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7日 星期四

 從《胡適日記》補充 周一良介紹的《鄭孝胥日記》

 周一良介紹鄭孝胥只從《鄭孝胥日記》看 不過周全
必須從《胡適日記》中的 鄭孝胥來看
可舉1929/4月21日:

"今天是舊曆三月十二 是鄭蘇堪先生 (孝胥)的七十歲生日 我寫了一封信去賀他
他應生於咸豐十年 (1860) 三月十二 他每天早上四點起來 晚九點歲 早晨寫一早晨的字 身體健壯 望之如五十歲人


適之先生哂政 謝贈詩諸公

俯仰漏將盡 踽踽猶夜行
夜行何時息 所期晦復明
友明頗見哀 賦詩勉艱貞
用意雖淵默 動天如雷聲
願君莫輕言 相忘實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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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先生的世界The Many Worlds of Dr. Hu Shih: 問題:胡適認識魏智嗎?

2011年3月25日 ... 問題:胡適認識魏智嗎? "....海藏(郑孝胥,字苏堪)書中有多次談到《海藏日記》卻忘記加標點符號(頁33提到徐志摩題贈魏智先生《猛虎集》)--而《海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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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介紹《鄭孝胥日記》轉字 可能有些問題:

关于郑孝胥日记

鄭孝胥(一八六○——一九三八)的日記自光緒八年(一八八二)至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即鄭氏二十三歲至七十九歲,延續五十六年,僅小有缺佚,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勞祖德整理,列入中華書局的《中華近代人物日記叢書》,計二百十八萬字,二千九百餘頁。
   
鄭孝胥的一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應分別對待,作不同評價。但蓋棺定論,當看他最後的大節。

辛亥革命之前算第一階段,鄭氏既是傑出詩人,又是主張維新的政治活動家。他才思敏捷,一八八二年鄉試第一,長期在張之洞湖廣總督幕中,深受器重。張之洞稱讚他的詩“沉雄宕逸,簿書旁午中而不損其高雅之趣,此為無匹也”(日記1899/2)。清末名流蒯光典說“蘇堪如魏晉人”把他和王鵬運並舉。因而著名學者李詳贈鄭詩有“一世風流魏晉人”之句(李詳《學制齋詩鈔》三)。鄭孝胥的舊體詩甚著聲譽,一九O八年評論家陳衍在北京出詩人榜,未設第一名,而列鄭孝胥為第二名,評雲:“恨無長篇,否則可為第一”。榜中陳三立列第三,陳寶琛第四。李詳說鄭氏與散原老人“如禪​​家之有能、秀”。而散原曾舉鄭氏兩句詩說自己“終不能為”。 (1916/10)


辛亥革命前的鄭孝胥,在政治上主張維新,贊成立憲。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在地方上辦了不少洋務。一八九八年九月五日,光緒曾召見他。四天之後,軍機大臣面奉上諭:“江蘇候補同知鄭孝胥以道員候補,(與江標)均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1989/9/9)。政變發生,九月二十八日六君子死難,江標永不敘用,而同時被任命的鄭孝胥卻未受任何處分。十月六日日記云:
今日王稷堂言,有參黃仲、江建霞、張菊生及餘者。又有言拿問張季直者。余笑曰:“今日人尚以被累為恥,將來恐將有以不被累為恥者,則士君子盡矣!”餘所同召見者張蔭桓、譚嗣同,所同被旨者江標,今皆敗。餘雖未斥,度非久當出國門矣。
   
