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從《胡適日記》中的 鄭孝胥來看
可舉1929/4月21日:
"今天是舊曆三月十二 是鄭蘇堪先生 (孝胥)的七十歲生日 我寫了一封信去賀他
他應生於咸豐十年 (1860) 三月十二 他每天早上四點起來 晚九點歲 早晨寫一早晨的字 身體健壯 望之如五十歲人
適之先生哂政 謝贈詩諸公
俯仰漏將盡 踽踽猶夜行
夜行何時息 所期晦復明
友明頗見哀 賦詩勉艱貞
用意雖淵默 動天如雷聲
願君莫輕言 相忘實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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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先生的世界The Many Worlds of Dr. Hu Shih: 問題:胡適認識魏智嗎?
2011年3月25日 ... 問題:胡適認識魏智嗎? "....海藏（郑孝胥，字苏堪）書中有多次談到《海藏日記》卻忘記加標點符號(頁33提到徐志摩題贈魏智先生《猛虎集》)--而《海藏 ...---
周一良介紹《鄭孝胥日記》轉字 可能有些問題:
关于郑孝胥日记
鄭孝胥(一八六○——一九三八)的日記自光緒八年(一八八二)至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即鄭氏二十三歲至七十九歲，延續五十六年，僅小有缺佚，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勞祖德整理，列入中華書局的《中華近代人物日記叢書》，計二百十八萬字，二千九百餘頁。
鄭孝胥的一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應分別對待，作不同評價。但蓋棺定論，當看他最後的大節。
辛亥革命之前算第一階段，鄭氏既是傑出詩人，又是主張維新的政治活動家。他才思敏捷，一八八二年鄉試第一，長期在張之洞湖廣總督幕中，深受器重。張之洞稱讚他的詩“沉雄宕逸，簿書旁午中而不損其高雅之趣，此為無匹也”(日記1899／2)。清末名流蒯光典說“蘇堪如魏晉人”把他和王鵬運並舉。因而著名學者李詳贈鄭詩有“一世風流魏晉人”之句(李詳《學制齋詩鈔》三)。鄭孝胥的舊體詩甚著聲譽，一九O八年評論家陳衍在北京出詩人榜，未設第一名，而列鄭孝胥為第二名，評雲：“恨無長篇，否則可為第一”。榜中陳三立列第三，陳寶琛第四。李詳說鄭氏與散原老人“如禪家之有能、秀”。而散原曾舉鄭氏兩句詩說自己“終不能為”。 (1916／10)
辛亥革命前的鄭孝胥，在政治上主張維新，贊成立憲。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在地方上辦了不少洋務。一八九八年九月五日，光緒曾召見他。四天之後，軍機大臣面奉上諭：“江蘇候補同知鄭孝胥以道員候補，(與江標)均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1989／9／9)。政變發生，九月二十八日六君子死難，江標永不敘用，而同時被任命的鄭孝胥卻未受任何處分。十月六日日記云：
今日王稷堂言，有參黃仲、江建霞、張菊生及餘者。又有言拿問張季直者。余笑曰：“今日人尚以被累為恥，將來恐將有以不被累為恥者，則士君子盡矣！”餘所同召見者張蔭桓、譚嗣同，所同被旨者江標，今皆敗。餘雖未斥，度非久當出國門矣。
這樣的表現，很有氣節。他還參加了祭奠林旭、私誄四章京等活動，都說明鄭孝胥當時確有無私無畏精神，值得稱讚。以後他在張之洞手下任洋務局提調，兩廣總督芩春煊又調他任洋務處督辦、營務處總辦，率軍駐廣西龍州。他籌糧餉，開銀號，辦教育，派當地子弟到上海或出洋留學。一九O五年赴滬定居，從事路礦、金融、新聞、出版等事業，應該說是始終站在時代潮流前面。後被任命為湖南布政使，未到任而清室滅亡。
