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Shih 胡適之先生的世界 The World of Dr. Hu Shih: 2022

2022年12月23日星期五

《章實齋年譜》(胡適姚名達)/ 贈內藤湖南漢學支那派

內藤湖南與胡適雖從未謀面，卻是神交，在學術上惺惺相惜。

內藤服膺清代乾嘉時期的大學者章學誠（字實齋）的學問史識，許為“絕學”，於1920年撰《章實齋先生年譜》，1928年著《章學誠的史學》，以彰其事蹟。

1921年，胡適亦出版同名著作《章實齋先生年譜》，他說，“我做《章實齋年譜》的動機，起於民國九年冬天讀日本內藤虎次郎編的《章實齋先生年譜》（《支那學》卷一，第三至第四號）。我那時正覺得，章實齋這一位專講史學的人，不應該死了一百二十年還沒有人給他做一篇詳實的傳……，最可使我們慚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實齋年譜》的乃是一位外國的學者。我讀了內藤先生作的年譜，……就隨時在‘內藤譜’ 上注出每條的出處。有時偶然校出‘內藤譜’的遺漏處，或錯誤處，我也隨手注在上面。……這便是我作這年譜的緣起”（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序》）。

雖然 “內藤譜”仍有一些錯漏，但胡適是每每感謝內藤湖南的篳路藍縷之功的。1920年12月14日，胡適在致日本著名漢學家青木正兒的信中肯定了“內藤譜”的學術貢獻，認為“內藤先生的《年譜》，確是極有用的材料”，並請青木正兒催促內藤湖南把他所得的“章氏遺書”儘快刊佈出來。1921年2月3日，胡適在致青木正兒的信中再次提到“內藤譜”：“內藤先生的《章實齋年譜》，我已叫人去翻譯了。此譜搜集的極完備，使我非常佩服。”1921年2月17日，青木正兒復信給胡適，轉達了內藤湖南的話，對於胡適給予“內藤譜”的“忠言”，“十分感謝”云云（《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下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 月），內藤湖南還寫了《胡適之新著〈章實齋先生年譜〉讀後》一文評論“胡譜”。

---内藤湖南:汉学为一生寄托,中国为学问归宿

日期：[2008年11月23日] 版次：[GB18] 版名：[阅读周刊关注] 稿源：[南方都市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08-11/23/content_6360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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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在1922年將一本商務版的《章實齋年譜》送給內藤湖男先生書上題:

敬贈
內藤先生表示
敬禮與謝意

胡適

此書現藏關西大學圖書館書影可參考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Vol. 2, 2011,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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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向胡頌平說日本漢學分京都的支那派和東京的東洋派
前者受到他很大的影響內藤湖南的《中國繪畫史》《日本文化史研究》
從內藤湖南到傳下的神田和青木
當然現在這些人都過去了

內藤湖南（日語：ないとうこなん，1866年 8月27日—1934年 6月26日），日本歷史學家。生於日本秋田縣鹿角郡毛馬內（現為鹿角市）。本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別號憶人居主、湖南鷗侶、彫蟲生悶悶先生。
青年時曾任記者，1907年至1926年間任教於京都大學，教授東洋史。
內藤湖南關於中國歷史最著名的理論是「唐宋變革期」。他認為中國歷史分期以秦漢以前為「上古」，東漢到西晉為「第一過渡期」，五胡十六國到唐朝中葉為「中世」，唐朝後期到五代十國為「第二過渡期」，宋朝以後則為「近世」。他的理論被之後的日本學者所繼承，成為日本人研究中國歷史的基本觀念。

[編輯] 主要著作

日本文化史研究 (有中譯本)
支那繪畫史
支那史學史
清朝史通論

Naitō Torajirō (内藤虎次郎; August 27, 1866–June 26, 1934), commonly known as Naitō Konan (内藤湖南), was a Japanese historian and Sinologist. He was the founder of the Kyoto School of historiography, and along with Shiratori Kurakichi (the founder of the Tokyo School), was one of the leading Japanese historians of East Asi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is most well-known book is called Nara.
He was born in what is today Akita Prefecture. He distinguished himself as a journalist. In 1907 he found Manwen Laodang in Mukden. As an authority of Chinese history, he was invited to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by Kano Kokichi in 1907 and got involved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History.
Naitō's most influential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was the recogn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as an important watershed. He argued that the social, political,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s that occurred between the mid-Tang Dynasty and early Song Dynasty represented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medieval (chūsei) and early modern (kinsei) periods of Chinese history.
In Japanese history, Naitō argued that Yamataikoku was located in Kyūshū rather than in Kinki.

