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力，楊聯陞的外孫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的全集中，有一冊名為《素書樓餘渖》，其中收有他致友人、及門、大陸親人的書信若干，最多的一人是楊聯陞，四十通。楊聯陞是已故哈佛大學東亞語文系講座教授，史學家，亦有“漢學家”之頭銜，故於1990年（與賓四先生同年），今年是他的百歲冥誕。作為他的外孫，近兩年來我正在撰寫他的傳記，惜乎可利用的資料尚嫌匱缺。讀到《素書樓餘渖》中賓四先生的四十通書信後，我與台灣素書樓基金會的秦照芬女士郵件聯繫，試問可否找到與那四十通書信對應的楊聯陞的信函。感謝秦女士，居然為我找到了近三十通。目前已能看到的錢、楊之間的通信，約持續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這段時間，起因是錢穆先生卸任香港新亞書院院長、退休後，欲以三年時間撰寫一大部頭著述，即其晚年學術著述的代表作《朱子新學案》，先生為之向哈佛燕京學社申請“課題經費”（這是現在的詞），希望每月能得到三四千港幣的補助。哈燕社一直以資助東亞地區（因政治因素，多年間以日本、台灣和香港地區為主）的學術研究（主要是漢學）為主，但與其他基金會一樣，只對機構（團體），不對個人。錢穆先生退休時，新亞內部已出現矛盾，隨即又出現併入香港中文大學的事，他極不願捲入其中，但為可能得到的這筆來自香港之外的經費補助，他還是聽從了楊聯陞的建議，把該寫作計劃列入了新亞研究所的申請項目。此申請最終得到哈燕社的批准，與楊聯陞的從中斡旋，尤其是數次向當時的哈燕社社長裴約翰、副社長白思达力陳此作之意義，有直接關係。自1967年起，錢穆先生逐月收到哈燕社的補助，約每月800美元，都是寄到他的寓所，先是香港沙田的和風颱，後是台北外雙溪的素書樓。在與楊聯陞的交往中，錢穆認定這是一個可以交換意見、一起探討學術的對象，而身在香港的那些年，周圍幾乎找不到這樣的人，所以，他們之間的通信持續了很多年。通信內容從論學（以朱子為主）、學術活動到身體狀況、個人愛好無所不談。錢穆對楊聯陞頗有惺惺相惜之意，楊聯陞對錢穆則始終執弟子禮，但在論學時又能看出他們之間的平等。我讀過這些書信後的一個想法是：如果能編成一本《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那樣的書，一定頗有可讀性。
1967年9月6日，楊聯陞與錢穆書中，提出了一個“求字”的懇請，相關內容是這樣的：
茲有懇者 先生得暇，擬請裁尺許宣紙為書一聯（在一張紙上寫，不必分開，更不必裝裱，寄下到此，配一鏡框，甚為方便）。“平肩擔道義，庸手著文章”。此是晚學近日竄改前人之句。晚學蒲柳之質，下駟之材，難作人師，浪擁皋比，姑以此兩語自為警勉，意謂平肩亦可分擔道義，庸手猶當勉著文章。至於所以改此一聯，又別有故。晚學先祖厚齋公（諱鴻仁），會稽人，遊幕北方（所謂紹興師爺），終於清苑，先父子云（諱鳳五）曾任吳子玉將軍之軍法處長，將軍嘗為書“ 鉄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一聯（在國內未帶出）。晚學於家學不克，僅於法制史略嘗究心而已，殊為慚赧。改此兩語，亦見一時心境。
楊聯陞與錢穆書中，提到自己時，言必稱“晚學”，此信可為一例。“皋比”，指講學者的坐席，任教可稱為“坐擁皋比”。楊聯陞改“坐擁”為“浪擁”，自謙可見。他少年時家居清苑（河北保定），在家中見過一副“鉄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對聯，書寫者是大名鼎鼎的軍閥吳佩孚（字子玉），這副書法作品是楊聯陞的父親楊子云（字鳳五）老先生在吳佩孚手下擔任軍法處長時得贈的。題外話可說一句：楊繼盛冤死十二年後，隆慶皇帝時曾予以追諡，在保定為其建旌忠祠，吳子玉將軍為屬下書此聯，或許有此原因，亦可見此聯影響之久遠。
從楊聯陞9月28日與錢穆書中可知，9月22日錢穆先生有信給他（《素書樓餘渖》中未見），信中談了他對楊聯陞求書之聯的修改意見。楊聯陞9月28日復函曰：
