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3/13 和3/15 "校向達...不甚滿意/錯誤多"
可能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 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
斯坦因西域考古記( 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
斯坦因西域考古記
北京:中華 1935/36/台北:中華 1988 台四版 (序言 感謝萬斯年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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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 男 |
|---|---|
| 出生 | 1900年2月19日 中國湖南漵浦 |
| 逝世 | 1966年11月20日 （66歲） |
| 國籍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經歷 | |
| 中國科學院院士 （哲學社會科學部[1]，1954年） | |
目錄[隐藏] |
[编辑] 生平
- 1900年2月19日生於湖南漵浦縣。
- 1919年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就讀於化學系。
- 1920年轉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專攻歷史學。
- 1924年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後更名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歷史系。
- 1925年-1934年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輯。翻譯《世界史綱》、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記》、《黑水獲古記略》、《敦煌獲書記》和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記》。
- 1930年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寫經組組長。
- 1934年兼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
- 1935年被北平圖書館作為交流研究員派往英、法、德三國著名圖書館研究流失海外的中文古典典籍。
- 1935年在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整理中文史籍，抄錄《指南正法》、《順風相送》等中國古籍。
- 1936年到倫敦大英博物館研究所藏敦煌寫卷，著《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又到義大利梵蒂岡圖書館抄錄來華天主教傳教士資料。
- 1937年到德國柏林研究普魯士科學院所藏中國國西北地區的壁畫和寫卷。
- 1938年到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研究由伯希和剝去的敦煌寫卷。
- 1939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1942年-1944年任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團考古組組長。
- 1945年-1948年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
- 1949年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
- 1954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
- 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大右派」。
- 1958年-1960年主持《中外交通史籍從刊》。
-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迫害，11月20日因病逝世。
- 1980年獲得平反昭雪。
[编辑] 主要成就
[编辑] 鄭和研究
- 1929年向達在《小說月報》第1號上以筆名覺明發表《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在世界上首次系統地列舉有關鄭和研究的文獻。文中首先根據《昆陽馬哈只碑跋》、《古今識鑒》、《西洋朝貢典錄》等文獻論述鄭和身世；接著列舉鄭和研究的有關資料：《西洋番國志》、《星槎勝覽》、《瀛涯勝覽》、《鄭和航海圖》、《西洋朝貢典錄》、《海語》、《皇明四夷考》、《殊域周咨錄》、《東西洋考》；最後專門論述羅懋登著《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對鄭和研究的史料價值。向達此論文之重要性為學界認同，《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鄭和研究百年文選》均收入此文。
