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譬如說 多次談到溫州話 胡適之先生以為它很雅 譬如說 茶疲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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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頌平，浙江溫州人，他是前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1958年至1962年去世前的秘書。 胡頌平編過《胡適之先生譜長編初稿》，全書長達三百餘萬字，是研究胡適的必備參考書[1]。胡適晚年常同他談到一些歷史、文化、人物，胡頌平都記在《胡適 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裡，他曾經想讓胡適看這些記錄，但胡適最後還是沒看，胡適說「你還是當做我不知道的記下去，不要給我看」。唐德剛在《民主先生與自由男 神》一文中曾暗示胡頌平本來是奉命監控胡適，但後來竟成了「胡學」的「程門立雪派」。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1984
這本書收錄了胡適之先生晚年的言談。胡頌平先生在他隨侍胡適之先生的歲月里，把胡適之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記錄下來，除了編入《年譜長編》的以外，都收入這本書里。
胡 適之先生學識淵博，見聞廣闊，他們談話的內容，小到一個字的讀音，一首詩詞的字句，大到國際局勢的演變，社會背景的探索，無所不包。或茶余飯後，娓娓道 來，逸趣橫生；或有感而發，意氣飛揚，躍然紙上。不僅呈示了胡適之先生幽默風趣的談吐，憂國憂民的情懷，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
胡 適之先生學識淵博，見聞廣闊，他們談話的內容，小到一個字的讀音，一首詩詞的字句，大到國際局勢的演變，社會背景的探索，無所不包。或茶余飯後，娓娓道 來，逸趣橫生；或有感而發，意氣飛揚，躍然紙上。不僅呈示了胡適之先生幽默風趣的談吐，憂國憂民的情懷，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
孔子曾說，“有德者必有言”。這所謂言，是指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話，並不是只以口才稱的。言為心聲；有德的人所發的心聲，自然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有德的人固可尊敬，而他的言論自亦極足寶貴。
胡適之先生的一生，從我們民族文化的觀點講，可以說是社會中一位最偉大的引導者。無論在學術上、教育上或政治上，他的主張或提倡的，全都是平正通達，並且可以使我們民族有盛德日新的氣象的。他所遺留下來的著作，可以說是我們民族文化史最珍貴的材料。
有 許多尊敬胡先生的人士，對胡先生于中年以後專事考據的工作，以為胡先生在學術上雖臻崇高的地位，但他似乎把目前的社會忘卻了。這可說是過慮。我們知道， 胡先生對于社會文化進步的關心，和對于他自己在學問上進步的關心一樣。他決不會因專心學問而不希望我們的社會有更好的文化的!
現在胡君頌平這本《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的出版，非特可以使許多尊敬胡先生的人得多知道胡先生晚年的言論，且亦可以消除不必要的過慮。這是我們留心文化史的人所最喜悅的事。
19 世紀中葉，德國愛克爾曼寫了一本《哥德談話錄》*；德國哲學家尼采以為是德國第一本書。我自審才不及尼采，不敢作這等大言。但我想，頌平這書，和愛克爾 曼的書實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一、中國的胡適和德國的哥德，才性雖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對于國家文化的影響則極相似。二、這兩個談話錄所記的都是他們二人晚年 的談話。三、頌平對于胡先生，和愛克爾曼對于哥德，非特身份關系很相同，即相互的信任亦相同。如果從愛克爾曼所記的談話錄可以看出哥德老年時的智慧，無疑 的從頌平所記的談話錄，亦可以看出胡先生老年時的智慧。這一點是我充滿信心的。
毛子水謹序
1983年12月
胡適之先生的一生，從我們民族文化的觀點講，可以說是社會中一位最偉大的引導者。無論在學術上、教育上或政治上，他的主張或提倡的，全都是平正通達，並且可以使我們民族有盛德日新的氣象的。他所遺留下來的著作，可以說是我們民族文化史最珍貴的材料。
有 許多尊敬胡先生的人士，對胡先生于中年以後專事考據的工作，以為胡先生在學術上雖臻崇高的地位，但他似乎把目前的社會忘卻了。這可說是過慮。我們知道， 胡先生對于社會文化進步的關心，和對于他自己在學問上進步的關心一樣。他決不會因專心學問而不希望我們的社會有更好的文化的!