辛亥革命後的二十年，是鄭孝胥生平的第二階段。他誓忠於清王朝，甘為遺老，並在溥儀小朝廷中任職。但他始終以上海的海藏樓為根據地，寫詩賣字，與滬上文人墨客文酒往還。儘管政治上思想上應當歸為封建餘孽一流，但他文學(舊體詩)藝術(書法)上的造詣與貢獻，在我國現代文化史上是不可磨滅的。這二十年的日記，也充分反映了這一點。鄭孝胥在當時文化藝術界的地位，我們從胡適之先生對他的態度可以略見一二。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六日記：“胡適來訪。”十月十八日記：“訪胡適不遇。”是胡先生先去拜訪他。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記：“高夢旦與胡適之同來，胡求書其父墓碣。”同年五月六日記：“徐志摩、胡適之來觀作字。”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記：“胡適之贈北京新出土'唐仵君墓誌'。”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記曹蘅約東興樓午飯，座有胡適之。胡先生這天日記亦記此事，云“座上有柯鳳孫(八十二)、鄭蘇戡(七十二)、江叔海(七十五)、楊子勤(錘義)諸老人。”胡先生日記中雖無議論，無疑是把鄭孝胥當作文化界前輩看待的。
可惜這位文化界前輩老人不自愛惜，九一八事變後跑到東北，一九三二年三月當上了“滿洲國”總理。由“一世風流魏晉人”變成封建遺老，再一變淪為賣國的大漢奸，這就是鄭孝胥一生的最後結局。從一九三二年到他逝世的一九三八年，這七年的日記中，再也看不到海藏樓中友朋酬唱詩酒流連的場面，而是整天被日本人包圍，與日本人周旋，為日本人寫字，給日本人作有關“王道”的講演，陪日本人一起照相，等等，一副窮形盡相的傀儡面目。溥儀的師傅陳寶琛則堅決反對小皇帝去充當日本侵略者的兒皇帝，始終不到偽滿任職，以遜清遺老終其身，鄭孝胥與他不可同日而語了。
當然，和溥儀一樣，作為日本侵略者的奴才，鄭孝胥開始就遭受屈辱。一九三二年九月五日記：“駒井(國務院總務廳長官，實即操縱鄭的人物)怒，出不遜語，咆哮而去。”兩天之後記云：“憲兵言，出入人等皆須稽查。……午後，筑紫又來，告以駒井無禮及憲兵監視情形。”同年十月二十三日記云：
詢餘何所不便。余謂：日滿官吏偏重不均。今國務院滿洲不足三十人，而日本百數十人，無怪人民之不信也。
但儘管如此，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他辭去總理職務，鄭孝胥作為漢奸始終心安理得，自我感覺良好。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所記對他兒子的話可以為證：
吾憶平生：辭邊防，裁督辦，抵上海，一樂也；以上(指溥儀)出
德醫院，入日本使館，二樂也；今建滿洲國，任事三年，辭總理，
三樂也。從此以後，終不入官，樂亦足矣。
實際上，鄭孝胥不論入官與否，始終身為偽滿重臣，從最後結局看，歷史對他是決無恕詞的！
鄭孝胥不像李慈銘，他的日記未先存有留給人看的念頭，故而記述主觀思想和客觀事件都比較真實。他交遊廣泛，日記亙五十餘年，涉及的人和事極多，是近代現代史料的寶藏。大事如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張勛復辟、博儀出宮、偽滿洲國建立等，日記中都有不少可供參證的資料。日記中對於人物及環境的描繪，也引起讀史者的興趣。如一八八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見李鴻章後記云：
