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紀念(1928)

五四運動紀念
　　
1928年：上海，光華大學（文滸記錄）



一、五四運動之背景
　　
中國加入歐戰時，全國國民，皆抱負極大希望，以為從此以後，對外賠款，可以停付——至少可以停付五年；治外法權，可以廢止；關稅主權，可以收回。當時，日本人已先中國數年，加入戰爭，派遣軍艦，專與東方的德國勢力為難；接收青島，續辦膠濟路，所有德國人在華的勢力，居然落到他們手中去了。彼時中國人尚不如何著急，因為日本政府曾有表示，望此次接收，不過暫時之事，將來“終究歸還中國”。不料到了第二年——1915年，日本非獨不把山東方面的權利，交還中國，抑且變本加厲，增制許多條件，向中國下“哀的美敦書”，強迫中國承認，中國無法，只能於5月9日簽字承認。於是中日兩國的感情，越弄越壞，壞到不可收拾了。
　　
中國正式加入歐戰，是1917年。前此之時，雖有華工協助協約國與德國開釁，但未經中國政府正式表示，到了1917年，中國政府公然向德絕交，向德開戰。翌年11月11日，德國終於失敗了，一種代表軍國主義和武力侵略主義的勢力，終於被比較民治化的勢力屈服了，歐戰遂此告終。全世界人皆大慶祝此雙十一節，中國自亦受其影響。 5月17日那一天，所有北京城內的學校，一律停課，數万學生，結隊遊行，教育部且發起提燈大會，學生手執紅燈，高呼口號，不可謂非中國教育界第一創舉。影響所及，遂為以後的五四運動下一種子；故雖謂五四運動，直接發源於此次轟轟烈烈的大遊行，亦無不可。非獨此也，教育部且於天安門一帶，建築臨時講台，公開演講。事後北大停課三天，要求教育部把此臨時講台，借給北大師生，繼續演講三天。演講時間，每人限以五分鐘，其實，每人亦只能講五分鐘，因為彼時風吹劇烈，不到五分鐘，講員的喉嚨，已發啞聲，雖欲繼續，亦無能為力了。因此，各人的演詞，非常簡括，卻又非常精彩。此後在《新青年》雜誌上所發表的如蔡元培的《勞工神聖》和我的《非攻》等篇，皆為彼時演詞之代表。但有人要問，我們為什麼要如此做呢？原來彼時北京政府，“安福俱樂部”初自日本借到外債六萬萬元，一時揚武耀威，非常得意。我們見之，雖有非議，亦無法可想，彼時既有教育部首先出來舉行公開演講，我們亦落得藉此機會，把我們的意見，稍微發洩發洩。後來，我因母喪離開北京，故未得親自參加這個大運動的後半劇。
　　
1919年1月18日，交戰諸國開和平會議於法國Versailles宮中，中國人參加者，有政府的代表，有各政黨的代表，又有用私人名義去參加者，以為美國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必可實行，中國必能在和會之中，佔據許多利益；至少，山東問題，必能從和會中得著滿意的解決。然而威爾遜畢竟是一個學者的理想家，在政治上玩把戲，哪裡敵得過英國的路易· 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及法國的克列孟梭(Clemenceau)這一班人呢？學者遇著“老虎”，學者唯有失敗而已！
　　
　　　　二、五四運動之發生
　　
4月28日，國際聯盟條文，正式成立，尚覺有點希望。過了兩天，到了4月30日那一天，和會消息傳出，關於山東方面的權利，皆付與日本，歸日本處理。消息一到，前此滿腔熱望，如此完全失望了！全國憤怒，莫能遏制，於是到了5月4日那一天，學生界發起北京全體學生大會，開會以後，到處遊行。 (外傳北京學生會曾向東交民巷各公使館表示態度說不確)後來，奔到趙家樓胡同曹宅，撞破牆壁，突圍而進，適遇章宗祥在那裡躲避不及，打個半死，後腦受著重傷；當場即被捉去學生二三十人，各校皆有，各校校長暨城內紳縉名流，皆負責擔保。後來消息傳到歐洲，歐洲代表團亦大受感動。同時更用恐嚇手段，打電報給我國出席總代表陸徵祥，如果他糊里糊塗地在山東問題條文中籤了字，他的祖宗墳墓，一概將被掘；外交團迫於恐嚇，自不敢輕易簽字了。於是在5月14那一天，中國代表團又在和會內重新提出“山東問題”，要求公平辦法，始終沒有得著好的結果，而中國代表亦始終沒有簽字。所以然者，實因當時留歐中國學生界，亦有相當的運動，包圍中國公使館不許中國官員擅自簽字。可是這樣一來，當時辦教育的人，就棘手了，好在他們亦不欲在這種腐敗的政府下供職，於是教育部中幾個清明的職員及北大校長蔡先生等人，相繼辭職。那時，政府正痛惡那一班人，他們既欲辭職，亦不挽留。然而當時的學生界怎能任這一班領袖人物，輕輕引退呢？於是大家主張挽留。為欲營救被捕的學生，為欲挽留被免的師長，同時又要繼續偉大的政治運動，故自5月20日起，北京學校，一律罷課。到處演講，諸如前門大街等熱鬧地方，皆變成學生的臨時講場了；對於城內交通，不無影響，於是北京軍警，大捕學生。