聯語蒙 先生重改兩字，極為妥善。對聯既工，蘊義尤富，雙肩隻手人人所有，聖哲凡愚原應平等，自勉勉人亦相通貫，雙肩又可解為用全力，隻手又可解為獨立不倚。至於晚學原擬之“平”、“庸”二字，先生仍欲求跋語中附著，隨而存之，已為大幸。先此叩謝！橫幅希望能在三尺左右，再稍長亦無妨。今日與英時談及此事，並告以先生既然如此鄭重，橫幅自應付裱。英時云，其岳父雪屏先生常寫字送人，有熟裱工，先生贈英時之法書，亦願同時付裱。即請 先生於書就後，通知 雪屏先生，由陳府派人，或迳由裱工到府上來取。裱好後或寄或託便人帶來，亦可由雪屏先生決定，此法似最方便，想 先生亦必贊同也。
讀此信可知，錢穆先生將楊聯陞“竄改”的對聯，重改為：雙肩擔道義，隻手著文章。兩字之改，確實又出新意。
1968年3月日，楊聯陞與錢穆書，告之其書法已由余英時夫人陳淑平赴台省親歸來時帶到康橋，將掛在家中客廳，與來訪友人共賞。楊聯陞對錢穆先生書法的評價是：法體疏朗，似有初唐人意味。
一副對聯，記錄了上世紀遠隔大洋的兩位學人的一段交往，也引出了一個鉄肩·平肩·雙肩的故事，筆者以為，於今仍耐玩味。遺憾的是，錢穆先生、乃至吳子玉將軍的兩幅墨寶，今均難以尋覓，只有靠我們的聯想去勾勒當時的影像了。
周言：余英時與楊聯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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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左四）楊聯陞（右六）中央研究院第六屆院士會議合影
余英時一九五六年開始在哈佛大學讀博士，導師是當時在西方漢學界如日中天的楊聯陞，普林斯頓大學劉子健教授在楊聯陞去世後所寫的追憶文章中，曾回憶起四十年代的楊聯陞的風華正茂：「楊先生帶着舊學根基，先入北京師範大學附中，而後再入清華大學，主修經濟學，可是卻有好幾位歷史系教授賞識他。抗戰前一年，我剛入學，他是四年級，無緣拜識，但早有人遙指着他向我說，那位楊君真是天才，不但是學生領袖之一，並且已經有學術論文，發表在第一流的期刊《食貨》上。本科學生，如此出人頭地，向所未有，難得之極。」
無獨有偶，芝加哥大學教授何炳棣對楊聯陞的評價更高，何炳棣回憶：「海外清華大學史學傳人最早成名者是九級的楊聯陞。由於特殊私人機緣，他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已以《晉書食貨志譯釋》獲哈佛東亞語文及歷史系合授的博士學位，繼周一良任助教授。楊才思敏捷，博聞強記，精通日文，既能大量利用日人研究成果，往往又能指摘其史料或銓釋之不足，任教三十餘年間寫作廣涉經濟史、宗教史、及中國語文，尤以七八十篇書評聞於海外漢學界。一九五六年夏楊曾坦白對我說：『你是歷史家，我是漢學家。甚麼是漢學家？是開雜貨舖的』。我立即回應：可是你這雜貨舖主人的貨源，確實充足，連像我這樣『傲慢』的歷史家還非向你買貨不可。這固然是老同學間的談笑，事實上卻代表清華史學傳統中兩個不同方向的發展。」
據《論學談詩二十年》記載，四十年代胡適也對楊聯陞頗為賞識，兩人在一九四三年相識，一九四四年胡適已經打定主意準備把楊聯陞和周一良延攬到北京大學任教，但是當時周一良必須先回到燕京大學服務，而楊聯陞則已經答應張其昀去浙大任教，一九四九年之後胡適重返美國，楊聯陞的地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一九五七年胡適生病，曾經修改遺囑，指名讓楊聯陞和毛子水在其去世後處理其遺稿。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披露，一九五九年楊聯陞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胡適寫信給趙元任和其聯手促成，信中說：「中研院也催我辦院士提名，濟之信上問的是『史學』的老輩『廷黻從吾』應否提出及如何提出的問題，我今天下午要寫長信給他。我也想到聯陞，但如果顧到史學『老輩』，聯陞怕將等候一年了。」
