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胡適之》，田崇雪、劉乃順著，上、中、下三冊，台灣遠景出版社2015年出版）
何清漣：在專制與革命的夾縫中重溫胡適——讀《中國人胡適之》(1)
2015.08.09 04:54
編者按：這是何清漣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
歷史上有過不少事例，人類社會會因為錯過一位歷史人物，而留下無窮遺憾。錯過以事功為主的歷史人物，比如張居正，人們會因萬曆中期之後明朝統治江河日下，發出“世間再無張居正”的感嘆，但對那些想從思想上扳歷史道岔的人，世人很難認識他的價值。
這是我讀《中國人胡適之》這本書的感受。
胡適與陳獨秀：中國現化代的兩大路標
關於胡適思想研究的學術論文有不少，但這年頭靜下心來認真讀書的人卻越來越少。劉乃順與田崇雪二位作者將胡適的一生寫成長篇文學紀實劇本，就是想通過電視劇這一形式讓更多的中國人認識胡適、了解胡適。由於作者本著再現歷史的宗旨，因此這本書絕不是戲說之類，所言大抵皆有所本。對於那些對歷史有興趣但不想花太多精力的當代中國人來說，這本書不失為一個好的普及讀本。
我對書中再現胡適與陳獨秀這兩位道不同，但友誼之弦卻始終未斷的“恩怨之交”很感興趣。
北京大學校園內老校長蔡元培之像（美國之音拍攝）
陳獨秀晚年曾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元培）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此語誠然不錯，但是，就思想影響的後果來說，應該說是陳氏甚大，因為在1910-1920年代，當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與社會主義等各種思潮一齊湧進中國之時，無論是當時還是其後的20餘年間，中國青年當中的知識者，大都選擇了全世界風行的左傾思潮，即社會主義思潮。
胡適所生活的時代，正好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徘徊於十字路口的時期。這個“十字路口”，是中國知識精英對西方兩大政治思潮進行取捨之時。其時，崇尚英美製度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潮、崇拜法國大革命加上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社會主義政治思潮同時進入中國，影響的不僅是當時中國知識界的思想，更影響到中國後來政治路徑的選擇，即選擇以英美為代表的穩健型發展模式和以法俄為代表的激變型發展模式。
胡適留美10年，師從實驗主義哲學大師杜威，深受自由主義的浸染，終身都對美國民主政治頂禮有加，一直將美國視為近代化成功的典範，對浪漫主義情懷貫徹始終的法國大革命則持批評態度，斥責“浪漫病”為“懶病”，不懂“正確方法是建築在正確材料上的。”直到晚年，胡適還不改初衷：“美國開國祇有三百多年的歷史，能在三百多年中，開拓了那麼大的地域，成為文化最高，人民生活最安樂，國力最強大的國家，實為人類歷史上的奇蹟！”
中共創黨元老，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選為中共首任總書記的陳獨秀(中國老照片)
一生與胡適過從甚密的陳獨秀，則是法國大革命的狂熱崇拜者，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一文中，他寫道：“近代文明之特徵，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蘭西人之賜。世界無法蘭西，今日之黑暗不識仍居何等。”陳獨秀不獨推崇法國人的革命精神，還特別推崇法國文學，在《歐洲文藝談》中將法國文學藝術的各個流派，諸如古典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介紹到中國，引發了中國人對法國文學的興趣。
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後，陳獨秀熱情洋溢地發表《俄羅斯革命與我國國民之覺悟》，盛讚“這次革命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斷言“18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20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都對著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後來的歷史家，都要把他們當作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關鍵。”