  這樣的表現,很有氣節。他還參加了祭奠林旭、私誄四章京等活動,都說明鄭孝胥當時確有無私無畏精神,值得稱讚。以後他在張之洞手下任洋務局提調,兩廣總督芩春煊又調他任洋務處督辦、營務處總辦,率軍駐廣西龍州。他籌糧餉,開銀號,辦教育,派當地子弟到上海或出洋留學。一九O五年赴​​滬定居,從事路礦、金融、新聞、出版等事業,應該說是始終站在時代潮流前面。後被任命為湖南布政使,未到任而清室滅亡。
辛亥革命後的二十年,是鄭孝胥生平的第二階段。他誓忠於清王朝,甘為遺老,並在溥儀小朝廷中任職。但他始終以上海的海藏樓為根據地,寫詩賣字,與滬上文人墨客文酒往還。儘管政治上思想上應當歸為封建餘孽一流,但他文學(舊體詩)藝術(書法)上的造詣與貢獻,在我國現代文化史上是不可磨滅的。這二十年的日記,也充分反映了這一點。鄭孝胥在當時文化藝術界的地位,我們從胡適之先生對他的態度可以略見一二。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六日記:“胡適來訪。”十月十八日記:“訪胡適不遇。”是胡先生先去拜訪他。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記:“高夢旦與胡適之同來,胡求書其父墓碣。”同年五月六日記:“徐志摩、胡適之來觀作字。”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記:“胡適之贈北京新出土'唐仵君墓誌'。”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記曹蘅約東興樓午飯,座有胡適之。胡先生這天日記亦記此事,云“座上有柯鳳孫(八十二)、鄭蘇戡(七十二)、江叔海(七十五)、楊子勤(錘義)諸老人。”胡先生日記中雖無議論,無疑是把鄭孝胥當作文化界前輩看待的。

可惜這位文化界前輩老人不自愛惜,九一八事變後跑到東北,一九三二年三月當上了“滿洲國”總理。由“一世風流魏晉人”變成封建遺老,再一變淪為賣國的大漢奸,這就是鄭孝胥一生的最後結局。從一九三二年到他逝世的一九三八年,這七年的日記中,再也看不到海藏樓中友朋酬唱詩酒流連的場面,而是整天被日本人包圍,與日本人周旋,為日本人寫字,給日本人作有關“王道”的講演,陪日本人一起照相,等等,一副窮形盡相的傀儡面目。溥儀的師傅陳寶琛則堅決反對小皇帝去充當日本侵略者的兒皇帝,始終不到偽滿任職,以遜清遺老終其身,鄭孝胥與他不可同日而語了。

當然,和溥儀一樣,作為日本侵略者的奴才,鄭孝胥開始就遭受屈辱。一九三二年九月五日記:“駒井(國務院總務廳長官,實即操縱鄭的人物)怒,出不遜語,咆哮而去。”兩天之後記云:“憲兵言,出入人等皆須稽查。……午後,筑紫又來,告以駒井無禮及憲兵監視情形。”同年十月二十三日記云:
   
  詢餘何所不便。余謂:日滿官吏偏重不均。今國務院滿洲不足三十人,而日本百數十人,無怪人民之不信也。
   
但儘管如此,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他辭去總理職務,鄭孝胥作為漢奸始終心安理得,自我感覺良好。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所記對他兒子的話可以為證:
   
吾憶平生:辭邊防,裁督辦,抵上海,一樂也;以上(指溥儀)出
德醫院,入日本使館,二樂也;今建滿洲國,任事三年,辭總理,
  三樂也。從此以後,終不入官,樂亦足矣。

   
實際上,鄭孝胥不論入官與否,始終身為偽滿重臣,從最後結局看,歷史對他是決無恕詞的!
   
鄭孝胥不像李慈銘,他的日記未先存有留給人看的念頭,故而記述主觀思想和客觀事件都比較真實。他交遊廣泛,日記亙五十餘年,涉及的人和事極多,是近代現代史料的寶藏。大事如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張勛復辟、博儀出宮、偽滿洲國建立等,日記中都有不少可供參證的資料。日記中對於人物及環境的描繪,也引起讀史者的興趣。如一八八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見李鴻章後記云:
   
中堂頎然,赤面白髭,望之甚偉。聲亮而和,談吐頗有條理。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記見文廷云:
   
號強識多學,龐然肥黝,眉目軒豁,談吐甚似晦若(於式枚)。

   
一八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記拜訪鄉試座師寶廷云:
先至書廳,幾榻殊草草,旁列殘花數盆。奴僕羸敝,院落靜無人聲。雨後莓苔初生,濕土中漸作綠意。有頃,竹坡方出,服敝服,裂處露棉幾尺許。

   
清流派人物、“江山九姓美人麻”的寶竹坡之清苦生活如在目前。而鄭孝胥筆下顯宦徐桐的府邸,則另是一番景象:
   
廳中書史環列,中懸姚伯昂聯,左右壁則門人頌德之文,院體,書以金箋,大率皆已掇巍科者。蓋京師以鼎甲為重,若其文翰,則俗弱鄙稚,無入目者。 (1883/4/2)

