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只是 "胡適與林語堂"關係之部分的文章之刪節版
林語堂在讀者文摘的"我最難忘的人"中記胡適 (約1963年10月) 提到類似的
"林語堂擔任了《論語》的主編(並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他制訂了《論語社同人戒條》,” …反對肉麻主義（避免一切如“學者”、“詩人”、“我的朋友胡適之”等口調）。”該文中還說他留學哈佛大學的2000美元 (當時是"天文數字")是胡適私下贊助的 ......
傳記文學 2010一篇周質平：自由主義的雙峰：胡適與林語堂
胡適與林語堂
2010-12-20 10:29:45 華夏經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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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
胡適
胡適手跡
有意義與有趣味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的這幾句話是胡適畢生推崇的人生態度，也是他自己身體力行的座右銘。據 他1936年1月9日給周作人的信，他心中的“三位大神”是孔子、王安石和張居正。他有所取于孔子的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有所取于王安石的是“但能一切 舍，管取佛歡喜”，有所取于張居正的是“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捨吾眼鼻者，吾亦歡喜施與”。胡適是個無神論者，但 他心中的這三位大神，所體現的卻是極崇高的樂觀奮鬥和朝聞夕死、犧牲奉獻的宗教情操。
林語堂所嚮往的人生境界則是老莊的逍遙自適，而非儒家的沉毅剛健。就有宋一代而言，林語堂所景仰的人物，絕非以變法自任的政治家王安石，而是瀟灑奔放、吟 嘯自如的蘇東坡。林語堂為蘇東坡立傳，對他的人格思想都備至推崇。至於明代，林語堂的興趣絕不在權傾一時的張居正，而是在晚明文學中以“獨抒性靈，不拘格 套”為宗旨提倡“性靈文學”的公安袁氏兄弟，而尤其屬意于排行第二的袁宏道（字中郎）。林語堂與周作人等共同提倡晚明文學，點刊《袁中郎全集》，竟使這個 晚明詩人成了上世紀30年代的時髦人物。在清代人物中，胡適對戴震、章學誠的學術思想有精深的研究，並將戴震視為清代反理學思想的代表人物。林語堂則對李 漁、袁枚兩人情有獨鍾，李漁的《閒情偶寄》和袁枚的《小倉山房尺牘》曾被林語堂多次徵引，翻譯在他的英文著作中。胡適的興趣多在儒林傳中人物，而林語堂則 在文苑。
林語堂極重視生活的情趣，暢銷一時的英文名著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藝術》）就是一本專論生活情趣的作品。在他看來，沈復的《浮生六記》描述了接近理想的一種生活方式，而書中的蕓娘則是中國文學裏一 個最知情識趣的女人。他明確地指出：“生活的目的是真正地享受生活。”胡適幾乎不談生活的情趣，他所樂道的是生命的意義或生活的內容這些極嚴肅的話題。他 自作的白話詩“不做無益事，一日當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最能體現他的生活態度，他在1919年寫了一篇為大眾說法的《新生活》短文，他給“新生 活”所下的定義是“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此處“有意思”三個字，絕不意味著林語堂所說的“有趣味”（interesting, fun, or enjoyable），而是“有意義”（meaningful），胡適要我們每做一件事，都問一個“為什麼”， 要是回答不出“為什麼”，就不是“有意思”的生活。在林語堂看來，這樣的生活態度很認真，也很嚴肅，但卻未必有趣味。在生活的內容和態度上，胡適所關切的 往往是“我們應該做什麼”，而林語堂關切的則是“我們喜歡做什麼”。在他看來，即使我們所做的都能對“為什麼”有一個冠冕堂皇的回答，但我們卻絲毫不能從 這樣的生活中得到樂趣，那麼，這樣的生活依舊不是理想的生活。換言之，我們雖然回答不出“為什麼”，但如果我們真的樂在其中，這種“受用”的本身，就是生 活的意義。他在《中國文化之精神》一文中，用李白“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及程顥“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這幾句詩來說明“人生追求幸福的目 標”。 這個境界體現了山林和田園的恬淡與安詳，這種帶著山林氣田園味的生活絕不是胡適追求的生活目標。
