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9日 星期六

何心《水滸研究》


 何心水滸研究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1954.1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 月

何心(陸衍文,號澹盦(安),1894-1980)

何心先生著有《水滸研究》,對於此書中的地名、官名、階層、風俗等分別作了歸納和分析,給人們以相當大的啟發,

 《胡適日記》1956.2.19 :
........此書是一部很好的考證,可以說是給《水滸》 研究的總結的書
 此書有批評我的一些地方,大致都很對
我很想知道這一位新起的 《水滸》 研究專家,曾寫信去託程靖宇訪問此人的真姓名.....

  何心又有《水滸傳編年》.......







從胡適的“水滸傳考證”到何心的“水滸研究”
刁雲展 周來祥

在文化界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影響已經勝利地開展起來了,目前正向著更深刻更廣泛的方向進行著。

這一批判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運動是由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開始的。但,這僅僅是開始。因為胡適的反動的實驗主義在文化界的遺毒是根深蒂固的,範圍也是極廣的。為了進一步的徹底摧毀反動的實驗主義美學體系,我們在這篇文章裏僅就胡適學派在“水滸傳”研究中的反動思想進行批判。

何心先生的“水滸研究”是剛出版的新書(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出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個出版的時間是開始批判胡適的反動學術影響的時候。我們讀後,才發覺這本“水滸研究”並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來寫的。它是胡適“水滸傳考證”中觀點、方法的繼續和發展。

因此有必要對這本“水滸研究”加以解剖和討論。同時也希望其他戰友們能夠多發表一些意見。


“水滸傳”是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最優秀的作品之一。八百年來水滸的故事受到廣大人民的熱愛。它所以受廣大人民熱愛,是因為它響亮地喊出了農民要求鬥爭解放的呼聲,表達了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的共同願望;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民的革命鬥爭中起到了有力的鼓舞作用。這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評價水滸的主要標準。亦即是以作品的社會意義和效果作為主要的出發點。

正因為如此,“特種學者胡適之流”(魯迅語),卻採取了與馬克思主義研究古典作品的觀點方法相敵對的態度,用實驗主義的“考證”來與之對抗,佔領這塊古典文學研究的陣地,這就是胡適學派“研究”的主要目的。

胡適的實驗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對立形式而出現,三十年來的確收到不少“效果”,胡適受到反動政權的熱烈歡迎和支持,正是因為它為反動政權服務得很好。胡適在不讓青年“被馬克思牽著鼻子走”這樣散播謬論之後,卻用實驗主義的鐵鏈暗暗的牽著別人的鼻子走,被牽的人自覺的或不自覺的跟著實驗主義走了,到現在還有不少人這樣的走著。除去俞平伯先生之外何心先生即是如此。

何心先生秉承了胡適的“水滸傳考證”的精神寫成了這本“水滸研究”。他是怎樣秉承了胡適的“考證”的精神寫出了這本“水滸研究”呢?我們不妨先看一看他二人自己的先後對白。胡適在他的“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一書中說道:

我最恨中國史家說什麼“作史筆法”,但我卻有點“歷史癖”;我最恨人家咬文嚼字的評文,但我卻有點“考據癖”!因為我不幸有點歷史癖,故我研究什麼東西,總希望研究他的歷史。因為我又不幸有點考據癖,故我常常愛做一點半新不舊的考據。現在我有了這個機會替水滸傳作一篇新序。我的兩種老毛病——歷史癖與考據癖——不知不覺的又發作了。

我想水滸是一部奇書,在中國文學占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重大得多;這部書很當得起一個閻若璩來替它做一番考證的工夫。很當得起一個王念孫來替他做一番訓詁的底工夫。我雖然夠不上做這種大事業——只好讓將來的學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將來的“水滸專門家”開闢一個新方向,打開一條新道路。(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實業印書館版八——九頁)

不管胡適的“考據癖”“歷史癖”的目的是什麼,何心先生是規規矩矩地遵循著胡適“開一個新方向”“打開一條新道路”的指導進行“水滸研究”了。正像何心在自己的“後記”中公開所說的:

在個人所研究工作的前後,胡適寫過三篇水滸傳考證,但是他的讀者似乎很粗疏忽略……

……(茲)對於胡適疏漏紕繆之處,一一加以糾正。(重點系引者加)