胡陳二位，對1910-20年代中國青年一代影響甚鉅。胡適篤信自由主義，推崇美國民主，他在“五四”時期大力宣傳實驗主義，表面上看是在傳播其導師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理論，但實際上是在挖掘美國民主制度的理論精髓。因此，在向中國人介紹美國民主制度時，胡適特別強調美國民主的精粹乃是民治，這恰好是當時以及後來研究美國民主制度的人士比較容易忽略的一點。
陳獨秀則從法國的大革命走到俄國的十月革命，從盧梭的激進民主主義走到列寧的社會主義，並成為中共創始人及第一任總書記，在於他深信只有效仿法俄，用革命手段破壞一個舊世界，用強力推行一種新制度，才能為中國找到一條出路。至於陳獨秀晚年曆盡滄桑，重新反思蘇聯經驗，那隻是完成他退隱之後的個人思想修煉，對中國社會思潮幾乎未產生影響。
《中國人胡適之》因為是紀實文學劇本，處理胡陳二位思想交鋒的場景很靈活，二人晤談，朋友宴飲、討論雜誌事務，時見二人激烈辯論。五四之後，陳獨秀三度入獄，胡適均奔走營救。陳出獄之後二人剛見面，立即就政治觀點爭論不休。對二人這種恩怨相纏的友誼，胡適在致陳獨秀的一封信中所言做了最好的概括：“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
這種君子之交，讓我們這些身處今天的知識界後輩看了既感動，又深為羨慕，如今，激進日益成為政治正確的標誌，一言不合，激進者即在政治上宣判主張改良者“被中共收買”，期望招安，友道蕩然，交誼無存。
胡適的自由主義政治理想
胡適的政治理想，要言之，主要包括個人自由與國家的關係、“好人政府”、民治等三方面。
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上，胡適崇尚歐美的個人主義，認為源自歐洲18-19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就了無數愛自由甚於愛麵包、愛真理之人，然後才有歐美的文明世界。因此，當北洋政府號召青年“犧牲個人的自由，換求國家的自由”之時，胡適針鋒相對地對青年大聲疾呼：“爭你們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反觀今天，經過幾十年中共意識形態教育，國家與個人、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在大多數中國青年一代那裡，已經被攪成一鍋粥，個人主義被當作自私自利加以批判，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意志高於個人意志，被視為不容辯駁的“真理”。
胡適的“好人政府”主張，使胡適至今仍被事功的學者們所嘲笑。2012年，《人民日報》文史論壇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問政之殤”系列中，專寫一篇《曇花一現的“好人政府”》，稱“'好人政治'以一種典型的實驗主義方式證明了自己的破產，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政治實踐遭遇慘痛失敗，……不打倒軍閥，空談'好政府'，反而會起到掩蓋和粉飾軍閥黑暗統治的作用”。
胡適真有那麼幼稚麼？歷史上真有過“好人政治”的實踐麼？
1922年5月13日，胡適主編的《努力周刊》第二期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該文是一份由胡適起草，經蔡元培、李大釗等16人聯署的政治提議。
這一提議的主要觀點是：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應該以“好政府”作為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所謂'好政府'，在消極的方面是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面是兩點：（1）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提議”對今後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是：“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劃的政治'”。現在的具體主張是：“由南北兩方早日開始正式議和”，“協商一個裁兵的辦法”，“還應該有一個'裁官'的辦法”，“廢止現行的複選制，採用直接選舉制”等。
