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極權的衝突
胡適
民主主義醒覺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幾年，有幾位民主國家的偉大領袖，就開始對極權主義國家的有組織的進攻，加以抵禦。而這些領袖們之所以能夠明了反民主運動的嚴重性，可以說是這次空前的大戰與十幾個自由民主國家的迅速被征服所賜予。在歐洲所上演的大悲劇，和英美各國所遭受的大威脅，已開始使一般民主國家感覺到，民主與極權的衝突的真正嚴重性——這種衝突，是—種計劃周密、指導有方的極權主義，向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的基礎進攻。
在這幾位徹底明了反民主運動危險的領袖中，最顯著的要算是羅斯福總統了。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二日他在德吞（Dayton）演說時說：
我們決心要用我們的人力和財力，去抵抗並擊退這外國的陰謀和宣傳，以及地下戰爭的詭計，這種陰謀詭計和宣傳，發端於歐洲，而現在卻很明顯的企圖進攻太平洋這邊的各民主國家。
那種宣傳，反覆宣稱民主主義乃是沒落政治制度。他們告訴我們，說我們的民主理想，和我們民主自由的傳統，都是過去的事物了。
我們絕不承認這種說法。我們認為我們是有前途的，而他們所走的方向，卻是退向古埃及王國的束縛的方向，是退向中古黑暗時代的奴役的方向。
在羅斯福總統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所發表的就職宣言裡，他曾喊過同樣的口號：
有許多人認為民主主義的政府，和民主主義的生活力式，已遭受到—種命運的限制。同時，由於種種原因、專制和奴役已成為未來的澎湃波濤，而自由則僅是漸退的潮水而已。但是我們美國人知道這絕非事實……。
我們最近八年來實行民主主義的經驗，對於我們的現在和將來，其關係至大且巨。我們的民主主義在國內克服了許多危機；消滅了多少禍害；建設了嶄新而持久的機構。並且由於這種經驗，得以維持民主主義的一切。
因為我們已按照美國憲法上的三條途徑，採取行動。政府各機構，繼續運用自如，執行職務。基本人權依舊保持如故，毫無損傷。選舉自由依然完整無恙。宣稱美國民主主義即將瓦解的預言家們，已承認他們的預言全為捕風捉影之談了。
不，民主主義決非瀕於死亡。
對此，我們確有把握，因為我們眼見它依然存在，眼見它繼續生長。
我們知道它決不會死亡，因為它的基礎是，人民為了共同事業的努力，能享受到自由的直接立法權；所謂事業，就是指大多數自由人民所發表的自由意見，所完成的事業而言。
我們對此具有信心，因為在一切政治制度中，只有民主政治能得到人民的開明意志的共同力量。
我們對此有信心，因為只有民主政治建設了一種無限制的文化——這種文化在改善人類生活上，具有無止境的進步能力。
在這幾段話裡，衝突二字，有了定義；極權主義的挑戰，碰到反擊；參加戰鬥，已是義不容辭了。這是民主政治與極權政治的衝突，是自由與奴役的衝突，是由憲法組成的政府與專制獨裁的淫威的衝突，是人民自由開明的意志的表達，與對政黨及“領袖”無條件盲目服從的衝突。
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一日的《紐約時報》上，刊出伊司曼（Max Esatman）寫的一篇引人注意的通訊（伊司曼因過分激烈反對美國參加第一次大戰，曾兩度受審，倖免徒刑處分）。他說，僅用經濟力量支援英國，讓英國人獨立去作戰，那是—種“替身作戰”，是根本不夠的。他主張美國應當及早準備，必要時，和英國並肩作戰。這次戰爭，不僅是為了國家的權力，而是民主與極權的鬥爭。這次的戰爭是有史以來兩種生活方式之間的戰爭。古代的戰爭，如巴比崙和猶太、埃及和亞述、雅典和斯巴達、希臘和波斯的戰爭，沒有一個可以和這近代的民主主義與極權專制的戰爭相比擬，因為前此的戰爭，根本談不到文化上的衝突。
Max Eastman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 [ 翻譯此頁 ]Max Forrester Eastman (January 4, 1883 – March 25, 1969) was an American writer on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society, a poet, and a prominent political ...極權主義的持徵
伊司曼為了證實他對這巨大斗爭所下的判語確極重要，他列舉極權主義的二十個重要特點，“其中每一點在共產主義的蘇俄和法西斯主義的德意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則找不到”。他所開列的二十點，具體說出這兩種相反的生活方式，而這相反的生活方式之所以發生，都是由於主義的衝突。我在這裡把他的二十點，加以縮短，抄錄在下面。極權主義的二十個重要的特徵是：
一、狹義的國家主義情緒，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
