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校勘學方法論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六日【聯經版第十冊頁三四五三／油印本第二十四冊頁六七～六九】

客人走了之後，先生談起校勘學的方法。說：「我的朋友都不看我的書。」於是在書架上抽出［胡適文存］第四集，打開「校勘學方法論」，指著這篇文裏的「校勘的本義在於用本子互勘，離開本子的搜求而費精力於推敲，終不是校勘學的正軌」這幾句話。說：「陳援庵（垣）遇到重要的校勘，是倒過頭來校勘的，使它失了文詞的意義，硬是一個字一個字的校對。周豫才（作人）發表的文章，終要自己作最後的校正，才付印的。」

先生又說：「今天下午三時，台肥六廠要我去參觀，還要我講話，大約有三百多的聽眾。他們的程度不齊，要我講的不要太高。我到現在還不曉得講什麼好，你們替我想想看。」先生說了之後，上廁所去了。

一會兒，先生出來了，說：「我上了廁所，看看台肥六廠的簡單說明書，就有了講演的題目了。你看，這麼一個複雜的大工廠，這麼簡單的說明書，但把整個廠的工作都說明了。這是好文章！

這廠製造肥料的原料是空氣、焦、水三種，不須向外購買原料的。空氣中大部分是氧氣，極少部分是氮氣。發現空氣中有氮氣的是一個法國科學家，他在法國十八世紀末年大動亂時間被人打死了。到如今只有一百多年，氮氣的功用已是製造肥料的主要原料了。在中國的『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在印度的『四大』是地水火風；希臘的『四大』也是地水火風，可能是受了印度的影響而來的。其實『四大』比『五行』高明得多。『金』可以歸納在『土』裏。中國人多一個『木』。『風』就是空氣。古代中西的哲人都是以五行或四大來分析原素的。我就在這個問題的歷史來說吧！」

先生又說：「歐陽修說他的文章得之於『三上』：第一是『馬上』，第二是『枕上』，第三是『廁上』。我今天的講演題目，可以說我的靈感得之於『廁上』。」

Dear HC,
回家，首先把胡適從你借回的<胡適文集(5)>，
拿出來校對一次，
發現我的 blog 貼的胡適<校勘學方法論>錯字有三十多字，再加上
分段錯誤，標點錯誤等等，改正了五十多處。
我以為談<校勘學方法論>的專文，不宜錯字過多，這叫以身作則，
如果減肥醫生自己都重達一百多公斤，自然沒有說服力。
改完貼上之後，回頭看你的貼文，恐怕錯誤會多於五十多處咧....

Ken Su

----所以以下的校勘方法論參考而已待定


1961/1/16 胡適說陈垣( 维基百科)
遇到重要的校勘是倒過來校勘的 使它失了文詞的意義 硬是一個字一個字的校對......


1961/1/14 胡適: 校勘是很難的是事
汪輝祖是刑名師爺 法律家 他們用的字 有些你們不懂的
譬如一個ㄅ"凡"字 是對普遍人講的....你們兄弟吵架 不能叫做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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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HC,
胡適提到他的《胡適文存》第四集，有一篇他的
　＜校勘方法論＞，你有此書嗎？
Ken Su

hc: 事實上他的中國古代哲學史等書中談史料的處理 多是相關的議題 晚年的重審水經注更是力行...

