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2015

這次出版社的方式，出乎我意外。它補足原80年代出版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刪節處，集成所謂"補篇"。其實還有一更重要的地方待補，那是胡頌平先生當初編寫時，沒看過《胡適日記》及相關的考據和補充。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補編》，7月17日出版！

目次

第一冊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余英時）
適之先生年表
譜前
　先世
　父母
　附錄：鐵花公家傳（南通‧馮善徴撰）
年譜
民前
二十一年　生
二十年　二歲
十九年　三歲
十八年　四歲
十七年　五歲
十六年　六歲
十五年　七歲
十四年　八歲
十三年　九歲
十二年　十歲
十一年　十一歲
十年　十二歲
九年　十三歲
八年　十四歲
七年　十五歲
六年　十六歲
五年　十七歲
四年　十八歲
三年　十九歲
二年　二十歲
一年二十一歲
中華民國
元年　二十二歲
二年　二十三歲
三年　二十四歲
四年　二十五歲
五年　二十六歲
六年　二十七歲
七年　二十八歲

第二冊
八年　二十九歲
九年　三十歲
十年　三十一歲
十一年　三十二歲
十二年　三十三歲
十三年　三十四歲
十四年　三十五歲
十五年　三十六歲
十六年　三十七歲

第三冊
十七年　三十八歲
十八年　三十九歲
十九年　四十歲
二十年　四十一歲
二十一年　四十二歲

第四冊
二十二年　四十三歲
二十三年　四十四歲
二十四年　四十五歲
二十五年　四十六歲

第五冊
二十六年　四十七歲
二十七年　四十八歲
二十八年　四十九歲
二十九年　五十歲
三十年　五十一歲
三十一年　五十二歲
三十二年　五十三歲
三十三年　五十四歲
三十四年　五十五歲
三十五年　五十六歲

第六冊
三十六年　五十七歲
三十七年　五十八歲
三十八年　五十九歲
三十九年　六十歲
四十年　六十一歲
四十一年　六十二歲
四十二年　六十三歲

第七冊
四十三年　六十四歲
四十四年　六十五歲
四十五年　六十六歲
四十六年　六十七歲
四十七年　六十八歲

第八冊
四十八年　六十九歲

第九冊
四十九年　七十歲

第十冊
五十年　七十一歲
五十一年　七十二歲
身後雜記
後記
適之先生著作目錄

第十一冊
序／余英時
出版說明
一九○六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四○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五○年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余英時

這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是胡頌平先生花了整整五年的時間（民國五十五年一月一日至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夜）編寫成功的。初稿完成以後，頌平先生又不斷地收集新出現的材料加以補充。例如遺落在大陸的《胡適的日記》曾有一小部分輾轉刊布在香港的《大成》雜誌上（77期，1980年4月出版），現在也收入《年譜》民國十年和十一年有關各條之內了。可見這部三百萬多萬字的《年譜》先後經過了十五、六年的時間才定稿的。本來丁文江先…

後記（節錄）／胡頌平

胡適之先生是我在吳淞中國工學念書時的校長，又是文理學院兼任院長。我是社會科學院的學生，只在暑期班上選修他的「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幾個思想家」，又旁聽過他在大禮堂主講的「文化史」。在他兩年多的任期內，我曾去他家見他兩次。但我於十九年畢業之後不久，他搬回北平去了，十多年沒有見面的機會。三十五年七月初，先生由美回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那時我在教育部任職，才再見面。此後他每次來南京，我總是抽空拜謁，偶有一些瑣…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全套三百餘萬字，
編者胡頌平先生花了整整五年的時間編成初稿，
嗣後又不斷地收集新出現的資料加以補充，
甚至在最後校對時仍有所增補。
總計此書前後歷十六、七年始成定稿，
不僅為胡適研究提供了最豐碩的資料，
更是年譜史上最浩大的一項工程。


本書最大的特色是對譜主學術思想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清楚的輪廓。
名史學家余英時教授在序文中指出，
讀過本書，便可對胡適之先生一生學術思想的發展，
獲得極清晰而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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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出版三十年之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院胡適紀念館的同仁，在主任潘光哲先生的領導下，以館藏的［年譜長編初稿］油印本（簡稱油印本）完整版
與聯經出版公司的排印本（簡稱聯經版）進行詳細的比勘，將其間的異同逐一列表。
工作的結果，用A3的紙張列印出來，多達391頁，相當可觀。


這樣的結果當然無法逕付出版，一來因為版面太大（21*29.7公分），排版上不易處理，閱讀上相當不便。
二來因為增補和校勘併在一起，表格的欄位有許多空白，會增加許多不必要的頁面。
幾經研究討論之後，覺得重新排版曠日持久，無法在最短時間內滿足讀者的需求，因此先印行增補版，將增補的部分抽出來之後，以接近排印本的面版來排印，作為［長編初稿］的「補編」，與排印本同步發行；而校勘的部分，則做成兩欄對比排列的勘誤表，未來將放在聯經出版公司的官網上，提供讀者免費閱讀自由下載。
「補編」的出版仍有余英時教授賜序，《年譜長編初稿》的編纂、出版經過及刪削因由有精彩的說明。