“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這句話乍聽有些頹廢，但“有益無益”，在林語堂看來，不能是我們生活唯一的標準和選擇。在“有益無益”之外，必須再加 上“有趣無趣”，無益而有趣之事，林語堂未必不為；有益而無趣之事，林語堂未必為之。在英譯《浮生六記》的序中，林語堂說道：“我真誠地相信，一個謙卑渺 小的生命能快樂地過一輩子，是宇宙間之至美。”
胡適望重士林，深知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的嚴重性，所以立言宜慎，從不輕率為文。正如他在《胡適文存》第一集自序中所說：“不曾做過一篇潦草不用氣 力的文章。”行文如此，行事也頗拘謹。林語堂行文比胡適瀟灑，沒有“不用典”、“不講對仗”、“不模倣古人”這一類的清規戒律。在林語堂的文章裏，古今結 構並存，文言白話不分。
胡適和林語堂都喜歡辦雜誌。胡適辦過的雜誌，比較著名的有晚清的《競業旬報》、五四以後的《努力週報》和抗戰前夕的《獨立評論》等。林語堂所辦風行一時的 三個雜誌是《論語》、《人間世》和《宇宙風》。這三個雜誌和《獨立評論》幾乎同時發行，成了上世紀30年代中國學術界和文學界幾個標誌性的刊物。《獨立評 論》主要是針對當時的時局和政治，給予嚴肅認真的分析與批評。而林語堂所辦《人間世》等三個雜誌，則是以閒適幽默的筆調談些生活瑣事或個人的哀樂，所謂 “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無不可以入文。雜誌風格的不同反映了胡適和林語堂個性上的差異：胡適無時無刻不以改造社會人心自任，而林語堂則感到日常的生活已經 夠單調，負擔夠沉重，他想在單調沉重之外，另立一個輕鬆愉快的典型。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國難方殷，舉國都淹沒在救國愛國的狂潮之中，林語堂偏在此時提倡晚明小品，寫幽默閒適的文章。這與其說是一種逃避，不如說是 一種抗爭——拒絕人云亦云，堅持說我自己的話，保持我自己的風格。和胡適相比，林語堂的“個人主義”更多了一點我行我素的灑脫。他把自己1934年出版的 文集《我的話》上冊，又命名為《行素集》，取意正在於此。林語堂不出世，也不避世，他能在世俗的喧囂中，建構起自己的一個小天地，在這個小天地之中，俯仰 笑傲，樂在其中，享受他自己的風雅和情趣。他未必“玩世”，但卻有些“不恭”。他沒有魯迅的橫眉冷對，沒有梁漱溟的苦思焦慮，也沒有胡適的憂國憂民。他在 嬉笑怒罵之中，對家事、國事、天下事也都有所評說。
信仰、宗教與科學
胡適從小受范縝《神滅論》的影響，是個無神論者。留學美國期間，他一度幾乎成了基督徒，但很快就覺悟到教會用“感情的手段來捉人，……深恨其玩這種把 戲”。從此胡適與宗教無緣。他花了大力氣研究禪宗，但他的興趣主要是在禪宗史，而非禪宗的教義。1937年，他在哈佛大學300週年校慶的學術研討會上發 表《中國的印度化》（“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Borrowing”），主旨在講文化轉借，說明佛教對中國文化深刻的影響，而非佛教本身。他相信“天國不在天上也不在人心理，是在人間世”。他不信佛教 的輪迴，也不信基督教的永生，他提倡社會的不朽，善固不朽，惡亦不朽。小我透過大我——社會，無論是販夫走卒還是帝王將相，都同樣不朽。每個人的“一舉一 動，一言一笑，一個念頭，一場功勞，一樁罪過，也都永遠不朽”。這樣的“社會的不朽”就是胡適的宗教。表面上看來，小我不朽的意義唯有透過大我才能彰顯， 然而這並不是說小我是無意義的；相反，整個大我的功過成敗，都是由無數小我造成，所以每個小我切不可小看自己，甘心做個自了漢。在胡適的宗教裏，既沒有教 堂，也沒有廟宇，不須剃度，也不須受洗。所有的只是一個“不朽”的信念，這個信念減輕了我們對死亡的恐懼。“今生”有其自身的意義和價值，並不是為虛無縹 緲的“來生”服務的。胡適之所以是個無神論者，是因為有神論者始終提不出有力的證據來證明神的存在。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必須由科學來驗證的問題。
