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与胡适" 的一些感想

這篇 毛与胡适
也沒什麼新意
革命偉人毛某當過圖書館
他寫的詩 胡適認為腦筋不太清楚
晚年鬥爭胡適的運動 弄到 有人反胡適的"白話文" 或許令毛啼笑皆非
鬥爭胡適的一大罪狀是胡適是美國的特務
沒想到後來證實胡適是個愛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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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對胡適的介紹和研究，在我們這裡逐漸增多了，對胡適的評價，也逐漸走向公允、樸實、平心靜氣了。當然，不同的觀點和視角仍然是有的，而且永遠會有。矯枉難免過正，這是可以理解的，在什麼時候都是如此。但是，不論什麼時候，矯枉的目的，歸根到底，總應該在於求正。從一個極端的過正，到另一個極端的過正，簡單地顛倒翻覆，認識不能前進。各種過正之枉，都屬於應矯之列。不過，矯枉求正，應該是一個自由討論的過程，而且是一個無限趨近的過程。
胡適是本世紀中國學術界思想界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又是在中國風雲變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諸多爭議的人物之一。對他的學術活動和學術思想的評價，同對他的政治活動和政治主張的評價，不可能完全分離開來。後一方面往往左右著至少是嚴重地影響著前一方面，在當時當地的現實生活中，尤其是這樣。現在作歷史的研究，情況就有所不同了。當時當地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政治糾葛，由於時過境遷，現在來看，色彩就沒有原來那麼濃烈了，而作為學術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歷史上的主要還是其人在學術和思想上的開創和貢獻，這一方面在人們心目中的分量就加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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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期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評述東方大事，寫《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稱陳獨秀為“思想界的明星”。胡適那時在青年人心目中，包括在青年毛澤東心目中，恐怕也屬於“思想界的明星”。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坦然承認，他在湖南師範學校讀書的時候，就開始讀《新青年》雜誌，“非常佩服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有一段時間，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成為我的楷模。”這個情況，在《毛澤東早期文稿》中有所反映。