現在胡君頌平這本《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的出版，非特可以使許多尊敬胡先生的人得多知道胡先生晚年的言論，且亦可以消除不必要的過慮。這是我們留心文化史的人所最喜悅的事。
19 世紀中葉，德國愛克爾曼寫了一本《哥德談話錄》*；德國哲學家尼采以為是德國第一本書。我自審才不及尼采，不敢作這等大言。但我想，頌平這書，和愛克爾 曼的書實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一、中國的胡適和德國的哥德，才性雖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對于國家文化的影響則極相似。二、這兩個談話錄所記的都是他們二人晚年 的談話。三、頌平對于胡先生，和愛克爾曼對于哥德，非特身份關系很相同，即相互的信任亦相同。如果從愛克爾曼所記的談話錄可以看出哥德老年時的智慧，無疑 的從頌平所記的談話錄，亦可以看出胡先生老年時的智慧。這一點是我充滿信心的。
毛子水謹序
1983年12月
序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後記
*歌德談話錄 (周學譜/朱光潜/楊武能.....)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後記資料，題目似乎改過
胡頌平：我在胡適之先生身邊的日子
2016-04-20 11:29:00澎湃新聞
我用的是袖珍日記簿，經常放在衣袋裡，白天難得有空，總要到夜裡回家默記的。
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原是設在台北市的。在適之先生回國就任院長之前幾天，才遷南港去。我家仍住台北。每晚從南港下班回家，想想白天適之先生的言談，最感興趣，若不設法保存，將會隨同時光流失，豈不可惜。我先有這麼一個意念，躊躇了好幾個月。有一天，忽然想起民國十九年馬相伯先生九十歲生日時，適之先生曾對新聞記者的訪問說：“馬相伯先生是我們的'國之瑰寶'，他的一言一行，應該有一個人在他的身旁，隨時把它紀錄下來。”我從這段話裡豁然有悟，於是下了決心，就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裡恢復了中斷二十年的日記。
我開始做胡先生的秘書，與我過去在政府機關工作的性質不同；我好像是新畢業生留校擔任助教似的，只能當一名學徒，什麼都從頭學起。每隔幾天，適之先生總有一天留我陪他吃一頓午飯。有時晚上有應酬，也要我同坐他的便車回台北。無論在飯桌上，或車上，尤其是他好幾次住進台大醫院及出院後的療養期間，凡不是工作的時間，他愛即景談天，講論社會上或學問上的一切事情。我不知道的物事，多任意發問。有時遇到一個罕見字的讀音，或是比較冷僻的典故，他也會考考我。記得有一次在醫院裡，他的特別護士徐秋皎小姐見他和我談起一位外國朋友翻譯杜工部的“羌村詩”，私下問我“羌村詩”是什麼，我默寫出來解釋給她聽。這首詩裡有“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兩句，我把上句的“怪”字記錯作“驚”字，下句的“驚”字記作“坐”字，成為“妻孥驚我在，坐定還拭淚”了。因與原詩的意義沒有多少出入，自己一點也不知道有誤。我們是在病床外邊的會客椅上輕輕的說話，但被適之先生聽到了，要看看我的默寫。說：“兩句五言詩，只有十個字。你卻錯了兩個！”順手拿起紅色原子筆來改正，一面對徐小姐說：“這位胡先生（指我）還能背得出這首詩，可得一百分，但錯了兩字，要扣五分！”便在默寫紙上批了九十五分之後，說：“今天我又給頌平批分數了。”不禁哈哈大笑。這是他的天真與風趣的一例。但他見錯就改正的求真精神，無時或衰。就是偶然遇到這樣的小玩意兒，也不輕易放過。這些無意中的閒談，給我個人自我教育上的激發極大。