余英時初到哈佛時，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葉理綏親口告訴余英時，楊聯陞受過最嚴格的現代學術訓練，是最傑出的中國史學家，後來余英時才知道那時楊聯陞的許多重要的英文著作都已經發表，並且在西方漢學界引起了普遍而熱烈的反響，余英時後來套用楊聯陞〈與周法高先生論漢學人物書〉中的話，稱斯時的楊聯陞乃是世界漢學界「第一流」兼「第一線」的學者。
在楊聯陞的心目中，至少在七十年代，余英時是其在哈佛當之無愧的接班人，周一良在楊聯陞去世時撰寫的悼念文章中曾經回憶，一九七四年楊聯陞夫婦曾經訪問北京，當時楊聯陞極為小心謹慎，許多老朋友都未要求會面，只提出要見周一良，周一良記得這一上午的會面他異常興奮，談了很多，而他自己卻沒有說太多話：「我問他在哈佛有無接班人，他舉出余英時。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余英時教授之名，而識荊又在十五年之後。」
當時余英時是楊聯陞的接班人，幾乎成為共識，一九七七年華世書局出版了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汪榮祖當時寫了書評大力誇獎余英時，開篇便說：「昔日聞哈佛華裔漢學家三代，老年洪煨蓮，中年楊聯陞，少年余英時，皆博雅有學……乙卯丙辰之間，余氏掌香港新亞書院，公之餘暇，竟能成此長篇，可謂精力過人矣。」
但是余英時並沒有和楊聯陞一樣在哈佛終老，而是在張光直的催動下，轉任耶魯大學，余英時為《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所寫的序言中曾對楊聯陞滿是歉意：「一九六六年我回到哈佛任教，這個新添的職位是他全力爭取得來的。我終於沒有能夠等到他退休便決定離開了哈佛，從私人情感上說，我對他的歉意是永久的。但是和適之先生一樣，他具有異乎尋常的寬容精神。他不但沒有半點介意的表示，而且尊重我的決定，鼓勵我在學術上充份發展自己的個性。」
實際上不僅僅是公誼，余英時和楊聯陞私誼也非常密切，兩家往來頻繁，余英時在楊聯陞家的留言冊上有許多記錄，第一條記錄寫的是：「一九六○年七月三日第一次在楊聯陞家打麻雀八圈，逛花園一次，共輸了五分錢。」可見兩人關係之其樂融融，有一次余英時在楊聯陞家打麻雀大敗，余英時在留言簿上留有「詩成滿貫輸」之句自嘲。楊聯陞夫婦過壽時，余英時都曾經寫詩祝賀，楊聯陞五十歲生日之時，余英時賀詩中有「及簧初把啼聲試，不尚言談愛叔岩」之句，表達兩人對於京劇大師余叔岩的喜愛，楊聯陞夫人繆鉁（宛君）過壽時，余英時賀詩中有「相夫教子人爭仰，孟母原來是孟光」之句。
一九六○年，楊聯陞在哈佛兩次宴請錢穆，作陪者包括洪業、李田意、瞿同祖和余英時，洪業在楊聯陞家的留言簿上寫道：「一九六○勞動節日，幸與聯陞宛君兄嫂歡迎賓四先生及夫人旅遊劍橋盛會，惜內人以在舍久候修理火爐工友不克來耳。」錢穆寫道：「本日和楊蓮生先生余英時弟及內人同下四人棋，此為平生之第一次。」余英時也在留言簿上留言：「承蓮生師及師母之約，教陪歡迎賓四師及師母之聖筵，一局未終，繼之薄酌微醺，蓋旅美以來鮮有之樂也。余因代父母陪宴，所食過平時之倍，詩思遂盡為之驅盡，謹書實況以代之，以博諸師長一笑之耳。」
楊聯陞對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也非常關心，余協中在楊聯陞家留言冊上有「空腹而來，滿載而歸」之戲言，余協中還曾經請楊聯陞代為借書，同時表示「暮年記憶力與精力均已衰退，研究只緣興趣所在，事倍功半，弟並不重其之成也。」信中同時談到余英時的婚事：「英時婚期在邇，舍間屋小而雜物過多，頓形混亂，彼已另賃屋居住。弟與內人亦在學校附近賃得一三房兩廳獨立屋宇，遠較今日公寓寬敞。先生與楊太太如能來此，雖曰簡陋，亦可勉強招待。」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日余協中曾經寫信給楊聯陞，信中對他託余英時帶來的火腿表示感謝，同時兩人「彼此相交以心」，余協中同時對楊聯陞的康復感到高興，勸楊聯陞今後「應選一優良嗜好，以鬆弛精神」，余協中還談到自己數年來非常喜歡古董，「六十以後始覺此嗜好，對於健康為益甚大」，「每購得一珍品，輒興奮。累日玩久，興趣漸減，即賣去，另購新物。如此興趣可以長長維持，而經濟亦不受損失。」