隨後，胡適等16人草擬一份《政治計劃》送呈吳佩孚徵求意見，吳應承將考慮請部分社會名流組織一個新的“好人內閣”，以輔佐國政。吳佩孚這一考慮其實是買櫝還珠式的採納，完全忽視了製約權力與塑造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是根本，將吸納部分賢能組建“好人內閣”當作建立“好人政府”的全部。
即便在今天來看，胡適的主張除了第三點是針對當時政治局勢的主張因而具有時效性之外，其餘的主張仍然是今天中國那些憲政主張者努力謀求而無法達到的目標。胡適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中，強調的其實是權力製約，只有將權力置於監督制約之下，才能出“好人政府”，以今人的理解力，估計只要不是有意曲解，一般都不會再誤解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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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胡適(維基共享)
胡適對“民治”的孜孜講求
1960年的胡適(維基共享)
胡適一直將開啟民智當作首要事務，認為“民眾素質的提高是實現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他非常重視教育，親力親為創辦多本雜誌，以承擔思想傳播重任。
胡適一直強調：政治如果沒有人民的參與，一定不會有真共和的實現。人類自由的歷史，沒有一國不是人民費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換來的。沒有肯為自由而戰的人民，絕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出現。因此，胡適主張，首先要爭取公民自由的權利，其次則是限制政府的權力，二者不可偏廢。
更可貴的是：胡適將民主的實踐放在與民主理念的傳播同樣重要的位置。他認為，在民治國家裡，政府的首要責任就是引導民眾參與政治。他篤信民治制度本身就是一種教育，針對政客們以民眾智識不足為由拒絕或延緩實行民治反駁道：“人民參政不需要多大的專門知識，他們需要的是經驗。……所患的只是怕民眾不肯或不敢參政，故民治國家的大問題是怎樣引導鼓勵民眾出來參政。只要他們肯或敢於參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一次上當，二回便學乖了。故民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素質訓練。”類似言論在《胡適日記全集》（台灣聯經，2004年版）裡隨處可見。
與官方研究者很不相同，《中國人胡適之》的兩位作者在書中對胡適關於民治、人權的表述可謂濃墨重彩，讓人得窺胡適思想底蘊。
自由主義思想為何在中國始終“不合時宜”？
胡適終生都在思考“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方向性的大問題，堅持中國應該走以民治為特點的美式民主道路，在各種壓力與時髦政治思潮中的推擠下，他始終未改其志。早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反對白話文運動的黃侃曾諷刺胡適說：“你不應該叫胡適，你應該叫'往哪裡去'”。中國古文中，“胡適之”是“何往”之意，黃侃的這一諷刺歪打正著，對概括胡適的一生很有像徵意義。
比之於年齡略小於胡適的另一位文化巨擘郭沫若，胡適的堅持更顯其珍貴。我家鄉有一位因劃成右派而從北京某大學流放到籍貫所在地教中學的鄉賢，曾在課堂上諷刺地談到：“我這輩子最佩服的人就是郭老沫若先生，可謂認識錯誤迅速，改正錯誤堅決，一天一個觀點”。這話可算是對郭沫若一生行狀的至評。胡適與郭沫若二人，正好代表了中國文化人品格的兩極。這位教師在文革中因各種“反動言論”而被學校的紅衛兵批鬥，絕望之下用鐵絲穿耳自殺未遂，落下終身殘疾，晚景淒涼。
十餘年前，國內有人曾以“錯過胡適一百年”為標題，評析胡適的自由主義政治主張未能行之於中國所造成的歷史遺憾。但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接受什麼思想，其實也有“路徑依賴”，目前，中國執政者回歸專制的傾向日益強烈，民間“回到革命”的呼聲亦日見高亢，專制與革命這對基因相同的攣生兄弟再度君臨中國。此時此刻，重溫胡適思想及其為何不合中國的“時宜”，更能讓人認清1840年以來直至今天的歷史路徑，洞察中國的未來走向。
胡適主張的自由主義政治主張，在當時就“不合時宜”。如果說在20年代及30年代早期，胡適還有一些追隨者，到了“救亡壓倒啟蒙”之後，自由主義理念在中國已沒有多少市場。30年代中期，胡適主辦的《獨立評論》曾展開民主與專制的討論，胡適的一些好友，如丁文江、蔣延黻、錢端升等紛紛認同“強人政治”，胡適捍衛美式民主政治的主張幾成空谷足音。