- 1958年創立《中外交通史籍從刊》。
- 向達在北京圖書館發現久已失傳的明代鞏珍著《西洋番國志》，1959年校註出版，作為《中外交通史籍從刊》第一部，對鄭和研究有很大幫助。
- 1959年整理出版《鄭和航海圖》，考訂航海圖中350個地名，是考訂鄭和下西洋地名最多的學者。
- 1935年向達在英國牛津大學鮑德芮氏圖書館抄錄流失海外的《指南正法》、《順風相送》，1959年整理出版。此二書對於研究鄭和下西洋所用的航海技術有幫助。
[编辑] 邊疆史研究
- 民國22年（1933年）向達的代表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由 哈佛燕京社出版。
- 《流寓長安的西域人》一章詳細敘述流寓長安的于闐尉遲氏、疏勒裴氏，龜茲白氏，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
- 《西市胡店與胡姬》一章敘述寓居長安西市的的回鶻商人、九姓胡商娶妻生子，經商賣酒為生，侍酒多胡姬，李白詩詞中多次詠胡姬。
- 《開元前後長安之胡化》描寫長安胡風大盛，居所有胡式水簾涼亭；服裝有胡衣、胡帽、胡拖裙、胡冪離、回鶻小腰衣；食品有燒餅、胡麻餅、搭納、畢羅（印度手抓飯）、油煎餅；飲料有高昌葡萄酒、波斯三勒酒、龍羔酒等。
- 《西域傳來的畫派與樂舞》一章，考證西域繪畫、音樂、舞蹈對中原的影響，著名的西域樂人包括白智通、白明達、康阿馱、安馬駒；著名的西域畫家有曹仲達、僧吉底俱、僧加佛陀。向達認為唐吳道子的畫風受西域凹凸畫派影響。西域傳來的樂器有龜茲樂師曹剛的琵琶，李謨的橫笛,王花奴羯鼓，王麻奴觱篥等。舞曲有《阿連》、《柘枝》、《胡旋》、《胡騰》、《涼州》、《綠腰》，還有經龜茲傳入中國的伊朗寒冬撥水舞《蘇莫遮》，又經中國傳入日本。
- 《長安打毬小考》。唐太宗、唐玄宗、唐宣宗、唐穆宗、唐敬宗嗜好打毬，即今日波羅毬（polo）。波羅毬由波斯經土耳其斯坦傳入中國，「毬」之唐音（今粵語仍保留此音，惟普通話等則流失）「渠幽切」仍保留波斯語原音。波羅毬經中國傳入朝鮮、日本。
- 《西亞新宗教之傳入長安》。祆教在北魏神龜中傳入長安。長安布政坊建胡祆祠建於武德四年。景教於貞觀九年（635年）傳入長安，詔建大秦寺於義寧坊。唐武后延載元年波斯人拂多誕傳摩尼教入中國。
[编辑] 著作
- 向達撰 《印度現代史》 商務印書館 民國18年
- 向達撰 《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小說月報》1929年第1號
- 向達著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哈佛燕京社 民國22年，商務印書館 1957 這本書台灣有翻印 我1992年在成都買到一本 不到十元 現在不知所縱
- 《亞里士多的倫理學》 向達譯 上海商務 民國22年
- 帕克 著 《匈奴史》 商務印書館 1934
- 向達撰 《中西交通史》 中華書局 民國23年
- 斯坦因著 《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向達譯 中華書局 民國25年
- 帕克 著 《韃靼千年史》向達譯 商務印書館 民國26年
- 向達著 《唐代俗講考》
- 向達著 《盩厔大秦寺略記》
- 向達著 《敦煌》 學習書店 1951
- 巴濟列維支著 《蘇聯通史》向達譯 人民出版社 1951
- （明）鞏珍著《西洋番國志》向達校注 中華書局 2000
- （明） 《鄭和航海圖》向達整理 中華書局 1961
- 《兩種海道針經》 向達校注 中華書局 1961
- 《蠻書校注》 向達校注 中華書局 1962
- 《唐代書刊考》
- 《南詔史略論》
- 《論唐代佛曲》
- 《龜茲蘇祗婆琵琶七調考原》
- 《西遊錄校注》向達校注 中華書局 1981
[编辑] 參考
[编辑] 外部連結
向達紀念館無法連結向达纪念馆 - 网上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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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與向達先生祭--春野的窗
肖東發在前一階段寫燕南園系列文章時，我在北大校刊發表了《燕南園50號的向達先生》,不禁常常把向先生和王重民先生連在一起。因為在回顧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時候，我覺得二位先生的個人經歷實在有太多的相同和相近之處。 30年前的情況,我只能從書本上和老師口裡知道一些片斷，1972年5月之後有些是我親身經歷，回想起來，真有不少發人深思、值得總結的東西。王重民先生原名鑑，字有三，1903年1月23日生於河北高陽西良淀村。向達先生是土家族人，1900年2月19日生於湘西溆浦縣。他們在中學時就是出類拔萃的高材生，而且有深厚的國學功底，都以極其優異的成績考上大學。五四運動的那一年，向達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東南高師，受到柳詒徵和陳鶴琴先生的賞識，而後又積極投身於革命和進步事業。王重民在保定直隸第六中學時就喜歡閱讀《新青年》、《新潮》等進步刊物。 1923年在北京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回到保定六中籌設團支部，被直隸省軍閥曹錕發覺，下令通緝，1924年改名重民，取"國家三寶，以民為貴"之義，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改為北京師範大學）