據汪澍白《毛澤東思想的雙重淵源》一書(廈門大學出版社)的分析，毛澤東同斯諾的這段談話，把時間說得稍早了一點。毛澤東心目中楷模的轉換，當在他從湖南一師畢業以後。一九一八年毛澤東從一師畢業，八月第一次前往北京。這一次北京之行，對青年毛澤東眼界的開闊和思想的變化，影響極大。他和他的新民學會會友們在北京接觸到新文化運動的許多風雲人物，曾請蔡元培、陶孟和、胡適之三先生到北大文科大樓同會友們各談話一次。 “談話形式為會友提出問題，請其答复。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各問題。”(見毛澤東所撰《新民學會會務報告》)據胡適晚年同他的秘書胡頌平談話：“毛澤東在湖南師範畢業後到了北京，他和五個青年上書於我。”這封信裡寫了些什麼，胡適沒有談，信也沒有能夠保存下來。胡適說，他曾把此信交給一位姓竹的保管，抗戰期間放在上海，那人“怕生事，把它燒掉了”。不然的話，《早期文稿》中該可以又增加一篇。
居京半年多經滬返湘後，毛澤東很快在湖南投入五四愛國運動，並於七月十四日創辦了《湘江評論》周刊。 《湘江評論》明顯地受陳獨秀、胡適所辦的《每週評論》的影響。 《湘江評論創刊宣言》，講浩浩蕩蕩的新思潮，“見於思想方面”的，就舉了“實驗主義”，這是胡適宣傳實驗主義的一個反響。 《湘江評論》出版後，《每週評論》在“新書評介”專欄作了介紹，視之為兄弟刊物(“我們新添的小兄弟”)，讚揚其長處在議論，尤其稱讚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一篇重要文字。這篇評介末尾署名“適”，許多書籍迳稱其作者為胡適，有的敘述得謹慎些，不管怎樣這些評介總是代表“我們”(《每週評論》編者)的觀點吧。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胡適在《每週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篇引起了一場大論戰的文章。九月一日，毛澤東在湖南訂定和發布了一個《問題研究會章程》，洋洋灑灑列舉了大小一百四十多個需要研究的問題。雖然這只是一紙章程，並沒有形成組織和開展活動，但這章程至少可以算作一篇很花了力氣的文章吧。寫這樣一篇文章，當然是對胡適文章的一個響應，儘管毛肯定不會完全同意胡此文的主張。至於李大釗八月十七日在《每週評論》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批駁胡適，毛澤東在發布這個章程之前，是否讀到過，現在不可考了。毛澤東選定馬克思主義，主張新民學會要成為“主義的結合”，認為“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那是他在一九一九年底第二次赴北京以後的事情。
第二次赴北京之初，毛澤東自知：“老實說，現在我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這是他在一九二O年三月十四日給周世釗的信中所說的。收入《早期文稿》的這封信，兩處提到胡適。一處是說毛澤東自己認為求學實在沒有必要非得“出洋”不可，“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一處是說“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脩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非留學篇》是胡適一九一四年發表在《留美學生年報》第三年本上的文章，估計毛澤東不易讀到，很可能是胡適自己告訴毛澤東的。自脩大學一事，胡適晚年日記中(一九五一年)曾有回憶，說：“毛澤東依據了我在一九二O年的'一個自脩大學'的演講，擬成湖南第一自脩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脩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在胡適著作目錄中，查不到有“一個自脩大學”的演講，主題相近的演講，則是這年一月一日在天津覺悟社談工讀問題，強調實行工讀的人應該注重自修的工夫。胡適當時的日記，記載有一九二O年一月十五日“毛澤東來談湖南事”。湖南事，當指湖南人民發動的驅逐軍閥張敬堯之事。毛澤東這一次去北京，首先就是為了“驅張”之事。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也講到這次他去北京，“還見過胡適，我去拜訪他，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鬥爭。”談政治(“驅張”)，又談求學之道(留學和辦自脩大學)，大概是毛拜訪胡所談的範圍。

《早期文稿》中有一封一九二O年七月九日給胡適的信：“適之先生：在滬上一信，達到了麼？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有多點須藉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此頌教安。”這是一張明信片。據白吉庵所著《胡適傳》(人民出版社)，此信乃“胡適存件，1584 號”。存件中只有此件，則“在滬上一信”，或者是沒有達到，或者是沒有保存了。

毛澤東這次居京四月又經滬返湘，在上海見到陳獨秀，曾經同陳討論組織“湖南改造促成會”和湖南自治之事。在北京同胡適談話，不知是否談過這個問題。毛澤東發表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的講這個問題的文章，確曾說過：“胡適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主張，我現在主張二十年不談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採省門羅主義，各省關上各省的大門，大門以外，一概不理。”後來，毛澤東向斯諾回憶起當時的思想，也說過：“我們的團體對於北洋政府感到厭惡。認為湖南如果和北京脫離關係，就可以更加迅速地現代化，所以鼓動同北京分離。當時我是美國的'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的堅決擁護者。”
“驅張”與“自治”，是政治活動。學問之事，在船山學社把自脩大學辦起來，是一九二一年八月的事了，毛澤東回到湖南不久，於一九二O年八月先發起辦文化書社。這是一個以傳播新文化書刊為宗旨的書店。 《早期文稿》中有毛澤東起草的文化書社《營業報告》和《通告好學諸君》，所列舉的重要書籍，有胡適作譯員的杜威演講集，還有“胡適嘗試集”、“胡適短篇小說”、“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

《毛澤東早期文稿》中反映出來的胡適的影響，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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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毛澤東確定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並從事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活動以後，就政治立場和道路來說，同胡適就分道揚鑣了。