***** 機械翻譯 稍後校正

校勘學方法論——序陳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補釋例》

陳援閆庵先生（垣）在這二十多年之中，蒐集了幾種很可寶貴的《元典章》抄本；民國十四年故宮發現了元刻本，他和他的門人曾在民國十九年夏天用元刻本對校沈家本刻本，後來又用諸本互校，前後費時半年多，校得沈刻本偽誤衍脫顛倒之處凡一萬二千餘條，寫成《元典章校補》六卷，又補闊文三卷，改訂表格一卷（民國二十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刊行）。 《校補》刊行之後，援庵先生又從這一萬二千多條錯誤之中，挑出一千多條，各依其所以致誤之由，分別類例，寫成《元典章校補釋例》六卷。我和援庵先生做了幾年的鄰舍，得讀《釋例》最早，得益也最多。他知道我愛讀他的書，所以要我寫一篇《釋例》的序。我也因為他這部書是中國校勘學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論，所以也不敢推辭。 校勘之學起於文件傳寫的不易避免錯誤。文件越古，傳寫的次數越多，錯誤的機會也越多。校勘學的任務是要改正這些傳寫的錯誤，恢復一個文件的本來面目，或使他和原本相差最微。校勘學的工作有三個主要的成分：一是發現錯誤，二是改正，三是證明所改不誤。　　發現錯誤有主觀的，有客觀的。我們讀一個文件，到不可解之處，或可疑之處，因此認為文字有錯誤：這是主觀的發現錯誤。因幾種“本子”的異同，而發現某種本子有錯誤：這是客觀的。主觀的疑難往往可以引起'本子”的搜索與比較；但讀者去作者的時代既遠，偶然的不解也許是由於後人不能理會作者的原意，而未必真由於傳本的錯誤。況且錯誤之處求必都可以引起疑難，若必待疑難而後發現錯誤，而後搜求善本，正誤的機會就太少了。況且傳寫的本子，往往經“通人”整理過；若非重要經籍，往往經人憑己意增刪改削，成為文從字順的本子了。不學的寫手的本子的錯誤是容易發現的，“通人”整理過的傳本的錯誤是不容易發現的。試舉一個例子為證。坊間石印《聊齋文集》附有張元所作《柳泉精先生墓表》，其中記蒲松齡“卒年八十六”。這是“卒年七十六”之誤，有《國朝山左詩抄》所引墓表，及原刻碑文可證。但我們若單讀“卒年八十六”之文，而無善本可比較，決不能引起疑難，也決不能發現錯誤。又他左詩助引這篇墓表，字句多被刪節，如云：(先生)少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父歷友結郢中詩社。此處無可引起疑難；但清末國學扶輪社鉛印本《聊齋文集》載墓表全文，此句乃作：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歷視友，旋結為郢中詩社。 （甲本）依此文，“歷視”為從父之名，“友”為動詞，“旋”為“結”之副詞，文理也可通。石印本《聊齋文集》即從扶輪社本出來，但此本的編校者熟知《聊齋誌異》的掌故，知道“張歷友”是當時詩人，放石印本墓表此句改成下式：與同邑李希梅及餘從伯父歷友親，旋結為郢中詩社。 （乙本）
最近我得墓表的拓本，此句原文是：與同色李希梅及餘從伯父歷友、視旋諸先生結為郢中詩社。 （丙本）視旋是張履慶，為張歷友（篤慶）之弟，其詩見《山左詩抄》卷四十四。他的詩名不大，人多不知道“視旋”是他的表字；而“視旋”二字出《周易·履卦》， “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很少人用這樣罕見的表字。甲本校者竟連張歷友也不認得，就妄倒“友視”二字，而刪“諸先生”三字，是為第一次的整理。乙本校者知識更高了，他認得“張歷友”，而不認得“視旋”，所以他把“視友”二字倒回來，而妄改“視”為“親”，用作動詞，是為第二次的整理。此兩本文理都可通，雖少有疑難，都可用主觀的論斷來解決。倘我們終不得見此碑拓本，我們終不能發現甲乙兩本的真錯誤。這個小例子可以說明校勘學的性質。校勘的需要起於發現錯誤，而錯誤的發現必須依靠不同本子的比較。古人稱此學為“校讎'，劉向《別錄》說：“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 ”其實單讀一個本子，“核其上下”，所得謬誤是很有限的；必須用不同的本子對勘，“若怨家相對”，一字不放過，然後可以“得謬誤”。　　改正錯誤是最難的工作。主觀的改定，無論如何工巧，終不能完全服人之心。 《大學》開端“在親民”，朱子改“親”為“新”，七百年來，雖有政府功令的主持，終不能塞反對者之口。校勘學所許可的改正，必須是在幾個不同的本子之中，選定一個最可靠或最有理的讀法。這是審查評判的工作。我所謂“最可靠”的讀法，當然是最古底本的讀法。如上文所引張元的聊齋墓表，乙本出於甲本，而甲本又出於丙本，丙本為原刻碑文，刻於作文之年，故最可靠。我所謂“最有理”的讀法，問題就不能這樣簡單了。原底本既不可得，或所得原底本仍有某種無心之誤（如韓非說的郢人寫書而多寫了“舉燭”二字，如今日報館編輯室每日收到的草稿） ，或所得本子都有傳寫之誤，或竟無別本可供校勘，——在這種情形之下，改正謬誤沒有萬全的方法。約而言之，最好的方法是排比異同各本，考定其傳寫的先後，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讀法，標明各種異讀，並揣測其所以致誤的原因。其次是無異本可互勘，或有別本而無法定其傳授的次第，不得已而假定一個校者認為最近理的讀法，而標明原作某，一作某，今定作某是根據何種理由。如此校改，雖不能必定恢復原文，而保守傳本的真相以待後人的論定，也可以無大過了。
