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5日 星期一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毛子水序及胡頌平後記資料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這《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台北: 聯經 1984) 沒索引 很不方便
譬如說 多次談到溫州話 胡適之先生以為它很雅 譬如說 茶疲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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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頌平,浙江溫州人,他是前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1958年至1962年去世前的秘書。 胡頌平編過《胡適之先生譜長編初稿》,全書長達三百餘萬字,是研究胡適的必備參考書[1]。胡適晚年常同他談到一些歷史、文化、人物,胡頌平都記在《胡適 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裡,他曾經想讓胡適看這些記錄,但胡適最後還是沒看,胡適說「你還是當做我不知道的記下去,不要給我看」。唐德剛在《民主先生與自由男 神》一文中曾暗示胡頌平本來是奉命監控胡適,但後來竟成了「胡學」的「程門立雪派」。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1984
這本書收錄了胡適之先生晚年的言談。胡頌平先生在他隨侍胡適之先生的歲月里,把胡適之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記錄下來,除了編入《年譜長編》的以外,都收入這本書里。

胡 適之先生學識淵博,見聞廣闊,他們談話的內容,小到一個字的讀音,一首詩詞的字句,大到國際局勢的演變,社會背景的探索,無所不包。或茶余飯後,娓娓道 來,逸趣橫生;或有感而發,意氣飛揚,躍然紙上。不僅呈示了胡適之先生幽默風趣的談吐,憂國憂民的情懷,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
孔子曾說,“有德者必有言”。這所謂言,是指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話,並不是只以口才稱的。言為心聲;有德的人所發的心聲,自然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有德的人固可尊敬,而他的言論自亦極足寶貴。

胡適之先生的一生,從我們民族文化的觀點講,可以說是社會中一位最偉大的引導者。無論在學術上、教育上或政治上,他的主張或提倡的,全都是平正通達,並且可以使我們民族有盛德日新的氣象的。他所遺留下來的著作,可以說是我們民族文化史最珍貴的材料。

有 許多尊敬胡先生的人士,對胡先生于中年以後專事考據的工作,以為胡先生在學術上雖臻崇高的地位,但他似乎把目前的社會忘卻了。這可說是過慮。我們知道, 胡先生對于社會文化進步的關心,和對于他自己在學問上進步的關心一樣。他決不會因專心學問而不希望我們的社會有更好的文化的!

現在胡君頌平這本《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的出版,非特可以使許多尊敬胡先生的人得多知道胡先生晚年的言論,且亦可以消除不必要的過慮。這是我們留心文化史的人所最喜悅的事。

19 世紀中葉,德國愛克爾曼寫了一本《哥德談話錄》*;德國哲學家尼采以為是德國第一本書。我自審才不及尼采,不敢作這等大言。但我想,頌平這書,和愛克爾 曼的書實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一、中國的胡適和德國的哥德,才性雖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對于國家文化的影響則極相似。二、這兩個談話錄所記的都是他們二人晚年 的談話。三、頌平對于胡先生,和愛克爾曼對于哥德,非特身份關系很相同,即相互的信任亦相同。如果從愛克爾曼所記的談話錄可以看出哥德老年時的智慧,無疑 的從頌平所記的談話錄,亦可以看出胡先生老年時的智慧。這一點是我充滿信心的。

毛子水謹序
1983年12月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後記

*歌德談話錄 (周學譜/朱光潜/楊武能.....)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後記資料,題目似乎改過

胡頌平:我在胡適之先生身邊的日子
2016-04-20 11:29:00澎湃新聞


  我用的是袖珍日記簿,經常放在衣袋裡,白天難得有空,總要到夜裡回家默記的。

  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原是設在台北市的。在適之先生回國就任院長之前幾天,才遷南港去。我家仍住台北。每晚從南港下班回家,想想白天適之先生的言談,最感興趣,若不設法保存,將會隨同時光流失,豈不可惜。我先有這麼一個意念,躊躇了好幾個月。有一天,忽然想起民國十九年馬相伯先生九十歲生日時,適之先生曾對新聞記者的訪問說:“馬相伯先生是我們的'國之瑰寶',他的一言一行,應該有一個人在他的身旁,隨時把它紀錄下來。”我從這段話裡豁然有悟,於是下了決心,就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裡恢復了中斷二十年的日記。