向、王二先生大學畢業後，相繼來到了當時的北平圖書館，進而成為業務骨幹。向達先生此前投考了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英文見習編輯，26歲到29歲之間就發表論文及翻譯文章近20篇。 1930年，經趙萬里介紹，出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此時王重民先一年已來到該館，任編纂委員兼索引組組長，研究國學，留心古籍並開始編輯《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此前他已經編輯出版了《老子考》和《國學論文索引》等十餘部著述。他們與趙萬里、孫楷第、賀昌群諸先生一起切磋學術，商討問題，為日後的學術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1934年二位先生又同被當時的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派到歐洲，收集整理關於敦煌遺書等流失海外的珍貴典籍。向先生在倫敦，王先生到巴黎。他們每天扎在博物館、圖書館裡，發現中國沒有的書籍、資料或特殊的古籍版本，就採用照相、曬藍或手抄等方式仔細地予以整理收集。向先生的筆記密行細書，累計幾十本。王重民則著重收集整理研究4種文獻資料，一為敦煌遺書，二為明清間西洋天主教士的華文著述，三為太平天國史料，四為舊刻舊抄的四部典籍之罕傳本，他不僅在法國巴黎首先編出《伯希和劫經錄》，還陸續編出《巴黎敦煌殘卷續錄》第一、第二輯，並攝製了許多重要的敦煌卷子的照片。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績。
向達先生先行回國，受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約，於1941和1943年兩次赴河西敦煌發掘考察，並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敦煌學"的學術論文，他還翻譯過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記》等書籍和文章,多次談到他之所以致力於中西交通史特別是敦煌學的研究，就是因為對外國強盜劫奪我國文物和藝術瑰寶的行為極為憤慨，要與他們爭一高低，使我國西域文明與敦煌文化藝術放出更加燦爛的光彩。
王重民在歐洲時沒有僅僅待在巴黎。 1935年，到德國柏林普魯士圖書館抄錄了太平天國史料，寫出《伯林訪書記》，1935和1937兩年兩次到英國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抄錄太平天國文獻，1936年，又到意大利，羅馬，梵蒂岡圖書館抄錄有關天主教資料。成果收入《圖書與圖書館學論叢》1949年於世界書局印行，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王先生離開歐洲到了美國。美國國會圖書館遠東部請他整理鑑訂善本圖書，寫成《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他還到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協助他們編出該館所藏中國善本書錄。轉遍了歐洲主要國家，又到美國，前後歷時十五個年頭，別人很難再有這樣的機遇。王重民先生於二戰結束後,從美國回到祖國，仍在北平圖書館工作，兼在北京大學國文系任教。他與向達先生同受當時的校長胡適的委託，分別建立了博物館學和圖書館學兩個新專業。北平解放時，王重民兼任北京圖書館代館長。 1952年，院系調整，北京大學遷到西郊，他開始專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現在這兩個專修科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已成為海內外聞名的信息管理系和考古與文博學院。
新中國成立後，向達先生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第一批委員之一，還擔任了北大校務委員會委員，兼北大圖書館館長。他對北大藏書瞭如指掌，師生們常可以看到在館長辦公室門前的廊子裡，或遠或近地站著三五個穿布大褂的中年人，身旁放著一個布包。他們便是送書到圖書館來請向先生親自檢選購買的舊書店伙友。 1952年，他在對新入學的圖書館系新生講話時, 談到自己的辦館思想：辦好圖書館要注意的是藏書、人員、科學管理和服務精神。他的這一思想在北大付諸實施，是對管理和建設北大圖書館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貢獻。