但是，分道揚鑣，並不意味著完全敵對。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澤東寫了一篇《外力，軍閥與革命》(此文已收入前年新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之中)，分析中國各派政治勢力：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動派。那時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進行民主革命，是革命的民主派。胡適，則和黃炎培一道，被當作新興的知識階級派的代表人物，被歸之於非革命的民主派。毛澤東期望並且預言，革命的民主派和非革命的民主派，“在稍後的一個期內是會要合作的，因為反動勢力來得太大了”​​。

有趣的是，這篇文章正好發表在胡適關心過的湖南自脩大學的校刊《新時代》的創刊號上。
同中間派包括“非革命的民主派”合作的主張，可以說，是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貫穿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之中。

對“非革命”的胡適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寄予期望的，不僅毛澤東一人。 《周恩來早期文集》中收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表在“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機關刊物《少年》上的《評胡適的“努力”》一文。周在文中稱“胡適先生本是我們所敬愛的一個人，他的思想和言論很有些令我們佩服的地方”，但對胡近來在《努力》上發表的政論表示非常失望。周的結論是：“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但又說，胡先生說過“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我們便因此假定胡先生確有迫得不得不上革命道上的那一天，真能做他所謂'君期我作瑪志尼'的瑪志尼”。

毛與周，一個在湖南，一個在法國，對“非革命”的胡適表達了幾乎同樣的期望。這恐怕是曾經對新文化運動明星胡適有過敬仰之情的許多共產黨人和革命青年當時共有的期望。

但是，共產黨人的這種多少帶有一廂情願性質的期望落空了。國共合作進行國民革命的時期，國共同胡適的合作，始終沒有成為現實。

國民黨“清共”“剿共”以後，胡適儘管同國民黨也有過齟齬，在根本的政治立場上，是明確地站在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的一邊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共產黨人不可能說胡適的好話，這是很自然的。 “文化班頭博士銜，人權拋卻說王權，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憑實驗傳。”這是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在《王道詩話》中痛斥胡適的一首雜文詩。魯迅幫他化名發表，並把它收入自己的雜文集中，以廣流傳，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很能代表那時左派對胡適的態度。

近讀《胡繩文集》，青年胡繩一九三七年寫了一篇《胡適論》，一開頭列舉了胡適向溥儀跪拜的故事，他的“中國的五大仇敵”(否認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的說法，他的“好人政府”的主張，他對於李頓調查團的歌頌，他在兩廣異動、陝西事變中發表的言論……認為這些都使他這位五四時期的明星在歷史的實踐上成為褪掉顏色的人物。 “'胡適'兩個字，在現在已被看做是保守的、中庸主義的、紳士派的學者的代名詞了。”