潘光哲先生等紀念館的人，讀油印本與印刷本的差異，補充之。後期約每年一本，定價800元。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全套11冊，頁數 5108頁，精裝，2015年7月出版上市了。

*****

序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初版於一九八四年五月，距今已三十又一年。現在聯經出版公司決定增刊一部［補編］，將［年譜］付印前從原稿中刪除的一切文字彙集起來，印成專冊，附於［年譜］之後。在胡適研究領域相當活躍的今天，這無疑是最受歡迎的大事。

　　三十一年前我曾有幸為［年譜］寫了一篇長序；以此因緣，現在聯經的老朋友們盼望我再為［補編］寫幾句話，以當介紹。我有義不容辭之感，但卻下筆躊躇，不知當從何處說起。幾經考慮之後，我決定根據最近所見新資料，將［年譜］何以發生大量刪改之事略作說明，也許可以加添讀者對於［補編］的史學價值的認識。

　　胡頌平先生在［年譜］「後記」中說：

　　適之先生是五十一年（按：一九六二）二月廿四傍晚……去世的。十月十五日安葬之後的第二天，繼任院長王雪艇（世杰）先生在院務會議上組織一個「胡故院長遺著整理編輯委員會」，他透過遺著編輯會同人的意見，推定由我負責胡先生的年譜。我怕這個任務超過我的能力範圍，不敢擔承，拖了兩年。……可是雪艇先生……堅持非我不可。他更繼續不斷的督促，我終於接受這個任務。（［年譜］第十冊，頁三九三○）

　　頌平先生述［年譜］的緣起和撰寫過程，大致如此。最近校訂本［王世杰日記］已排印問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上下兩冊，二○一二年），為我們提供了較詳的背景知識。［日記］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條：

　　召開第一次「胡適遺著整理會」，預定于三年內完成整理工作，將不自撰傳記，但將編製年譜。（下冊，頁九六五）

　　所記比頌平先生的追憶還要早兩個月。至於「後記」中「繼續不斷的督促」之說，則有［日記］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條予以證實：

　　余近日力促胡頌平君早日完成胡適年譜初稿，此一工作亦余甚為關念之事。（下冊，頁一一七五）

　　統觀［日記］中有關［年譜］的各種記述，可知雪艇先生最初是以院長的身分，將它當作研究院的一項編纂計畫正式提出的。但也許是出於對胡適的特別敬愛，他最後對它發展出一種發自內心的個人承諾（“personal commitment”，相當於他所謂「關念之事」）。因此雖在辭去院長職位之後，他仍然當仁不讓，將［年譜］之事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他是一九七○年五月退休的，但次年九月二十五的日記說：

　　胡適之年譜，余已（按：「已」似衍文）民國五十一年胡先生死後，到研究院時，即主張覓人撰著，以編纂委員會及余本人助之。編纂會未盡其責任，余只能隨時與胡頌平君商量，並儘可能助其覓取材料，實則係胡君一手撰成。初稿計油印厚冊廿八本，于今年八月始完成，雖尚需審校，然既有此初稿，工作總算大體完畢，余甚以為慰。至如何校審以及出版等事，余仍擬盡力為之規劃。（下冊，頁一三八○）

　　又十月一日條記：

　　晨與胡頌平君商量校閱［胡適年譜］初稿事，擬請錢思亮、陳雪屏、毛子水、楊亮功、楊聯陞分別部門校閱。余亦擬參預。（頁一三八一）

　　這是年譜初稿大體完成後雪艇先生對於整個計畫的回顧和前瞻。很顯然的，他毫不遲疑地以計畫主持人自居，逕自擬定校閱人名單，而且將現任院長也包括在名單之內。這當然不能以「戀棧」之類觀念解之，因為其中祇有義務而無一絲一毫「權」或「利」可言。事實上雪艇先生是澈頭澈尾為他個人的「承諾」或「關念」所驅使，所以［年譜］從撰寫、校閱到出版，他都是一股最重要的原動力。

　　但年譜初稿進入校閱階段之後，刪和改便必然隨著提上了議程。［日記］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條：

　　胡頌平所撰［胡適年譜］已告完成。余告以宜稍刪若干無關要旨之紀錄，並約數人分任校閱。校閱畢可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黨部，由中研院請求准許出版。（同上，頁一三九九）

　　可見雪艇先生初讀全稿之後，首先便向編者提出了「刪」的要求。更重要的，這則日記明說［胡適年譜］必須得到政府和中央黨部的准許，然後才有出版的可能。這就更和「刪」緊密地連繫了起來，而且決不限於「無關要旨的紀錄」了。在這條日記的四個月之前，即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八日，他記下了下面這一觀察：

　　［胡適年譜］係余八、九年來商由胡君頌平編纂，搜集其生平所發表之言論文字甚詳，至本月其全部初稿已脫稿（約二百餘萬言），余尚不知如何進行出版。適之言論有攻擊政府及國民黨者，但無攻擊蔣先生者，惟在政策上對蔣先生所採取態度，亦時有批評（例如對總統任期問題）。（同上，頁一三六三）

