灣文史學界的代表性人物。1987年王汎森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師從余英時教授,1993年取得博士學位。學成後任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任“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2003-2004)、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2003-2009)。王汎森的研究重點是從明清到近代的中國思想史。他的博士論文研究傅斯年的思想和學術,深入地分析“五四”一代知識人在時代和政治之間的徬徨與抉擇。而對前“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和胡適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的奮鬥與思考,王汎森有獨到的見解。
此次赴港講學,正值清明時節,王汎森由何光誠博士帶路,專程到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向蔡元培先生致敬。大約20年前,王汎森偶然在《中國時報》副刊上看到蔡元培墓的照片,葉恭綽的書法“蔡孑民先生之墓”寫得雄強有力,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元培晚年居於香港,1940年3月5日病逝,安葬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王汎森還尋訪了蔡元培和胡適在香港的遊踪。蔡元培《旅港日記》提到在道風山看教堂,一個十字架是在佛塔上面,另一個十字架則在蓮花座上面,結合兩種風格,有宗教包容之象。王汎森便去看了那一對十字架。蔡元培日記中提到曾到獅子山看猴子,王​​汎森也去了獅子山看猴子。胡適《南游雜憶》裡則提到游過九龍水塘,發現風景很美,所以勸香港應該發展觀光。王汎森也去看了九龍水塘。
台灣已經忘掉胡適了
當年王汎森任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時,常常有遊客想參觀蔡元培的文物,結果只見那一尊蔡元培銅像,並無其他文物。事實上,蔡元培的文物主要放在三個地方:“中研院”近史所的院史室,史語所的傅斯年檔案,院總辦事處的公文檔。王汎森說:“蔡元培先生是'中研院'創院院長,功勞很大,尤其在戰亂的時代,國民政府其實沒什麼錢,所以蔡元培運用他的威望,從蔣​​介石那邊爭取到一筆錢,建立專門從事近代科學和學術研究的國立機構—'中研院'。最初蔡元培跟蔣介石的關係還不錯,後來雙方關係陷入緊張,蔣介石撥給'中研院'的經費都是打折的。蔡元培跟吳稚暉很熟,吳稚暉跟蔣介石關係比較好,每當'中研院'經費有困難而需要向政府疏通的時候,常常要靠吳稚暉出面。那時宋子文掌握財政大權,蔡元培也往往得同他周旋。緬懷這些前輩們,為了建立'中研院'吃了很多苦頭,也很有遠見。”
去年是胡適誕辰120週年,今年則是胡適逝世50週年,海峽兩岸學界皆有紀念活動。王汎森說他很喜歡讀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依稀記得書中一個特別的情景:文藝復興時代在偉人的墓前作生日紀念講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胡適誕辰120週年時,王汎森有幸在胡適的墓前作了十分鐘講話。然而,當學界在紀念胡適之際,台灣報紙上也有評論家感慨:台灣已經忘掉胡適了。沒過多久,馬英九就到胡適紀念館參觀,表示從高中就崇仰胡適,並沒有忘記他。
回顧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等前輩的風采,王汎森有感而發:“現代社會是一個歷史記憶保存很短的時代,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蔣經國是誰了,何況是胡適?知道蔡元培的人更少了。像梁啟超這種我們耳熟能詳的人,一般人知道得就更少了。”
“蔣介石想控制知識分子,但沒能力”
老翰林為何學德語
時代周報:蔡元培作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長,對近百年中國學術界的發展有什麼影響?
王汎森:我覺得他代表近代追求新學術的新氣象,在今天看來好像理所當然,可在當時的環境並不容易。他研究的東西都不為功利,蔡元培全集的文章,還有幫人家寫序的文章,他所重視的學問,不管有用沒用,都是非常基礎性的學問。現在全世界都在瘋狂地追求生物科技,生物科學非常重要,因為人的健康要有好的治療,確實可以免除很多人的痛苦,這點我非常了解,可是也不能整個學術界的天平都往那邊傾斜,這個時候重新回味一下蔡元培的學問觀,很有意思。他重視體育、哲學、民俗、美術、人類學、史學、語言學、考古等,這些都非常意味深長。他是一個老翰林,先是為“蘇報案”避難,跑到青島去從字母開始學起德文,然後到德國去求學。民國成立後做過教育總長,再度赴德唸書。一個老翰林在以前是可以躺著不用乾事的,光靠寫對聯、寫墓誌銘就已經夠混日子的了。但他從頭學德文,然後跑到德國留學,修的那些課都是氣象很新,而且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他處世為人都特別平和,有決斷但又平和。蔡元培在抗戰時期,人在香港,一度還幫史語所向陳彬龢分租了《港報》的房子,想讓史語所的同人和眷屬,以及整理漢簡的人到港後有個居停的地方。
時代周報:蔡元培跟胡適的關係怎麼樣?
王汎森:唐德剛在《胡適雜憶》裡說,胡適回憶道,他在青年期如果沒有蔡元培的著意提挈,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報刊編輯的生涯中度過。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蔡元培還為之寫序,褒獎備至。不過,蔡元培跟胡適之間還是有爭論的,如蔡元培寫《石頭記》索隱,胡適寫文章批評過,因為胡適對《紅樓夢》是另外一套看法。雙方這樣子激烈爭辯,還可以做同志、做朋友,他們的氣量很大。在新文化運動的時候,蔡元培是北大校長,胡適是北大文科的教授,兩人雖不是同一輩的人,但是惺惺相惜。
“學術是國家無形的財富”
時代周報:胡適晚年從美國到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對台灣學術的推動有何意義?
王汎森:胡適來台灣有幾點重要意義。第一,最重要的是他的學術在台灣學​​界的影響。第二,胡適把民主與科學的傳統帶到台灣,在當時的台灣未必能有製衡政治的權力,卻是成了一股潛流的,留下一個傳統,而這個傳統是會隨時發生作用的。當時台灣許多民主人士與他有來往,他支持組織在野黨,但是他說:不要叫反對黨,反對黨派太不民主了,在野在朝,互相制衡,才是民主精神。第三,他提倡學術。我在胡適墓前講話也有提到,他講:“學術是一個國家無形的財富”,我覺得這一句話非常的簡要,要能真心這樣想並不容易,而且他一以貫之。胡適在北大當校長的時候就曾經提出一個學術獨立十年計劃,可是因為情​​勢急轉,沒有機會實踐。後來他回“中研院”當院長,1958年,他就把這個方案寫成了“國家發展科學培植人才的五年計劃的綱領草案”,因這個綱領而成立了“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他當主席,由當時的“教育部長”梅貽琦當副主席,後來又改成“國科會”。“國科會”對台灣幾十年的學術影響非常大,有一個穩定的研究經費,不計產出的現實利益支持學術。