這篇文章值得注意之處，不在它對胡適作了這樣的描述，而是在於它明確提出，在即將爆發的中國的民族解放的抗戰中間，“布爾喬亞也可以有它的一個哨崗”，在反對複古，反對封建的傳統，反對神秘主義的玄學，反對漢奸文化，反對一切愚民政策的戰鬥中，理性主義和自然科學仍然是我們的戰友，“比較起有些買空賣空的'學者'、'政客'來，倒還是胡適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實，注意具體問題這種態度是值得在戰鬥中間學習的”。
這裡實際上講到了抗日戰爭中文化思想上的統一戰線。後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講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講中國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要同中國還有進步性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者和自然科學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統一戰線，把這個問題提到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的高度。
至於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那麼，《毛澤東書信選集》收有一九三六年九月給蔡元培的長信。一開頭就回憶舊交：“五四運動時期北大課堂，舊京集會，湘城講座，數聆先生之崇論宏議，不期忽忽二十年矣！”然後提出：今日者何日？民族國家存亡絕續之日。 “所謂亡國滅種者，曠古曠世無與倫比，先生將何以處此耶？”“共產黨創議抗日統一戰線，國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獨於當權在勢之袞袞諸公或則曰不可行，或則曰要緩行，盜入門而不拒，虎噬人而不鬥，率通國而入於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絕境，先生將何以處此耶？”最後歸結到希望蔡先生“以光復會同盟會之民族偉人，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袖，當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痛責南京當局立即停止內戰，全國人民一致抗日。信末列了一個從宋慶齡到舒新城共七十人的名單，“以及一切之黨國故人，學術師友，社會朋舊，統此致訊”。這個名單中，當然不能沒有“五四運動時期北大課堂，舊京集會”中毛澤東結識的“學術師友”胡適之。胡不是為長城抗戰陣亡將士公墓寫過一篇白話、標點的新式碑文，刻在石上，後來又被害怕“刺激”日本的當權在勢者用砂土給埋沒了麼？他為此不還寫過“霧散雲開自有日，暫時埋沒不須悲”的詩句麼？胡適如果讀了毛澤東此信，也該考慮“何以處此”吧。
抗戰期間，毛澤東寫《新民主主義論》，講到五四運動時有左中右三派，講到歐美派文化人參加過文化“圍剿”，都沒有提胡適的名字。一九三九年二月毛澤東有三封長信給陳伯達所寫關於諸子哲學的論文提意見。有一段話說：“諸文引了章、梁、胡、馮諸人許多話，我不反對引他們的話，但應在適當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說明他們在中國學術上有其功績，但他們的思想和我們是有基本上區別的，梁基本上是觀念論和形而上學，胡是庸俗唯物論與相對主義，也是形而上學，章，馮……(章、馮二家我無研究)，等等。若無這一簡單的申明，則有使讀者根本相信他們的危險。”章，是章太炎，梁，是梁啟超，馮，是馮友蘭，胡，就是胡適。毛澤東要求作者申明：“凡引他們的話，都是引他們在這些問題上說得對的，或大體上說得對的東西，對於他們整個思想系統上的錯誤的批判則屬另一問題，須在另一時間去做。”

這裡還是兩分法，有肯定，有否定。說明對胡適的肯定方面的事例，還可以舉出一九四二年春陝甘寧邊區編印的《文化課本》。這課本是凱豐、徐特立、範文瀾等幾位同誌編的，毛澤東給寫了個序，兩冊七十八課中，有一課是：胡適的《黃梨洲論學生運動》。

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話，竟然也講到了胡適。這是新近出版的《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提供的信息。那是在毛澤東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毛澤東說，黨的老幹部要尊重抗戰時入黨的大批新幹部，不要使他們感到老幹部是不好接近的，是不好談話的，要談話的時候，先要想幾天幾夜。 “要使他們像胡適之說的'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是胡適的名言，見之於《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和《嘗試集 自序》，說的是不用典故、不用套語、不重對偶的白話文和白話詩。毛澤東顯然是信手拈來，別作他解。不是講如何寫白話，而是講要讓人家沒有顧慮地說出自己心中想說的話。信手拈來，一下就拈出胡適的一句話，可見毛澤東早年讀過的胡適的一些話，在他那裡印像如何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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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前夕，一九四五年七月，六位國民參政員從重慶來延安訪問，其中有傅斯年。傅斯年也是毛澤東五四運動時期在北京的舊識，毛澤東給蔡元培的希望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信中也曾提到他的名字。 《胡適傳》據楊向奎的述說寫道，毛澤東曾請傅斯年回去後，“代問老師胡適好，代問同學顧頡剛好”。 (毛澤東在七大的講話也曾提到顧頡剛，說他參加了重慶文化界《對時局進言》的簽名。)這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仍然希望同胡適這一派知識分子在抗戰和建國中合作的意向。

八月日本投降，國民黨邀毛澤東到重慶去談判。國民黨的目的，是用談判和武力這兩種手段來消滅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從而消滅中國共產黨。胡適在八月二十二日從美國打來電報，請王世傑轉交毛澤東。電文開頭是：“潤之先生：頃見報載，傅孟真轉達吾兄問候胡適之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然而，胡適陳述的意見，是要求“中共領袖諸公”“放棄武力”，“萬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只要“放棄武力”“公等二十餘年的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消滅”。請看，這裡用“內戰”、“毀滅”、“完全消滅”來威脅共產黨，且把內戰的責任從一心想發動消滅共產黨的內戰的國民黨反動派身上卸脫下來，加到共產黨的頭上。胡適後來說他始終沒有收到毛澤東的回信。不回答，不正是還對胡適留有餘地嗎！