更可悲的是，他的自由主義理念甚至未能通過言傳身教影響其次子胡思杜。胡適終生崇尚美國民主政治，堅決否認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必要性，因其政治主張與文學主張遭受魯迅持之以恆並極其刻薄的批評，即使在1949年國共內戰國民黨敗退台灣之時，他仍然靈臺清明，不像別人那樣“西瓜偎大邊”，投靠勝利者，而是在共產極權與國民黨的威權政治當中，“兩害相權取其輕”，毅然隨國民政府去了台灣。但他的兒子胡思杜短短30多年的人生，幾乎就是一位精神弒父者的一生，他受到時代潮流全面左傾的影響，迷戀於“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信仰共產主義。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讀書時無心讀書，多門成績不及格，遭到美國驅逐；對魯迅禮敬有加；1949年拒絕與父親同至台灣，選擇留在大陸，最終導致了他的人生悲劇。
至今，中國執政者仍視“憲政”二字如洪水猛獸，就在今年7月26日，《人民日報》還刊發整版文章，揭露“美式民主的虛偽”，展示“美國民主的困境”。為了紅色政治集團的一黨私利，許多學者還在不斷地貢獻著各種繞開民主、繞開權力製衡的“頂層設計”。7月上旬，《南風窗》發表清華大學外籍教授貝淡寧《中國賢能政治的未來》，稱賢能政治在中國有深厚的根源，調查一再顯示，大部分人更支持“監護人話語”（guardianship discourse），而不是自由民主話語。由監護人授權能幹的官員承擔起維護社會利益的責任。並明確提出：中央級政府領導人應通過賢能製度選拔，而下級政府領導官員應通過民主選舉產生。
上層如此，那麼底層如何？這點，我在《革命的一隻鞋已經落地》一文中指出，由於中共幾十年以來的意識形態教育培養了大批窮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認為目前的一切社會不公來源於資產階級的剝削，通過“剝奪剝奪者”的革命達成平等（其實就是結果均等），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最佳良方。
身處專制與革命的夾縫之中，中國錯過胡適，可能不是一百年，而是更長的時間。也許，再過20年，當地球上的“失敗國家”名單中再增添幾個國家時，比較政治研究會增加一個現在看來政治不正確的新課題，即有些國家為什麼與民主無緣。
重溫胡適，是為了中國有個光明的未來
這種制度選擇上的“路徑依賴”，其文化政治慣性之大，會一次又一次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起作用，作者在全書結尾處為胡適虛擬了一夢：與蔣介石、毛澤東、斯大林、羅斯福在天國相遇時，胡適抱怨說自己說了一輩子話，沒人聽，教書教了一輩子，沒人理；寫書寫了一輩子，沒人看。這其實不僅是對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的“過去”之概括，也是對其命運“未來”之預示。
財新網前一向刊登了叢日雲一篇文章，認真剖析中國人對個人主義認識之謬，指出“個人主義不是中國語境下的自私自利、損人利己。在西方，它首先是對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社會共同體的性質，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整體之間關係的一種本體論認識。 ”看過這篇文章的讀者，不少為其叫好。可惜他們不知，這是胡適先生在1910年代-1920年代就努力在普及的自由主義常識。
正因為發現中國人仍然躑躅在“專制與革命”這個怪圈之中，本書兩位作者花時數年，傾注心血，寫成了這本“不合時宜”的書，期望通過電視劇這種形式，將終生“堅持反（對）革命的社會變革立場”的胡適介紹給今天的中國人。劉乃順先生是一位由作家而進入商界的成功企業家，審時度勢是其強項。但他審的不是一己之身的時勢，而是中國未來命運之時勢，因此，在中國人革命思潮再起、中國出版界、影視界除商業化之外別無考量之時，逆勢而上，推出了這本“不合時宜”之作。
在細讀這本《中國人胡適之》之時，我能夠體會到劉乃順先生的一片苦心，他是在潛心思考“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如何才能上軌道——公開的、透明的、憲政的政府和民主法治的公民社會”，如同他在該書的前言中對胡適的理解一樣。
這其實也是我對歷史的一點卑微祈求。我相信，還有不少明達之人也與我一般，抱持同樣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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