解放初期，他們都歡欣鼓舞、精神抖擻地投入到新中國的教育事業當中。 1950年，向達先生毅然送自己的小兒子參加志願軍"抗美援朝"，第二年，黨和政府請他參加了第一屆赴朝慰問團。他先後被選為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在向達的生平檔案中，曾有如下評語"富於正義感；自高自大，有學術獨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堅貞，無士大夫的冷靜；解放後對黨極其擁護，但對民主人士非常不滿，......對5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運動表示不理解。"向達深受北大"科學與民主"精神的影響，又"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寬假"。他自認為是黨的諍友，曾公開表示："我們現在要監督執政黨，使他做得好，不讓他變化。"
1957年，兩位先生幾乎同時被打成右派，都受到撤職降級的處理。大鳴大放時，向達提出史學界要百花齊放，不能只開"五朵金花"（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資本主義萌芽、農民戰爭及民族問題這5方面的討論） ，在學術觀點上，也應百家爭鳴。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個別結論，不能代替具體的歷史研究方法。他說，比如考古發掘，怎能說明這一鋤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那一鋤是馬列主義的？他出言無忌的後果是可以想像的。更嚴重的是，他被誣為有攫取湖南省土家族自治州州長的野心。於是，新舊賬一起算，1958年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被錯劃為史學界第二號大右派。王重民只因給當年北京圖書館的軍代表，主管文化工作的個別領導人提意見，也被打成右派，受到降級、降薪、撤掉系主任職務的處分。
然而，就在最艱苦的日子裡，他們也潛心鑽研學術，熱心教育事業。被劃了右派之後，向達從他自認為是黨的諍友的地位，被打入了另冊。從此他雖然不再批評時政，卻仍以認真負責的態度，接受交給他的任務。如他曾接受整理柬埔寨古代史料的任務，以及有關中印、中朝邊境問題的諮詢。他感到"近百年來，某些有關邊界問題的材料、地圖，有關國家政府的檔案、調查報告等，公私收藏都很缺乏。因此，事到臨頭，不免有手忙腳亂之感"。出自愛國的責任感，他向有關部門建議，希望今後"未雨綢繆，則亡羊補牢，猶未有晚"。在政治上備受壓抑的1966年春天，向達和商鴻逵二先生為北大歷史系製訂了更為龐大的科研計劃，並準備全身心的投入其中，逐步付諸實踐。
王重民先生也在文獻學、圖書館學、敦煌學、目錄學、版本學等諸多領域發表了累累碩果。舉其要者有《敦煌古籍敘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中國善本書提要》等，其中還有為北大學生編纂的《中國目錄學史》和《中國書史》講義。
然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他們都受到極大的衝擊。歷史系的鄒衡教授記下了向達慘遭批鬥的情景："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可怕的太陽似火的上午，時在1966年6月，幾個'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頭的向達先生在三院二樓外曬得滾燙的房檐瓦上'坐飛機'，一跪就是幾小時，......向先生已是六十六高齡。我看到有的教師嚇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邊落淚。果然，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一代巨匠向達先生。"此時已遭到如此折磨的向達，還暗中囑咐友人"不必耿耿"，將如"鳳凰涅槃，獲得新生"。無奈事與願違，他身患重病，不但得不到及時治療，還要接受勞改和批鬥，自詡身體健康如"鐵漢"的向達，再也無法忍受折磨，終於在1966年11月24日被迫害致病，含冤致死。
王先生的命運似乎更加曲折。文革後期，"四人幫"借批林批孔、評法批儒大搞陰謀詭計。他們搞到一本《史綱評要》，江青一定要把它說成是李贄的作品，讓王重民先生做版本鑑定。四人幫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或直接出面，或旁敲側擊，又打又拉，結果沒有得逞，王重民先生不肯照他們定下的調子說假話。這夥人於是惱羞成怒，竟在全校大會上將王先生打成"資產階級土圍子"，終致王先生於1975年4月16日自殺在頤和園。
我們聽到王重民先生去世的消息，既感到突然，又十分難受，因為他不僅學識淵博，而且平易近人，誨人不倦。就在王先生離開我們的前兩年裡，還給我們72級講授了"中國書史"和"古籍整理"兩門課程。記得有一次課堂實習分編古籍，一共有6種書，我做完後向王先生交卷，王先生就手頭的《鹽鐵論》給我講了起來，關於這部書的作者桓寬，關於這部書的背景，一直講到漢代今古文之爭，滔滔不絕，娓娓道來，使我茅塞頓開，深深嘆服。王先生反复教導我一定要多讀書，讀古書，讀原著，不讀《漢書》怎麼能夠真正了解劉向，劉歆，不接觸古書，也搞不好古籍整理。當時我對讀大部頭史書還有一定畏難情緒，感到很費勁，事後方覺獲益匪淺。因為我後來把中國圖書史作為研究方向,所以必須閱讀古籍,必須研究目錄版本學,必須下功夫看原書,獲取第一手資料，才有發言權。這一點確實是王重民老師諄諄教育和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精神感召的結果。
