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權勢轉移」〉
真正的胡適是看不見的胡適
胡適先生1958年從美國回台灣執掌“中研院”之後，對左鄰右舍非常好，他去參加附近小學的畢業典禮，跟里長打交道，和他們處得很好，沒有貴賤之分。胡適對人很講人情味，當年因為“中研院”在南港地區徵收了很多土地，早年那些被收購的農戶是比較吃虧的，所以胡適答應要盡量用他們的子弟去充任院裡的司機或其他勤雜崗位等，胡適的為人非常合乎“人情的標準”。胡適為什麼這麼推崇戴震，因為他認為戴震的哲學比較合乎人情的標準，如果太違反人情的標準，即使是為了一個極遠大的理想目標，也往往有後遺症。所以，胡適先生去世後，靈車經過南港地區時，家家戶戶都主動擺設香案悼祭。
是，客觀地說，胡適先生的行政能力似乎是不出色的，傅斯年先生有一句名言，他說蔡元培與胡適兩位的行政力真不敢恭維，可是他們兩位是老北大的功臣，而他跟蔣夢麟是北大的“功狗”。可是胡適先生好像不大需要靠行政力，他是靠整個人所散發出來的人格魅力，真正的胡適是看不見的胡適。
如何記憶胡適之先生：文藝復興時代的偉人墓生日紀念講話[編輯]
王汎森說他很喜歡讀布克哈特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依稀記得書中一個特別的情景：文藝復興時代在偉人的墓前作生日紀念講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胡適誕辰120週年時，王汎森有幸在胡適的墓前作了十分鐘講話。回顧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等前輩的風采，王汎森有感而發：「現代社會是一個歷史記憶保存很短的時代，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蔣經國是誰了，何況是胡適？知道蔡元培的人更少了。像梁啟超這種我們耳熟能詳的人，一般人知道得就更少了。」（王汎森，〈蔣介石想控制知識分子但沒能力〉，《時代週報》，2012年05月10日
香港中文大學第四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的講者是王汎森先生。2012年3月底到4月初，王汎森的講座總題是《中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第一講為《近世私人領域的公開化—明清的修身日記、蔣介石的〈省克記〉及其他》，第二講為《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主義與私人領域的政治化》。
清明探訪先賢足跡
王汎森現任台北“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是台灣文史學界的代表性人物。1987年王汎森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師從余英時教授，1993年取得博士學位。學成後任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任“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2003-2004）、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2003-2009）。王汎森的研究重點是從明清到近代的中國思想史。他的博士論文研究傅斯年的思想和學術，深入地分析“五四”一代知識人在時代和政治之間的徬徨與抉擇。而對前“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和胡適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的奮鬥與思考，王汎森有獨到的見解。