二、由一個軍隊般嚴格約束的政黨，來執掌國家的政權。
三、嚴厲取締一切反對政府的意見。
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國家主義的宗教之下。
五、“領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實際上，他也就等於一個神。
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識，諂媚無知的民眾，嚴懲誠實的思想。
七、毀滅書籍，曲解歷史及科學上的真理。
八、廢除純粹尋求真理的科學與學問。
九、以武斷代替辯論，由政黨控制新聞。
十、使人民陷於文化的孤立，對外界的真實情況，無從知曉。
十一、由政黨統制一切藝術文化。
十二、破壞政治上的信義，使用虛妄偽善的手段。
十三、政府計劃的罪惡。
十四、鼓勵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謂“公共敵人”。
十五、恢復野蠻的家族連坐辦法，對待這種“公共敵人”。
十六、準備永久的戰爭，把人民軍事化。
十七、不擇手段的鼓勵人口增加。
十八、把“勞工階級對資本主義革命”的口號，到處濫用。
十九、禁止工人罷工和抗議，摧毀一切勞工運動。
二十、工業、農業、商業，皆受執政黨及領袖的統制。
羅斯福總統指出，民主政治具有生存及滋長的力量，駁斥那種認為民主政治已沒落的毀謗。伊司曼是列舉極權主義所有而民主主義所無的各種野蠻特點，顯示出這種基本鬥爭的尖銳化。這樣清楚的列舉出這些持點，是一種可貴的方法，以應付反民主主義的挑戰和攻擊。
在本文的後半部，我將把民主主義和反民主主義的衝突，歸納為幾種更深刻更基本的哲學上的衝突。使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與反民主政治生活方式互不相存的基本觀念，究竟是什麼？
我們暫且把已成濫調的口號和理想（如“自由、平等、博愛”及“天賦的權利”等）撇開不談，我認為民主政治與反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之間真正的衝突，基於兩種基本的矛盾：（—）急進和過激的革命方式，不同於進步和逐漸改革的方式。 （二）控制劃一的原則、不同於互異的個人發展的原則。
急進的革命與漸進的改革
極權政治的第—個基本特徵，是全體擁護急進而驟變的革命，他們嘲笑漸進的改革，認為這種辦法是膚淺而無效的。由於強暴的革命，他們不但獲得了絕對的政治力量，而且還要拼命推行這種殘暴的革命。想要使這種革命普遍化，使整個世界發生同樣激發的革命。他們自稱為“集體革命”的信徒，同時他們也是“世界革命”、 “永久革命”、“永久戰爭”的信徒。
一八四八年的《共產黨宣言》就呼籲全世界共產黨革命，它說：“共產黨員並不隱藏他們的見解和目標。他們公開宣布，他們達到目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武力摧毀整個現存的社會制度。”
自一九一七年以來，所有新興的極權政治制度，都採取急進而過激的革命方式；他們一切行為，似乎都本著一句話：“把現存世界摧毀、另建一個新的世界。”他們的領袖都中了一種觀念的毒，就是認為如果想要推翻—個國家整個現存的社會制度，就非同時把所有與該國毗連的各國的社會制度一齊推翻不可。所以才有世界革命的必要，才有“全體”革命的必要。並且革命的手段更須殘暴而激烈，為的是摧毀舊制度下一切的一切。饒士寧（H．Raushning）在他的《虛無主義革命》一本書裡說：“破壞應當十分徹底，要使任何事物，無一倖免。舊制度下的任何東西，不論是軍隊或教堂，不論是資產的製度或文化的傳統，一律不准拿到新的製度下，使之生存或殘留。”
Hermann Rauschning's The Voice of Destruction
- [ 翻譯此頁 ]Rauschning wrote a book the year before called THE REVOLUTION OF NIHILISM (1938) in which he never claimed to have met Hitler more than 3 or 4 times, ...為了特別著重急進的革命，不管在內政或外交上，都認為它是絕對必須的手段。這個基本觀念是極權政治與近代民主政治根本不同點。我們說“近代”二字，因為我們知道在一百五十年前，有許多主張共和主義者，像羅伯斯比爾、聖鞠斯持、巴伯甫等，也都曾相信並實行急進革命的方法。甚至培因也認為，歐洲各國政治制度終久會遭遇一次普遍的革命，並曾以此自慰。他在一七九二年二月致拉法夷脫的信裡說：“等到法國四周圍都起了革命，法國就得到和平與安寧了。”
民主政治對進步的看法