   
  兩則日記成為鮮明對比。李慈銘為人猖介,好發脾氣,日記中亦有反映,如稱“其人褊狹,故詩境亦如之”(1890/6/30)。同年十月一日又載,詣下斜街長椿寺,二席中七人,李慈銘在座。 “於座間忽怒,褻語謾罵。餘與隔席,不詳何語也”。 《越縵堂日記》缺光緒十六年以後部分,蓋為樊增祥取去,故無從比對。鄭孝胥對於書法的見解,如謂“包(世臣)極推鄧石如,然鄧甚俗”(1913/10/16),又稱“趙叔油滑入俗,不可為訓”。 (1919/2/26)他雖不寫篆隸,但這些評價都不同流俗,頗具卓識。

日記中的記述有可補訂史實者,如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記:“閱報,黃仲進呈南皮《勸學篇》,奉旨須行各省。 ”目前有的近代史著述稱,戊戌政變之後,張之洞為了表白自己不同於康梁,撰寫《勸學篇》進呈,以取寵於西太后。據日記,則此書之進呈在政變失敗之前也。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九日記:
   
資政院奏,懇請降旨,即日剪髮,以昭大同。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髮,欽此。
   
  鄭本人即日剪去辮髮。由此知清室退位以前已有剪髮之令,後來一般認為遺老必留辮子,實屬誤解。鄭孝胥本人以遺老自居而不拖辮子,其原因亦可理解了。
日記中所載也有個別地方出於偏見或傳聞失實之處。鄭孝胥與散原老人原為至交,一九三七年夏北平淪陷,散原老人憂忿臥病,拒絕服藥而死,表現出崇高民族氣節。鄭氏竟然也忝顏表示哀悼。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記:“散原以八月初十日(9/14)疾卒;為之悵惘久之”。二十六日又記:
  訪仁先(陳曾壽),共悼伯嚴。四子唯一子侍疾,即清華教員(指寅恪先生)。其第五子(指隆恪)在廣東,七子(指方恪)在滬。其一未知在何處。
   
  十月十三日又記:
   
昨聞傅治薌言,散原之子在清華為教習者,於散原卒時不開吊亦不服喪。有周君來信,欲仁先等素善散原者作書勸之。

   
不開吊當由於北平已淪為敵佔,故不舉行,符合散原老人意旨。不服喪則不確。鄭氏具有敵偽偏見,從語氣可見,故而如此說。寅恪先生一俟七七四十九天期滿,即於十一月三日全家抽身離開北平。當時傅孟真先生用李振萬化名寫信給家住天津英租界的我,由我轉款項給寅恪先生。後又來電報囑我轉告陳先生:“必由滬港行”。陳先生過天津南下,我曾到英租界駁船碼頭送行。先生身穿灰布袍黑布馬褂,陳師母頭戴白花。以後隆恪、登恪兩先生過津,先父設宴餞行,我也侍坐,兩先生皆身穿孝服也。鄭孝胥一九三七年冬到北平,十一月十五日記:“至姚家胡同吊陳伯嚴之喪,見彥和、彥通,賻二十元。客皆未至”。所謂“客皆未至”當指未開吊。此時寅恪先生已離平,估計即使在北平,也不會出面接待。一九四五年日本乞降,寅恪先生作《漫誇》詠偽滿之覆滅雲:“收場傀儡牽絲戲,貽禍文殊連國名”,而詩之首句“漫誇朔漠作神京”下注稱:“海藏樓詩有句云:'欲朔漠作神京'”,即針對鄭孝胥而加以斥責也。 (據鄭氏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日記,此詩為壽陳寶琛八十五生日,原詩作“天”蓋化用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中“天回玉壘作長安”句。)鄭氏往弔唁時,登恪先生尚未南旋,日記未提到他,諒亦未見鄭。
   
我與鄭孝胥年輩迥隔,從未謀面。但一九三二年以前五十年間日記中他所接觸和提及的人物,不少是我的家人親戚和父執師長。鄭氏與他們的交誼深淺各異,毀譽亦不相同,但我讀這部日記依然感到某種親切。這些人中,有我的曾祖父(周玉山)祖父(週澄之)、叔祖父(週緝之、周立之)、父親(周叔)、伯父(周梅泉、周仲衡)、叔父(周祥五、週章)、外祖父(蕭應椿)、岳父(鄧守瑕)、親戚(張士珩、李直繩、李次武,方石珊、袁克文)、師長前輩(尉禮賢、方地山、毓清臣、溫毅夫、張玉裁、唐立庵、柯燕聆、朋友(邵心衡,當作恆,鄭的孫女婿)。日記中對人一般稱字,或附以名,唯獨袁克文直呼其名,蓋以示敵視之意。