此次赴港講學，正值清明時節，王汎森由何光誠博士帶路，專程到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向蔡元培先生致敬。大約20年前，王汎森偶然在《中國時報》副刊上看到蔡元培墓的照片，葉恭綽的書法“蔡孑民先生之墓”寫得雄強有力，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元培晚年居於香港，1940年3月5日病逝，安葬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王汎森還尋訪了蔡元培和胡適在香港的遊踪。蔡元培《旅港日記》提到在道風山看教堂，一個十字架是在佛塔上面，另一個十字架則在蓮花座上面，結合兩種風格，有宗教包容之象。王汎森便去看了那一對十字架。蔡元培日記中提到曾到獅子山看猴子，王汎森也去了獅子山看猴子。胡適《南游雜憶》裡則提到游過九龍水塘，發現風景很美，所以勸香港應該發展觀光。王汎森也去看了九龍水塘。
台灣已經忘掉胡適了
當年王汎森任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時，常常有遊客想參觀蔡元培的文物，結果只見那一尊蔡元培銅像，並無其他文物。事實上，蔡元培的文物主要放在三個地方：“中研院”近史所的院史室，史語所的傅斯年檔案，院總辦事處的公文檔。王汎森說：“蔡元培先生是'中研院'創院院長，功勞很大，尤其在戰亂的時代，國民政府其實沒什麼錢，所以蔡元培運用他的威望，從蔣介石那邊爭取到一筆錢，建立專門從事近代科學和學術研究的國立機構—'中研院'。最初蔡元培跟蔣介石的關係還不錯，後來雙方關係陷入緊張，蔣介石撥給'中研院'的經費都是打折的。蔡元培跟吳稚暉很熟，吳稚暉跟蔣介石關係比較好，每當'中研院'經費有困難而需要向政府疏通的時候，常常要靠吳稚暉出面。那時宋子文掌握財政大權，蔡元培也往往得同他周旋。緬懷這些前輩們，為了建立'中研院'吃了很多苦頭，也很有遠見。”
去年是胡適誕辰120週年，今年則是胡適逝世50週年，海峽兩岸學界皆有紀念活動。王汎森說他很喜歡讀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依稀記得書中一個特別的情景：文藝復興時代在偉人的墓前作生日紀念講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胡適誕辰120週年時，王汎森有幸在胡適的墓前作了十分鐘講話。然而，當學界在紀念胡適之際，台灣報紙上也有評論家感慨：台灣已經忘掉胡適了。沒過多久，馬英九就到胡適紀念館參觀，表示從高中就崇仰胡適，並沒有忘記他。
回顧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等前輩的風采，王汎森有感而發：“現代社會是一個歷史記憶保存很短的時代，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蔣經國是誰了，何況是胡適？知道蔡元培的人更少了。像梁啟超這種我們耳熟能詳的人，一般人知道得就更少了。”
“蔣介石想控制知識分子，但沒能力”
老翰林為何學德語
時代周報：蔡元培作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長，對近百年中國學術界的發展有什麼影響？
王汎森：我覺得他代表近代追求新學術的新氣象，在今天看來好像理所當然，可在當時的環境並不容易。他研究的東西都不為功利，蔡元培全集的文章，還有幫人家寫序的文章，他所重視的學問，不管有用沒用，都是非常基礎性的學問。現在全世界都在瘋狂地追求生物科技，生物科學非常重要，因為人的健康要有好的治療，確實可以免除很多人的痛苦，這點我非常了解，可是也不能整個學術界的天平都往那邊傾斜，這個時候重新回味一下蔡元培的學問觀，很有意思。他重視體育、哲學、民俗、美術、人類學、史學、語言學、考古等，這些都非常意味深長。他是一個老翰林，先是為“蘇報案”避難，跑到青島去從字母開始學起德文，然後到德國去求學。民國成立後做過教育總長，再度赴德唸書。一個老翰林在以前是可以躺著不用乾事的，光靠寫對聯、寫墓誌銘就已經夠混日子的了。但他從頭學德文，然後跑到德國留學，修的那些課都是氣象很新，而且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他處世為人都特別平和，有決斷但又平和。蔡元培在抗戰時期，人在香港，一度還幫史語所向陳彬龢分租了《港報》的房子，想讓史語所的同人和眷屬，以及整理漢簡的人到港後有個居停的地方。
時代周報：蔡元培跟胡適的關係怎麼樣？