但是，近代的民主主義已拋棄了急進革命的念頭，而對社會、經濟，及政治上的逐漸改革，感到滿意。近代民主政治程序的基本哲學，是認為殘暴的破壞行為不會產生進步，進步是許多具體的改革積聚起來的結果。美國的哲學家們曾設法使這種不知不覺的趨勢，成為明白清楚的哲學。威爾詹姆斯使用“社會改善論”一名詞，標明一種倫理的哲學，勸告世人謂目前的世界，雖不是完美的世界，但人類都可以使之改善。杜威曾發表過一個關於進步的理論說：“進步並不是一種批發的買賣，而是零售的生意，應當一部一部的定約，—批一批的成文。”這種進步觀念，既不致引起急進的革命，也不發生宿命論的放任主義，但是它需要個人的努力和專心、智慧和忍耐。羅斯福說：“民主主義已獨自創立一種無限制的文明，它在改善人類生活方面，具有無限進步的能力。”由近幾世紀的歷史看來，這種改善人類生活的進步，大半是按照杜威所謂“零售的生意”方式成功。
我認為急進革命與逐漸改革二者的區別，正是民主的生活方式與極權的生活方式最基本的不同。這種根本的差別，幾乎可以解釋這兩個互相衝突的製度中的任何問題。我們舉—個例子，它可以解釋反民主的國家為何一定要採取獨裁的手段。一切急進主義必然走上極權政治的道路，因為只有絕對的力量能夠完成急進革命的工作，只有用兇暴的手段，與令人極端恐怖的專制政治，才能把現在的社會制度整個推翻，阻止它恢復或再生。列寧說：
“無疑的，革命是世界上最有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民，利用步槍刺刀以及其他有威力的工具，迫使另一部分人民，依照他們的意志去行動”。
於這類的革命，獨裁是絕對不可少的，因為列寧給“獨裁”二字下的定義說：“一種直接使用武力，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威。”馬克思曾說過，在由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期間內，無產階級的革命獨裁是必要的。但是這急進的革命永遠也沒有完成的一天，那些被打倒被放逐的敵黨，永遠會有捲土重來的危險。這種世界革命的到來，似乎是非常的緩慢。甚至在已革命的國家中，仍時常發生反革命的運動。因此獨裁政治必須無盡無休一直繼續下去！
獨裁的力量並非必需的
從另一方面看，習慣於逐漸改革的民主主義國家，並不感覺需要絕對的獨裁力量。在戰爭期間或在國家內部發生嚴重危機時，他們時常可以將某種特權，交付與行政首腦。但在和平時期，他們願意逐漸的改革，也就是說，國家有某種需要，便予以某種措施。也許需要二十年的工夫，才能使美國聯邦所得稅通行無阻，也許需要十年的工夫，才能取消全國的酒禁。以一個國家的壽命之悠遠長久，如果把幾天的光陰，用在辯論上，甚至把幾年的時間，用在討論上，根本也算不了什麼浪費，至少比較處於極權統治之下，失去了基本自由強得多。
這同樣的基本差別，也把反民主的製度為什麼那樣羨慕理想主義的精神一個問題，解釋清楚。民主主義的逐漸改革，時常是遲緩的，甚至是不得體不適當的，以致沒有耐性的人們，自然會受到所謂“革命的”制度的吸引，因為在革命的製度下，獨裁者的力量，似乎能使他們的理想主義的迷夢，更徹底更迅速的實現。但是經過了長時期的艱苦經驗，和一再的幻想消滅之後，這些理想主義的迷夢者，才會明白：走向進步，並無捷徑，而逐漸改革的程序，畢竟還是真正民主的生活的方式。
劃一與互異
極權主義的第二個特徵，是根本不容許差異的存在或個人的自由發展。它永遠在設法使全體人民，適合於一個劃一的軌範之內。對於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學術生活，以及經濟組織等無一不是如此。政治活動一律受一小組人員的統制指導，這小組的編制，類似軍事機構，對於領袖絕對服從和信仰。一切反對的行為與反對的論調，都遭受查禁和清除。在宗教方面，極權主義的領袖們，聲稱已由傳統的超自然的宗教束縛下，解放出來了。同時更盡量對全體人民宣傳反宗教的學說，並竭力壓制一切自由獨立的宗教團體。在學術方面，不准許有思想言論自由存在。科學與教育只佔次等地位，黨國的權利高於一切，而且思想不得離“黨的路線”。在經濟方面，政府將一個劃一的製度，強加在整個社會上，以期適應其所規定的經濟政策。不論是共產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或農業集體主義，都是政府不容分說，不擇手段，強迫推行一個劃一的製度。在極權國家內，勞工運動已經不存在了，因為實業與生產都是由政府通盤籌劃的。在這個國家裡，不許罷工，不許勞工抗議，唯一可能的消極抗議，只有怠工，但怠工是被認為罪大惡極的。
在上述三方面的生活中，規定人民應行接受的“路線”永遠是由黨、國或領袖來決定。而這三方面又制定為三位一體，名異實同。任何人不准違反黨綱或政策。極權主義者說：“個人是沒有自由的，只有國家、民族才談得到自由。”極權主義者為黨的絕對正確性而辯護，不允許一切與黨義不合的事物存在。他們說：“因為我們深信，我們的一切行為都是正當的，我們決不能坐視我們的鄰人也宣稱，他們的行為也是正當的。”
正因為這種在生活各方面過分企圖劃一與排除異己，才把反民主的政治與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標出根本的差別來。