胡適來到台灣以後,成為很多人的人生導師。我所熟悉的高信疆先生生前曾經告訴過我,他十幾歲的時候很苦悶,整天唉聲嘆氣。後來他讀《胡適文存》,此書至少就指出了他一條路。胡適在台灣,對“中研院”的左鄰右舍非常好,他去參加小學畢業典禮,跟里長打交道。在西方,大學所在地方的居民跟教授、學生一向都是敵對的。劍橋、牛津如此,我唸書的普林斯頓大學跟當地的關係好像也不是很融洽。胡適做院長的時候,和他們處得很好,沒有貴賤觀念,所以胡適去世後,靈車經過南港地區時,家家戶戶都主動擺設香案悼祭。
“'總統'你錯了”
時代周報:蔡元培跟蔣介石的關係非常緊張,那麼,胡適跟蔣介石的關係怎麼樣?
王汎森:胡適對蔣介石有很多批評。1929年當國民黨訓政體制初建之時,胡適曾批判蔣介石是“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什麼樣子”的人物。可是,基本上他對蔣介石在緊急的關頭都是支持的。當然像胡適這種人,對近代的軍事家、政客,不可能心悅誠服的。蔣當年花很多力氣在拉他,包括要讓他選'總統',即使後來這個事沒有成,但我想,胡適心裡一定很受用。但是令人不無驚訝的是有些學者去看蔣的日記,發現蔣對胡適是非常不滿意的。蔣認為一生有兩次受人嚴重羞辱,一次是寧漢分裂的時候,在武漢被鮑羅廷當眾羞辱,一次就是胡適回來當“中研院”院長的時候,在蔣介石致詞之後說:“'總統'你錯了。”他心中始終覺得胡適總是不能跟他一條心。蔣介石日記中還有一條說:趙元任更像純學者,好像責備胡適沾染了政客的味道之類。胡適出名很早,當年孫中山在廣州時代出書,還要請胡適批評,希望得到胡適在《新青年》、《每週評論》上的評介。胡適還給他提了個意見,說孫中山講“中國文字有進化,而語言轉見退化”是錯的。孫中山馬上要廖仲愷寫了一封信,表示那個論點不過是中山先生“隨便拾來作襯,非潛深研究之結果”。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得大名的時候,蔣還沒發跡,在胡適心目中,對孫當然是比較尊敬,對蔣介石等人恐怕是平視之。
時代周報:胡適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當面跟蔣介石說:“'總統'你錯了”,到底有什麼背景?
王汎森:1958年4月10日,胡適院長的就職典禮在“中研院”史語所的考古館舉行。蔣介石當天到場致詞,講了很久,對胡適提倡的“五四”價值及自由主義,在褒揚中有挖苦之詞。胡適一發言就說“'總統'你錯了”,並說“五四”運動是民國八年的事,共產黨坐大是十幾年後的事,與“五四”無關。胡適這番話讓在場的人相當緊張。據當天在場的人告訴我,蔣本來有要站起來離去之意,陳誠這時拉了他一下,蔣當場沒說什麼,但是直到蔣逝世,他皆未再到“中研院”。我後來看幫胡適做事的楊樹人寫過一篇文章,說胡適因為熬夜很厲害,那時候剛長途飛行回來,客人又多,沒有好好休息,講話可能控制得不好,所以出言不客氣,據楊說胡適當天晚宴時曾小聲說“我恐怕得罪了他吧!”
傅斯年的徬徨
時代周報:傅斯年有“傅大砲”之稱,當年以抨擊政壇上腐敗的權貴聞名,他在學術和政治之間有什麼徬徨與抉擇?
王汎森:我最近讀《夏鼐日記》,其中有些提到傅斯年,有一段說,原來傅斯年在宣統三年考過清華留美,當時人認為能考清華然後出國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傅斯年說他當時的興趣是要讀武備學校,所以他沒有認真考。《夏鼐日記》中說:當時清華監督周自齊是傅斯年的父執,清華的一位國文教員也是他的父執,兩個人都想幫他考上,故考國文時,週親來觀其答卷,但傅不肯作弊,以手掩卷,不讓周看到,事後那位國文教員問其作文的開端數語,傅亦以他文隨意應答搪塞之。最後一天(或一科),傅斯年竟未去考,故最後並未錄取。當時傅斯年本來就覺得天下這麼糟,有志當個軍人。有一次他喝醉酒,跟蔡元培聊天,大發狂言:將來如果中國強了,從蘇伊士運河到那裡全部要歸到中國領土。結果蔡元培冷冷地跟他講:“除非你作大將軍。”那是喝醉酒以後的狂語,但從這裡可以看出,他關心現實,有志從軍。他後來說過:他因為​​關心國家大事,所以在書房裡面坐不住,又因性喜學問,所以在外面呆不久,結果弄得屋里屋外衝進衝出,坐也坐不久,出也出不遠,兩邊都想管,一直在矛盾中。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他都忍不住要去管。可是他又覺得學術很重要,對學術有很大的使命感。傅斯年是以建立學術標準自命的人。有一個例子是他反對天文所聘用李國鼎當研究員,當時天文所認為劍橋大學出身的李國鼎,研究天文物理,老師是諾貝爾獎得主,是天文所不可或缺的人才,一進來就想讓他當正研究員。傅斯年說:以他的學歷跟他發表的東西,“中研院​​”最多只能用副研究員聘,後來李國鼎沒來了。如果李國鼎來了,就沒有後來的台灣經濟之父李國鼎。從這個例子看來,傅斯年是個學術標準很嚴的人。
蔣介石羨慕“延安整風”
時代周報:從蔣介石的《省克記》所顯露出來,他對這些學術界領袖的態度如何?
王汎森:從《省克記》、《學記》等書看起來,蔣有幾種心態是非​​常好玩的,蔣一直是把自己當作一個老師。我當年在整理傅斯年的東西時,發現一張紙條,是傅斯年跟陳布雷的筆談。傅斯年在上面寫著蔣先生對上海市民言:“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此乃國家元首所以責其公務員而負責做到者,非對人民之言也。”陳布雷答:“此語我一半同意。蔣先生向來總是以'作之師'的精神講話,其講話之對象,都認為他的學生,不問官民也。亦嘗進言,但他看了不感十分興趣,知之而亦不能行。”
我讀蔣的《省克記》,發現他把全國當作一所大學校,所以他的口頭禪常常說:他自己如果不能好好修身的話,何以教人?這是他對政府機關的腐敗不靈所發的,但往往都是老師的口吻。第二,他非常重視寫文章,把寫文章、改文章看得很重。我們以為很多蔣的冊子是陶希聖他們寫的。但是《省克記》裡面,蔣往往自喜說他改寫了多少。所以他對寫成好文章非常重視,這很像以前的舊文人。有一個地方,他還說對《易經》始終沒有讀通,所以影響他對中國古代思想的了解。他對黑格爾、朱熹非常有興趣。對宋明理學的宇宙論、心性論這兩個部分的東西,他都非常感興趣。所以他花了大量時間讀宋明理學的書,像卷帙龐大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蔣是排日讀畢的;像讀明代胡居仁的《居業錄》時,就說愛之不忍釋手。這一類的話在《學記》中還有不少。當然很多時候他反省自己,好名、好殺、好色等。他的舊文人、理學家的那一面,其實非常強烈。他對知識分子是想控制,但沒有能力。蔣曾經表示他羨慕延安整風,可他畢竟沒有做過,也做不到。返回騰訊網首頁>>

