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軟體動物》公演而引發的筆戰——兼談新發現的一篇林徽因集外文
http://www.gmw.cn 2011-02-28 15:49:02 來源：光明網-《博覽群書》
1931年7月10日、11日，北平小劇院借用王府井大街帥府園南面的協和醫院禮堂，連續兩個晚上上演了一出諷刺喜劇《軟體動物》。這部劇是趙元任根據英國劇作家哈伯特·亨利·戴維斯（HHDavies）的名作而改編的。劇情很簡單，寫的是有閒、有錢階層的懶惰。白太太是一位聰明美麗的富家小姐，有才幹，自嫁給白先生後，白先生因為愛她，事事唯命是從，致使白太太處處偷巧裝懶，連陪丈夫下棋、散步、逛公園都認為是一種負擔，她被徹底地懶惰化（軟體化）了。
劇作的上演顯然與當時北平市民生活有關，一位署名“潤薰”的觀眾在《觀〈軟體動物〉後》（見《北平晨報·劇刊》）的觀後感中說：“北平這個地方比較闊人多，不知有多少小姐們，太太們，及各式各樣的摩登們，都在那裡軟化，所以這個劇觀眾容易發生興趣。”該劇公演後，北平的多家報刊作了評介，而討論最為熱列的要算是《北平晨報》上的《劇刊》。 《劇刊》何以關心此事？話要扯得遠一點才能說清。1929年9月，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戲劇系教授余上沅、熊佛西等人，以戲劇系當年畢業的謝興（即章泯）、張蘭璞（即張寒暉）等六位同學為核心，組織成立了一個小小的演劇團體——北平小劇院，實驗推行他們理想中的小劇院運動。所謂的小劇院運動，梁實秋在《悼念余上沅》一文中說：“按所謂小劇院運動是一八八七年著名演員Andre'Antoine在巴黎發起，他集合一批年輕戲劇作家，在'自由劇院'上演他們的作品，觀眾都是買長期季票的知識分子。他要演出的是優秀作品，外國作品也經常採用，絕不計較票房。此項運動在英德相繼興起，造成高潮。”在中國現代話劇運動史上有“發電機一般的推動力量”（見趙景深《文壇憶舊》第202頁）之稱的余上沅受這種思潮影響，嘗試在國內推行，趙元任、丁西林、熊佛西等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都熱心參與，於是成立了北平小劇院，由余上沅任院長，熊佛西任副院長兼秘書。他們採取業餘演出的形式，不以贏利為目的，注重提高戲劇的藝術質量，在當時北方劇壇很少話劇活動的情況下，慘淡經營，先後排演了《偽君子》《壓迫》《醉了》等劇，大大活躍了北平的話劇舞台。《軟體動物》是推行小劇院運動的又一部作品。主創人員有這樣幾位：譯劇趙元任，導演熊佛西，舞台設計余上沅、陳治策，主要演員馬靜蘊（飾白太太）、鄧承勳（飾白先生）。因那時熊佛西兼任著《北平晨報》副刊《劇刊》周刊的主編，為擴大該劇影響，便利用《劇刊》這塊園地展開了討論。1931年7月12日，即《軟體動物》連續公演後的第一天，在《劇刊》第29期上發表了趙元任的《注音注調的〈軟體動物〉》一文，主要介紹了翻譯過程。所謂的注音注調，即每句的台詞都注了音調。 7月19日《劇刊》的第30期，鼎鼎大名的胡適發表了《〈軟體動物〉的公演》，對這部劇評價很高，認為演出“是小劇院的最大成功，也是中國新劇運動的一大成功”，並說了許多誇耀的話，如稱讚“能描摹出那位迷人的軟體動物的神氣”的馬靜蘊是位“天才的演員”。而“元任先生的翻譯，都是可以給我們做模範的”，“我們在台下聽了，差不多全不覺得這是一部翻譯出來的劇本”。值得注意的還有這樣的兩篇文章：一篇是發表在《劇刊》第29期上余上沅的《〈軟體動物〉的舞台設計》，自述了在舞台設計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困難。