一八九O年在北京任內閣中書時,七月二十九日記:“早班週澄之來,玉山之子”。蓋同官內閣中書也。蕭應椿之名則見於日記中所錄經濟特科榜。周叔與鄭氏在天津於友人宴會上數度晤面,曾乞寫對聯,並以所印《恧庵印存》、《屈原賦注》及影印唐人寫《阿彌陀經》相贈。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記:“毓(清臣)名廉,乃唐元素之友,今在周叔家授徒”。毓為毓賢之弟,所云授徒,即擔任我們弟兄的塾師。毓雖為唐晏之友,實不如唐之有學識,在書房中我只見他看的是高頭講章之類。

鄭孝胥與鄧守瑕詩酒往還,與周立之、梅泉叔侄更是作詩的朋友。周立之青年時被目為“風流才子”,鄭氏一九O二年即與之相識,稱其“頗有才調”。 (1902/11/13)三十年間兩人在各地酬唱甚多。周梅泉是詩人、數學家、集郵家,一九二O年在上海始與鄭相識,遂成莫逆。週在遇鄭之前已於其“所作七律多能背誦”。 (1920/9/7)鄭於周詩亦多激賞。據日記記載,二人過從甚密,有時天天見面。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四日記周梅泉約夜飲,座有“梅泉之子農叔”,當即以後成為著名數學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的從兄煒良。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記:“周梅泉來,言今日送其第二子遊學英國”,即後成為著名翻譯家之從兄煦良。又曾記周梅泉為子娶婦,即後任山東工學院教授之從兄震良也。被陳衍目為“咸同間一詩雄”的江叔(名,一八一八——一八六六),鄭與週皆酷嗜其詩,而其集流傳甚少,且缺佚不完。周梅泉(題陳叔通所藏江< SPS=0348>叔手書詩卷)(《今覺庵詩》一)有云:
   
憶從拔可(李宣龔)乞殘帙,欲覓全豹無由窺。冷攤三卷落吾手,疑有詩魄陰扶持。

   
“冷攤三卷”語甚簡略,鄭氏一九二一年一月六日日記留下了生動敘述:
   
周梅泉來,謂余曰:“吾已得江叔詩集矣!吾行四馬路,小書攤主者忽謂我曰,'君欲看蘇州人詩乎?'吾取視之,即《伏堂詩》也。

  大驚異,以小洋六角得之。 ”餘檢其續集,拔可示余者乃初印本,只一卷。此本凡四卷,後有績溪胡澍跋及其弟澄詩。知叔沒於溫州,有遺腹子一。餘方選其詩未畢,叔有靈,乃以其續集三卷獻餘案頭耶?其魂猶慾不朽,其可哀矣!
   

周梅泉藏有焦循《三禮便蒙》手稿,鄭孝胥曾手鈔石印出版。


從鄭氏日記我還踪跡到兩位並不知名而我想了解的人物。其一是先父所藏一副篆書對聯,據云作者乃當年在青島的鄰居,署名鄭榮。鄭孝胥在廣西時一九O三年七月十九日記:“答鄭樸孫榮”,下注“營務處文案”。聯上用印恰是樸孫二字,當即此人,十餘年後到了青島。另一人為陳鴻鑫,天津人。我購得其日記殘帙,考出姓名,而不知其字。 (見《關於陳鴻鑫的日記》,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新第三輯)鄭氏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記向仲堅邀晚飯,“座有……陳敬侯(天津),今管理特別一區。……陳貫一(浙江)為英領事署書記員,譯有《法西士主義》一書。陳敬侯亦居意大利甚久,談專制之政,然陳猶謂恐墨索利尼終致失敗”。敬侯當即陳鴻鑫之字,其見解固遠較鄭氏為開明也。

關於周玉山,一九O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廣西記:“閱上海報,周玉山以周生有案,大為眾詬”。三月二十六日記:
   
  閱上海各報,至二月初七日。周玉山因署中有偽札委大通督銷之案,斬家丁岑某,如將以滅口者,異哉!
   