很顯然,何先生對於胡適曾經寫過三篇水滸傳考證並不完全滿意,主要因為“他的讀書似乎很粗疏忽略”,“考證”的並不太細緻,不足以更有力的散播實驗主義,於是自己就發憤“二十年”,“獻出了積年累月的劬勞”,完成了胡適未完成的“考證”事業。

“水滸研究”共二十章,三百八十三頁,二十余萬言。這樣巨大的篇幅和繁多的章節所研究的到底是什麼?打開一看:完全是一片瑣碎的官制、地名、社會風俗、衣食住行、人物混號……等考證。(應當替何先生說明的一點:何先生把“考證”叫作“比勘”和“研究”了,不過,應當指出:叫作“比勘”仍舊是換湯不換藥,改一改皮毛,骨子裏再販賣實驗主義“考證”的老貨色。)對水滸所應當研究的主要部分——水滸的社會性、人民性、典型人物的分析等,卻隻字未提。這就是“水滸研究”一書的概況。


何心先生的“水滸研究”與馬克思主義研究作品的觀點和方法沒有絲毫共同之處的。我們僅就考證的範圍來看,何心先生所考證的也是沒有價值的低級庸俗的考證,雖然也有若干小的地方有所探索,不無可供參考之處。但在主要的、絕大部分是浪費篇幅,引人到撲朔迷離的方向去了。不僅是方法的錯誤,更重要的是觀點的荒謬。在這裏首先指出“水滸研究”剽竊抄襲胡適的“水滸傳考證”的地方是什麼?如“水滸研究”第一章“水滸故事的來源”就是這樣。不僅引文的秩序相同,簡直是照抄無誤:在元以前的材料,如宋史二十二徽宗本紀、三百五十一侯蒙傳、三百五十三張叔夜傳中對於宋江這個人物的敍述,在胡適的“水滸傳考證”中寫出了,在何先生的“水滸研究”中只是原封不動再加複寫。胡適在“水滸傳考證”中談到水滸傳的形成上與宣和遺事在情節上有關的共有六點,並將宣和遺事中的六點加以摘要。而何先生則按胡適指出的六點摘要,把宣和遺事中的六段原文摘出來了,證明這就是“水滸傳”某某情節的“藍本”。這大概就是何先生嫌胡適“讀書似乎很粗疏忽略”的地方,而將“摘要”改作了“原文”。以上就是在何心的“水滸研究”的第一章“抄襲”胡適的地方,其他各章,依然很多,無暇多舉。

我們為了進一步看看“水滸研究”的“成就”在哪里,不妨先看看這二十萬言的巨著的具體的內容是什麼,然後再提出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意見。

在這二十章中,第一章水滸傳故事的來源已如上述。第二章是“水滸傳的作者”。何心先生用五六千字的篇幅,旁徵博引地考證結果,仍然不能確定作者究竟“是施是羅”。浪費了筆墨還是次要的事,結論倒下錯了,如“總而言之,水滸並不是一人一手創作。最先一個人把各種梁山泊英雄的故事聯綴起來,成功一部長篇小說。後來又經過幾次增損修改……”(重點系引者所加。何心:“水滸研究”三十頁),這種結論是片面的不正確的。我們以為研究“水滸”的創作,首先應歸功於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然後才由某人增損修改。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考查:梁山泊英雄事蹟,深刻的影響和感動了當時的人民,人民為了紀念和歌頌這些英雄,而把他們的事蹟編成了故事首先在口頭上流傳開來的。第二個步驟才是由文人用筆記下來,經多人的屢次修改才成為今天的“水滸傳”。而何先生在“水滸傳”的作者的結論中輕輕的把勞動人民的創作權割掉了。這種觀點,與胡適否定施耐庵的存在說他是“烏有先生、亡是公”是一致的。