這個談話錄所記的談話，都是根據我當年的日記，所以絕大部分是對我個人說的。他對客人或在別種場合的言談，我所知道的不多，但也收在這裡。我用的是袖珍日記簿，經常放在衣袋裡，白天難得有空，總要到夜裡回家默記的。一年下來，漸漸的記了六七本，覺得應該設法讓他知道才是。
這一天（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四點多，我的工作都做好了，便抽空來記日記。恰巧適之先生走進我的工作室。他看見我正在一小本子上寫著密密的小字，隨便問問：“你在寫什麼？”我說：“記先生的事情。我在此地親自看見，親自聽到的事情，我都把它紀錄下來。”他一聽到這些話，立刻詫異起來，緊跟著問：“你為什麼要記我的事？”我因心理上有準備，而且正是報告給他知道的好機會，於是慢慢的說：“從前馬相伯先生九十歲生日時，先生不是曾對新聞記者發表過談話嗎？那個簡短的談話（見上），我還記得。現在先生也是'國之瑰寶'，我有機會在先生身旁工作，……去年冬天忽然想起先生二十八年前說過這句話：才開始紀錄的。但不知有沒有聽錯的地方，很想得空把它整理出來，還想請先生過目。”我這麼說明之後，他說：“這樣，我以後說話倒要留意些。”他的詫異神情很快消失了。再想了一想，說：“你還是當做我不知道的記下去，不要給我看。將來我死了之後，你的紀錄有用的。”從此之後，胡先生知道我在紀錄他的言行了。
記得先生有一次談起：“我將來如有工夫來寫自己的傳記，要用很大的一章來寫我那個時代徽州的社會背景。”這裡記的如兒童時代玩的“蘇子”，如家中僱傭臨時工人勞作的習俗，如“出門要帶三條繩”，如“一世夫妻三年半”，如“朝奉”與“員外”等等瑣碎的話題，大概都是他偶然想起那個時代背景的點滴資料。只要他曾談起過，就是片言只語，我都紀錄下來，保留在這里或《年譜長編初稿》裡。今天回想當年面對面的談話，我個人常有如同“江海之浸，膏澤之潤”的感受。但願一班尊敬胡先生而不得及見的年輕朋友分享我的感受，所以決定與長編同時發表了。
又，當初因用日記的原始資料，故將第一身的“我”字改為第三身的姓名三個字，現在也懶得再改回來。我要特別聲明的，就是胡先生從沒有看過我的紀錄，如果有聽錯記錯的地方，完全由我個人負責。我很企望看到的人指示我的謬誤，以便改正。（文/胡頌平）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後記
*歌德談話錄 (周學譜/朱光潜/楊武能.....)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後記資料，題目似乎改過
胡頌平：我在胡適之先生身邊的日子
2016-04-20 11:29:00澎湃新聞
我用的是袖珍日記簿，經常放在衣袋裡，白天難得有空，總要到夜裡回家默記的。
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原是設在台北市的。在適之先生回國就任院長之前幾天，才遷南港去。我家仍住台北。每晚從南港下班回家，想想白天適之先生的言談，最感興趣，若不設法保存，將會隨同時光流失，豈不可惜。我先有這麼一個意念，躊躇了好幾個月。有一天，忽然想起民國十九年馬相伯先生九十歲生日時，適之先生曾對新聞記者的訪問說：“馬相伯先生是我們的'國之瑰寶'，他的一言一行，應該有一個人在他的身旁，隨時把它紀錄下來。”我從這段話裡豁然有悟，於是下了決心，就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裡恢復了中斷二十年的日記。