改定一個文件的文字，無論如何有理，必須在可能的範圍之內提出證實。凡未經證實的改讀，都只是假定而已，臆測而已。證實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據最初底本，其次是最古傳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書。萬一這三項都不可得，而本書自有義例可尋，前後互證，往往也可以定其是非，這也可算是一種證實。此外，雖有巧妙可喜的改讀，只是校者某人的改讀，足備一說，而不足成為定論。例如上文所舉張元墓表之兩處誤字的改正，有原刻碑文為證，這是第一等的證實。又如《道藏》本《淮南內篇·原道訓》：“是故鞭噬狗，策蹄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寅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這裡“欲寅”各本皆作“欲害”。王念孫校改為“欲 ”。他因為明劉績本注云“古肉字”，所以推知劉本原作“ ”字，只因草書“害”字與“ ”相似，世人多見“害”，少見“ ”，故誤寫為“害”。這是指出所以致誤之由，還算不得證實。他又舉二證：一、《吳越春秋 勾踐陰謀外傳》，“斷竹續竹，飛上逐 ”，今本 作害；二《論衡·感虛》篇，“廚門木像生肉足”，今本《風俗通義》肉作害，害亦實之誤。這都是類推的論證，因《論衡》與《吳越春秋》的“實”誤作“害”，可以類推《淮南書》也可以有同類的誤寫。類推之法由彼例此，可以推知某種致誤的可能，而終不能斷定此誤必同於彼誤。直到顧廣圻校得宋本果作“欲”，然後王念孫得一古本作證，他的改讀就更有力了。因為我們終不能得最初底本，又因為在義理上“欲害”之讀並不遜於“欲肉”之讀（《文子·道原》篇作“欲害之心忘乎中”），所以這種證實只是第二等的，不能得到十分之見。又如《淮南》同篇：“上游於霄露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王念孫校，“無垠”下有“鄂”字。他舉三證：一、《文選·西京賦》 “前後天有垠鄂”的李善注：“《淮南子》，出於無垠鄂之門。許慎曰，垠鄂，端崖也。 ”二《文選·七命》的李善往同。三、《太平御覽》地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無垠鄂之門。高誘日，無垠鄂，無形之貌也。 ”這種證實，雖不得西漢底本，而可以證明許慎、高誘的底本如此讀，這就可算是第一等的證實了。所以校勘之學無處不靠善本：必須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謬誤；必須依據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謬誤；必須有古本的依據，方才可以證實所改的是非。凡沒有古本的依據，而僅僅推測某字與某字“形似而談”，某字“涉上下文而誤”的，都是不科學的校勘。以上三步工夫，是中國與西洋校勘學者共同遵守的方法，運用有精有疏，有巧有拙，校勘學的方法終不能跳出這三步工作的範圍之外。接庵先生對我說，他這部書是用“土法”的。我對他說：在校勤學上，“全法”和海外新法並沒有多大的分別。所不同者，西洋印書術起於十五世紀，比中國晚了六七百年，所以西洋古書的古寫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是一長。歐洲名著往往譯成各國文字，古譯本也可供校勘，是二長。歐洲很早就有大學和圖書館，古本的保存比較容易，校書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較容易，所以校勘之學比較普及，只算是治學的人一種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為一二傑出的人的專門事業。這是三長。在中國則刻印書流行以後，寫本多被拋棄了；四方鄰國偶有古本的流傳，而無古書的古譯本；大學與公家藏書又都不發達，私家學者收藏有限，故工具不夠用，所以一千年來，夠得上科學的校勘學者，不過兩三人而已。中國校勘之學起源很早，而發達很遲。 《呂氏春秋》所記“三豕涉河”的故事，已具有校勘學的基本成分。劉向、劉敬父子校書，能用政府所藏各種本子互勘，就開校讎學的風氣。漢儒訓注古書，往往註明異讀，是一大進步。 《經典釋文》廣收異本，遍舉各家異讀，可算是集古校勘學之大成。晚唐以後，刻印的書多了，古書有了定本，一般讀書人往往過信刻板書，校勘之學幾乎完全消滅了。十二世紀晚期，朱子斤斤爭論《程氏遺書》刻本的是非；十三世紀之初，周必大校刻《文苑英華》一千卷（適按，周必大死在一一O四），在自序中痛論“以印本易舊書，是非相亂”之失，又略論他校書的方法；彭叔夏作《文苑英華辨證》十卷，詳舉他們校幬的方法，清代校勘學者顧廣圻稱為“校濰之楷模”。彭叔夏在自序中引周必大的話：