2016年4月28日 星期四

胡適《王充評論》--張深切《孔子哲學評論》引用當附錄



張深切《孔子哲學評論》台中:中央書局,1954

"漢唐儒家"的附錄,採用胡適之先生的《王充評論》 (《全集》卷五《孔子哲學評論》頁199-203。

林義正教授論文,"張深切的孔子哲學研究"
http://homepage.ntu.edu.tw/~philo/Taiwan/member/003.pdf



嚴文郁:《胡適所推選之十大歷史名人》,《傳記文學》19876月號,頁60

195747嚴先生在胡適家中問康復中的胡先生有一段他認為很精彩的講話嚴先生記在日記中

如果一個外國人要你舉出十個對中國文化貢獻最大的人你將推薦何人?
我的排名是:
1.      孔子
2.      老子
3.      墨子
4.      韓愈
5.      杜甫
6.      范仲淹
7.      王安石
8.      朱熹
9.      王守仁
10.  顧炎武

若是再加幾名則可列上孟子司馬遷王充和張居正孟子是儒家代表朱元璋晚年讀孟子一書頗為懼怕令人刪去三分之一因其對君子不利王充為大思想家值得推崇張居正為明代名相有功於世






王充-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s://zh.wikipedia.org/zh-tw/王充
王充(27年-97年),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东汉哲學家。著有《譏俗節義》、《政務》、《論衡》、《養性》等書。但只有《論衡》保存下來。近人黃暉撰《論衡校釋》30卷,是較為 ...

王充是東漢時期的大思想家,他的「疾虛妄,驗實事」的實證主義精神,在. 當時充斥著圖讖 ..... 胡適認為王充十八歲入京師,師事班彪,理由是王充拊班固. 跟班彪說話時 ...



胡適說:「王充的哲學動機,只是對於當時種種虛妄和種種迷信的反抗。.....
胡適提出的觀點 ..... 的《論衡》,胡適認為這是王充觀察到當時迷信讖緯盛行,於是要「疾虛妄」,.....

舍我其誰: 胡適. 日正當中1917-1927. 第二部

胡適. 日正當中1917-1927. 第二部 江勇振.
 1920 年前 5 月胡適日記多日記:.......「事看《論衡》'用《太平 ... 月 15 日:下午兩點到五點:「整理《論衡》材料」;晚上九點:「〔整理〕王充材料」 ......1920 年5月19日  ...王充

胡適《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篇》手寫本未收此文。
胡適中古哲學史 其中第七章王充曾在雜誌上發表,後來收在黃暉的《論衡校釋》作為附錄之一。 ...后来以《王充的论衡》为题发表在《 現代學生

2016年4月27日 星期三

吳佩孚


吴佩孚-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吴佩孚

吳佩孚(1874年4月22日-1939年12月4日),字子玉,山东省蓬莱县人。晚清秀才,北洋军阀中曾經為實力最雄厚的軍閥之一,並担任直系军阀的首领,官至直鲁豫巡阅 ...


http://b5.secretchina.com/news/06/05/03/149720.html......
這是最早的一個封面,期刊時間是1924年九月八日。封面人物是吳佩孚,下面的小字說明為:吳總司令。“General Wu“不知時代雜誌為何選擇他作為封面,可能是為了關注當時的直奉軍閥大戰吧。 董必武說:
B5.SECRETCHINA.COM


台灣史上大小事/溫紳專欄
「四不老人」吳佩孚的三不原則( 1921年4月28日)
倡導「不住租界、不積私財、不借外債」三不主意;
又寫一副對聯:「得意時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積金錢,
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
不入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
並署名為「四不老人」以明心跡。




胡適與吳佩孚

日新齋主人2010 日新齋主人2010 2013-04-16 17:11:10
https://www.douban.com/note/271832950/


吳佩孚贈胡適戎裝照
吳佩孚贈胡適戎裝照


                                                              胡適與吳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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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曾鑑賞過一幅很珍貴的歷史照片,系吳佩孚贈送給胡適的戎裝照。照片由漢口歆生路真光照相館(The Zenith Studio, Sin Sheng Road, Han Kow)拍攝,高四十五公分,寬三十五公分,除四周紙版框有些破損和水漬外,保存基本完好,上有吳佩孚的親筆題字,上款題“胡適之博士惠存”,下款為“吳佩孚敬贈”,幷鈐有“吳佩孚印”陰文小篆名章一枚。經檢索有關資料得知,胡適在一九四八年底匆忙離開北平時,曾遺下一百零二箱書籍(一九五七年春,胡適在紐約立下遺囑,將其全部贈送給北京大學) ,這幅照片是否原在其中,待考。
        胡適和吳佩孚均為中國現代史上的名人,一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哲學家、史學家、詩人和教育家,著作等身,桃李無數,至今仍是專家學者們孜孜研究的對象;另一位是北洋軍閥直系首領,雖做過不少壞事,卻也曾旗幟鮮明地支持“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在事關國家民族的大事上絕不糊塗,堅決抗日,拒做漢奸。二人是否相識,有否交往?這幅照片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由吳佩孚贈送給胡適的?這引起了筆者的極大興趣。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
        第一,胡適與吳佩孚幷不相識,但二人在一段時期內曾惺惺相惜,胡適對吳佩孚抱有“好政府”的期待,而吳佩孚對胡適也確有籠絡之意;
        第二,吳佩孚向胡適贈送照片的時間,似應在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九月雙方“惺惺相惜”期間;
        第三,至於吳佩孚向胡適贈送照片的途徑,不外乎兩種,一是委託其助手轉送,一是通過李大釗轉送。根據《白堅武日記》和《胡適日記》中的記載,李大釗曾於一九二二年六月上旬、九月上旬和十月上旬與吳佩孚在保定、洛陽兩地三度晤談,特別是一九二二年六月上旬李大釗應吳佩孚之邀到保定會談,其主要議題之一就是如何組建“好人政府”。綜合分析,筆者推測吳佩孚托胡適的好友李大釗把簽名照轉送給胡適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時間當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至九日李大釗、吳佩孚保定會談期間,而胡適悉心珍藏。
        此說當否,尚待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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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努力周報》創刊後第2期,胡適就提出了“好人政府”的主張,把政治希望寄託於親英美的軍閥吳佩孚身上,這不僅表明了胡適改良主義的態度,也表現了他親英美的政治立場。



1922 年 8 月,吳佩孚的一份通電,其中第二條便表達了他對聯省的反對。胡適以這份電報為底本,以《吳佩孚與聯省自治》為標題,在「這一周」中對吳進行了公開的批評。
然而'胡適對推動中國聯邦制的信念不減。由於孫中山跟吳佩孚都反對「聯省自治」,胡適就老實不客氣地'把他們聯在一起批判:我們對於孫、吳二氏的忠告是:只有「省 ...