我開始做胡先生的秘書，與我過去在政府機關工作的性質不同；我好像是新畢業生留校擔任助教似的，只能當一名學徒，什麼都從頭學起。每隔幾天，適之先生總有一天留我陪他吃一頓午飯。有時晚上有應酬，也要我同坐他的便車回台北。無論在飯桌上，或車上，尤其是他好幾次住進台大醫院及出院後的療養期間，凡不是工作的時間，他愛即景談天，講論社會上或學問上的一切事情。我不知道的物事，多任意發問。有時遇到一個罕見字的讀音，或是比較冷僻的典故，他也會考考我。記得有一次在醫院裡，他的特別護士徐秋皎小姐見他和我談起一位外國朋友翻譯杜工部的“羌村詩”，私下問我“羌村詩”是什麼，我默寫出來解釋給她聽。這首詩裡有“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兩句，我把上句的“怪”字記錯作“驚”字，下句的“驚”字記作“坐”字，成為“妻孥驚我在，坐定還拭淚”了。因與原詩的意義沒有多少出入，自己一點也不知道有誤。我們是在病床外邊的會客椅上輕輕的說話，但被適之先生聽到了，要看看我的默寫。說：“兩句五言詩，只有十個字。你卻錯了兩個！”順手拿起紅色原子筆來改正，一面對徐小姐說：“這位胡先生（指我）還能背得出這首詩，可得一百分，但錯了兩字，要扣五分！”便在默寫紙上批了九十五分之後，說：“今天我又給頌平批分數了。”不禁哈哈大笑。這是他的天真與風趣的一例。但他見錯就改正的求真精神，無時或衰。就是偶然遇到這樣的小玩意兒，也不輕易放過。這些無意中的閒談，給我個人自我教育上的激發極大。
這個談話錄所記的談話，都是根據我當年的日記，所以絕大部分是對我個人說的。他對客人或在別種場合的言談，我所知道的不多，但也收在這裡。我用的是袖珍日記簿，經常放在衣袋裡，白天難得有空，總要到夜裡回家默記的。一年下來，漸漸的記了六七本，覺得應該設法讓他知道才是。
這一天（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四點多，我的工作都做好了，便抽空來記日記。恰巧適之先生走進我的工作室。他看見我正在一小本子上寫著密密的小字，隨便問問：“你在寫什麼？”我說：“記先生的事情。我在此地親自看見，親自聽到的事情，我都把它紀錄下來。”他一聽到這些話，立刻詫異起來，緊跟著問：“你為什麼要記我的事？”我因心理上有準備，而且正是報告給他知道的好機會，於是慢慢的說：“從前馬相伯先生九十歲生日時，先生不是曾對新聞記者發表過談話嗎？那個簡短的談話（見上），我還記得。現在先生也是'國之瑰寶'，我有機會在先生身旁工作，……去年冬天忽然想起先生二十八年前說過這句話：才開始紀錄的。但不知有沒有聽錯的地方，很想得空把它整理出來，還想請先生過目。”我這麼說明之後，他說：“這樣，我以後說話倒要留意些。”他的詫異神情很快消失了。再想了一想，說：“你還是當做我不知道的記下去，不要給我看。將來我死了之後，你的紀錄有用的。”從此之後，胡先生知道我在紀錄他的言行了。
記得先生有一次談起：“我將來如有工夫來寫自己的傳記，要用很大的一章來寫我那個時代徽州的社會背景。”這裡記的如兒童時代玩的“蘇子”，如家中僱傭臨時工人勞作的習俗，如“出門要帶三條繩”，如“一世夫妻三年半”，如“朝奉”與“員外”等等瑣碎的話題，大概都是他偶然想起那個時代背景的點滴資料。只要他曾談起過，就是片言只語，我都紀錄下來，保留在這里或《年譜長編初稿》裡。今天回想當年面對面的談話，我個人常有如同“江海之浸，膏澤之潤”的感受。但願一班尊敬胡先生而不得及見的年輕朋友分享我的感受，所以決定與長編同時發表了。
又，當初因用日記的原始資料，故將第一身的“我”字改為第三身的姓名三個字，現在也懶得再改回來。我要特別聲明的，就是胡先生從沒有看過我的紀錄，如果有聽錯記錯的地方，完全由我個人負責。我很企望看到的人指示我的謬誤，以便改正。（文/胡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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