他說，“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設計是一回事，能否照設計實行是另外一回事”，北平小劇院自成立後“簡直是貧無立錐”，“劇場是藉的，往往還借不到手，佈景服裝也都是藉的，不管合用不合用”，“其餘的一切，照樣慚愧得很，都是張家李家王家的東西，並且沒有機會可以仔細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戲劇藝術可說是“借的藝術”。他還舉例說沙發應該達到怎樣的鬆軟程度、牆應該塗成什麼顏色才更符合劇情的需要，因都是藉的物品，不便改裝，“在小劇院還沒有劇場以前，根本上就談不到舞台裝飾設計”。另一篇是7月26日發表在《劇刊》第31期上陳治策的《〈軟體動物〉的幕後》一文，自曝了排演過程中出現的種種花絮。比如正式公演前7月9日進行的化妝彩排活動，已到了當天的下午，許多事情卻還沒辦妥，“大家疑惑次日是不是能公演得成”，“到了晚八點要作化裝排演的時候，台上還是亂七八糟的”，“左右窗戶還沒糊上紙”，白太太用做道具的鼻煙壺一時沒借到，就用了小孩吃湯藥的玻璃瓶代替；雙人沙發找不到，把兩個單人沙發並放著權來充數；美人榻沒有，借用四把椅子在上面蒙個白單子也湊合了。即便在正式公演的第一天，許多道具仍沒置辦利落，“左右窗戶本該裝上像玻璃的鐵絲紗，但為經濟起見，我們只糊上玻璃紙（開窗時發呼啦呼啦的響聲，但觀眾應假裝著聽不見）。借來的長沙發是蒙著舊而臟的藍布，我們只好把章元美先生的包車上所用的毛毯蒙上去遮醜”，“這一次公演總不能不說是草率”。作為該劇舞台設計的余、陳兩位，如此這般的來自曝內幕，若碰到普通的讀者權當茶餘飯後的談資也就過去了；但碰到較真且藝術修養高的讀者，授人以柄，問題就來了。8月2日,在《劇刊》的第32期，林徽因（當時她還署林徽音這名字）發表了《討論〈軟體動物〉設計和幕後困難問題》，對該劇提出尖銳批評。
因《軟體動物》公演而和林徽因多有交往的李健吾，在《林徽因》一文中說她有“一副熱心腸”，但“口快，性子直，好強”，“她對於任何問題感到興趣，特別是文學和藝術，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喜好和人辯論——因為她愛真理”。這篇《討論〈軟體動物〉設計和幕後困難問題》一文，可謂是做了一個很好的註腳。
寫這篇文章時的林徽因因患肺病正在北平西郊的香山療養，未能親臨現場觀看演出，她是讀到《劇刊》上的相關報導後撰文的。文章直言不諱，針對余上沅、陳治策關於舞台的設計問題進行指責。
對於余、陳提到的在舞台設計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困難，林徽因說，“凡做一樁事沒有不遇困難的，我們幾乎可以說：'事'的本身便是種種困難的綜合，而我們所以用以對付、解決這些困難的，便是'方法'，'技巧'，和'藝術創作'”。真正的藝術家對演劇發生的種種困難應盡心竭力來解決，像這樣的“湊合敷衍”、“處處很將就些”，如何“要表達他的理想到最高程度為止”，而且這種種困難“決不要向觀眾要求原諒或同情”，因為“觀眾的評判是對著排演者拿出來的成績下的，排演中間所經過的困難苦處，他們是看不見的，也便不原諒的”。此外，對於排演中的一些技術性問題，她也逐條提出批評意見，一點不存寬容。
林徽因的這些略帶刻薄的指摘，使陳、余二人看不下去了，在他們看來，林徽因算是一個同道，早在1925年留美期間，就共同組織過“中國戲劇改進社”，倡導新劇。如今可好，話劇公演後，不僅一丁點捧場的話不講，反而跳出來挑刺，不留情面地拿朋友開刀，這是不能容忍的，必須進行回擊。
8月9日，在《劇刊》第33期上，陳治策發表了《〈軟體動物〉用的白佈單子——答林徽音先生》。文章起始即定了個調子，“我們願看過那劇戲的觀眾給我們一個公平的批評”。針對林徽因的批評，他就自己寫的那兩篇幕後生活的文字做了辯解：“我那寫的幕後種種文字，是不可作為批評的根據的”，因為這“只是一種趣話，有好些地方都不免誇大其詞”，“具有笑料的資格的，為的是引人入勝”。並再次搬出在排練時遇到的種種困難來解釋，甚至不惜拿出自己家中的白佈單子（床單）做道具的事情等等。