第三章水滸傳的版本、第四章各種版本的不同、第五章水滸傳的演變,這幾章何先生並沒有新的意見(可與胡適的“水滸傳考證”“百二十回忠義水滸傳序”對比,不必再引)。劃劃表格,以作簡本繁本的區別,以及作了長達十三頁回目不同的比較;也考證了梁山泊一百零八人的“名號”不同,如轟天雷淩震的混號叫“地輔星”呢,還是叫“地軸星”呢?……等。還有,特別是何先生高興的:發現了一百十五回本子敍述任何講話時都用“曰”如“宋江曰”;而一百二十回本子卻用“道”,如“李逵道”,何先生以為“這是很有參考的價值”。何心先生這樣對於“曰”和“道”的一個字的重大發現認為“很有價值”的話,正是以實際行動響應了胡適的號召“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同樣是一大功績”(見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九五頁,重點系原文所有的)在何心先生“劬勞”之下獲得的重大“成果”。以一個字的區別就可以作為論斷一本書的重要根據!這與胡適以“考證”為手段經常作出唯心論的武斷是同出一轍的。

第六、七、八、九章寫了金聖歎的修改、“致語”與“燈花婆婆”、三十六人傳說的參差,渾號的研究。這幾章依然瑣瑣碎碎,無多大意義。如“渾號的研究”中,“病關索”系楊雄的綽號,“關索”的出處如何呢?於是上溯到“關索”是三國時代關羽的第三個小兒子,可見之於“三國演義”,並且考證了現在南方雲貴土人“對關索卻非常崇拜”,該地尚有“關索橋”“關索嶺”,大概是關索隨諸葛亮南征孟獲事有關云云……。何心還研究了“浪裏白條張順”,其“白條”原來叫作“白鰷”呢,還是叫作“白跳”呢……?不肯撒手。

我們可以看出:何心先生把文學作品中的人物與歷史上的人物混同起來研究了;把藝術範圍內為了加強人物性格和突現人物的英雄形象而用的渾號,卻用考證的刀子割裂零碎了。這不是在研究與分析作品中的人物,而是在抹煞人物在藝術中活生生的形象。抹煞人物在藝術中活生生的形象是為了閹割人物鬥爭的社會內容。這正是胡適的“自然主義”流毒的氾濫。

從十一章到二十章是梁山泊的考證、水滸傳編年、水滸傳中的地名、水滸傳中的官名、水滸傳中的人物階層、水滸傳中的衣食住行、水滸傳中的風俗習慣、水滸傳中的土話諺語、水滸傳中的錯誤、關於水滸傳的其他種種。其中除去“水滸傳中土話諺語”的解釋對初學水滸的人有所幫助以外,餘則沒大可值一顧的了。

如“水滸傳的編年”占了二十餘頁的巨幅,考證出七十回水滸共“歷時八年又四個月”。從水滸開頭“王進母子從東京出走”是在“正月初”開始,逐月逐日的考下來了,並且孜孜不倦地考證出:“西曆一一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高衙內調戲林沖妻張氏”“一一一五年十二月上旬潘金蓮調戲武松”和“潘巧雲私通斐如海應當在一一一七年十月初了”……(這種“性”的考證,並不是何心先生的獨創,而是受俞平伯先生考證“賈寶玉與秦可卿私通”的啟示,二者同出一轍。)

這就是實驗主義庸俗的、低級的“考證”的本色。這正是胡適學派借此“興趣的考證”作為達到其政治陰謀目的的一種手段:麻痹人們的鬥爭意志,轉移人們面向現實的視線,削弱人們的革命力量!

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論認為水滸是一部光輝的中國農民革命的史詩。因為它歷史的、具體的、生動的反映了北宋末年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的實質和面貌,歌頌了波瀾壯闊的農民革命運動,以高度的現實主義藝術概括力量表現在“水滸傳”中的。何心先生的“水滸編年”孤立的互不聯繫的逐日逐月像流水賬一樣記人記事,不僅不能把水滸當作歷史來讀,相反的是歪曲了偉大的藝術作品,抽掉了作品積極反封建的社會內容。其他各章:地名、官名、衣食住行等的考證,亦是這樣。

綜觀二十余萬言的“水滸研究”,其“考證”範圍內所收到的效果不過如此。

如果說何心先生的“水滸研究”是純“考證”的話,亦不全面。唯有在他的第十章“梁山英雄的結局”與第十五章“水滸傳中的人物階層”中是代表了作者的基本觀點的。也可以看出與胡適觀點達到“水乳交融”到什麼程度。


作品的主題是組織題材的中心力量,是表現事物根本特質的主要傾向。不僅是創作上的關鍵,而且是評論作品的標準。這二者都是能夠因為世界觀的不同作出不同的結論。單以批評來看,也最容易因此而曲解了作品的主題。對於水滸“主題”的討論就極其必要了。