楊聯陞在一九七三年寫給劉廣京的信中，提到了余英時即將回到新亞之事，信中提到《思想史專號》的編輯工作時云：「希望梅貽寶先生在卸去新亞校長之後余英時繼任兩年，可以有暇主編」，楊聯陞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二日的日記中記載：「歡迎英時淑平壯遊，英時將掌新亞。」這也是楊聯陞始終關心余英時事業發展的明證。這一年楊聯陞在寫給余英時的送別詩中寫道：「少年分袂易前期，壯歲揚鞭莫複時。溈仰清風濡沫侶，摘茶撥火總相思。」
但是即便是楊聯陞這樣的大學問家，晚年也是淒涼的，由於健康問題，導致他五十歲之後生活遇到了極大的困難，曾經在哈佛大學讀書的陳方正回憶自己一九八七年回哈佛進修時，當時碰上費正清的八十大壽，楊聯陞也來了，「然而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他踽踽獨行，幾乎沒人認識他，後來我去辦公室看他，他帶一個三明治一個人在辦公室吃，真令人心酸。」陳方正認為楊聯陞沒有趕上好時代，他身處的時代和余英時完全不一樣，楊聯陞的時代，歧視依然很普遍，但是余英時的時代風氣大變，楊聯陞的時代哈佛和耶魯都比較保守，依然是白人世界，楊聯陞一直不能夠揚眉吐氣，陳方正同時還認為，楊聯陞和余英時師徒二人的背景和學風都有些不同。
但是周一良認為楊聯陞被排擠這一說法，可能是因為抑鬱症所導致的，周認為直到去世為止，楊聯陞有時顯得心胸狹窄，多所疑慮，可能是病態之一，一九八二年周一良在哈佛聽楊聯陞對他談了很多學術上的新見解，同時表示哈佛在排擠壓抑他，因此心情不愉快，周一良當時就問過哈佛了解情况的人，他們都說楊聯陞絕沒有受排擠壓抑之事，並且舉出實例：如在退休之前，楊聯陞被授予哈佛燕京講座教授的稱號；退休以後，仍保留楊聯陞的研究室。周一良認為這些都是受重視而不是受排擠的證據。
楊聯陞的晚年就這樣被嚴重的抑鬱症困擾，同時國內學人的許多請託也讓他非常無奈，八十年代初期山東大學王仲犖教授寫信請楊聯陞幫忙，希望哈佛請其去講學，楊聯陞回信告知王自己已經退休數年，在系中已無所謂「法力」，同時表示自己原來所在之東亞語文系，在大學中並無太大影響，楊聯陞同時推薦王嘗試申請孔飛力主持的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和哈佛燕京學社，但是表示先前的一些訪問學者費用皆由所屬機關自理。
而且就楊聯陞所處的時代而言，正值哈佛燕京學社的葉理綏所代表的漢學系統和費正清所代表的中國學系統爭鋒之時，楊聯陞和孔飛力的關係便可說明此點，楊聯陞的《哈佛遺墨》裏，收有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楊聯陞寫給繆鉞先生的信，信中談及哈佛大學向四川大學贈書之事，信中談到了開書單的Kuhn教授：「蓋開單者Kuhn君，雖亦曾從弟學，今已以費正清的繼承人自居，實則學問尚不及乃師十之一。」Kuhn指的就是孔飛力（Alden Kuhn）。
楊聯陞在此之後還和山東大學的趙儷生頗有不快，以至於趙後來在回憶錄中對楊聯陞頗有微辭，趙當時在哈佛訪問，但是因為語言不通等其他原因，過的頗不愉快，因此打電話給老同學楊聯陞求助，據趙儷生所言，當時他遭到了楊聯陞的痛罵，謝泳認為這體現了兩人政治觀點的相異，而周一良則反駁謝泳，認為楊聯陞患有抑鬱症，而且楊聯陞也不可能說出有失禮數的話，不管孰對孰錯，當時楊聯陞惡劣的心境卻可見一斑。
八十年代末周一良赴紐約休養，十月底去探望楊聯陞，當時楊聯陞已是小中風癒後，行動非常不便，當時楊聯陞雖然頭腦清晰，但是思路已不太連貫，口齒也不是非常清楚，因此周一良和楊聯陞一個上午的相聚，只能聽他談，周一良想向楊聯陞問的問題也無從問起，當天周的日記只留下了「回憶楊公所談，竟無法記」十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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