2016年4月26日 星期二

錢復、錢煦回憶錄中的胡適

《學習、奉獻、創造:錢煦回憶錄》。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3199?loc=001_0_001
錢院士讀完博士,結婚後曾住在胡適之紐約家中一年。他在回憶錄中說:「胡公公是中國近代最傑出的哲學家和教育家,學問淵廣,博古通今…從他那裡學到許多為人處事的原則。」......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3199

書名:學習、奉獻、創造:錢煦回憶錄,語言:繁體中文,ISBN:9789863209768,頁數:368,出版社:天下文化,作者:錢煦,出版日期:2016/04/22,類別:人文史地
WWW.BOOKS.COM.TW


本書缺索引,跟錢復的沒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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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復回憶錄
中說他寫這是幼年受胡適方法論的指引
這或許是前先生沒有寫出胡適建議的寫他的岳父之傳記的緣故

索引
卷一
胡適9/23/24/26/35/49/74
胡適夫人 23/67/68/74
(卷二) 255 (胡適大使的長公子胡祖望等) /380 (行者常至 為者長成) /630 (劉鍇楷影印給他的胡適兩首詠雙橡園詩)

2016年4月25日 星期一

梅蘭芳、梅葆玖

BBC 中文網(繁體)

21分鐘
「作爲中華文化的一大載體,京劇的歷史本身就是社會史、藝術史的一部分」——梅葆玖


梅葆玖(左)在北京梅蘭芳大劇院為父親銅像揭幕(2007年)Image copyright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梅葆玖(左)是梅蘭芳(右)唯一承繼演藝衣缽的子女。
被認定為梅派京劇傳承者的中國知名藝術家,京劇泰斗梅蘭芳幼子梅葆玖在北京病逝,享年82歲。
梅葆玖生前是北京京劇院梅蘭芳京劇團團長,並兼任中國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務。北京京劇院發表訃告,證實梅葆玖於星期一(4月25日)11:00(格林尼治標凖時間03:00)因支氣管痙攣去世。
梅葆玖祖籍江蘇泰州,是梅蘭芳的第九名子女,1934年3月29日於上海出生,代表作有《霸王別姬》、《貴妃醉酒》、《穆桂英掛帥》、《洛神》和《西施》等,門下弟子數十人。
港澳媒體紛紛指出,梅葆玖今年最後一次出席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繼續圍繞傳承傳統文化提案,倡導向青少年推廣練毛筆字、學習繁體字和京劇。
《新京報》網站快訊引述北京市京劇院的一位工作人員說,梅葆玖沒有留下什麼遺言和心願,「好好地突然走了」。
綜合北京媒體報道,梅葆玖3月29日慶祝82歲壽辰,並曾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主持京劇講座,翌日外出到王府井午膳期間突然暈倒,呼吸驟停,送北京協和醫院搶救,一直昏迷至今。臥病期間,中國各地弟子紛紛湧至北京探視。
上海澎湃新聞報道,西醫數天前表示梅葆玖情況不樂觀,家屬開始採用中醫治療,但到星期天出現血壓不穩和肺部感染症狀,最終延至星期一不治。

子承父業

梅葆玖10歲開始學藝,13歲正式登台,18歲開始和父親梅蘭芳同台演出,是梅蘭芳一眾子女當中唯一從演者。北京京劇院在訃告中稱呼梅葆玖為「京劇梅派掌門人」和京劇「代表性傳承人」。
梅葆玖辭世前除了領導梅蘭芳京劇團外,還擔任中國戲曲學院研究生導師,主持以父親命名的藝術基金。他也被評為中國一級演員。
不過,中國多家媒體指出,梅葆玖實際上自小醉心研究機械,甚至能自己組裝收音機,更是父親劇團的音響專家。
中國多家網站在確認梅葆玖死訊之後紛紛轉載了上海《新民周刊》2011年的一篇專訪,當中提到梅葆玖曾經長期鑽研錄音技術,還為梅蘭芳留下了很多珍貴的演出實況資料。
《新京報》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梅葆玖受到牽連,轉到舞工隊從事幕後雜務,其中包括看管音響。他的調音技術由此練就。
梅葆玖還癡迷自行車、摩托、汽車、飛機等。據報道,由於梅蘭芳夫婦禁止,梅葆玖直到父母辭世後,將近50之齡才考駕照,但考取後一直開車至75歲,文革結束後不久甚至曾一邊演戲,一邊幫忙開卡車運蔬菜。
他還向媒體透露曾試駕私人飛機,又遺憾沒曾有機會駕駛波音747噴射機,但報道沒有說明他有否考獲飛行員執照。
《新民周刊》的報道說,除了開好車、吃牛排、聽音樂,梅葆玖還喜歡養狗,他的愛犬是純種歐洲貴族,吃的蛋糕必須是來自上海老牌中英合資餅店紅寶石。
但梅葆玖實際上注重養生。《成都商報》指出,他不抽煙,不喝酒,不熬夜,但據探病人士透露,梅葆玖有多年哮喘。
而在京劇藝術方面,梅葆玖除了傳承父親的演技,還致力將技術融入京劇,其中包括在2012年「兩會」時提出讓《霸王別姬》、《牡丹亭》等傳統劇目以動漫的形式呈現,從而向青年甚至兒童推廣。
他也支持將京劇搬上電影銀幕。中新社指出,電影《梅蘭芳》2008年首映時,導演陳凱歌曾給梅葆玖先生深深鞠躬致謝。
官方新華社資料報道指出,梅葆玖曾兩度到紐約聯合國總部作官方演講,分享對中國戲曲藝術的見解,其中一次是在2014年父梅蘭芳120歲冥壽時的美國巡迴演出期間進行。
梅葆玖在今年年初出版的《梅蘭芳滬上演出紀》中撰寫序言說:「作為中華文化的一大載體,京劇的歷史本身就是社會史、藝術史的一部分,理應引起學術界的更多關注。」
星期一齣版的上海《新民晚報》中刊登中國戲曲學院戲研所特約研究員,上海廣播電視台製片人柴俊為對梅葆玖的悼文,柴俊為讚揚梅氏「繼承了梅氏家風,沒見過他對人疾言厲色」,「不輕易否定他人,不輕率下結論」。
梅葆玖死訊證實後,不少演藝名人與網民紛紛在微博上致哀。
(撰稿:葉靖斯 責編:蕭爾)

《舞台生涯》梅蘭芳述,許姬傳記

梅蘭芳述許姬傳記《舞台生活四十年》(北京:人民文學,1957)