王汎森：唐德剛在《胡適雜憶》裡說，胡適回憶道，他在青年期如果沒有蔡元培的著意提挈，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報刊編輯的生涯中度過。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蔡元培還為之寫序，褒獎備至。不過，蔡元培跟胡適之間還是有爭論的，如蔡元培寫《石頭記》索隱，胡適寫文章批評過，因為胡適對《紅樓夢》是另外一套看法。雙方這樣子激烈爭辯，還可以做同志、做朋友，他們的氣量很大。在新文化運動的時候，蔡元培是北大校長，胡適是北大文科的教授，兩人雖不是同一輩的人，但是惺惺相惜。
“學術是國家無形的財富”
時代周報：胡適晚年從美國到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對台灣學術的推動有何意義？
王汎森：胡適來台灣有幾點重要意義。第一，最重要的是他的學術在台灣學界的影響。第二，胡適把民主與科學的傳統帶到台灣，在當時的台灣未必能有製衡政治的權力，卻是成了一股潛流的，留下一個傳統，而這個傳統是會隨時發生作用的。當時台灣許多民主人士與他有來往，他支持組織在野黨，但是他說：不要叫反對黨，反對黨派太不民主了，在野在朝，互相制衡，才是民主精神。第三，他提倡學術。我在胡適墓前講話也有提到，他講：“學術是一個國家無形的財富”，我覺得這一句話非常的簡要，要能真心這樣想並不容易，而且他一以貫之。胡適在北大當校長的時候就曾經提出一個學術獨立十年計劃，可是因為情勢急轉，沒有機會實踐。後來他回“中研院”當院長，1958年，他就把這個方案寫成了“國家發展科學培植人才的五年計劃的綱領草案”，因這個綱領而成立了“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他當主席，由當時的“教育部長”梅貽琦當副主席，後來又改成“國科會”。“國科會”對台灣幾十年的學術影響非常大，有一個穩定的研究經費，不計產出的現實利益支持學術。
胡適來到台灣以後，成為很多人的人生導師。我所熟悉的高信疆先生生前曾經告訴過我，他十幾歲的時候很苦悶，整天唉聲嘆氣。後來他讀《胡適文存》，此書至少就指出了他一條路。胡適在台灣，對“中研院”的左鄰右舍非常好，他去參加小學畢業典禮，跟里長打交道。在西方，大學所在地方的居民跟教授、學生一向都是敵對的。劍橋、牛津如此，我唸書的普林斯頓大學跟當地的關係好像也不是很融洽。胡適做院長的時候，和他們處得很好，沒有貴賤觀念，所以胡適去世後，靈車經過南港地區時，家家戶戶都主動擺設香案悼祭。
“'總統'你錯了”
時代周報：蔡元培跟蔣介石的關係非常緊張，那麼，胡適跟蔣介石的關係怎麼樣？
王汎森：胡適對蔣介石有很多批評。1929年當國民黨訓政體制初建之時，胡適曾批判蔣介石是“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什麼樣子”的人物。可是，基本上他對蔣介石在緊急的關頭都是支持的。當然像胡適這種人，對近代的軍事家、政客，不可能心悅誠服的。蔣當年花很多力氣在拉他，包括要讓他選'總統'，即使後來這個事沒有成，但我想，胡適心裡一定很受用。但是令人不無驚訝的是有些學者去看蔣的日記，發現蔣對胡適是非常不滿意的。蔣認為一生有兩次受人嚴重羞辱，一次是寧漢分裂的時候，在武漢被鮑羅廷當眾羞辱，一次就是胡適回來當“中研院”院長的時候，在蔣介石致詞之後說：“'總統'你錯了。”他心中始終覺得胡適總是不能跟他一條心。蔣介石日記中還有一條說：趙元任更像純學者，好像責備胡適沾染了政客的味道之類。胡適出名很早，當年孫中山在廣州時代出書，還要請胡適批評，希望得到胡適在《新青年》、《每週評論》上的評介。胡適還給他提了個意見，說孫中山講“中國文字有進化，而語言轉見退化”是錯的。孫中山馬上要廖仲愷寫了一封信，表示那個論點不過是中山先生“隨便拾來作襯，非潛深研究之結果”。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得大名的時候，蔣還沒發跡，在胡適心目中，對孫當然是比較尊敬，對蔣介石等人恐怕是平視之。
時代周報：胡適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當面跟蔣介石說：“'總統'你錯了”，到底有什麼背景？