不久，國民黨撕毀同共產黨和其他黨派在重慶簽定的政協協議，發動了大規模內戰。在攻下張家口之日，決定撇開共產黨和多數民主黨派，於一九四六年底單方面召開所謂“制憲國大”，一九四八年又召開所謂“行憲國大”，胡適都參加了。在“行憲國大”上，由蔣介石提議，經胡適應允，幾乎還演出了選胡適當總統的一場戲。

然而，內戰的進程，出乎發動內戰的國民黨的預料，當然也出乎擁護國民黨發動內戰的胡適的預料。國民黨的軍事勝利沒有持續多久，幾百萬大軍很快就潰敗了。一九四八年年末，中國人民解放軍包圍北平。

對於圍城中的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中國共產黨是不是還有爭取他的打算？記得彷彿看到過一位民主人士的回憶文章，說他那時到了西柏坡，見到毛澤東，談起這個問題。可惜現在遍尋不見，無法徵引了。現在能夠徵引的一項文檔材料，是有關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的。 《毛澤東年譜》記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給平津前線的一個電報中加寫了這樣一段話：“燕京是司徒辦的學校，陸志韋當然和司徒有聯繫，但燕京教職員中左傾者不少，陸志韋態度亦較民主，我們應採保護政策。”另外，我清楚地記得北平解放後不久曾聽說過，圍城時地下黨向胡適做工作，爭取他留下，說他還可以做北平圖書館館長。但這在當時就是隨便聽說，並非當事人提供的可靠信息。現在問當時的同志，問到的人沒人有此記憶。倒是在《胡適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這時人民解放軍已經包圍北平，形勢很緊張，有人傳說共產黨的廣播電台已經宣告任用胡適做北平圖書館館長了。胡適聽了之後，微笑地回答說：'他們會用我嗎？'”胡適認為共產黨不會用他，而走投無路的蔣介石，這時派陶希聖到北平來，請胡適到南京去接替翁文灝當行政院長。胡適說：“這是美國大使館及兩三個教授的主張，那是萬萬做不得的。”胡適沒有同意做行政院長，但表示“我一定與總統蔣先生站在一起”。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坐派來接他的飛機飛到南京。十七日他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就是辦燕京大學的司徒)長談。據後來美國對華政策白皮書透露，胡含淚向司徒進言，想說服美國“幫助蔣氏進行戰爭”，因為蔣不妥協地抵抗共產主義，他自己則“決心放棄學術事業而為國服務”。
接著下去的事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新華社發表中共權威人士聲明，宣布了四十三個頭等戰爭罪犯的名單。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電賀淮海戰役勝利結束，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的這個電報中說：現在南京城內尚有頭等戰犯……及其他罪大惡極的幫兇們，例如胡適，鄭介民，葉秀峰等人，企圖繼續作惡。一月二十六日新華社電稱：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紛紛討論戰犯名單，認為尚有許多戰犯被遺漏。許多學生和教授認為名單中必須包括戰爭鼓吹者胡適、于斌和葉青。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發表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再評美國白皮書的評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說到對於中國新式知識分子，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胡適被指為這極少數人中的頭一個代表。

這樣，從當時來說，胡適自己和毛澤東在政治上都沒有再給胡適留餘地了。此後胡適來往於太平洋兩岸的美國和台灣，在考訂《水經註》之餘，作過不少政治演說，儼然一個反共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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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澤東給中央政治局同志就紅樓夢研究問題寫了一封信，發動了“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由此而開展了一場領域廣泛的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這大概就是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說過的，“對於他們整個思想系統上的錯誤的批判”吧，當時說，這“須在另一時間去做”。此時，就是這“另一時間”了。在大書小識的前文中，我談過對這場批判運動的看法。這裡只想補充我記得的兩件事。