當然，他沒忘先恭維林徽因幾句，說在所有關於這齣劇的討論文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這篇《設計和幕後困難問題》了，“林先生的態度是既坦白而又誠懇”，而這不過是虛晃一槍，下面才是文章的真意，更是說出了讓林徽因難堪的話：“所以引為遺憾的乃是林先生沒親自看戲，只是根據本刊上別人的文字，因此有些誤會”，“林先生，您幹嗎不犧牲一晚的時間去看一看我們的公演呢？假使你那篇文章是看了之後才寫的，你一定會都批評得對嘍”。意思是說林徽因根本沒有評論這齣劇的資格，不配談這齣劇。8月16日，在《劇刊》第34期的顯著位置上，余上沅也發表了《答林徽音女士》的一篇長文。他先承認自己寫的那篇《〈軟體動物〉的舞台設計》的確有些欠妥：“因為寫的時候，佈景還不曾藉到手，其他一切用具，都還不曾動頭。但是《劇刊》很想有幾篇《軟體動物》的文章來熱鬧熱鬧，小劇院也想'宣傳宣傳'，於是約我寫了那一篇……像這樣不問實際，只管下筆寫去，不知道多麼不可靠，多麼不該'拿出來貢獻給觀眾評閱鑑賞'”，這不過是以退為進的戰法，“林女士根據了我的那篇不可靠的文章和陳先生'具有笑料'的文章而作為文章，有的地方將來不免要以訛傳訛”。文中，他再次強調目前小劇院因沒有自己的劇場，物質上受到的限制很多，租和借是免不了的，許多好的想法苦於無力實現，所以根本就談不上舞台的設計了，“這又如何去表達最高理想？哪位藝術家能不'處處將就'而'敷衍'”。隨後又辯解說，“雖然是藉，卻也並非林女士所想像的那麼'雜湊''沒有計劃'”，並以那個白佈單子舉例說：“白佈單子只有一晚搭過白太太的腳，他的面積之小，照上去的燈光之暗，並不曾跳出來打在我們導演者、設計者和舞台監督的眼上”，“因為我們的燈光可以補救，不幸而林女士沒有親眼看看，那是我們引為憾事的。”陳、余文章的題目，都使用了“答××”的句式，這樣的回答方式表明了事態的升級，必須當個事兒了。在林徽因看來，自己的苦心孤詣不僅沒得到理解，還招致一番挖苦，若不回應，豈不默認自己是在栽贓。她從來不是個輕易服軟的人，於是進行了反擊。在8月23日《劇刊》的第35期，林徽因又發表了《希望不因〈軟體動物〉的公演引出硬體的筆墨官司》。 ——寫到這兒，順便插上一筆，這篇文章未收入陳學勇編輯的《林徽因文存》，編者是把“文存”當作“全集”來操作的，力圖使出版的林氏文集的句號劃圓，但劃圓又談何容易，這麼重要的一篇作品居然給漏掉了。引發的筆戰——兼談新發現的一篇林徽因集外文http://www.gmw.cn 2011-02-28 15:49:02 來源：光明網-《博覽群書》
1931年7月10日、11日，北平小劇院借用王府井大街帥府園南面的協和醫院禮堂，連續兩個晚上上演了一出諷刺喜劇《軟體動物》*。這部劇是趙元任根據英國劇作家哈伯特·亨利·戴維斯（H H Davies）的名作而改編的。劇情很簡單，寫的是有閒、有錢階層的懶惰。白太太是一位聰明美麗的富家小姐，有才幹，自嫁給白先生後，白先生因為愛她，事事唯命是從，致使白太太處處偷巧裝懶，連陪丈夫下棋、散步、逛公園都認為是一種負擔，她被徹底地懶惰化（軟體化）了。
Hubert Henry Davies (17 March 1869 – 17 August 1917) was a leading British playwright and dramatist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
His best known work was The Mollusc. Originally produced by and starring Charles Wyndham at the Criterion Theatre, London, in 1907, it was revived in London at the Arts Theatre in 1949, at Liverpool Playhouse in 2006 (although the title was changed to The Lady of Leisure), and at the Finborough Theatre, London, in 2007 and has also been filmed.[1] His plays were also successful in New York.[2]