序?

我專門研究章實齋一家之學，已經三四年了︰

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因我父親的指示，去買了一本胡適之先生做的《章實齋年譜》，到四月二十三日看完以後，才恍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同年月二十九晚，偶听何柏丞先生講《文史通義》，寸更清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然而無錢無友的我，到六月十一日才借到一部石印的《文史通義》來讀，十七日才買到一部木刻的《文史通義》來讀；至于浙江圖書館印的《章氏遺書》是得見而不得讀，劉翰怡先生刻的《章氏遺書》是方知而無力買！

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即初到清華學校研究院的第二天，初受業于梁任公先生，初立志作史學史的研究，就在“專修題”內認定了章實齋的史學”一門。十月十八日始業，買浙本，借劉本，足足理解了一學期。

十五年一月二十五口，起了一個信念，以為︰研究一個人的學弋，必須了解他所以成學的原因。因推求章先生所以成學，則頗疑哇的環境不易產生他這種學術；最後乃斷定他必受了前人的影響。百影響他最大的必是邵念魯。那天便發心願替邵先生做年譜，先關了解他一下。又兩日就動手，二月十一日遂告成。後來經過了十幾次的補訂，到十七年春始由柏丞先生介紹，付商務印書館發印。

十五年春，再讀《章氏遺書》，隨手把《章實齋年譜》補了些新史料上去。六月二十日，初見適之先生，問他怎麼辦︰適之先生說︰請你拿一本《年譜》去，把她補好了寄給我。——但我不曾即刻踐約，因為他往歐洲去了。七月，我回家去，又因我父親的指示，打算改編《章氏遺書》。《章氏遺書》的各種版本都編次得不好，這是讀者所公認而最感不便的。我不但想用新的分類法去改編她，而且想把人家批評或記述章先生的文章都附在她後面，使得讀者對于章先生能得整個的了解。照這例，適之先生做的《年譜》自然最好是也擺在她後面；但因版權的關系，不能夠。所以我就在那暑假內，自己另寫了一部新的《章實齋年譜》。那新譜做的方法和適之先生的不同（和內藤湖南先生的略似而材料較豐，且那時我尚不ffi日本文，未讀慈內藤譜》）。直至十六年四月，才在《國學月報》第二卷第四號發表。

十五年秋冬間，果然就劉刻《章氏遺書》改編成了一部《章實齋遺著》；又把章先生的著作的年月考出了一大半，做成一個年表。十六年春，送這些給任公先生看；他很高興，說號就拿給商務印書館印行吧。我回說︰慢點好，因為《文史通義》的最重要的幾篇還不知是何年月做的。

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又想了解章先生的本師朱笥河；自二月二十一至三月十六間，不知不覺的又寫成一部《朱笥河年譜》。做那年譜比做《邵念魯年譜》容易多了，因為史料都是現成的；然而《朱譜》沒有《召ﾃ譜》好，我自信︰《邵譜》有許多創例，是空前的，如用直敘法，多制圖表，闢“譜前”、“譜後”兩體等。寫《朱譜》原是為的幫助“章實齋”的研究，任公先生又說朱笥河夠不上做年譜。到“章實齋”的研究完畢時，那《朱譜》也可以銷毀了。

經過了上述的工作，對于章先生的淵源應該是很親切的了解了。至于對他學術思想的論評，也曾寫過幾篇文章發揮一己的意見；但隔了些時，便不滿意終究毀了，雖曾發表過。我對于章先生要說的話當然很多，但多記在片紙上；至刂認為見解已熟時，才可撰有系統有組織的論文。所以自十六年以來，我就不肯做文章了。恰好那年春夏，任公先生要我幫他整理“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和“廣中國歷史研究法”二種講義，所以只好暫把“章實齋”丟開了。