中堂頎然，赤面白髭，望之甚偉。聲亮而和，談吐頗有條理。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記見文廷云：
號強識多學，龐然肥黝，眉目軒豁，談吐甚似晦若(於式枚)。
一八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記拜訪鄉試座師寶廷云：
先至書廳，幾榻殊草草，旁列殘花數盆。奴僕羸敝，院落靜無人聲。雨後莓苔初生，濕土中漸作綠意。有頃，竹坡方出，服敝服，裂處露棉幾尺許。
清流派人物、“江山九姓美人麻”的寶竹坡之清苦生活如在目前。而鄭孝胥筆下顯宦徐桐的府邸，則另是一番景象：
廳中書史環列，中懸姚伯昂聯，左右壁則門人頌德之文，院體，書以金箋，大率皆已掇巍科者。蓋京師以鼎甲為重，若其文翰，則俗弱鄙稚，無入目者。 (1883/4／2)
兩則日記成為鮮明對比。李慈銘為人猖介，好發脾氣，日記中亦有反映，如稱“其人褊狹，故詩境亦如之”(1890／6／30)。同年十月一日又載，詣下斜街長椿寺，二席中七人，李慈銘在座。 “於座間忽怒，褻語謾罵。餘與隔席，不詳何語也”。 《越縵堂日記》缺光緒十六年以後部分，蓋為樊增祥取去，故無從比對。鄭孝胥對於書法的見解，如謂“包(世臣)極推鄧石如，然鄧甚俗”(1913／10／16)，又稱“趙叔油滑入俗，不可為訓”。 (1919／2／26)他雖不寫篆隸，但這些評價都不同流俗，頗具卓識。
日記中的記述有可補訂史實者，如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記：“閱報，黃仲進呈南皮《勸學篇》，奉旨須行各省。 ”目前有的近代史著述稱，戊戌政變之後，張之洞為了表白自己不同於康梁，撰寫《勸學篇》進呈，以取寵於西太后。據日記，則此書之進呈在政變失敗之前也。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九日記：
資政院奏，懇請降旨，即日剪髮，以昭大同。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髮，欽此。
鄭本人即日剪去辮髮。由此知清室退位以前已有剪髮之令，後來一般認為遺老必留辮子，實屬誤解。鄭孝胥本人以遺老自居而不拖辮子，其原因亦可理解了。
日記中所載也有個別地方出於偏見或傳聞失實之處。鄭孝胥與散原老人原為至交，一九三七年夏北平淪陷，散原老人憂忿臥病，拒絕服藥而死，表現出崇高民族氣節。鄭氏竟然也忝顏表示哀悼。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記：“散原以八月初十日(9／14)疾卒；為之悵惘久之”。二十六日又記：
訪仁先(陳曾壽)，共悼伯嚴。四子唯一子侍疾，即清華教員(指寅恪先生)。其第五子(指隆恪)在廣東，七子(指方恪)在滬。其一未知在何處。
十月十三日又記：
昨聞傅治薌言，散原之子在清華為教習者，於散原卒時不開吊亦不服喪。有周君來信，欲仁先等素善散原者作書勸之。
不開吊當由於北平已淪為敵佔，故不舉行，符合散原老人意旨。不服喪則不確。鄭氏具有敵偽偏見，從語氣可見，故而如此說。寅恪先生一俟七七四十九天期滿，即於十一月三日全家抽身離開北平。當時傅孟真先生用李振萬化名寫信給家住天津英租界的我，由我轉款項給寅恪先生。後又來電報囑我轉告陳先生：“必由滬港行”。陳先生過天津南下，我曾到英租界駁船碼頭送行。先生身穿灰布袍黑布馬褂，陳師母頭戴白花。以後隆恪、登恪兩先生過津，先父設宴餞行，我也侍坐，兩先生皆身穿孝服也。鄭孝胥一九三七年冬到北平，十一月十五日記：“至姚家胡同吊陳伯嚴之喪，見彥和、彥通，賻二十元。客皆未至”。所謂“客皆未至”當指未開吊。此時寅恪先生已離平，估計即使在北平，也不會出面接待。一九四五年日本乞降，寅恪先生作《漫誇》詠偽滿之覆滅雲：“收場傀儡牽絲戲，貽禍文殊連國名”，而詩之首句“漫誇朔漠作神京”下注稱：“海藏樓詩有句云：'欲