http://www.finboroughtheatre.co.uk/archive/2007/themollusc.htm
1931.7.11 胡適日記：...... 元任譯此劇，成績最大。他用Dorothee Palmer 的注音注調本作底子，注出字句的音調。他的譯文在台上幾乎聽不出是翻譯的了。這真是譯人所最宜曲法的。他說，"英文用調表情的地方， 中文不適用調， 而往往用副詞或是助詞來表示的。" 這劇本的最大成功在於，在於用這些副詞和助詞，最可以給寫劇演劇的人取法。
劇作的上演顯然與當時北平市民生活有關，一位署名“潤薰”的觀眾在《觀〈軟體動物〉後》（見《北平晨報·劇刊》）的觀後感中說：“北平這個地方比較闊人多，不知有多少小姐們，太太們，及各式各樣的摩登們，都在那裡軟化，所以這個劇觀眾容易發生興趣。”該劇公演後，北平的多家報刊作了評介，而討論最為熱列的要算是《北平晨報》上的《劇刊》。 《劇刊》何以關心此事？話要扯得遠一點才能說清。1929年9月，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戲劇系教授余上沅、熊佛西等人，以戲劇系當年畢業的謝興（即章泯）、張蘭璞（即張寒暉）等六位同學為核心，組織成立了一個小小的演劇團體——北平小劇院，實驗推行他們理想中的小劇院運動。所謂的小劇院運動，梁實秋在《悼念余上沅》一文中說：“按所謂小劇院運動是一八八七年著名演員Andre'Antoine在巴黎發起，他集合一批年輕戲劇作家，在'自由劇院'上演他們的作品，觀眾都是買長期季票的知識分子。他要演出的是優秀作品，外國作品也經常採用，絕不計較票房。此項運動在英德相繼興起，造成高潮。”在中國現代話劇運動史上有“發電機一般的推動力量”（見趙景深《文壇憶舊》第202頁）之稱的余上沅受這種思潮影響，嘗試在國內推行，趙元任、丁西林、熊佛西等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都熱心參與，於是成立了北平小劇院，由余上沅任院長，熊佛西任副院長兼秘書。他們採取業餘演出的形式，不以贏利為目的，注重提高戲劇的藝術質量，在當時北方劇壇很少話劇活動的情況下，慘淡經營，先後排演了《偽君子》《壓迫》《醉了》等劇，大大活躍了北平的話劇舞台。《軟體動物》是推行小劇院運動的又一部作品。主創人員有這樣幾位：譯劇趙元任，導演熊佛西，舞台設計余上沅、陳治策，主要演員馬靜蘊（飾白太太）、鄧承勳（飾白先生）。因那時熊佛西兼任著《北平晨報》副刊《劇刊》周刊的主編，為擴大該劇影響，便利用《劇刊》這塊園地展開了討論。1931年7月12日，即《軟體動物》連續公演後的第一天，在《劇刊》第29期上發表了趙元任的《注音注調的〈軟體動物〉》一文，主要介紹了翻譯過程。所謂的注音注調，即每句的台詞都注了音調。 7月19日《劇刊》的第30期，鼎鼎大名的胡適發表了《〈軟體動物〉的公演》*，對這部劇評價很高，認為演出“是小劇院的最大成功，也是中國新劇運動的一大成功”，並說了許多誇耀的話，如稱讚“能描摹出那位迷人的軟體動物的神氣”的馬靜蘊是位“天才的演員”。而“元任先生的翻譯，都是可以給我們做模範的”，“我們在台下聽了，差不多全不覺得這是一部翻譯出來的劇本”。
*HC 案: 《趙元任〈軟體動物〉》1931.7.19 晨報副刊