《舞台生涯》梅蘭芳述,許姬傳記
梅蘭芳述_許姬傳記 (上) 第一集 台北:里仁 1979
"......我們合演時 ,當我想要繃一繃,或者立刻就接著來的地方,叔岩都和我的心氣兒碰得上,所以能夠對得準,彼此演得舒服。......."《舞台生涯》(上 )頁368


"......從排練梅龍陣中 ,我還取得了集體合作的經驗。我們排戲時,旁觀者都有發言權,有時也提出問題。例如:臺詞不通順、音節不好聽、身段不好看等。我們根據他們的意見,琢磨著修改,也有我們覺得不順或煩瑣的地方可修改的。在演出後,有些朋友除了自己提意見之外,還把別人的反應告訴我們。......."《舞台生涯》(上 )頁368-69






梅兰芳_百度百科

 
梅蘭芳(1894~1961),京劇大師。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世稱“梅派”。代表戲京劇有《貴妃醉酒》、《霸王別姬》等;崑曲有《思凡》、《遊園驚夢》等。所著論文編為《梅蘭芳文集》,演出劇目編為《梅蘭芳演出劇本選集》。梅派藝術傳人有李世芳、張君秋、言慧珠、杜近芳、梅葆玖等。另有同名電影《梅蘭芳》。



梅蘭芳先生在促進我國與國際間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是我國向海外傳播京劇藝術的先驅。他曾於1919年、1924年和1956年三次訪問日本,1930年訪問美國,1935年和1952年兩次訪問蘇聯進行演出,獲得盛譽,

1930年1月18日--7月率“承華社”劇團部分演員經日本橫濱、加拿大維多利亞赴美國演出。先後在西雅圖、芝加哥、華盛頓、紐約、舊金山、洛杉磯、聖地亞哥、檀香山等地演出72天;美國波摩拿學院、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分別授予梅蘭芳文學榮譽博士學位。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說梅蘭芳出訪美國前他曾密集每天聽梅蘭芳唱兩齣戲練習......梅蘭芳很認真  謝妝後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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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眼中的梅蘭芳樓主作者:dingding 【發信資料編輯】 ↓道具發帖時間:2008-12-15早在1925年,胡適與梅蘭芳就曾見過面。當時,梅蘭芳的名聲已如日中天。與當時對“舊劇”全盤否定的態度相比,胡適對舊劇的態度是溫和的。他主張對舊劇進行改良,而並非廢除。從1913年至1918年,梅蘭芳連續排演了14部新戲,既有古裝新戲,也有時裝新戲。梅蘭芳的舞台形像已經悄然發生變化,並為大眾所追捧。主張戲劇改良的胡適欣喜地看到了梅蘭芳已經將戲劇改良付諸了實踐,對傳統戲劇的共同態度,或許便是胡、梅二人交誼的思想基礎。不久,胡適參與發起的“華美協進社”邀請梅蘭芳赴美演出。胡適幫助梅蘭芳了解美國的風土人情、美國民眾的欣賞習慣、美國劇院的格局佈景,以及美國的戲劇等,還參與梅蘭芳的演出籌備工作。比如在劇目的選擇、說明書的撰寫等方面,梅蘭芳都很仰仗胡適。1929年冬,梅蘭芳自上海登船赴美。那天,到碼頭送行的有上海各界名流,其中也有胡適。事後,一封登在《中國晚報》上的署名“自在”的公開信,反對胡適去為梅蘭芳送行。然而,胡適在一次關於“社會職業”的演講中明確地表示說:“社會上無論何種職業,不但三十六行,就是三萬六千行,也都是社會所需要的。”因此他強調: “梅蘭芳是需要的!小叫天(即譚鑫培)是需要的!電影明星黎明暉也是需要的!”他並沒有因遭非議而中斷與梅蘭芳的交往,當梅蘭芳歸國時,胡適仍然親赴碼頭迎接。

 對於胡適的理解與尊重,梅蘭芳自然心存感激。他在赴美途經日本時,曾致信給胡適表達謝意。當他結束在美國長達半年之久的演出並裹挾著巨大聲譽返回上海後,立即就往胡宅拜訪。

   這個時期的胡適正逢坎坷。他因連續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了《人權與約法》等批評政府、提倡言論自由和獨立人權的文章而遭聲討,更接到了國民黨教育部發出的“調令”。同時,《新月》雜誌遭查封,羅隆基被逮捕。在這種情況下,胡適不得不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一職,閉門謝客蝸居在上海的居所。那次梅蘭芳訪美的意義是重大的,它不僅糾正了外國人對中國藝術的偏見,而且梅蘭芳先後兩次榮獲博士榮譽學位。梅蘭芳之所以一回國就親自登門拜訪胡適,是因為他知道他的成功不僅限於“梅派”藝術本身,也因了胡適的關係。

 梅蘭芳初到美國即被胡適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公會邀請參加了茶話會,隨後,他又應邀參加了胡適的恩師杜威舉辦的晚宴。在他們到達美國後,舊金山的一名叫歐內斯特·K·莫的先生又編撰了一本純英文專集《梅蘭芳太平洋沿岸演出》,內收多篇評介京劇和梅蘭芳生平及表演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胡適用英文寫的《梅蘭芳和中國戲劇》。胡適在文中向西方讀者這樣介紹梅蘭芳:“……梅蘭芳先生是一位受過中國舊劇最徹底訓練的藝術家。在他眾多的劇目中,戲劇研究者發現前三四個世紀的中國戲劇史由一種非凡的藝術才能給呈現在面前,連那些最嚴厲的、持非正統觀的評論家也對這種藝術才能讚歎不已而心悅誠服……梅蘭芳先生的新劇是個寶庫,其中舊劇的許多技藝給保存了下來,許多舊劇題材經過了改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的一些新劇會使研究戲劇發展的人士感到興趣……梅蘭芳先生是個勤奮好學的學生,一向顯示要學習的強烈意願……”




胡適日記全集, 第 6卷 1930-33

1930.7.25  (頁202 ):梅蘭芳先生來談在美洲的情形去歐洲的計畫  胡適勸他請張彭春先生順路往歐洲一趟  作一個通盤的計畫 然後決定



此後,梅、胡二人繼續頻繁交往。 1934年底,梅蘭芳又成功地赴蘇聯演出。如果說梅蘭芳訪美演出的成功,使西方人重新認識了中國戲劇,那麼梅蘭芳訪蘇演出的成功,不僅僅在於傳播,更在於使“梅派”藝術上升為理論體系,從此,梅蘭芳戲劇體係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戲劇體系、布萊希特戲劇體係並稱為世界三大戲劇表演體系。可以說,梅蘭芳訪美、訪甦的巨大成功,與胡適、張彭春、餘上沅等文化人在其背後的推動不無關係。