2022年11月23日星期三

王志維為史語所事務員，王志維談晚年胡適（陳漱渝）/ 懷念王志維先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檔案館館藏
王志維為史語所事務員，民國47年以後任中研院院長胡適秘書。民國38年1月，王志維先隨史語所來臺，妻兒卻仍滯留四川李莊。為了接應妻小來臺，王志維在傅斯年的同意下借薪以為川資。但從檔案館保留王志維致芮逸夫信件可知，民國38年11月時，時局日危，兩岸匯兌將停，王志維妻兒到重慶後，卻未搭上臺渝直航飛機。11月27日，中研院重慶辦事處從白市驛機場撤退。胡頌平回憶道：「在快撤退的幾天之前，總辦事處一位自請遣散的同事羅傳宓跑來問我，說這裡有一位年輕的太太，帶著一個餵奶的小孩，能否把她們帶去。」胡頌平回答：「既是中央研究院同仁的眷屬，當然可以帶她們出來。這位年輕的少婦，原來就是王志維的太太張彥雲女士。」幸運搭上撤退飛機的張彥雲母子，方能來臺一家團聚。
相關資料，參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經出版社，1984），頁187。

懷念王志維先生

近日重讀遠流版1986年的《胡適作品集‧出版前言》有「特別要感謝胡適紀念館的信任與委託」等字眼，其實當年打過官司。

胡頌平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記載，胡適在南港住宅里的私人生活瑣事和物件都由王志維管理，譬如說，，將夜貓子胡適叫醒，胡適只好說這是日本人要人勤勞的設計，以後就早起，王志維馬上將它們換上綠色窗簾布。他經常在南港工作到半夜才回家，而胡頌平自己說，都搭交通車上下班。許多胡適的演講錄音之聽寫，多是王先生做的。.....

王志維談晚年胡適：寫作就是他的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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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6.6王志維談晚年胡適（陳漱渝）

胡適鮮為人知的晚年生活

2008年08月19日 14:50:44 　來源：文匯讀書周報

1991年1月22日和23日，我花了兩個上午前往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採訪王志維先生。王先生當時是胡適紀念館的實際負責人。最近我因退休清理舊物，無意中找出了這份記錄稿，如睹故人，感慨良多。王先生現已作古，但他當年提供的史料，有很多鮮為人知或知之未詳之處。故公諸于眾，供同好參考。

王志維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的老員工，是胡適晚年身邊的工作人員。據胡適秘書胡頌平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記載，胡適在南港住宅裏的私人物件都由王志維管理。

　　胡適與夫人江冬秀

胡適在北京居住期間，太太吃完晚飯就出去打牌，出門之前先煮一個茶雞蛋，用飯碗一扣；再沏一壺茶，就走了。胡適說:“我太太最好。她去做她的，我做我的。”又說:“王志維招拂我，比我太太更周到。”胡適後來不愛吃茶雞蛋了，就從香港買一種英國的梳打餅幹做霄夜。

但胡適對太太卻是無微不至。1961年10月，胡太太從美國回臺灣。胡適提前把寓所靠近盥洗室的那件房騰出來，用去污粉把浴缸擦得乾乾凈凈，然後把身邊的四個工作人員召集起來說:“我太太要來了，她很節儉。在中國，節儉是一種美德。我結婚時，家裏欠了債，但不到兩年，不但還清了債務，還有節余。這全是太太的功勞，是她省儉的結果。”胡太太到臺灣之前，胡適寓所路燈徹夜長明，怕的是胡適起夜摔跤。胡太太一來，每晚都隨手關燈。此前胡適午飯吃剩的菜，就讓工友分吃了。胡太太一來，剩菜全擱冰箱，下一頓再吃。

胡太太不修邊幅。她剛回臺灣，應酬多，不打扮就出門。有一次圍一條長圍巾，穗子都拖到了地面上。胡適笑著說:“太太，你就這樣一幅打扮呀？”胡太太反問:“不好看嗎？”胡適連說:“好看，好看！”