在“水滸研究”中作者是怎樣認識水滸傳的主題的呢?在第十五章“水滸傳中人物階層”中說得很清楚:

“水滸傳的主題是描寫官僚地主階級對於農民階級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何心:“水滸研究”二四一頁)

我們認為何先生的這個主題作的是片面的、不正確的。因為“水滸傳”所表現的不僅僅是“官僚地主階級對於農民階級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更重要的是它描寫了農民的革命鬥爭、革命力量和革命思想。我們所以強調這一點,正因為“水滸”的主題是:描寫北宋末年一次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而不是其他。“水滸”有力的描寫了農民革命的光輝形象和他們勇敢地向地主階級鬥爭的英雄氣魄。水滸傳不僅是中國古典現實主義作品中甚至在世界文學寶庫中,都可以算作農民革命運動的典範文學作品。水滸傳所以受到中外人民的崇高評價,其主要原因即在於此。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分析了“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指出了“在這樣的社會中,只有農民和手工業工人是創造財富和文化的基本的階級”。特別對於農民起義的評價是很高的。他說:

地主階級對於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中經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銅馬和黃巾,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重點系引者加,見毛澤東選集五九五頁)

這是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估價。封建統治者也曾編纂過數百萬言的“歷史”,只是對農民加以誣衊的稱號“盜賊”,並沒絲毫記載農民的真實活動,舊的“歷史”只是一片空白,唯一能夠填充這一空白的就是這部偉大的農民英雄史詩“水滸傳”了。但是,何心先生把“水滸傳”的主題確定為“描寫官僚地主階級對於農民階級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含義:農民在這樣的壓迫與剝削下,只能是軟弱無力甚至無聲無息甘作農奴而無任何鬥爭和反抗。這是錯誤的。這種無視農民轟轟烈烈的鬥爭事實是完全不符合水滸的“主題”的。何心先生以“階級”“剝削”“壓迫”等空洞概念,來代替農民運動的事實,只能證明這是有意的來歪曲水滸的主題思想。由於此,我們也可清楚地看到:何心先生研究“水滸”已經“二十餘年”了,直到現在還根本不懂得水滸的主題思想是什麼(這與俞平伯研究“紅樓夢”已經三十年“在這兒好像通了,到那邊又會碰壁”有著同樣的結果。)這也證明胡適的形式主義的“考證”在這裏原形畢露了。

與此相同的觀點,在十五章中還表現了何先生對待典型人物的錯誤見解。他說“水滸傳所寫的各階層人物,除了江湖豪俠、文武官吏、地主、土豪之外,其他很少述及,更未曾出力描寫。”試睜開眼睛看一看:水滸是孤立的、靜止的、照像式的描寫嗎?在其他方面“更未曾出力描寫嗎?”——不是的。水滸傳描寫了典型的集體英雄及這些英雄的鬥爭故事,同時也加工的刻劃了他們不同的性格與形象,如林沖之上梁山,武松打虎……都有過生動的“出力描寫的”!我們不妨再一次指出何心先生的荒謬論調也不是自己的“獨創”,它來源於胡適的“東湊一段,西補一塊,勉強把一百零八人‘擠’上梁山去!”(胡:“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五六頁)的自然主義老調子的。作者生硬的劃分了“水滸傳中的人物階層”有的劃作農民、地主、官吏、……對水滸上的正面人物劃分的結果,只能淩遲了人物的形象,不僅破壞了作品的完整的藝術形象,而且貶低了作品的反封建深廣的社會內容。作品以唯成分論的庸俗社會學的見解不可能正確的分析藝術人物的。作者對柴進之“後來上梁山”的原因卻根本沒有談到,僅僅給他出身劃為“世俗地主”後,接著就“加入梁山泊”了,這是不符合邏輯的;這裏主要因為作者並未指出柴進所以加入梁山泊的動力是農民革命運動高漲的結果。同時,何先生認為“一般中小地主有時也會因為受到壓迫而同情農民革命的。”(重點系引者加,二四二頁)這說法是反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作為“一般中小地主”同情農民革命的事實在歷史上還沒見到過,事實上一般中小地主仍然是“地主階級”,作為農民的對立階級而存在的,按其階級的實質,對待農民革命的態度基本上是抱反對的態度的。至多是抱“中立”的態度,而決不會“同情農民革命”的。能夠同情農民革命的中小地主只能在某種情況下是個別的,而不是一般的!