但軍警捕捉學生越著力，學生的氣焰，越加熱烈，影響所及，全國學生，相率罷課。天津的學生界，於5月23日起，宣布罷課；濟南的學生界，於24日宣布罷課；上海的學生界，於26日宣布罷課；南京的學生界，於27日宣布罷課；後來連到軍閥的中心勢力所在的保定學生界，亦於28日決議罷課。向者為北京學生界的愛國運動，今其勢力，已風動全國學生界，而變成全中國的學生運動了。同時北京被捕的學生，亦益發增多，城內的拘留所，皆拘滿了，一時無法，就把北大第三院，改成臨時拘留所，凡遇著公開講演的學生，軍警輒把槍一揮，成群地送入北大第三院內。院之四周，堅築營盤，昏夜看守。後來第三院的房子內住不下了，又把第二院一併改為臨時拘留所。斯時杜威博士適到北京，我領他去參觀就地的大監獄，使他大受感動。後來，忽有一天，到了6月3號那一天，院外的營盤，忽然自動撤銷了，看守的軍警，各自搬場了，一時不知其故。後來才明白上海學生界，即在6月3號那一天，運動商界，一律罷市三天，並要求政府罷免曹、陸、章三人的職務。政府見來勢洶險，無法抵抗，終於屈服下來，自動撤銷營盤，自動召回軍警，即政府被人民屈服的證據，而曹、陸、章三人，亦於同日被政府罷免掉了。此為5月4日到6月3日幾近一月中間的故事，最後的勝利，終於歸屬學生界了。
　　
　　　　三、五四運動之影響
　　
如今且約略考究五四運動的影響，它的影響，計有兩方面：一為直接的影響，一為間接的影響。直接的影響，能使全國人民，注意山東問題，一面禁止代表簽字；一為抵制日貨，抵制日貨的結果，許多日本商人，先後破產，實予以重大打擊。故日本野心家，亦漸生戒懼之心了；再加上其他友國的幫助，故於1921年華盛頓會議中，當中國代表重新提出山東問題時，中國著實佔點便宜。其結果，日本終於把山東方面的權利，“終究交還中國”了。
　　
至於間接的影響，那就不能一樣一樣地細說了！
　　
第一，五四運動引起全國學生注意社會及政策的事業。以前的學生，不管閒事，只顧讀書，政治之好壞，皆與他們無涉。從此運動以後，學生漸知干預政治，漸漸發生政治的興趣了。
　　
第二，為此運動，學生界的出版物，突然增加。各處學生皆有組織，各個組織皆有一種出版物，申述他們的意見。單說1919年一年之內，我個人所收到的學生式的豆腐乾報，約有四百餘份之多，其他可無論了。最奇怪的，這許多報紙，皆用白話文章發表意見，把數年前的新文學運動，無形推廣許多。從前我們提倡新文學運動，各處皆有反對，到了此時，全國學生界，亦顧不到這些反對，姑且用它一用再講。為此“用它一用”的觀念的結果，新文學的勢力，就深深佔入學生界的頭腦中去了，此為五四運動給予新文學的影響。
　　
第三，五四運動更予平民教育以莫大影響。學生注意政事，就因他們能夠讀書，能夠看報之故。欲使平民注意政事，當亦使他能夠讀書，能夠看報；欲使平民能夠讀書，能夠看報，唯一的方法，就在於教育他們。於是各學校中，皆創立一個或數個平民學堂，招收附近平民，利用晚間光陰，由各學生義務教授；其結果，平民教育的前途，為之增色不少。
　　
第四，勞工運動亦隨五四運動之後，到處發生。當時的學生界，深信學生一界，勢力有限，不能做成大事，欲有偉大的成就，非聯合勞工各界，共同奮鬥不可。但散漫的勞工，不能發生何種勢力，欲借重之，非加以組織不可。於是首先與京漢路北段長辛店的工人商議，勸其組織工會，一致奮鬥。一處倡之，百處和之。到了今日，各處城市，皆有工會組織，推原求本，當歸於九年以前的五四運動。
　　
第五，婦女的地位亦因五四運動之故，增高不少。五四運動之前，國內無有男女同學之學校，那時，婦女的地位，非常低微。五四運動之後，國內論壇，對於婦女問題，漸生興趣，各種怪論，亦漸漸發生了；習而久之，怪者不怪，婦女運動，非獨見於報章雜誌，抑且見諸實事之上了！中國的婦女，從此遂跨到解放的一條路上去了。
　　
第六，彼時的政黨，皆知吸收青年分子，共同工作。例如進步的黨人，特為青年學生，在他們的機關報上，闢立副刊，請學生們自由發表意見。北京《晨報》的副刊，上海《民國日報》之“覺悟”，即其實例。有的機關，前時雖亦有副刊，唯其主要職務，不外捧捧戲子，抬抬妓女，此外之事，概非所問。 “五四”以後，他們的內容，完全改變了：諸如馬克思、蕭伯納、克魯泡特金等名詞，皆在他們的副刊上，佔著首席地位了。
　　
其在國民黨方面，此種傾向，益覺顯著。論日報，則有《民國日報》的各種副刊；論周報，則有《星期評論》；論月刊，則有《建設雜誌》，等等；其影響於青年學生界者，實非微事。非獨此也，他們並於1924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之際，正式承認吸收少年分子，參加工作，此種表示，亦因受著五四運動的影響之故，就中尤以孫中山先生最能體驗五四運動的真意義。彼於1920年正月九日那一天，寫信給海外黨部，囑以籌金五十萬，創辦一個最大的與最新式的印刷機關，其理由，則為：
　　