 自“七七事變”後,胡適於1937年9月赴美作抗日宣傳和外交聯絡工作,一年後又任中國駐美大使,直到1946年7月回國。梅蘭芳1938年春在香港演出後,留在香港,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他才返回也是淪陷區的上海,閉門謝客拒絕登台潛心作畫艱難度日。抗戰勝利後,胡適歸國,梅蘭芳重登舞台,但內戰戰火隔絕了身處北平的胡適和身處​​上海的梅蘭芳。直到1961年8月8日,梅蘭芳去世,胡適是從日本電訊中獲此噩耗的。胡適的書架上一直放著一本英文版的《梅蘭芳》,上面有梅蘭芳的劇照,還有許多美國名人捧場的簽名,如杜威、孟祿、威爾遜夫人等,其中也有胡適的那篇文章。僅僅過了半年,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台灣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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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與梅蘭芳赴美演出1930年1月,梅蘭芳受北平戲劇學院委託率領梅劇團訪美演出。1930年梅蘭芳訪美,受到舊金山市市長小盧爾夫的歡迎胡適不僅幫助梅蘭芳了解美國的風土人情、美國民眾的欣賞習慣、美國劇院的格局佈景,以及美國的戲劇特點等,還參與了演出籌備工作,對劇目的選擇、說明書的撰寫也多有指點梅蘭芳离滬時,曾有大規模的歡送會,胡適前往送行。 7月18日,梅蘭芳載譽歸來,胡適又前往迎接。 19日上海各界人士在大華飯店為梅蘭芳訪美歸來舉行歡迎會,請帖的40多位主人名單中,胡適和徐志摩名列其中。北京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一代宗師梅蘭芳》大型畫傳中就收有當年這樣兩張圖片,一張是上海各界人士歡迎梅蘭芳歸來的合影照片,胡適先生手握煙斗出現在第二排中;另一張請帖的照片,胡適的姓名清晰地印在上面。梅蘭芳(中)在位於洛杉磯的美國影星範朋克與瑪麗·壁克馥夫婦的別墅中游泳梅蘭芳赴美考察演出時,胡適還專門用英文寫了篇《梅蘭芳與中國戲劇》,對中國京劇及梅蘭芳的京劇藝術造詣作了推崇性的介紹。在舊金山,有一位叫歐內斯特·K·莫(Ernest K·Moy)的先生編纂了一本題為《梅蘭芳太平洋沿岸演出》(The Pacific Coast Tour of Mei Lanfang)的英文專集,內收多篇評介京劇和梅蘭芳生平及藝術表演的文章,第一篇就是胡適撰寫的《梅蘭芳和中國戲劇》(MeiLanfang and The Chinese Drama) 。梅紹武曾親自將其譯出。在文中,胡適稱讚梅蘭芳“是一位受過中國舊劇最徹底訓練的藝術家。在他眾多的劇目中,戲劇研究者發現前三四個世紀的中國戲劇史由一種非凡的藝術才能給呈現在面前,連那些最嚴厲的、持非正統觀的評論家也對這種藝術才能讚歎不已而心悅誠服”。 “梅蘭芳演出的一些早期劇目卻具有重要意義。譬如,《思凡》一劇從頭到尾是一出獨唱劇,劇本讀起來就像羅伯特·布朗寧描述的一位中世紀僧侶畫家在寺院斗室裡的心理活動那首戲劇性詩篇。這一時期的另一齣戲《貴妃醉酒》則是一系列艱難而精美的舞蹈。”“梅蘭芳先生這些新劇是個寶庫,其中舊劇的許多技藝給保存了下來,許多舊劇題材經過了改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的一些新劇會使研究戲劇發展的人士感到興趣。”文章的最後對梅蘭芳此次出訪美國演出所具有的意義給予了高度評價:“梅蘭芳先生是個勤奮好學的學生,一向顯示要學習的強烈願望。在他那些博學多識的朋友協助下,他已經建立了一所中國戲劇圖書館和博物館。這次出外遠行所加的必要限制,使他不得不輕裝上陣,並且對他的劇目多多少少做了些修改。不過,這種修改是依據他自己豐富的藝術知識完成的。他和他的朋友們為這次訪問演出所準備的許多中國戲劇圖表和其他解釋性資料,對研究世界戲劇藝術史發展的人士來說,無疑具有極大的價值。” 在強調中國戲劇也要進行革命改良的時代風潮下,胡適對此次京劇在梅蘭芳的帶領下走出國門作這樣的評價,倘若沒有對京劇的客觀認知與對梅蘭芳人與藝術的相知是無法作出的。為此,胡適的送行竟然受到一些媒體與輿論的批評。而此時胡適因發表《人權與約法》等一系列批評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文章,正遭到國民黨的強烈批判,於是一片紛然的批判聲中出現了令人好笑的多聲部。由於胡適此時正在就國民黨的批評以及國民黨宣傳部門對《新月》的查禁進行反擊,無暇對這些批評作出相應的回應。梅蘭芳可能對胡適遭到批評一事不知曉,但對胡適給予他的幫助表示感激。他在赴美途經日本時,曾致信給胡適表達謝意。當他回到上海一經安頓下來,就於7月25日到胡適家拜訪,向胡適詳細介紹了在美國演出的情況,並談到想去歐洲演出的計劃。梅蘭芳徵求胡適的意見,胡適“勸他請張彭春先生(南開大學創始人張伯苓弟弟)順路往歐洲走一趟,作一個通盤計劃,然後決定”。胡適8月24日日記記載,“見著吳經熊,他新從哈佛回來,說,美國祇知道中國有三個人,蔣介石,宋子文,胡適之是也。我笑道,'還有一個,梅蘭芳。 '” 1930.8.24

胡適日記全集, 第 6卷 1930-33



這個記載應該是胡適聽了梅蘭芳的介紹後以及通過美國朋友的了解對梅蘭芳在美所產生反響的確證。 10月13日下午胡適在北平會見來訪的顧養吾、陳百年、梅蘭芳、馮芝生、王家松等人。胡適遭到強烈批判後,辭了中國公學校長,準備北返北大,此次就是來看即將入住的房子。梅蘭芳應該是聽到了這個消息後前來歡迎和慰問胡適的。之後,胡、梅二人再沒有直接的交往。但胡適的書架上一直放著本英文版的《梅蘭芳傳》。 1961年8月8日,台灣的報紙上刊登了梅蘭芳逝世的消息,但其中由於意識形態等原因對梅蘭芳的介紹出現了偏頗,對此胡適頗有微辭。他對秘書胡頌平說:“我們是根據日本的電訊,日本是從大陸收到的消息。只說梅蘭芳在蘇俄演戲的歷史,不曾提他在美國獻藝的經過。”顯然胡適對那次他參與運作的梅蘭芳赴美考察演出一事一直惦記在心。