在胡適的思想體系中，哲學和宗教都需受到科學的制約。1929年6月3日，他在大同大學講“哲學的將來”，認為“過去的哲學只是幼稚的，錯誤的，或失敗了的科學”。這樣界定哲學，簡直讓哲學成了科學的附庸了。
林語堂出身在一個基督教的家庭，父親是個牧師。但他對基督教卻有過一段反叛的時期，覺得有些基本教義是荒誕而可笑的。在他的《八十自敘》中，他說：“我小 小年紀便懷疑上帝是否無所不在，是否在我頭上幾寸的地方。懷疑我們為什麼每餐要感謝上帝。”1939年，林語堂在他成名之後，大膽地宣稱：“今天宗教讓我 特別不能接受的是對有罪的強調。我並沒有有罪的感覺，也不覺得須遭天譴。”這是對基督教“原罪論”的公開挑戰。一個人一旦覺得“無罪”，基督教的其他教義 就無立足之地了。
然而，這樣的叛逆心理並沒有讓林語堂成為無神論者，他始終對大自然存有敬畏。他始終相信有一個“造物者”的存在。他說，仰望穹蒼，觀落日與星空之美，這已 足夠說明神的存在。是否有神，在林語堂看來，不是一個“拿證據來”的問題，也不是一個科學能夠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人對大自然的一種感受、一種認知，這種 感受和認知是完全屬於個人的。他為科學、宗教、文學、藝術與哲學下了一個簡單的定義：
用最簡單的話來說，科學是對生命的好奇，宗教是對生命的崇敬，文學是對生命的驚嘆，藝術是對生命的品味，而哲學則是在我們對宇宙有限了解的基礎上對生命的態度。
至於對信仰，林語堂把它界定在美感的經驗之中，是一個人感知上最後的歸宿。這种經驗與其說是宗教的，不如說是詩意的。這樣的界定信仰，真可以說通情達理，免去了許多無謂的意氣之爭。
林語堂雖未加入1923年“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但從他對宗教和哲學的態度，可以看出他是更同情張君勱的。胡適在1923年5月11日，寫了一篇短文《孫 行者與張君勱》，譏諷張君勱人生觀不受科學制約的論點，指出張君勱自相矛盾處很多，跳不出邏輯的定律，就如同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這是胡適文字中少 有的語帶譏諷而又不甚莊重的文章。林語堂看了這篇文章之後，對胡適過分崇信科學的態度不甚以為然，但對行文的風格和語氣則表示激賞，認為已有了幽默的雛 形：
我看見你的《張君勱與孫行者》的一段文字，著實有趣。自從白話輸入以來，我已漸漸兒看見“諧摹”（擬譯humor）的著作了。上幾期一篇在《努力》論壞 詩，假詩裏頭，真有諧摹（或作詼摹）。但是胡先生你未免太信如來佛了（即賽先生）。此外你還信個文殊菩薩（即邏輯君）及一個普賢菩薩（即白話）。這位普賢 菩薩作孽最深，善男信女恭奉的也最多。
從這段話很可以看出胡林兩人在思想上和風格上的異同。林語堂借用胡適譏諷張君勱的筆調來說明他不同意胡適“科學萬能”的看法，指出了胡適的幾個盲點，即過分崇信科學、邏輯與白話。這是很深刻、也很切中胡適痛處的。
林語堂的文字風格雖與胡適不同，但在一些大問題上，他們的取向是很接近的。1926年，胡適發表《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這是他往後談西化或現代 化議題的總綱領。在文中，他首先打破了用“精神”和“物質”的二分法來談文化或文明的傳統作法。他要扭轉中國人牢不可破的一個觀念，即中國的物質文明或許 不如西方，但中國的精神文明則淩駕在西方之上。在他看來，一個為了溫飽而掙扎于貧病邊緣的民族是創造不出高等的精神文明的。此文收入《胡適文存》第三集， 在文後附錄了林語堂1928年一篇題為《機器與精神》的講稿，對胡適的論點有更進一步的闡發。林語堂反復說明：“有機器文明未必即無精神文明”，換言之， “沒有機器文明不是便有精神文明”，最後，將全文歸結為“機器文明非手藝文明人所配詆毀，也無所用其詆毀”。顯然，胡適在這個重大的議題上，是引林語堂為 同調的。
中學西漸
在中國近代史上，將西學引進中國的學者不乏其人，如中國第一個耶魯大學畢業生容閎、譯介西方名著的嚴復，都是引西學東漸的佼佼者。但將“中學”介紹給西方 而有重大貢獻的人，則屈指可數。胡適和林語堂是少數人中最有成績的兩人。胡適的英文著作數量龐大，但主要集中在思想史的研究上，因其形式多為學術論文或演 講稿，影響主要在學界。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胡適出任駐美大使（1938—1942），發表的演講和時論較多，對美國當時的外交政策發生過一定的影響，但事 過境遷，現在只有少數的胡適研究者還在看這些材料了。林語堂的英文著作，無論在數量上和種類上都超過胡適，他的小說和對中國文化一般性的介紹都是為“大眾 說法”。在英語世界裏，林語堂是個更為人知的中國作家，而一般西方人也把他當成哲學家。