民主主義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個人主義的。由歷史觀點看來，它肇始於“不從國教”，這初步的宗教個人主義，引起了最初的自由觀點。保衛宗教自由的人們，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財產，而反抗壓迫干涉的鬥爭。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敬奉上帝，乃是近代民主精神在製度在歷史上的發端。這種不從國教的精神，也和其他各種自由，有密切的關係，如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是。根木的問題是，我人企圖獲得機會，自由發展與表達其自己的感覺、思想與信仰，於是成了一種爭取我行我素的權利的爭鬥。所謂我行我素的權利，是指一種不必墨守成規，不必遵守命令式的軌範而行動的權利。
民主制度，於是在宗教信仰、智識醒覺、政治言論，以及等等一切生活方面，這種“不從國教”精神的產物。民主文明，也就是由一般愛好自由的個人主義者所手創的。這些人重視自由，勝過他們的日用飲食，酷愛真理，寧願犧牲他們的性命。我們稱之為“民主”的政治制度，也不過就是這般具有“不從國教”的自由精神的人們，為了保衛自由，所建立的一種政治的防御物而已。
就是連民主文明的經濟情況，也並不是像一般人心目中所想像的一律都是資本主義的。私人的產權與自由的企業之所以能夠長久維持，由歷史看來，都是因為這兩種制度，具有充分的力量，幫助個人的發展；都是出為這兩種制度已使一種極高的經濟福利標準，有實現的可能。
經濟發展的千頭萬緒
在經濟發展的千頭萬緒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近代民主文明中經濟情勢的持點。一位現代的經濟學家認為近代美國的經濟情形，至少可以分成五種互相懸殊的組織，而這五種組織，是並駕齊驅，不分軒輊的。第一，是傳統的資本主義組織，如個人所有的商店、農場、洗衣店、茶店等。第二，是大公司的經濟組織。第三，是公共事業的經濟組織。第四，如郵政局及“田納西開發區域管理局”等公共團體的經濟組織。第五，是各種的“私人集體組織”如大學、教會，以及消費生產合作社等。這—切組織，以及其他可能的各種不同的“組織”，同時都在發生作用，以滿足人民經濟的需要。至於其他民主國家的情形，多半也是如此。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這些不同的組織中，並沒有人企圖按照一個格式，把它們一律劃一。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區分極權制度與民主制度的第二個基本觀念，就是前者採取生硬的劃一，而後者主張變化及個別發展。這種差異，在任何生活方面，都很顯著。企圖劃一，則必須走上壓制個人發展的道路，則必將阻礙人格與創造力，必將發生偏私、壓迫與奴役等情事，甚至於構成知識上的欺騙，與道德上的偽善。由另一方面看，對於自由發展的重視與鼓勵，可以增進人格修養，加強團體生活，可使公正而富於創造性的藝術思想，自由的開花結果，可以養成容忍與愛好自由真理的良好精神。
結論
最後，我認為真正的民主與極權的衝突，可以歸納為兩種基本觀念的衝突：第一，這種急進革命的方法，與漸進改善的方法之衝突，第二，這種企圖強迫劃一，與重視自由發展的衝突。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製度而辯護，須對於健全的個人主義的價值，具有清楚的了解，必須對於民主主義的遲緩漸進的改善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認識。進步總是日積月累的，如果個人不能自由發展，便談不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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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題“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是胡適一九四一年七月在美國密歇根大學所做演講，由張起鈞譯成中文，刊於《自由中國》一卷一期（一九四九年一月），又收入《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五冊 頁 1729-1739。
收入 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政右经左據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二月年四月第一版校對。hc 查《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五冊 頁 1729-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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