胡适与梅兰芳赴美演出

  1930年1月,梅兰芳受北平戏剧学院委托率领梅剧团访美演出。


1930年梅兰芳访美,受到旧金山市市长小卢尔夫的欢迎
胡适不仅帮助梅兰芳了解美国的风土人情、美国民众的欣赏习惯、美国剧院的格局布景,以及美国的戏剧特点等,还参与了演出筹备工作,对剧目的选 择、说明书的撰写也多有指点。梅兰芳离沪时,曾有大规模的欢送会,胡适前往送行。7月18日,梅兰芳载誉归来,胡适又前往迎接。19日上海各界人士在大华 饭店为梅兰芳访美归来举行欢迎会,请帖的40多位主人名单中,胡适和徐志摩名列其中。北京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一代宗师梅兰芳》大型画传中就收有当年 这样两张图片,一张是上海各界人士欢迎梅兰芳归来的合影照片,胡适先生手握烟斗出现在第二排中;另一张请帖的照片,胡适的姓名清晰地印在上面。


梅兰芳(中)在位于洛杉矶的美国影星范朋克与玛丽·壁克馥夫妇的别墅中游泳
梅兰芳赴美考察演出时,胡适还专门用英文写了篇《梅兰芳与中国戏剧》,对中国京剧及梅兰芳的京剧艺术造诣作了推崇性的介绍。在旧金山,有一位叫 欧内斯特·K·莫(Ernest K·Moy)的先生编纂了一本题为《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 (The Pacific Coast Tour of Mei Lanfang)的英文专集,内收多篇评介京剧和梅兰芳生平及艺术表演的文章,第一篇就 是胡适撰写的《梅兰芳和中国戏剧》(MeiLanfang and The Chinese Drama) 。梅绍武曾亲自将其译出。在文中,胡适称赞梅 兰芳“是一位受过中国旧剧最彻底训练的艺术家。在他众多的剧目中,戏剧研究者发现前三四个世纪的中国戏剧史由一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给呈现在面前,连那些最严 厉的、持非正统观的评论家也对这种艺术才能赞叹不已而心悦诚服”。“梅兰芳演出的一些早期剧目却具有重要意义。譬如,《思凡》一剧从头到尾是一出独唱剧, 剧本读起来就像罗伯特·布朗宁描述的一位中世纪僧侣画家在寺院斗室里的心理活动那首戏剧性诗篇。这一时期的另一出戏《贵妃醉酒》则是一系列艰难而精美的舞 蹈。”“梅兰芳先生这些新剧是个宝库,其中旧剧的许多技艺给保存了下来,许多旧剧题材经过了改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一些新剧会使研究戏剧发展的人士 感到兴趣。”文章的最后对梅兰芳此次出访美国演出所具有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梅兰芳先生是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一向显示要学习的强烈愿望。在他那些博学 多识的朋友协助下,他已经建立了一所中国戏剧图书馆和博物馆。这次出外远行所加的必要限制,使他不得不轻装上阵,并且对他的剧目多多少少做了些修改。不 过,这种修改是依据他自己丰富的艺术知识完成的。他和他的朋友们为这次访问演出所准备的许多中国戏剧图表和其他解释性资料,对研究世界戏剧艺术史发展的人 士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 
  在强调中国戏剧也要进行革命改良的时代风潮下,胡适对此次京剧在梅兰芳的带领下走出国门作这样的评价,倘若没有对京剧的客观认知与对梅兰芳人与 艺术的相知是无法作出的。为此,胡适的送行竟然受到一些媒体与舆论的批评。而此时胡适因发表《人权与约法》等一系列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文章,正遭到国民 党的强烈批判,于是一片纷然的批判声中出现了令人好笑的多声部。由于胡适此时正在就国民党的批评以及国民党宣传部门对《新月》的查禁进行反击,无暇对这些 批评作出相应的回应。
  梅兰芳可能对胡适遭到批评一事不知晓,但对胡适给予他的帮助表示感激。他在赴美途经日本时,曾致信给胡适表达谢意。当他回到上海一经安顿下来, 就于7月25日到胡适家拜访,向胡适详细介绍了在美国演出的情况,并谈到想去欧洲演出的计划。梅兰芳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劝他请张彭春先生(南开大学创 始人张伯苓弟弟)顺路往欧洲走一趟,作一个通盘计划,然后决定”。胡适8月24日日记记载,“见着吴经熊,他新从哈佛回来,说,美国只知道中国有三个人, 蒋介石,宋子文,胡适之是也。我笑道,‘还有一个,梅兰芳。’”这个记载应该是胡适听了梅兰芳的介绍后以及通过美国朋友的了解对梅兰芳在美所产生反响的确 证。10月13日下午胡适在北平会见来访的顾养吾、陈百年、梅兰芳、冯芝生、王家松等人。胡适遭到强烈批判后,辞了中国公学校长,准备北返北大,此次就是 来看即将入住的房子。梅兰芳应该是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前来欢迎和慰问胡适的。
  之后,胡、梅二人再没有直接的交往。但胡适的书架上一直放着本英文版的《梅兰芳传》。1961年8月8日,台湾的报纸上刊登了梅兰芳逝世的消 息,但其中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对梅兰芳的介绍出现了偏颇,对此胡适颇有微辞。他对秘书胡颂平说:“我们是根据日本的电讯,日本是从大陆收到的消息。只说梅 兰芳在苏俄演戏的历史,不曾提他在美国献艺的经过。”显然胡适对那次他参与运作的梅兰芳赴美考察演出一事一直惦记在心。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毛子水序及胡頌平後記資料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這《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台北: 聯經 1984) 沒索引 很不方便
譬如說 多次談到溫州話 胡適之先生以為它很雅 譬如說 茶疲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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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頌平,浙江溫州人,他是前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1958年至1962年去世前的秘書。 胡頌平編過《胡適之先生譜長編初稿》,全書長達三百餘萬字,是研究胡適的必備參考書[1]。胡適晚年常同他談到一些歷史、文化、人物,胡頌平都記在《胡適 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裡,他曾經想讓胡適看這些記錄,但胡適最後還是沒看,胡適說「你還是當做我不知道的記下去,不要給我看」。唐德剛在《民主先生與自由男 神》一文中曾暗示胡頌平本來是奉命監控胡適,但後來竟成了「胡學」的「程門立雪派」。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1984
這本書收錄了胡適之先生晚年的言談。胡頌平先生在他隨侍胡適之先生的歲月里,把胡適之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記錄下來,除了編入《年譜長編》的以外,都收入這本書里。

胡 適之先生學識淵博,見聞廣闊,他們談話的內容,小到一個字的讀音,一首詩詞的字句,大到國際局勢的演變,社會背景的探索,無所不包。或茶余飯後,娓娓道 來,逸趣橫生;或有感而發,意氣飛揚,躍然紙上。不僅呈示了胡適之先生幽默風趣的談吐,憂國憂民的情懷,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
孔子曾說,“有德者必有言”。這所謂言,是指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話,並不是只以口才稱的。言為心聲;有德的人所發的心聲,自然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有德的人固可尊敬,而他的言論自亦極足寶貴。

胡適之先生的一生,從我們民族文化的觀點講,可以說是社會中一位最偉大的引導者。無論在學術上、教育上或政治上,他的主張或提倡的,全都是平正通達,並且可以使我們民族有盛德日新的氣象的。他所遺留下來的著作,可以說是我們民族文化史最珍貴的材料。

有 許多尊敬胡先生的人士,對胡先生于中年以後專事考據的工作,以為胡先生在學術上雖臻崇高的地位,但他似乎把目前的社會忘卻了。這可說是過慮。我們知道, 胡先生對于社會文化進步的關心,和對于他自己在學問上進步的關心一樣。他決不會因專心學問而不希望我們的社會有更好的文化的!