我與鄭孝胥年輩迥隔，從未謀面。但一九三二年以前五十年間日記中他所接觸和提及的人物，不少是我的家人親戚和父執師長。鄭氏與他們的交誼深淺各異，毀譽亦不相同，但我讀這部日記依然感到某種親切。這些人中，有我的曾祖父(周玉山)祖父(週澄之)、叔祖父(週緝之、周立之)、父親(周叔)、伯父(周梅泉、周仲衡)、叔父(周祥五、週
一八九O年在北京任內閣中書時，七月二十九日記：“早班週澄之來，玉山之子”。蓋同官內閣中書也。蕭應椿之名則見於日記中所錄經濟特科榜。周叔與鄭氏在天津於友人宴會上數度晤面，曾乞寫對聯，並以所印《恧庵印存》、《屈原賦注》及影印唐人寫《阿彌陀經》相贈。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記：“毓(清臣)名廉，乃唐元素之友，今在周叔
鄭孝胥與鄧守瑕詩酒往還，與周立之、梅泉叔侄更是作詩的朋友。周立之青年時被目為“風流才子”，鄭氏一九O二年即與之相識，稱其“頗有才調”。 (1902／11／13)三十年間兩人在各地酬唱甚多。周梅泉是詩人、數學家、集郵家，一九二O年在上海始與鄭相識，遂成莫逆。週在遇鄭之前已於其“所作七律多能背誦”。 (1920／9／7)鄭於周詩亦多激賞。據日記記載，二人過從甚密，有時天天見面。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四日記周梅泉約夜飲，座有“梅泉之子農叔”，當即以後成為著名數學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的從兄煒良。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記：“周梅泉來，言今日送其第二子遊學英國”，即後成為著名翻譯家之從兄煦良。又曾記周梅泉為子娶婦，即後任山東工學院教授之從兄震良也。被陳衍目為“咸同間一詩雄”的江叔(名，一八一八——一八六六)，鄭與週皆酷嗜其詩，而其集流傳甚少，且缺佚不完。周梅泉(題陳叔通所藏江< SPS=0348>叔手書詩卷)(《今覺庵詩》一)有云：
憶從拔可(李宣龔)乞殘帙，欲覓全豹無由窺。冷攤三卷落吾手，疑有詩魄陰扶持。
“冷攤三卷”語甚簡略，鄭氏一九二一年一月六日日記留下了生動敘述：
周梅泉來，謂余曰：“吾已得江叔詩集矣！吾行四馬路，小書攤主者忽謂我曰，'君欲看蘇州人詩乎？'吾取視之，即《伏堂詩》也。
大驚異，以小洋六角得之。 ”餘檢其續集，拔可示余者乃初印本，只一卷。此本凡四卷，後有績溪胡澍跋及其弟澄詩。知叔沒於溫州，有遺腹子一。餘方選其詩未畢，叔有靈，乃以其續集三卷獻餘案頭耶？其魂猶慾不朽，其可哀矣！
周梅泉藏有焦循《三禮便蒙》手稿，鄭孝胥曾手鈔石印出版。
從鄭氏日記我還踪跡到兩位並不知名而我想了解的人物。其一是先父所藏一副篆書對聯，據云作者乃當年在青島的鄰居，署名鄭榮。鄭孝胥在廣西時一九O三年七月十九日記：“答鄭樸孫榮”，下注“營務處文案”。聯上用印恰是樸孫二字，當即此人，十餘年後到了青島。另一人為陳鴻鑫，天津人。我購得其日記殘帙，考出姓名，而不知其字。 (見《關於陳鴻鑫的日記》，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新第三輯)鄭氏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記向仲堅邀晚飯，“座有……陳敬侯(天津)，今管理特別一區。……陳貫一(浙江)為英領事署書記員，譯有《法西士主義》一書。陳敬侯亦居意大利甚久，談專制之政，然陳猶謂恐墨索利尼終致失敗”。敬侯當即陳鴻鑫之字，其見解固遠較鄭氏為開明也。
