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水經注案》鑽研/『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程巢父）

 2006.12 明報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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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遺墨：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　（程巢父）

胡適遺墨

　　一九二八年九月，胡適在《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裏說﹕「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在歷史上，西洋這三百年的自然科學都是由此 方法取得成績；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也都是這種方法的結果。顧炎武、閻若璩的方法，同伽里略、牛頓的方法是一樣的；他們都能把學說建立在證據之上。戴震、錢 大昕的方法，同達爾文、柏司德的方法，也是一樣的；他們都能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一九三○年冬，胡適從他的《胡適文存》一、 二、三集裏選出二十二篇文章分作五組，編成一本《胡適文選》，以《介紹我自己的思想》為題，作為這本《文選》的「自序」。其中，第五部分說﹕「在這些文字 裏，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覑證據 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
　　周一良晚年說﹕「關於胡適之先生所謂的『考 據癖』，我認為根源在於知識分子的求知欲……由此也想到胡先生的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兩句話後來受到種種無理非難與批判，其實本屬至理名言， 是作學問必經的步驟。猶如把對學生的教學比作應當給獵人一桿槍而不是一袋乾糧一樣，都是真理而被錯誤地荒謬地批判。胡先生這兩句話，近來已有人為之『平 反』，恢復名譽了。」（周一良﹕《追憶胡適之先生》，收於《郊叟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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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精確(1999/11)

　　《星際大戰首部曲──危機潛伏》似非真的《首部曲》，正如我們不能寫一本《古今第一人》而不說出所謂的第一人是誰。 (文意不清楚 此文沒談可運作的定義 胡適不談大歷史/多談問題...... )
　　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 》的影響很大，其實這要從他們的一系列論考據學中，要求「拿出證據來」的文章中了解才行，否則只是口號。
　　有意思的是，這口號是受到杜威How to Think 一書的影響.....我們必須了解，為什麼杜威的思考過程，到了胡適，成為「二步」呢？
　　「假設－求證」也許可以了解是Plan-Do-Study-Act中的 "Plan-Study"。而將數循環中Do-Study-Act，濃縮成求證。這樣的缺點是什麼呢？也許在學者研究中，這樣區分已經夠了。
重要的是先要有假設（理論）。也就是說，在還沒有正式方法學以前，清儒等考據學家已在落實了。清楚的表達也是相當重要的......

大福爾摩斯兼法官──《水經注案》鑽研(1999/11)

　　要了解胡適人格何思想，必須談胡適花了後半輩子功夫來鑽研世界各地版本的《水經注》，著述／手稿達六十餘萬言。像我們這種外行人，對於這，即使只能看熱鬧，都該也些同情的了解。
　　許多「胡適之的朋友」也沒辦法諒解或了解胡適在方面的努力。像唐德剛在《胡適口述自傳》的註中，多處詳說：
　「……可是正當杜威之學走向一個新階段之時，他底東方第一大弟子卻大開其倒車──到處宣傳其早已與時代脫了節的，停滯在『訓詁』、『校勘』階段的『治學方法』；他雖然自己滿口『自由、民主』，而每日埋頭鑽研的卻是一部支離破碎的『水經注』！天下事之『不調和』者有若斯者乎？……」

──《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注，台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頁139，1981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人都以為，搞學問有所謂的「大題目」，要在那些方面有些類似石破天驚的立論，才算有成就。這是 弄不清楚科學的本質為何，胡適心路及思想發展的邏輯，因為他認為只要本著科學精神去「大膽假設」，尤其去「小心求證」，萬事萬物皆可稱得上是科學。
科學更要點點滴滴努力累積，不計 世俗功利及喜好，但求真理。
　「……胡適晚年考證《水經注》，固然是為了平反他所崇敬的戴震的冤案，但也蘊含其他原因。他在一九四四的日記中說：”我從研究《水經注》大疑案，領悟到中國向來的法堂審案的心理成見是不利被告的。中國人的心 理是空穴來風，必有所自。”他認為中國法庭的證據法問題與人權保障有關。雖然中國有疑罪維輕、從寬發落的名言，但仍使從寬發落的人終身不能洗刷冤枉。他主 張中國法理學應向證據法方面發展，曾多次與人討論這一問題。一九四四年九月曾與劉全昌談此意。十月又與武漢大學就受葛揚煥談此意。他問葛：”今日中國訴訟 法的根據是什麼？”葛答：”是所謂自由心證。”胡適這一研究是很有意義的。如果談到胡適晚年對《水經注》的研究興趣，而不注意這一點，那麼對他的理解就不 全面。……」

──《晴園論學集》王元化，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624－625，1994年
　　胡適一向認為判案和考據是科學的，所以能把許多學術公案會診一下，就是科學的認識。讀者或許了解西方用統 計方法推論、判斷「作者為誰」，已成為「制式化的學問」（例如據云為新發現的莎士比亞之作品，如何用字彙頻率等方式去判斷）。胡適及考據先賢們很早就了解這 了，只是他們沒有電腦協助分類（這點苦功夫可替代），沒有統計理論作方法論基礎，但他們具備更了不起的人腦專家系統。例如胡適很早就知道《紅樓夢》前八十 回和後四十回作者是不同的。他早期作《「易林斷歸崔篆」判決書》（1941），也是這方面的表現。
　　許多人都用湯用彤教授利用《高僧傳》等資料「小心求證」，終於打通中國思想史中佛教部分的任督二脈而有成。而胡適在思想史部分的貢獻也大多被輕估了，尤其是胡適在《水經注》上下工夫的心意，其實就是他的學術遺產、遺言。
費海璣先生在《漢學反哺集》（台北: 商務 ）中對《胡適手稿》第一集下過功夫，為我們整理出胡適在戴東原辯誣時所採用的「羅素方法」，以及他們如何在「程朱戴胡（適）」中找出「中心價值系統」： 胡適在這些方面的功夫，是重視人格、尊嚴和社會正義的，也是「中國文化史」智慧累積必要的功夫（這是胡適自稱為酈學家──它攸關國民經濟生活變遷，作為史 的更大學問）。費南璣先生直把胡適在「戴震三案」中所作「代駁辯」比成柏拉圖不朽作品Apology。我是這方面的門外漢，只能拾費先生的牙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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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先生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在臺大法學院講演「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
 (參考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 頁307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