值得注意的還有這樣的兩篇文章：一篇是發表在《劇刊》第29期上余上沅的《〈軟體動物〉的舞台設計》，自述了在舞台設計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困難。他說，“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設計是一回事，能否照設計實行是另外一回事”，北平小劇院自成立後“簡直是貧無立錐”，“劇場是藉的，往往還借不到手，佈景服裝也都是藉的，不管合用不合用”，“其餘的一切，照樣慚愧得很，都是張家李家王家的東西，並且沒有機會可以仔細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戲劇藝術可說是“借的藝術”。他還舉例說沙發應該達到怎樣的鬆軟程度、牆應該塗成什麼顏色才更符合劇情的需要，因都是藉的物品，不便改裝，“在小劇院還沒有劇場以前，根本上就談不到舞台裝飾設計”。另一篇是7月26日發表在《劇刊》第31期上陳治策的《〈軟體動物〉的幕後》一文，自曝了排演過程中出現的種種花絮。比如正式公演前7月9日進行的化妝彩排活動，已到了當天的下午，許多事情卻還沒辦妥，“大家疑惑次日是不是能公演得成”，“到了晚八點要作化裝排演的時候，台上還是亂七八糟的”，“左右窗戶還沒糊上紙”，白太太用做道具的鼻煙壺一時沒借到，就用了小孩吃湯藥的玻璃瓶代替；雙人沙發找不到，把兩個單人沙發並放著權來充數；美人榻沒有，借用四把椅子在上面蒙個白單子也湊合了。即便在正式公演的第一天，許多道具仍沒置辦利落，“左右窗戶本該裝上像玻璃的鐵絲紗，但為經濟起見，我們只糊上玻璃紙（開窗時發呼啦呼啦的響聲，但觀眾應假裝著聽不見）。借來的長沙發是蒙著舊而臟的藍布，我們只好把章元美先生的包車上所用的毛毯蒙上去遮醜”，“這一次公演總不能不說是草率”。作為該劇舞台設計的余、陳兩位，如此這般的來自曝內幕，若碰到普通的讀者權當茶餘飯後的談資也就過去了；但碰到較真且藝術修養高的讀者，授人以柄，問題就來了。8月2日,在《劇刊》的第32期，林徽因（當時她還署林徽音這名字）發表了《討論〈軟體動物〉設計和幕後困難問題》，對該劇提出尖銳批評。
林徽因的文章，主要針對陳治策的詰難一一進行回擊，全文如下：
八月二日在這刊上，我根據兩位小劇院公演的設計人，關於《軟體動物》的“設計”和“幕後”提到的幾點困難，不避嫌疑的用技術眼光，討論起來。公平說，天是這樣的熱，小劇院這次的公演的總成績又是打破記錄的成功，委實不該再“求全責備”有像我那樣煞風景的討論！看到本月九日陳治策先生標題答复我的文字，我怔了，生怕又因此引出真正硬體的筆墨官司，來增加劇界的煩惱，更增加我個人的罪過。好在陳先生標題雖然有“答复”字樣，來得怕人其實對於我所提到諸點，並沒有技術上的駁難，也沒有準確的答复，只有表示承認和同意，所以現在可不必再提了。他另有幾個責問，現在我回答他：
（一）“幹嗎不犧牲一晚的功夫看一看”他們的公演？答：因為鄙人是臥病在西山四個來月的一個真正的“軟體動物”，沒有隨便起來的自由，更提不到進城看戲（雖曾提議卻被阻止了），這是我個人沒有眼福，並不是不肯“犧牲一晚的功夫”（不幸今天報上又誤載鄙夫婦參與跳舞盛會的新聞，就此聲明省得犯誑言欺人之罪）。
（二）“兩次幕後生活”“只是一種趣話”“引人入勝”“可否作為批評根據”？答：我認為根據設計人自己說的“設計”和“幕後”來討論他們的設計和幕後問題是再對沒有了。尤其是我所提出討論的並沒有與事實有不符之處，更沒有引用別人“口傳”關於他們佈景的毛病，或是臆造他們公演時，佈景上種種的弊病。只是對於他們幕後組織和設計態度上發了疑問。陳先生的“幕後”雖全是些趣話卻也呈露出內容真相不少，所以我這不知趣的人也就因此求全責備了的討論起來。
（三）“你忽略了'完成了化裝排演'這些字了”又“有些誤會”又“化裝排演和正式公演常有天淵的不同呢”。答：我並未誤會他們任何一樁事，（陳先生亦未說明誤會了些什麼）我現在更要鄭重聲明我並未將他們化裝排演誤會作正式公演，不止如此，他們正式公演的情形，我知道得很詳細，我所以不引用別人報告傳說的緣故，就是要公平，要慎重，不敢“根據別人口頭傳說”。至於化裝排演和公演並不該有“天淵之別”是淺而易見：排演的目的是練習次日公演時所有各方面的佈置，試驗各種佈置之有無弊病以備次日改良的。化裝排演太亂，道具與次日公演時用的太不相同，則這化裝排演基本功用和意義已失去不少，次日公演的成績必會受其影響的。