一件事是：在批評開始以後，普遍提出了對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怎麼看待的問題，記得曾經聽到過傳達，說毛澤東說了，胡適對新文化運動當然是有貢獻的，這些以後可以說一說，現在不必多講。這很像毛澤東關於陳獨秀所說過的話。在延安整風時的《怎樣研究中共黨史》這篇講話中，毛澤東說過：“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在七大回顧黨的整個歷史的時候，毛澤東又說：“關於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毛澤東列舉了陳獨秀領導五四運動，主編《新青年》雜誌，提倡作白話文，傳播馬克思主義，創造了黨，這些功勞。然後說，“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
另一件事是：有一篇批判胡適政治思想的文章，把改良同革命完全對立起來，對改良取全盤否定的態度。毛澤東說，作者太年輕，完全否定改良，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中宣部就胡適批判的情況和問題給中央寫的報告中，指出了這個缺點及其他一些缺點(如對胡適提倡白話文也加以批判)，毛澤東批轉了這個報告。

我們這里大批胡適的時候，胡適在美國紐約正是很潦倒的時候。他很關注這個批判，常要當時他身邊的青年學者唐德剛給他提供這方面的材料。胡適向唐德剛口述自傳的時候，引用了中國科學院和全國作家協會開列的從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文學思想、哲學史觀點、文學史觀點、考據學影響、《紅樓夢》研究等方面對胡適展開批判的計劃，不無得意地說：“這張單子給我一個印象，那就是縱然遲至，今日，中國共產黨還認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項工作中，每一項裡，我都還有'餘毒'未清呢！”據唐德剛說，那時胡適還對他說過：“共產黨里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又說：“我在這三十年中從沒有發表過一篇批評或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這是全國人知道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胡適回到台灣當中央研究院院長。在美國和在台灣，胡和蔣之間，由於同《自由中國》雜誌有關的政治糾葛，發生過一些矛盾。比如，一九五六年這個雜誌發表胡適為蔣祝壽的文章，要蔣做一個“無智、無能、無為”而能馭眾的元首，蔣氏父子的人曾對胡適大張撻伐。台灣當局“國防部總政治部”在其“特種指示”中稱：《自由中國》“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發出反對主義、反對政府、反對本黨的歪曲論調”​​；在其《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小冊子中，還用“有一知名的學者”的語句不指名地攻擊胡適是“共匪的幫兇”！

一九五八年秋天炮打金門時，我們同美、蔣之間的政治鬥爭，十分微妙。我要拉蔣拒美，美要壓蔣就範，我與蔣的共同語言是一個中國。不久前出版的吳冷西《憶毛主席》，記載了炮打金門時我們同美、蔣之間的複雜關係和毛澤東當時指導這一斗爭的戰略和策略。吳冷西回憶​​說，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說：美蔣關係存在著矛盾。美國人力圖把蔣介石的“中華民國”變成附庸國甚至託管地，蔣介石拚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獨立性，這就發生矛盾。蔣介石和他的兒子蔣經國還有一點反美積極性。美國逼得急了他們還是要反抗的。過去大罵胡適，罷黜孫立人，就是例證，因為他們搗亂的靠山是美國人。

看來，懷疑胡適仗美反蔣，餘威尚在，是海峽兩岸當局此時此事上的一個共通的揣測。毛澤東當時還起草過一篇後來棄置未用的告台灣同胞書稿，其中寫下了這些意見。這恐怕是毛澤東一生最後寫到胡適的地方。

至於談到胡適，我知道後來至少還有一次，那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同幾位哲學工作者的談話。那一次我參加了，據我的筆記，毛澤東談到紅學時說：《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有俞平伯、王崑崙，都是專家。何其芳也寫了個序，又出了個吳世昌。這是新紅學，老的不算。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

這大概是對胡適的貢獻以後可以說一說的一點實踐吧。

　　大書小識
　　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