關於周玉山，一九O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廣西記：“閱上海報，周玉山以周生有案，大為眾詬”。三月二十六日記：
閱上海各報，至二月初七日。周玉山因署中有偽札委大通督銷之案，斬家丁岑某，如將以滅口者，異哉！
兩事皆不知其詳。一九O六年八月八日在上海記云：
昨聞(沈)愛蒼誦南京白字(話？)詩曰：“昨日一科房，今朝督部堂。親家袁世凱，恩主李鴻章。瞎子兼聾子，南洋屬北洋。金陵舊游處，瓦石響丁當”。吳人嘲周馥之作也。
首二句言其全無科名而自幕客晉升為署兩江總督。週袁俱為李鴻章下屬，而周長於袁二十二歲，起初地位亦在袁上，於袁為前輩。周玉山對於袁世凱的仕進可能起過提攜作用，所以周逝世時他的小女之婿亦即袁世凱的第八子袁克軫輓聯稱，“識英雄於未遇，說來真古道所稀，數吾父知音，唯公最早”。下聯又有“略行輩為婚姻。”之語(見《周懿慎公榮哀錄》)，說明聯姻為破例，其間不免於政治因素，故詩中特別標出親家之句。 “瞎子”兩句當是嘲其無所作為，凡事聽命於北洋。沃丘仲子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官僚門周馥條亦云：
餘初不知馥能。已亥李鴻章出視河工，疏調馥參贊。疏中舉其學行志節，幾過曾胡，餘默識之。未幾，馥任川藩，時與計事，則一昏黯庸下人也。而僕從需索，幾步李瀚章後塵。餘憶鴻章疏，至失笑。
費氏所譏，與詩中所嘲相同。然周馥協助李鴻章辦理北洋新政，既多所贊畫，又躬親其事，甚得器重。其晚年所著《負喧閒語·處世門》雲：
(李)文忠嘗告人曰：“周某用心極細，慮事最精。且廉正有魄力，非時人所及也”。
所引李語當非虛構美化，李鴻章更不可能賞識昏黯庸下之人，鄭孝胥日記中亦謂沃丘仲子之書不免有道聽途說也。
周作人《飯後隨筆》中回憶在江南水師學堂作學生時事，一九O六年見到兩江總督周馥。 “周玉山的印象”條說他“站在體操場上，穿了棉袍馬褂，棉鞋也很樸素，像是一個教書先生模樣。”末尾說：“實在那一天他給予我們一個很好的印象，可以說在五十年中所見新舊官吏中沒有一個人及得他來的。並不因為他叫我們辦局子，乃是為了他的樸素誠懇的態度，不忘記我們兩個留校的學生，這在劉坤一張之洞魏光燾大概是不會得有的。”(此條一九九五年六月承馬艷紅同志檢示)
本書整理者勞祖德，筆名谷林、勞柯，博雅多識(參看於飛《綠窗下的舊風景》，載《讀書》一九九四年第五期)。這部書的整理水平，為近年來同類書中所罕見。如改正原稿筆誤之畢士厘為單士厘，即可說明。然二百餘萬字的手稿，勞氏鈔錄標點，個別錯誤終所難免。謹就所見者拈出，以供讀此書者參考。
第4頁幾處“湘鄉”應作“湘陰”，指左宗棠。 66頁“免半月讀”當是“半日”。 1763頁王定庵應是王靜庵。 2040頁羅之經應是羅子經。 2091頁畢士澄應是畢庶澄，諧行在當作詣行在。 2198頁靜元應是隱元。 2203頁正藏院應是正倉院。 2231頁《愈野堂詩》愈當作
學殖荒落，愧不能文。謹以讀書札記紀念傅孟真先生百歲誕辰。
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寫成
附記: 此文原應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徵稿之約。寄去後，以“體例不合”理由，婉言退回。一九九五年四月自美返京，《讀書》編輯部樂為刊布，庶幾我紀念孟真先生之初衷亦從而得遂也。
(《鄭孝胥日記》，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六月版，98元)
周一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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