　　把這條記事和政府及中央黨部「准許出版」的問題結合起來看，我們便不能不承認：無論對於編者或校閱人而言，「刪」都構成了最難克服的挑戰。必須說明，我並不把「刪」和政治完全混為一談，但是我相信政治敏感是年譜遲遲不能定稿的一個重大原因。

　　初稿脫稿在一九七一年七、八月之間，已見上引日記；但四、五年之後，出版依然遙遙無期。雪艇先生對此事焦灼萬狀。［日記］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條：

　　今日與陳雪屏商酌將胡頌平所撰［胡適年譜］，儘早出版。（同上，頁一六三四）

　　五天以後（三月二十六日）［日記］載：

　　午後陳雪屏來商胡適之年譜稿出版事。（同上，頁一六三五）

　　一九七六年九月六日［日記］：

　　昨晤陳雪屏，堅促其設法將胡頌平所撰［胡適之年譜］儘今年內付印。（同上，頁一七二一）

　　同年十二月六日［日記］：

　　午後赴錢思亮院長家，共商胡適出版事。陳雪屏、胡頌平、毛子水、楊亮功俱到。余力主僅［儘］一年時間整理胡頌平稿完竣付印（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所需整理費用，擬向王雲五處商請由商務墊付。（同上，頁一七三七）

　　前三條都是和先岳陳雪翁商酌［年譜］出版事，其急迫之情盡顯無遺；他似已將出版的主要責任託付於雪翁。

　　最後一條所記是關於［年譜］出版的一次正式集會，包括［年譜］編者和前面提到的四位（在台灣的）校閱人；其中陳、毛、楊三公則同為適之先生的北大門人。雪艇先生顯然是要通過這次正式會議，以確定［年譜］的出版期限；他「力主僅一年時間」也充分反映出一副迫不及待的心態。［年譜］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也出於他的提議，大概是因為王雲五與適之先生有師生關係之故。但此事後來未能實現，其故已不可知。

　　事實證明，這一正式決議依然落了空。一年多以後，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昨日與陳雪屏商定辦法，由胡頌平負責整理［胡適年譜］，儘本年夏季完稿交印。（同上，頁一八一五）

　　老調子又重談了一次；不用說，失望也再添了一回。讀之令人沮喪。這是［日記］中關於胡適年譜的最後一條記述。［日記］止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年譜］出版於一九八四年五月，雪艇先生則卒於一九八一年三月，因此他至死都沒有聽到［年譜］初稿整理完竣的消息，更不用說付印了。

　　從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八，雪艇先生督促［年譜］出版，一年比一年急迫，［年譜］的編者和校閱人對此必有深切的感受。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之下，他們始終不能交卷，決不是由於不夠努力，而是因為阻力太大。據我的判斷，「刪」和「改」必是阻力的一個重要部分。刪改［年譜］並不難，難在怎樣才能「刪」、「改」到政府和黨部都能夠接受而仍然不致歪曲譜主的歷史真實。我相信，編者和校閱人為此必曾費盡心血，［補編］的出現也許可以使我們窺見他們的苦心孤詣。

　　但［補編］的史學價值遠不止此。［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是一部最豐富、最集中、最可信、又最有系統的史料匯編。出版以來，它早已成為胡適研究的基石。據我瀏覽所及，許多關於胡適生平和思想的論述，包括若干年譜和傳記等，都是踏在［年譜長編］的基址上建立起來的。［年譜長編］雖長達三百萬字以上，但由於敘事條理井然，讀之引人入勝，欲罷不能。我所知道的一個最動人的例子是考古學家夏鼐先生（一九一○—一九八五）。［年譜長編］是一九八四年五月出版的，夏先生在當年九月尾便得到了這部巨著，從九月二十七日開始，一直到十月二十一日才閱畢全書。我們知道，夏先生當時是一位大忙人，但是他忙裏偷閒，斷斷續續，卻一字不遺地讀了下去。［年譜長編］不但喚醒了他的記憶，而且還觸動了他的感情。［夏鼐日記］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條說：

　　閱［胡適年譜長編］第五冊，一九四七年前後，胡適來南京，都住在史語所，我第一次與之有所接觸，他的日記中可能會有提到我的地方。這時期我在南京，一度代理史語所所長。讀［年譜］，頗有陳寅恪的詩所謂「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正（按：「正」是「已」之誤）滄桑」之感。（［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一年，卷九，頁四○一）

　　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條云：

　　上午在家，閱［胡適年譜長編］第十冊，全書十冊，三九三○頁，共三百多萬字。這書的後半，也是我所經歷的歷史。（同上，頁四○六）

　　這個例子充分說明［年譜長編］不僅是史料匯編，它同時也是一部成功的編年史。

　　現在這部編年史因［補編］的印行而恢復了它的全貌，我們怎能不歡欣鼓舞呢？是為序。

余英時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