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傳記作品的三旅程碑: 《李超傳》 1919/ 《四十自述》1933 /《丁文江的傳記》 1960
胡适为普通女生李超写传-人物ABC
:胡適為普通女生李超寫傳:1919年11月25日，星期二。下午1點，胡適終於開始動筆寫作《李超傳》。李超是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3個月前病逝於法國醫院。女學生體弱死於肺病，不是什麼罕見的事情。稀罕的是，這樁普通的死亡事件竟然演變成了公共事件，全國知曉。
李超死後不久，胡適收到一包李超生前的書信，是朋友為她清理遺物時發現的。這些信稿已被李超的朋友分類編輯過，他們希望北大教授胡適對這位女學生的不幸辭世寫點什麼，以便在追悼會上宣讀分發。
讀了李超的書信，胡適產生了為這個女子作傳的想法。從11月12日起，他幾次三番將“作《李超傳》”的計劃寫在自己的日程表上11/12-11/13，11/15-16 11/23-24 但動筆卻一拖再拖，直到追悼會(11/30)前5天，終於一氣呵成。
李超是廣西梧州金紫莊人，父母雙亡，姊妹3個。父有一妾，李超是跟隨她長大的。李家是一個大家，家產不菲，但女兒均無繼承權，所以過繼了一個侄兒，繼承香火。
李超到20歲時，在家中的處境開始艱難起來。因為過繼的嗣兄才是家產的真正繼承人，才有權支配家產。李超的兩個姐姐都已出嫁，嗣兄也已結婚，為了早日盡享家產，嗣兄最怕李超讀書不嫁，還要靠家產生活。
也正應了他們的擔心，這個倔強的妹子偏不肯早早出嫁，要用家中銀錢供自己讀書求學。於是，李超成了哥嫂的眼中釘。
其時，李超的教育程度已不算低。她幼年隨做官的胞叔識字，10歲後接受私塾教育，學習經史，民國初年就讀於梧州女子師範，畢業後於1915年和同伴組織了一個女子國文專修館，1年後解散。
家庭生活的煩悶，使李超產生了去外地求學的想法。 1918年6月，李超隻身來到北京，9月入女高師旁聽，後改為正科生，第二年冬天被校醫院確診為肺病，先入首善醫院調養，瀕危時轉入法國醫院，於1919年8月16日下午病逝。
李超死時二十三四歲。據李超同鄉的記述，在北京的短短一年間，特別是從生病到去世期間，李超“時露抑鬱”，同學同鄉都“莫知其故”。胡適認為，李超病由心生，“她本來體質不強，又事事不能如她的心願，故容易致病”。至於“抑鬱”的原因，胡適給出的解釋是：學費。
胡適認為，“舊家庭的黑暗，歷歷都可想見”，李超外出求學的重要動機，是避免高壓的婚姻。但在胡適看來，李超的問題，首先是家庭財產繼承製度導致的經濟問題，家中有錢卻無法支配，使她一直在殫精竭慮地四處借款。所以胡適說，李超的根本問題，就是女子不能算為後嗣的大問題。
《李超傳》主要是圍繞李超家庭成員之間的經濟利益組織材料。嗣兄百般阻撓李超離家，在信中以鄉間慣例、鄉黨非議等理由威嚇，被胡適稱為“高壓的家族制度之一篇絕妙口供”，背後的用心卻是財產的考慮。李超病死後，喪事由同鄉料理，棺材一直停在北京一座破廟裡不知如何處置，而其兄來信卻說她“至死不悔，死有餘辜”，更加揭示了經濟利益視野下家庭成員的殘忍面目。
胡適替這個“可憐女子作傳，竟作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國傳記裡一篇長傳”。胡適為什麼要下這麼大功夫，為這個素不相識的女子作傳呢?胡適自己的解釋是，
“因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無量數中國女子的寫照，可以用做中國家庭制度的研究資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國女子問題的起點，可以算做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
追悼會的發起，後來成了女高師和北京大學的共同行動，進而成為北京學界的一個公共事件。發起人名單中，有蔡元培、胡適、李大釗等知名學者，有羅家倫、康白情、張國燾、黃日葵等北大學生，也有女界名流吳弱男等。
當時正在北大就讀的鄧中夏，以“大壑”為筆名，為長沙《大公報》撰寫了《李超女士追悼會紀略》的報導。他在報導中說：“先前李超的為人，沒人曉得。後來死了，她的書信給她的朋友瞧見了，才驚駭起來，發起追悼會，京里一般有思想的人，更為註意。”
追悼會於11月30日下午，在女高師如期舉行。會場坐得滿滿的，男女來賓千餘人。會場前方擺放著李超留短髮、穿學生裝的遺像，相框上方是蔡元培的手書橫幅“不可奪志”。胡適寫的《李超傳》，也在會場上散發。
蔡元培、蔣夢麟、陳獨秀、李大釗、胡適、梁漱溟等社會名流均到場發表演說。鄧中夏描述他們的演說是，“均淋漓盡致，全場感動，滿座側然，無不嘆舊家庭之殘暴，表同情於奮鬥之女青年。”
胡適和梁漱溟等人主要著眼於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問題。胡適譴責了女子不能繼承財產和有女不為有後的男尊女卑制度。梁漱溟認為，問題在於婦女的自身覺悟。他在追悼會的演講中說:“現在重要的是怎麼使婦女界感覺她們自身種種問題，有了迫切的要求，自然會尋覓路子去解決。”
蔡元培、朱執信等人則從李超之死，廣泛討論女子教育問題。為了解決女子上學的經費問題，蔡元培提出，個人的所有財產都不該承襲，都要歸國家，做教育經費，因為承襲財產是資產階級保存自己財產的一種方式。如果遺產歸公，不僅像李超這樣的人不會死，那些做苦工的窮女人，也可以受到應有的教育。他從這個角度提出了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則。
到會的男女青年學生也紛紛發表演說。其中以女高師國文部的兩位女同學的演說最為引人注目：“李女士受家庭專制之苦，如此其烈，而未向同學道過隻字者，全以女士尚有兩種舊觀念未能打破，即'家醜不能外揚'與'以窮困為恥'之觀念是也。吾輩女青年對於舊家庭之壓迫，不可再抱家醜不外揚之陳腐觀念，宜即宣於大眾……”
的確，在整個事件中，李超本人是沉默的。一個遠離家鄉的弱女子，告貸無門，而且礙於自尊又不願家醜外揚，貧病交加，被迫而死。但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婦女的覺醒，在風起雲湧的婦女報刊中，揭露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和批判舊家庭的聲音日隆，女性在報刊上揭發家庭罪惡的文章甚至成了一種類型。
這次追悼會收到輓聯約千餘幅，其中蔡元培的輓聯是：求學者如此其難，願在校諸君，勿辜負好機會；守錢虜害事非淺，舍生計革命，不能開新紀元。
追悼會從下午2點一直開到5點，實際上成了婦女問題的演講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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