自北京大學學生髮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
　　
——孫中山先生致海外國民黨同志書

　　
孫先生看出五四運動中的學生，因教育的影響，激於義憤，可以不顧一切而為國家犧牲；深信思想革命，在一切革命中，最關緊急；故擬創辦一個最大的與最新式的印刷機關，盡量做思想上的宣傳工夫，即在他自身的工作上，亦可看出這一點來。 1919年以前，孫先生奔走各處，專心政治運動，對於著作上的工作，尚付闕如，只有“民權初步”及“實業計劃”二部分的著作，於1919年以前作成。 1919年以後，他的革命方向，大大轉變了，集中心力，專事著作，他的偉大著作，皆於此時告成。這是什麼緣故呢？就因為他認定思想革命的勢力，高過一切，革命如欲成功，非先從思想方面入手不可，此種傾向，亦就因為受著五四運動的影響的結果。
　　
五四運動為一種事實上的表現，證明歷史上的一大原則，亦可名之曰歷史上的一個公式。什麼公式呢？
　　

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大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著；那麼，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

　　
這是一個最正確的公式，古今中外，莫能例外。試觀中國的歷史，東漢末年，宦官跋扈，政治腐敗，朝廷上又無代表民意的機關，於是有太學學生三萬人，危言正論，不避豪強；其結果，終於造成黨錮之禍，牽連被捕死徙廢禁的，不下六七百人。又如北宋末年，金人南犯，欽宗引用奸人，罷免李綱以謝金人，政治腐敗，達於極點；於是有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万，到闕下請複用李綱，欽宗不得已，只好允許了。又如清末戊戌政變，主動的人，即青年學生；革命起義，同盟​​會中人，又皆為年輕的學生。此為中國歷史上的證據。又觀西洋歷史，中古時代，政治腐化，至於極點，創議改革者，即為少年學生；1848年，為全歐革命的一年，主動的人皆為一班少年學生，到處拋擲炸彈，開放手槍，有被執者，非遭死戮，即被充軍，然其結果，仍不能壓倒熱烈的青年運動；亦唯此種熱烈青年運動，革命事業，才有成功之一日。是以西洋的歷史，又足證明上面所說的一個公式。
　　
反轉來講，如果在常態的社會與國家內，國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種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著，那麼，青年學生，就無需干預政治了，政治的責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試觀英美二國的青年，他們所以發生興趣，只是足球、籃球、棍球等等，比賽時候，各人興高采烈，狂呼歌曲；再不然，他們就去尋找幾個女朋友，往外面去跳舞，去看戲，享盡少年幸福。若有人和他們談起政治問題，他們必定不生興趣，他們所做的，只是少年人的事。他們能夠安心讀書，安心過少年幸福者，就因為他們的政治，非常清明，他們的政治，有中年的人去負責任之故。故自反面立論，又足證實上面所講的歷史上的公式。
　　
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青年，對於社會和政治，總算不曾放棄責任，總是熱熱烈烈地與惡化的掙扎；直到近來，因為有些地方，過分一點，當局認為不滿，因而喪掉生命的，屢覯不鮮。青年人的犧牲，實在太大了！他們非獨犧牲學業，犧牲精神，犧牲少年的幸福，連到他們自己的生命，一併犧牲在內了；而尤以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學生，犧牲最大。例如前幾天報上揭載武漢地方，有二百餘共產員，同時受戮，查其年齡，幾皆在二十五歲以下，且大多數為青年女子。照人道講來，她們應該處處受社會的​​保障，她們的意志，尚未成熟，她們的行動，自己不負責任，故在外國，偶遇少年犯罪，法官另外優待，減刑一等，以示寬惠。中國的青年，如此犧牲，實在犧牲太大了！為此之故，所以中國國民黨在第四次全體會議中所議決的中央宣傳部宣傳大綱內有一段，即有禁止青年學生干預政治的表示。意謂年輕學生，身體尚未發育完全，學問尚無根底，意志尚未成熟，干預政治，每易走入歧途，故以脫離政治運動為妙。 
　　
——選自《民國日報》(1928年5月上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