林語堂透過他的英文著作，讓西方人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留下了深刻美好而又持久的印象，最好的例子莫如瑞典皇家人文科學院院士馬悅然（Goran Malmqvist）的自述。2006年台北的林語堂紀念館和東吳大學合辦了一個紀念林語堂110週年誕辰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馬悅然發表了題為《想 念林語堂先生》的回憶性文字。馬悅然第一次接觸到林語堂的著作是在1946年，那年他22歲。他的一個伯母借了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給他看，60年以 後，他回憶這件事：“沒想到一位陌生的中國作家會完全改變我對自己的前途的計劃和希望。”馬悅然原來是打算大學畢業後，在瑞典高中教“拉丁文和希臘文的詩 歌和散文”的。林語堂的書使他走上了研究中國文學和音韻學的路，從此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和中國有了密切的關係。從他自己的敘述看來，說林語堂改變了馬悅然 的一生是並不為過的。
正因為馬悅然對林語堂是如此的心悅誠服，他是透過林語堂的著作去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在他紀念林語堂的文章裏，長段地徵引了小說《京華煙雲》中對北京近 乎完美的敘述。1980年，馬悅然到了北京，但找不到林語堂筆下的古都了。於是他大為悲慟：“（我）真的哭得出眼淚。那時的北京完全不像林語堂先生所描寫 的城市。”這種催人淚下的力量正是林語堂在給鬱達夫的信中所說的“使讀者如歷其境，如見其人”。透過這種文學的力量，林語堂在讀者的心目中為北京的事事物 物鑄就了一種永恒的形象（perpetual images），這個形象不因時間之推移而稍有改變。馬悅然的眼淚，一方面說明瞭林語堂文學技巧的成功，一方面卻也說明瞭他為林語堂所誤導。當然，林語堂 絕非有意誤導，而是讀者情不自禁地受了他的催眠。林語堂筆下的北京與其說是某一時期真實的北京，不如說那是林語堂心中的北京，感受和真實的存在之間當然是 有距離的。
永恒的形象常使外國人懷著看博物館的心理來看中國，結果真實的中國反而成了一定的虛幻，而心中的形象反而成了真實。林語堂的著作常能使讀者發“思古之幽情”，感到當前的種種都是過往的一種墮落或變形。
君子之交
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會上心臟病猝發逝世。3月3日，也就是胡適死後一星期，林語堂在紐約寫了一篇悼念老友的文章，發表在 1962年4月1日出版的《海外論壇》上。文雖不長，但對胡適有極其崇高的評價，指出胡適無論在“道德文章”、“人品學問”上都“足為我輩師表”：
胡適之先生的肉身已經脫離塵凡，他留給我們及留給後世的影響是不朽的。他是一代碩儒，尤其是我們當代人的師表。處於今日中西文化交流的時代，適之先生所以 配為中國學人的領袖，因為他有特別資格：他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同時有真正國學的根底，能直繼江永戴東原的師承而發揚光大漢學的考據精神，兩樣齊全是不 容易的。他有戴東原實事求是的態度；而無漢學末流公羊派的偏狹門戶之見。
林語堂在悼文中，比較了胡適與魯迅，他說：“在人格上，適之是淡泊名利的一個人，有孔子最可愛的‘溫溫無所試’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風度。魯迅政治氣味甚 濃，脫不了領袖欲。適之不在乎青年之崇拜，魯迅卻非做得給青年崇拜不可。”“不在乎”這一點，林語堂和胡適有共通處。
（全文載《魯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8期，本刊發表有刪節）
周質平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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