胡適去世後，胡太太十分悲痛，甚至想吃安眠藥自殺。胡太太有缺點，也有功勞:沒有她，胡適紀念館很難維持，胡適墓園很難維修，胡適手稿也印不出來。胡太太愛打牌，但輸得少，贏得多。

胡適的飲食起居

在臺北，胡適每早八點多起床，要在洗手間呆很長時間。洗手間裏總擺一兩本書。文件夾裏也夾著古詩詞——胡適每天吟一首詩，吟完之後常進一步考證。早餐喝一杯橘子水，主食是烤面包(刮一點人造黃油、果醬)，兩碟鹹菜就稀飯。他吃飯時有看報的習慣，有時也安排跟朋友邊吃邊聊。中午四盤菜，如豆腐、肉絲炒青菜。臺大醫院的醫生勸胡適不吃肉，少吃油，多吃魚。但胡適卻愛吃肉，特別愛吃紅燒肉裏的肥肉，不愛吃海魚。廚師便想方設法去買河魚，如鯉魚、鯽魚，養在水池裏，每天吃一條，通常安排在晚餐吃。中午胡適一般要休息半小時。下午是讀書時間——但每周有三個下午應酬，晚上寫文章或讀書。星期天客人不斷。胡適的態度是來者不拒。會客室小，常常是後來的人擠走先來的人。有時也留下兩三個人吃飯，除平時的四盤菜之外，再加一盤炒雞蛋。當時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王雲五對胡適說:“健身之道，每天飯後要走三千步。”胡適偏偏不愛走路，幾乎沒有一天超過一千步。有時飯後剛走幾步就借故返回，說:“冷了冷了，趕快回家。”胡適有一臺小收音機，但很少聽廣播。胡適可以說沒有娛樂，寫作就是他的娛樂。

身後事:胡適日記出版風波

胡適有記日記的習慣，自1906年2月13日開始，至1962年2月21日，時間跨度超過半個世紀，總字數大約在250萬字以上。這批日記是在吳大猷先生的大力支持下于1990年公開出版，為學術界提供了一份珍貴史料。

吳大猷，1956年秋由美國赴臺灣，在臺灣大學及臺灣清華大學任教。1962年任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代理所長，1983年11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說:“出版胡適日記，如果發生什麼問題，責任由我承擔。”

相形之下，給胡適日記出版制造阻力的是王世杰。王世杰曾主編《現代評論》周刊；1949年去臺灣，1950年3月至1953年11月任總統府秘書長，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2年4月至1970年4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改任總統府資政。

王世杰跟胡適的私交本來很深，但胡適1962年2月24日去世之後，王先生跟胡太太江冬秀的關係處得非常不好。1963年，臺灣刮臺風，山洪沖了胡適在臺北南港的墓地。胡太太坐臥不安，要求中研院為胡適修墳，不料王世杰置之不理。胡太太便去找他，吵了起來。胡太太吼道:“王世杰，你等著，總有一天我要把你給胡先生的信公布出來。”王世杰嚇得直哆嗦。原來王世杰給胡適的信上寫了很多牢騷話，當時公開出來會給他惹麻煩。後來經過中央研究院的行政秘書長兼評議員陳雪屏先生出面打圓場，維修了胡先生的墳，這場風波才告平息。所以王世杰以中研院院長的身份下了指示:沒有他的同意，中研院胡適紀念館裏的任何一張紙片都不能隨便拿出來！不久，王世杰讓毛子水先生陪同——毛是胡適遺囑的執行人之一，要從胡適紀念館取走胡適日記。王世杰說:“胡適日記是公物，是公器。”胡太太聞訊，從她在溫州街的寓所跑回南港，大罵王世杰不是東西，一氣之下，就把全部胡適日記手稿帶走了。她先把這批手稿放在床底下，但臺北空氣潮濕，手稿放在床底下容易霉爛。王志維趕快買了一個保險櫃，搬進胡太太家，剛好把日記手稿全部裝進去，使這批手稿得以完好保存。所以胡太太對保存和出版胡適手稿是有功勞的。（陳漱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