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是作品的“靈魂”,馬克思主義文藝論特別重視這一問題。

對於水滸中典型人物的荒謬評價上,在“水滸研究”中數見不鮮的。在“文人學士”小標題下對於吳用的看法即是如此。首先把吳用看作一般的“文人學士”就極不妥當。使人注意的是把吳用劃在“士大夫階層中的受壓迫分子”(何心:“水滸研究”三四九頁)。是誰把吳用“提高”到“士大夫階層中”去了?答覆只有一個:不是原水滸作者,而是何心先生自己的大膽武斷。還因吳用只寫過一首詩而馬上說吳用沒有“文學修養”。這種誣衊吳用為士大夫和說他沒有文學修養的目的只有一個:歪曲和降低英雄的社會性。這與胡適誣衊吳用為“陰謀家”的反動論調是一脈相承的。

水滸傳上的典型人物之一吳用是人民優秀的知識份子,是農民革命運動中足智多謀的天才的軍事家、政治家、組織家,是最出色的農民領袖之一。在對反動的地主階級鬥爭中,他始終如一的站在農民革命運動的立場上。他雖然不是自己持槍作戰,但在每一次大小戰役中都在“鞠躬盡瘁”地籌謀策劃,指揮作戰,獲得勝利。在擴大農民的隊伍,培養組織革命力量上發揮了顯著的作用。他不是一般士大夫階層中的人物,就不能用“士大夫”“文人學士”的標準和眼光來衡量他的豐功偉跡。另外,即使不是有意把他貶低,而簡單化的評價也是會損傷吳用這個典型人物的性格的。如馮雪峰同志強調李逵時以吳用作陪襯,說吳用“卻不能有李逵那樣的靈魂”,是不妥當的。因為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性格與作用,抑此揚彼的結果,招致彼此都有損傷。還有,以吳用“很想發揮自己的政治才能,希望能夠把天下打成功的”話,來減掉吳用與眾英雄一道已經在社會實踐中“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打下了宋家半個天下的輝煌功跡,僅以“希望”“想像”來代替“事實”,客觀上仍是片面的貶低典型人物性格的。(見雪峰:“回答關於水滸的幾個問題”(續完)一九五四年第十一號“文藝報”)

何心先生形式主義的藝術觀是很顯著的。如盧俊義上梁山一事,何先生認為寫的“不近情理”,認為宋江等“硬要把盧俊義逼上梁山,興師動眾,費盡力氣,害得盧俊義傾家蕩產。九死一生,這樣的拖人下水,究竟為了何事?”(何:“水滸研究”三五○頁)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反對盧俊義上梁山的,這種說法也不新鮮,是來源於胡適的“水滸傳考證”的(見五六——五七頁,於此不引原文了)胡適也主張水滸只寫“七、八個人”。胡何觀點相同,措詞上也沒大區別,只是何先生說得“九死一生、傾家蕩產”顯得更“深切”些罷了。

我們以為盧俊義之上梁山寫得合情合理,並不是“拖人下水”。這種所謂“下水”,我們看來是一種參加農民革命的好現象。如果何心先生設身處地處於盧俊義的地位,我們可以由此而作出判斷:何心先生是甯死也不會“下水”的!“硬把盧俊義逼上梁山”的不是宋江,而是把盧俊義押在監獄中的封建統治官府。當封建的統治機構看到自己階級內的個別分子與農民革命領袖略有一點點接觸的時候,就毫不姑息的把他監禁起來;現實使得盧俊義對他本階級不得不完全絕望了,對農民運動(包括因拯救他的性命而產生的感激)於是寄予極大的同情,才“死心塌地”的上梁山的。在這一問題上,我們的觀點與何心先生完全相反的。何先生問盧俊義之被“拖”“下水”“為了何事?”這很簡單:為了擴大農民革命運動,物色優秀人才參加鬥爭!至於吳用在盧俊義家中寫的“藏頭詩”,其寓意為“盧俊義反”四個大字,這正是上述從農民革命需要物色人才的前提出發而採取的一種方式,這是完全合乎邏輯與藝術的真實的。只有胡適及其追隨者何心先生才咬文嚼字,橫加挑剔,說什麼“淺陋可笑”(胡適)和“幼稚之至,愚笨之至”(何心)的謬論。