  兩事皆不知其詳。一九O六年八月八日在上海記云:
   
昨聞(沈)愛蒼誦南京白字(話?)詩曰:“昨日一科房,今朝督部堂。親家袁世凱,恩主李鴻章。瞎子兼聾子,南洋屬北洋。金陵舊游處,瓦石響丁當”。吳人嘲周馥之作也。
   
首二句言其全無科名而自幕客晉升為署兩江總督。週袁俱為李鴻章下屬,而周長於袁二十二歲,起初地位亦在袁上,於袁為前輩。周玉山對於袁世凱的仕進可能起過提攜作用,所以周逝世時他的小女之婿亦即袁世凱的第八子袁克軫輓聯稱,“識英雄於未遇,說來真古道所稀,數吾父知音,唯公最早”。下聯又有“略行輩為婚姻。”之語(見《周懿慎公榮哀錄》),說明聯姻為破例,其間不免於政治因素,故詩中特別標出親家之句。 “瞎子”兩句當是嘲其無所作為,凡事聽命於北洋。沃丘仲子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官僚門周馥條亦云:
   
  餘初不知馥能。已亥李鴻章出視河工,疏調馥參贊。疏中舉其學行志節,幾過曾胡,餘默識之。未幾,馥任川藩,時與計事,則一昏黯庸下人也。而僕從需索,幾步李瀚章後塵。餘憶鴻章疏,至失笑。
   
  費氏所譏,與詩中所嘲相同。然周馥協助李鴻章辦理北洋新政,既多所贊畫,又躬親其事,甚得器重。其晚年所著《負喧閒語·處世門》雲:
   
(李)文忠嘗告人曰:“周某用心極細,慮事最精。且廉正有魄力,非時人所及也”。
   
所引李語當非虛構美化,李鴻章更不可能賞識昏黯庸下之人,鄭孝胥日記中亦謂沃丘仲子之書不免有道聽途說也。

周作人《飯後隨筆》中回憶在江南水師學堂作學生時事,一九O六年見到兩江總督周馥。 “周玉山的印象”條說他“站在體操場上,穿了棉袍馬褂,棉鞋也很樸素,像是一個教書先生模樣。”末尾說:“實在那一天他給予我們一個很好的印象,可以說在五十年中所見新舊官吏中沒有一個人及得他來的。並不因為他叫我們辦局子,乃是為了他的樸素誠懇的態度,不忘記我們兩個留校的學生,這在劉坤一張之洞魏光燾大概是不會得有的。”(此條一九九五年六月承馬艷紅同志檢示)
   
本書整理者勞祖德,筆名谷林、勞柯,博雅多識(參看於飛《綠窗下的舊風景》,載《讀書》一九九四年第五期)。這部書的整理水平,為近年來同類書中所罕見。如改正原稿筆誤之畢士厘為單士厘,即可說明。然二百餘萬字的手稿,勞氏鈔錄標點,個別錯誤終所難免。謹就所見者拈出,以供讀此書者參考。
第4頁幾處“湘鄉”應作“湘陰”,指左宗棠。 66頁“免半月讀”當是“半日”。 1763頁王定庵應是王靜庵。 2040頁羅之經應是羅子經。 2091頁畢士澄應是畢庶澄,諧行在當作詣行在。 2198頁靜元應是隱元。 2203頁正藏院應是正倉院。 2231頁《愈野堂詩》愈當作2315頁“賜陳、朱、胡、陳各一千元”,第二陳字應作鄭,即鄭孝胥本人,其前三人則依次為陳寶琛、朱益藩、胡嗣璦也。 2424頁平田騏一郎應作平沼。 2509頁杉村永吉、2510頁杉村永治皆當作永造。一九七三年中日友協代表團訪日,參觀出光美術館,此人曾負責接待。 2563頁《弘道觀記》觀當作館。 2626頁“幹秋”乃千秋之誤。總之,誤字不多,校對堪稱精審。錯誤多在日文專名,當由不諳日文之故也。
   
  學殖荒落,愧不能文。謹以讀書札記紀念傅孟真先生百歲誕辰。
   
  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寫成
   
附記: 此文原應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徵稿之約。寄去後,以“體例不合”理由,婉言退回。一九九五年四月自美返京,《讀書》編輯部樂為刊布,庶幾我紀念孟真先生之初衷亦從而得遂也。
(《鄭孝胥日記》,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六月版,98元)

  周一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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