校書之法，實事是正，多聞闕疑。

　　他自己也說：

叔夏年十二三時，手抄太祖皇帝實錄，其間云：“興衰治 ? 之源”，闕一字，意謂必是“治亂”。後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肱為良醫，信知書不可以意輕改。

　　這都是最扼要的校勘方法論。所以我們可以說，十二三世紀之間是校勘學的復興時代。 但後​​世校書的人，多不能有周必大那樣一個退休宰相的勢力來“遍求別本”，也沒有他那種“實事是正，多聞闕疑”的精神，所以十三世紀以後，校勘學又衰歇了。直到十七世紀方以智、顧炎武請人起來，方才有考訂古書的新風氣。三百年中，校勘之學成為考證學的一個重要工具。然而治此學者雖多，其中真能有自覺的方法，把這門學問建築在一個穩固的基礎之上的，也不過寥寥幾個人而已。 縱觀中國古來的校勘學所以不如西洋，甚至於不如日本，其原因我已說過，都因為刻書太早，古寫本保存太少；又因為藏書不公開，又多經劫火，連古刻本都不容易保存。古本太缺乏了，科學的校勘學自不易發達。王念孫、段玉裁用他們過人的天才與功力，其最大成就只是一種推理的校勘學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也可以補版本的不足。但校讎的本義在於用本子互勘，離開本子的搜求而費精力於推敲，終不是校勘學的正軌。我們試看日本佛教徒所印的弘教書院的《大藏經》及近年的《大正新修大藏經》的校勘工作，就可以明白推理的校勘不過是校勘學的一​​個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終甚微細。 陳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說是中國校勘學的第一偉大工作，也可以說是中國校勘學的第一次走上科學的路。前乎此者，只有周必大、彭叔夏的校勘《文苑英華》差可比擬。我要指出援庵先生的《元典章校補》及《釋例》有可以永久作校勘學的模範者三事：第一，他先搜求善本，最後得了元刻本，然後用元人的刻本來校元人的書；他拚得用極笨的死工夫，所以能有絕大的成績。第二，他先用最古刻本對校，標出了所有的異文，然後用諸本互校，廣求證據，定其是非，使我們得一個最好的，最近於祖本的定本。第三，他先求得了古本的根據，然後推求今本所以致誤之由，作為“誤例”四十二條，所以他的“例”都是已證實的通例：是校後歸納所得的說明，不是校前所假定的依據。此三事都足以前無古人，而下開來者，故我分開詳說如下：
第一，援庵先生是依據同時代的刻本的校勘，所以是科學的校勘，而不是推理的校勘。沈刻《元典章》的底本，乃是間接的傳抄本，沈家本跋原抄本說，“此本紙色分新舊：舊者每半頁十五行，當是影抄元刻本；新者每半頁十行，當是補抄者，蓋別一本。”但他在跋尾又說：“吾友董綬金赴日本，見是書，據稱從武林丁氏假抄者。”若是從丁氏假抄的，如何可說是“影抄元刻本”呢？這樣一部大書，底本既是間接又間接的了，其中又往往有整幾十頁的闕文，校勘的工作必須從搜求古本入手。援庵先生在這許多年中，先後得見此書的各種本子，連沈刻共有六木。我依他的記載，參以沈家本原跋，作成此書底本源流表：