（四）“那篇文章如果是看了之後寫的，你一定會批評得對嘍”。答：前篇文章是根據他們設計人的文章寫的，差不多全是討論，無所謂批評。
討論諸點如（一）佈景不該因為有困難而“處處將就”。
（二）“借”在佈景藝術裡是常情，不應將這困難看過重了。
（三）因為他們本來要白單子而又換了毛氈（深色的）使我對於他們色彩設計懷疑，疑心他們對於色彩調和問題並未顧到；疑心他們對於色彩問題，根本不講究；疑心他們不理會到尋常白色在台上之不相宜。
（四）如窗子玻璃等小技巧，他們未曾實驗些較妥方法，似乎不算賣盡力氣的認真。這些問題我希望都沒有議論錯了。陳先生對第二點已完全同意，別的卻也未指出我不“對”的地方。
（五）“公平的批評”“成功不成功”問題。答：我沒看到公演，所以我文裡第一段即將我的立足點表明了。我說“讀到文章……所得印象”……等等。即對於佈景也是因為沒有看到公演，所以沒有胡亂批評一句話。我是根據看過的人不滿的意思（並且公開發表出來的），再根據當事人，所述的幕後的確實情形，用技術原則，探討其所以不滿人意的原由。在事前我雖詳細的問過八九個對新劇有見識的朋友，他們那一晚對於佈景的印象和意見（失望或是滿意），我卻沒有引用這“口頭傳說”為的是謹慎，公平。現在陳先生既要“看過那戲的人”公平批評，我只得老實說，他們多人沒有稱揚只有不滿這次佈景，是個不能否認的事實。也因此我有“成績上有失敗點”的話，（注意點字）這並不是說他們這次公演不算一個總成功。請別“誤會”。其實演新劇最招物議的常常是佈景，而新劇的佈景也實在不容易討好。被評論本不算什麼一回事，佈景人宜早預備下賣力氣不怕批評的勇氣才好。再說，一新劇本來最負責的人（也就是最易受評論的人）是導演人，這次各方面文章裡“導演”兩字竟沒有人提到，更不說有人評論，這個到底是導演人之幸與不幸還是問題。我承認這次佈景上文字，本來只是設計人自己的幾句“趣語”，不巧遇著我這樣不知趣的人過於認真寫了一大篇。俗語說“冤家怕是同行”！不過每件學問的促進常是靠著“同行”的爭論的，希望兩位設計人特別大量諒解和優容。
（六）關於時間欠從容問題。嚴格說，時間是在設計人的預算之內，根本就該從容的，除非有不得已的情形和意外。協和禮堂不能早借，這情形的困苦，我是知道的，並且表十三分的同情。區署不准演的確是意外，如果已辦妥應辦手續。天下雨卻不在例內，“道具”不早借而要等“最末一晚”也未免奇怪。陳先生提到如何大雨不能騎車，折回等情，是否足夠做佈景不能如意的阻礙，好像和我上次設下的比喻“起晚了沒有買到釘子”相類的不能成立。末了，天實在是太熱，人也很病，我誠意的希望這回不成了筆墨官司，互相答復下去。我的“軟體動物”期限一滿，不難即和小劇院同人握手的，看守人迫我聲明，這是我最末次的“筆答”，不然這官司怕要真打到協和醫院的病房裡去。至此，雙方的觀點都已擺出，說服對方又很不易，再爭下去恐怕分不出個你長我短，《劇刊》的主編熊佛西遂在《劇刊》第35期上以編輯者按語的方式表明了態度：“關於《軟體動物》的稿子，本刊已經登得不少了。希望讀者在此後勿以此類稿件見賜。編者正在軟體化（病了），這大概是多登了《軟體動物》的稿子的報導吧？”其實，未必是編者病了，大概還是旨在盡快平息爭論吧。《軟體動物》公演後引發的這場筆戰，歷時一個半月，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戲劇運動成長期中一場不大不小的論爭。雙方你來我往，互不相讓，客觀上有益於促進戲劇藝術的發展。可惜的是，這場論爭多少年來未被提及，充溢著誠懇批評坦蕩駁難，體現了當年文化氛圍的鮮活材料，沒能被很好地利用。
近年來有關林徽因的傳記一本接一本出版，有些作者往往不惜筆墨地描述她的戀情，甚至去虛構一些故事，反而忽視了其直率、好強的一面，恐怕這不是寫好傳記的正途。這次筆戰，這篇集外文的發現，或許有助於我們去了解一個更加全面而又真實的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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