王汎森：1958年4月10日，胡適院長的就職典禮在“中研院”史語所的考古館舉行。蔣介石當天到場致詞，講了很久，對胡適提倡的“五四”價值及自由主義，在褒揚中有挖苦之詞。胡適一發言就說“'總統'你錯了”，並說“五四”運動是民國八年的事，共產黨坐大是十幾年後的事，與“五四”無關。胡適這番話讓在場的人相當緊張。據當天在場的人告訴我，蔣本來有要站起來離去之意，陳誠這時拉了他一下，蔣當場沒說什麼，但是直到蔣逝世，他皆未再到“中研院”。我後來看幫胡適做事的楊樹人寫過一篇文章，說胡適因為熬夜很厲害，那時候剛長途飛行回來，客人又多，沒有好好休息，講話可能控制得不好，所以出言不客氣，據楊說胡適當天晚宴時曾小聲說“我恐怕得罪了他吧！”
傅斯年的徬徨
時代周報：傅斯年有“傅大砲”之稱，當年以抨擊政壇上腐敗的權貴聞名，他在學術和政治之間有什麼徬徨與抉擇？
王汎森：我最近讀《夏鼐日記》，其中有些提到傅斯年，有一段說，原來傅斯年在宣統三年考過清華留美，當時人認為能考清華然後出國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傅斯年說他當時的興趣是要讀武備學校，所以他沒有認真考。《夏鼐日記》中說：當時清華監督周自齊是傅斯年的父執，清華的一位國文教員也是他的父執，兩個人都想幫他考上，故考國文時，週親來觀其答卷，但傅不肯作弊，以手掩卷，不讓周看到，事後那位國文教員問其作文的開端數語，傅亦以他文隨意應答搪塞之。最後一天（或一科），傅斯年竟未去考，故最後並未錄取。當時傅斯年本來就覺得天下這麼糟，有志當個軍人。有一次他喝醉酒，跟蔡元培聊天，大發狂言：將來如果中國強了，從蘇伊士運河到那裡全部要歸到中國領土。結果蔡元培冷冷地跟他講：“除非你作大將軍。”那是喝醉酒以後的狂語，但從這裡可以看出，他關心現實，有志從軍。他後來說過：他因為關心國家大事，所以在書房裡面坐不住，又因性喜學問，所以在外面呆不久，結果弄得屋里屋外衝進衝出，坐也坐不久，出也出不遠，兩邊都想管，一直在矛盾中。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他都忍不住要去管。可是他又覺得學術很重要，對學術有很大的使命感。傅斯年是以建立學術標準自命的人。有一個例子是他反對天文所聘用李國鼎當研究員，當時天文所認為劍橋大學出身的李國鼎，研究天文物理，老師是諾貝爾獎得主，是天文所不可或缺的人才，一進來就想讓他當正研究員。傅斯年說：以他的學歷跟他發表的東西，“中研院”最多只能用副研究員聘，後來李國鼎沒來了。如果李國鼎來了，就沒有後來的台灣經濟之父李國鼎。從這個例子看來，傅斯年是個學術標準很嚴的人。
蔣介石羨慕“延安整風”
時代周報：從蔣介石的《省克記》所顯露出來，他對這些學術界領袖的態度如何？
王汎森：從《省克記》、《學記》等書看起來，蔣有幾種心態是非常好玩的，蔣一直是把自己當作一個老師。我當年在整理傅斯年的東西時，發現一張紙條，是傅斯年跟陳布雷的筆談。傅斯年在上面寫著蔣先生對上海市民言：“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此乃國家元首所以責其公務員而負責做到者，非對人民之言也。”陳布雷答：“此語我一半同意。蔣先生向來總是以'作之師'的精神講話，其講話之對象，都認為他的學生，不問官民也。亦嘗進言，但他看了不感十分興趣，知之而亦不能行。”
我讀蔣的《省克記》，發現他把全國當作一所大學校，所以他的口頭禪常常說：他自己如果不能好好修身的話，何以教人？這是他對政府機關的腐敗不靈所發的，但往往都是老師的口吻。第二，他非常重視寫文章，把寫文章、改文章看得很重。我們以為很多蔣的冊子是陶希聖他們寫的。但是《省克記》裡面，蔣往往自喜說他改寫了多少。所以他對寫成好文章非常重視，這很像以前的舊文人。有一個地方，他還說對《易經》始終沒有讀通，所以影響他對中國古代思想的了解。他對黑格爾、朱熹非常有興趣。對宋明理學的宇宙論、心性論這兩個部分的東西，他都非常感興趣。所以他花了大量時間讀宋明理學的書，像卷帙龐大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蔣是排日讀畢的；像讀明代胡居仁的《居業錄》時，就說愛之不忍釋手。這一類的話在《學記》中還有不少。當然很多時候他反省自己，好名、好殺、好色等。他的舊文人、理學家的那一面，其實非常強烈。他對知識分子是想控制，但沒有能力。蔣曾經表示他羨慕延安整風，可他畢竟沒有做過，也做不到。返回騰訊網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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