 我開始做胡先生的秘書,與我過去在政府機關工作的性質不同;我好像是新畢業生留校擔任助教似的,只能當一名學徒,什麼都從頭學起。每隔幾天,適之先生總有一天留我陪他吃一頓午飯。有時晚上有應酬,也要我同坐他的便車回台北。無論在飯桌上,或車上,尤其是他好幾次住進台大醫院及出院後的療養期間,凡不是工作的時間,他愛即景談天,講論社會上或學問上的一切事情。我不知道的物事,多任意發問。有時遇到一個罕見字的讀音,或是比較冷僻的典故,他也會考考我。記得有一次在醫院裡,他的特別護士徐秋皎小姐見他和我談起一位外國朋友翻譯杜工部的“羌村詩”,私下問我“羌村詩”是什麼,我默寫出來解釋給她聽。這首詩裡有“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兩句,我把上句的“怪”字記錯作“驚”字,下句的“驚”字記作“坐”字,成為“妻孥驚我在,坐定還拭淚”了。因與原詩的意義沒有多少出入,自己一點也不知道有誤。我們是在病床外邊的會客椅上輕輕的說話,但被適之先生聽到了,要看看我的默寫。說:“兩句五言詩,只有十個字。你卻錯了兩個!”順手拿起紅色原子筆來改正,一面對徐小姐說:“這位胡先生(指我)還能背得出這首詩,可得一百分,但錯了兩字,要扣五分!”便在默寫紙上批了九十五分之後,說:“今天我又給頌平批分數了。”不禁哈哈大笑。這是他的天真與風趣的一例。但他見錯就改正的求真精神,無時或衰。就是偶然遇到這樣的小玩意兒,也不輕易放過。這些無意中的閒談,給我個人自我教育上的激發極大。
  這個談話錄所記的談話,都是根據我當年的日記,所以絕大部分是對我個人說的。他對客人或在別種場合的言談,我所知道的不多,但也收在這裡。我用的是袖珍日記簿,經常放在衣袋裡,白天難得有空,總要到夜裡回家默記的。一年下來,漸漸的記了六七本,覺得應該設法讓他知道才是。
  這一天(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四點多,我的工作都做好了,便抽空來記日記。恰巧適之先生走進我的工作室。他看見我正在一小本子上寫著密密的小字,隨便問問:“你在寫什麼?”我說:“記先生的事情。我在此地親自看見,親自聽到的事情,我都把它紀錄下來。”他一聽到這些話,立刻詫異起來,緊跟著問:“你為什麼要記我的事?”我因心理上有準備,而且正是報告給他知道的好機會,於是慢慢的說:“從前馬相伯先生九十歲生日時,先生不是曾對新聞記者發表過談話嗎?那個簡短的談話(見上),我還記得。現在先生也是'國之瑰寶',我有機會在先生身旁工作,……去年冬天忽然想起先生二十八年前說過這句話:才開始紀錄的。但不知有沒有聽錯的地方,很想得空把它整理出來,還想請先生過目。”我這麼說明之後,他說:“這樣,我以後說話倒要留意些。”他的詫異神情很快消失了。再想了一想,說:“你還是當做我不知道的記下去,不要給我看。將來我死了之後,你的紀錄有用的。”從此之後,胡先生知道我在紀錄他的言行了。
  記得先生有一次談起:“我將來如有工夫來寫自己的傳記,要用很大的一章來寫我那個時代徽州的社會背景。”這裡記的如兒童時代玩的“蘇子”,如家中僱傭臨時工人勞作的習俗,如“出門要帶三條繩”,如“一世夫妻三年半”,如“朝奉”與“員外”等等瑣碎的話題,大概都是他偶然想起那個時代背景的點滴資料。只要他曾談起過,就是片言只語,我都紀錄下來,保留在這里或《年譜長編初稿》裡。今天回想當年面對面的談話,我個人常有如同“江海之浸,膏澤之潤”的感受。但願一班尊敬胡先生而不得及見的年輕朋友分享我的感受,所以決定與長編同時發表了。
  又,當初因用日記的原始資料,故將第一身的“我”字改為第三身的姓名三個字,現在也懶得再改回來。我要特別聲明的,就是胡先生從沒有看過我的紀錄,如果有聽錯記錯的地方,完全由我個人負責。我很企望看到的人指示我的謬誤,以便改正。(文/胡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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