現在胡君頌平這本《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的出版,非特可以使許多尊敬胡先生的人得多知道胡先生晚年的言論,且亦可以消除不必要的過慮。這是我們留心文化史的人所最喜悅的事。

19 世紀中葉,德國愛克爾曼寫了一本《哥德談話錄》*;德國哲學家尼采以為是德國第一本書。我自審才不及尼采,不敢作這等大言。但我想,頌平這書,和愛克爾 曼的書實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一、中國的胡適和德國的哥德,才性雖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對于國家文化的影響則極相似。二、這兩個談話錄所記的都是他們二人晚年 的談話。三、頌平對于胡先生,和愛克爾曼對于哥德,非特身份關系很相同,即相互的信任亦相同。如果從愛克爾曼所記的談話錄可以看出哥德老年時的智慧,無疑 的從頌平所記的談話錄,亦可以看出胡先生老年時的智慧。這一點是我充滿信心的。

毛子水謹序
1983年12月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後記

*歌德談話錄 (周學譜/朱光潜/楊武能.....)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後記資料,題目似乎改過

胡頌平:我在胡適之先生身邊的日子
2016-04-20 11:29:00澎湃新聞


  我用的是袖珍日記簿,經常放在衣袋裡,白天難得有空,總要到夜裡回家默記的。

  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原是設在台北市的。在適之先生回國就任院長之前幾天,才遷南港去。我家仍住台北。每晚從南港下班回家,想想白天適之先生的言談,最感興趣,若不設法保存,將會隨同時光流失,豈不可惜。我先有這麼一個意念,躊躇了好幾個月。有一天,忽然想起民國十九年馬相伯先生九十歲生日時,適之先生曾對新聞記者的訪問說:“馬相伯先生是我們的'國之瑰寶',他的一言一行,應該有一個人在他的身旁,隨時把它紀錄下來。”我從這段話裡豁然有悟,於是下了決心,就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裡恢復了中斷二十年的日記。




 我開始做胡先生的秘書,與我過去在政府機關工作的性質不同;我好像是新畢業生留校擔任助教似的,只能當一名學徒,什麼都從頭學起。每隔幾天,適之先生總有一天留我陪他吃一頓午飯。有時晚上有應酬,也要我同坐他的便車回台北。無論在飯桌上,或車上,尤其是他好幾次住進台大醫院及出院後的療養期間,凡不是工作的時間,他愛即景談天,講論社會上或學問上的一切事情。我不知道的物事,多任意發問。有時遇到一個罕見字的讀音,或是比較冷僻的典故,他也會考考我。記得有一次在醫院裡,他的特別護士徐秋皎小姐見他和我談起一位外國朋友翻譯杜工部的“羌村詩”,私下問我“羌村詩”是什麼,我默寫出來解釋給她聽。這首詩裡有“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兩句,我把上句的“怪”字記錯作“驚”字,下句的“驚”字記作“坐”字,成為“妻孥驚我在,坐定還拭淚”了。因與原詩的意義沒有多少出入,自己一點也不知道有誤。我們是在病床外邊的會客椅上輕輕的說話,但被適之先生聽到了,要看看我的默寫。說:“兩句五言詩,只有十個字。你卻錯了兩個!”順手拿起紅色原子筆來改正,一面對徐小姐說:“這位胡先生(指我)還能背得出這首詩,可得一百分,但錯了兩字,要扣五分!”便在默寫紙上批了九十五分之後,說:“今天我又給頌平批分數了。”不禁哈哈大笑。這是他的天真與風趣的一例。但他見錯就改正的求真精神,無時或衰。就是偶然遇到這樣的小玩意兒,也不輕易放過。這些無意中的閒談,給我個人自我教育上的激發極大。
  這個談話錄所記的談話,都是根據我當年的日記,所以絕大部分是對我個人說的。他對客人或在別種場合的言談,我所知道的不多,但也收在這裡。我用的是袖珍日記簿,經常放在衣袋裡,白天難得有空,總要到夜裡回家默記的。一年下來,漸漸的記了六七本,覺得應該設法讓他知道才是。
  這一天(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四點多,我的工作都做好了,便抽空來記日記。恰巧適之先生走進我的工作室。他看見我正在一小本子上寫著密密的小字,隨便問問:“你在寫什麼?”我說:“記先生的事情。我在此地親自看見,親自聽到的事情,我都把它紀錄下來。”他一聽到這些話,立刻詫異起來,緊跟著問:“你為什麼要記我的事?”我因心理上有準備,而且正是報告給他知道的好機會,於是慢慢的說:“從前馬相伯先生九十歲生日時,先生不是曾對新聞記者發表過談話嗎?那個簡短的談話(見上),我還記得。現在先生也是'國之瑰寶',我有機會在先生身旁工作,……去年冬天忽然想起先生二十八年前說過這句話:才開始紀錄的。但不知有沒有聽錯的地方,很想得空把它整理出來,還想請先生過目。”我這麼說明之後,他說:“這樣,我以後說話倒要留意些。”他的詫異神情很快消失了。再想了一想,說:“你還是當做我不知道的記下去,不要給我看。將來我死了之後,你的紀錄有用的。”從此之後,胡先生知道我在紀錄他的言行了。
  記得先生有一次談起:“我將來如有工夫來寫自己的傳記,要用很大的一章來寫我那個時代徽州的社會背景。”這裡記的如兒童時代玩的“蘇子”,如家中僱傭臨時工人勞作的習俗,如“出門要帶三條繩”,如“一世夫妻三年半”,如“朝奉”與“員外”等等瑣碎的話題,大概都是他偶然想起那個時代背景的點滴資料。只要他曾談起過,就是片言只語,我都紀錄下來,保留在這里或《年譜長編初稿》裡。今天回想當年面對面的談話,我個人常有如同“江海之浸,膏澤之潤”的感受。但願一班尊敬胡先生而不得及見的年輕朋友分享我的感受,所以決定與長編同時發表了。
  又,當初因用日記的原始資料,故將第一身的“我”字改為第三身的姓名三個字,現在也懶得再改回來。我要特別聲明的,就是胡先生從沒有看過我的紀錄,如果有聽錯記錯的地方,完全由我個人負責。我很企望看到的人指示我的謬誤,以便改正。(文/胡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