缺表援庵先生的校補，全用故宮元刻本（甲一）作根據，用孔本(丁下）補其所闕祭祀門，又用各本互校，以補這兩本的不足。因為他用一個最初的元刻本來校一部元朝的書，所以能校得一萬二千條的錯誤，又能補得闕文一百零二頁之多！試用這樣偉大的成績，比較他二十年前“無他本可校”時所“確知為偽誤者若干條”，其成績的懸絕何止百倍？他在本書第四十三章裡，稱此法為“對校法”，他很謙遜的說：

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別本有訛，亦照式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別本之本來面目。故凡校一書，均須先用對校法，然後再用其他校法。

他又指出這個法子的兩大功用：

一. 有非對校不知其誤者，以其表面上無誤可疑也。例如：　　 元關本錢二十錠 元刻作二千錠　　 大德三年三月 元刻作五月 二.有知其誤，非對校無以知為何誤者。例如： 每月五十五日 元刻作每五月十五日。

此外，這個對校法還有許多功用，如闕文，如錯簡，如倒葉，如不經見的人名地名或不經見的古字俗字，均非對校無從猜想。故用善本對校是校勘學的靈魂，是校勘學的唯一途徑。向來學者無力求善本，又往往不屑作此種“機械”的笨工作，所以校勘學至今不曾走上科學的軌道。援庵先生和他的幾位朋友費了八十日的苦工，從那機械的對校裡得著空前的大收穫，使人知道校書“必須先用對校法”，這是他奠定新校勘學的第一大功。 第二，他用無數最具體的例子來教我們一個校勘學的根本方法，就是：先求得底本的異同，然後考定其是非。是非是異文的是非，沒有異文，哪有是非？向來中國校勘學者，往往先舉改讀之文，次推想其致誤之由，最後始舉古本或古書引文為證。這是不很忠實的記載，並且可以迷誤後學。其實真正校書的人往往是先見古書的異文，然後定其是非；他們偏要倒果為因，先列己說，然後引古本異文為證，好像是先有了巧妙的猜測，而忽得古本作印證似的！所以初學的人，看慣了這樣的推理，也就以為校勘之事是應該先去猜想而後去求印證的了！所以我們可以說，古來許多校勘學者的著作，其最高者如王念孫、王引之的，也只是教人推理的法門，而不是校書的正軌；其下焉者，只能引學者走上舍版本而空談校勘的迷途而已。校勘學的不發達，這種迷誤至少要負一部分的責任。援庵先生的《校補》，完全不用這種方法，他只根據最古本，正其誤，補其闊；其元刻誤而沈刻不誤者，一概不校；其有是非不易決定者，姑仍其舊。他的目的在於恢復這書的元刻本來面目，而不在於炫示他的推理的精巧。至於如何定其是非，那是無從說起的。他的一部《釋例》，只是對我們說：要懂得元朝的書，必須多懂得元朝的特殊的製度，習俗，語言，文字。這就是說：要懂得一個時代的書，必須多懂得那個時代的製度，習俗，語言，文字。那是個人的學問知識的問題，不是校勘學本身的問題。校勘的工作只是嚴密的依據古本，充分的用我們所用的知識學問來決定那些偶有疑問的異文的是非，要使校定的新本子至少可以比得上原來的本子，甚至於比原來的刻本還更好一點。如此而已！援席先生的工作，不僅使我們得見《元典章》的元刻的本來面目，還參酌備本，用他的淵博的元史知識，使我們得著一都比元刻本更完好的《元典章入這是新校勘學的第一大貢獻。 第三，接庵先生的四十二條“例”，也是新校勘學的工具，而不是舊校勘學的校例。校勘學的“例”只是最普通的致誤之由。校書所以能有通例，是因為文件的誤寫都由寫人的無心之誤，或有心之誤；無心之誤起於感官（尤其是視官）的錯覺；有心之誤起於有意改善一個本子而學識不夠，就以不誤為誤。