胡適誣衊農民英雄為“盜賊”之後,卻認為“宋江之死一節最好”(見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八十三頁),並引了水滸傳的一大段原文,大加讚賞,認為這是水滸上最出色的“哀豔文章”。胡適的話,正是剝削階級仇視農民運動,對農民運動領袖恨之欲死的真實自供。宋江之被統治階級用藥酒毒死,正是農民英雄的悲劇,正是農民革命運動失敗的結果。當我們讀“水滸傳”讀到“宋江自飲禦酒之後,覺得心腹疼痛,想被下藥在酒裏……”的時候,不由得我們也會心腹疼痛起來,氣憤填膺,不忍卒讀,同情的熱淚會滾滾的流下來的。但是,我們堅決反對胡適單純欣賞“宋江之死一節最好”的“文學意味”的。胡適以農民英雄死而大快與何心對地主扈家之死懷抱同情的觀點是一致的:站在共同的剝削階級立場上,憎恨農民英雄和熱愛地主階級!可以參看何心的話“扈氏全家被害,扈三娘聞訊之後,也應當稍有哀慟之表示,否則她簡直成了個毫無心肝的女子了。”(何心:“水滸研究”三四八頁)在這裏何心先生完全不懂得扈三娘參加革命時所起的階級感情的變化和她的新的性格的成長,對自己家庭人的死亡沒有“哀慟之表示”,這正是作品現實主義描寫最出色最細緻的地方,只有自然主義的文學觀的何心先生,才主張扈三娘應當對地主的死亡表示“哀慟”,並且指斥這是“水滸傳的錯誤”。由此可見,作者根本不懂“水滸傳”的現實主義特色是什麼!同時,我們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在我們今天過渡時期舊的地主階級雖被消滅,但是殘餘勢力和影響仍然存在的時候,公然出現在“水滸研究”裏有著同情地主死亡的論調,不由得我們要問一問:作者是何居心?

何心先生所繼承和發展了胡適的反動的美學觀點,在這裏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了。這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具體說明。這是胡適學派披著“考證”的學術偽裝進行實驗主義的惡毒的宣傳。實際上達到了為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復辟的煽動及它的上層建築服務的目的和要求。這正是胡適的“水滸傳考證”和何心的“水滸研究”實質所在。

四、結語

從胡適的“水滸傳考證”到何心的“水滸研究”,對於“水滸傳”的研究未有任何真正成績。相反的胡適的實驗主義更瘋狂的發展了,最近何心的“水滸研究”仍然出版就是具體的說明。

何心的“水滸研究”全部以實驗主義的“考證”進行“研究”的。考證在研究作品上不占主要成分。它活動的範圍只能在版本、情節的真偽材料辨別上起些作用。而絕不能把考證運用到研究作品的內容上去。也不能用它來分析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典型人物形象。因為像何心先生用“考證”方法來研究作品,勢必歪曲了作品的真實面貌,割裂了作品的完整的藝術形象,貶掉了作品豐富的社會內容。

“水滸傳”是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最偉大的作品之一。是中國農民革命運動典範的史詩。這份寶貴的文學遺產不能用“考證”來分析和研究。而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觀來對待它,才是真正的研究作品。何心的“水滸研究”失敗,就足以說明這一問題。

從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到何心的“水滸研究”的徹底失敗,是證明了胡適學派實驗主義美學體系總破產和總崩潰!但是胡適的殘餘影響還嚴重的存在於文化界,特別存在于和胡適學術思想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人們中間,尚待積極的作進一步的清理。

何心先生與胡適在政治上不同,這應當有所區別。但是在學術思想上與胡適沒有兩樣,被實驗主義牽著鼻子走了,寫出的東西,害己害人,遺害無窮。這就是問題的癥結。

主要的也是因為何先生缺乏馬克思主義作為治學的態度和方法的指導。只有正視自己的錯誤和勇於批判自己錯誤的人,才能獲得進一步的提高。我們歡迎何心先生的進步。

                   一九五五年一月廿八日初稿

                      二月四日修改 瀋陽。
原載:《文史哲》19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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