這都是心理的現象，都可以有心理的普通解釋，所以往往可以歸納成一些普通致誤的原因，如“形似而誤”“涉上文而誤”“兩字誤為一字”“一字誤分作兩字”“誤收旁注文”等等。彭叔夏作《文苑英華辨證》，已開校例之端。王念孫《讀淮南內篇》的第二十二卷，是他的自序（作於嘉慶二十年乙亥一八一五），'推其致誤之由”（“對傳寫訛脫者半，憑意妄改者亦半也”），列舉普通設例四十四條，又因誤而失韻之例十八條，逐條引《淮南子》的誤文作例子。後來俞樾作《古書疑義舉例》，其末三卷裡也有三十多條校勘的誤例，逐條引古書的誤文作例子。俞樾在校勤學上的成績本來不很高明，所以他的“誤例”頗有些是靠不住的，而他舉的例子也往往是很不可靠的。例如他的第一條“兩字義同而衍例”，就不成一條通冽，因為寫者偶收旁往同義之字，因而誤銜，或者有之；而無故誤衍同義之字，是很少見的。他舉的例子，如硬刪《周易·履》六三“ 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的“以”字；如硬刪《左傳》隱元年“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的“曰”字；如硬刪老於六十八章“是調配天古之極”的“天”字，都毫無底本的根據，硬斷為“兩字義同而衍”，都是臆改古書，不足為校勘學的誤例。王念孫的六十多條“誤例”，比俞樾的高明多了。他先校正了《淮南子》九百餘條，然後從他們歸納出六十幾條通例，故大體上都還站得住。但王念孫的誤例，分類太細碎，是一可議；《淮南》是古書，古本太少，王氏所校頗多推理的校勘，而不全有古書引文的依據，是二可議；論字則草書隸書篆文雜用，論韻則所謂“古韻部”本不是嚴格的依據，是三可議。校勘的依據太薄弱了，歸納出來的“誤例”也就不能完全得人的信仰。 所謂“誤例”，不過是指出一些容易致誤的路子，可以幫助解釋某字何以訛成某字，而絕對不夠證明某字必須改作某字。前人校書，往往引一個同類的例子，稱為“例證”，是大錯誤。俞樾自序《古書疑義舉例》，說：“使童蒙之子習知其例，有所據依，或亦讀書之一助乎？”這正是舊日校勘家的大病。例不是證，不夠用作“據依”。而淺入校書隨意改字，全無版本的根據，開口即是“形似而誤”“聲近而誤”“涉上文而誤”，好像這些通常誤例就可證實他們的臆改似的！中國校勘學所以不上軌道，多由於校勘學者不明“例”的性質，誤認一個個體的事例為有普遍必然性的律例，所以他們不肯去搜求版本的真依據，而僅僅會濫用“誤例”的假依據。 援庵先生的《釋例》所以超越前人，約有四端：第一，他的校改是依據最古刻本的，誤是真誤，故他的“誤例'是已證實了的誤例。第二，他是用最古本校書，而不是用“誤例”校書；他的“誤例”是用來“疏釋”已校改的謬誤的。第三，他明明白白的說他的校法只有四個，此外別無用何種“誤例”來校書的懶法子。第四，他明說這些“誤例”不過是用來指示“一代語言特例，並古籍竄亂通弊”。他所舉的古書竄亂通弊不過那最普通的七條(十二至十八），而全書的絕大部分，自第十九例以下，全是元代語言特例，最可以提醒我們，使我們深刻的了解一代有一代的語言習慣，不可憑藉私見淺識來妄解或妄改古書。他這部書的教訓，依我看來，只是要我們明白校勘學的最可靠的依據全在最古的底本；凡版本不能完全解決的疑難，只有最淵博的史識可以幫助解決。書中論“他校法”一條所舉“納失失”及“竹忽”兩例是最可以供我們玩味的。 我們慶賀援庵先生校補《元典章》的大工作的完成，因為我們承認他這件工作是“土法”校書的最大成功，也就是新的中國校勘學的最大成功。　　二十三· 十· 八

(原載1934年《國學季刊》第四卷第三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