例如後來我在1982年撰寫碩士論文《建陽余氏刻書考略》時，就從王先生的著述中得到大量余氏刻本的資料。王先生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書中發現了余象鬥（字仰止）把自己的影像刻進書中。王重民先生這樣描述：" 圖繪仰止高坐三台館中，文婢捧硯，婉童、烹茶,憑幾論文,榜雲："一輪紅日展依際，萬里青雲指顧間，固一世之雄也。 "四百年來，余氏短書遍天下，家傳而戶誦，誠一草莽英雄。今觀此圖，仰止固以王者自居矣。"這是王先生《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中《海篇正宗》題要中的一段文字，引起我的注意。我原以為此書及插圖在國內無緣得見，不料後來,由於我在學術調研中，行程逾萬里，歷時一月餘，先後走訪了大江南北15所主要的圖書館，親眼見到了140餘種餘氏刻本，其中包括餘象鬥所刻書40餘種。留心查閱原書，竟然從餘象鬥編印的《三台遍覽通書正宗》、《詩林正宗》、《萬錦情林》等書中見到多種形式的"三台山人餘仰止影圖"。甚至在一部書中附上不止一幅，如四川圖書館所藏《五刻理氣纂要詳辨三台遍覽通書正宗》中，卷端有"三台餘仰止先生曆法"，卷十一又有一"餘仰止仰觀天象"圖，真是多次刊版，反复傳印，大力宣揚。餘象鬥傳記文字資料少得可憐，但他的圖像倒比比皆是，這也是刻書家得天獨厚的方便條件吧。我還認為這也是古代書商防盜版的有效辦法。我不僅在福建建陽縣書坊鎮查到《書林余氏家譜》,還在古書中發現不少第一手資料,訂正了前人的誤說。除完成三萬多字的碩士論文後，我還寫了一篇一萬餘字的《明代小說家、刻書家餘象鬥》發表在《明清小說論叢》上。直到2001年12月我到東京出席《第一屆東亞出版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時，與會的英法美日等國代表還提及我的這兩篇論文。
2001年5月在第七屆世界印刷大會的前夕，我出版了一部專著《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在後記裡我是這樣寫的：
"20年前，我在讀"中國書史"方向的研究生時，就認定這樣一個觀點:世界出版印刷史的首卷應該是中國卷,因為中國出版印刷史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無與倫比的地位，無論是雕版印刷，還是活字印刷、套版印刷都是首先在中國發明的，有大量歷史文獻和考古實物資料都能證明這一點。印刷術的起源、發展和流傳也是一個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它都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我下決心一定要寫出一部關於中國出版印刷史的著作。 1987年，我和鄭如斯老師合編了一套《中國書史》教材。1996年，我主編的《中國編輯出版史》，都是按時間分朝代橫斷面寫的，而在實際講課時，我更樂於按專題縱向系統講述，以便於總結特點和規律。這部《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就是按專題寫的，這是撰寫這部書的前因。
近因就是關於印刷術發明權的"中韓之爭"。特別是我於1999年10月赴韓國出席"世界印刷文化起源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後，更感到必須盡快寫出一部全面系統論述印刷術起源與發展的專著。 "這本書中有這樣一個例證：
根據文獻記載和現有實物我們還可知道，在此之前，《金剛經》已多次印刷，《妙法蓮華經》等佛教經典已大量印行。先師王重民先生在《伯希和劫經錄》中著錄P. 2148號《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云：
"有註，雙行寫。又有後序並贊三首。第三讚為范陽盧季珣撰。又有'洛州鞏縣王大器重印'等語，則似依印本傳寫。"30按《元和郡縣圖誌》卷五"河南道一"記"開元元年（713）改洛州為河南府"，題記作洛州，可見是在公元713年之前，"重印"說明不是初印。這條文獻說明在8世紀初《金剛經》已經多次刊印，其時間與《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和《妙法蓮華經》基本屬同一時期。
王先生對我的直接教誨和間接影響如涓涓細流，一直在我的心中流淌。我每年給學生講《中國圖書出版史》及近來講《文獻檢索與利用》課時，都要講到王先生的學術成就，都要用到王先生所編的工具書及其著述。王重民先生不僅永遠活在我的心裡，我還要讓年輕的學生們記住他。
追思兩位先生的坎坷人生，真令人扼腕嘆息，百感交集。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竟是如此相似，直到近二十幾年才得到真正的承認和尊重。 50多年來中國的走向軌跡確實是一個馬鞍形。剛解放時，全中國人民歡欣鼓舞，一心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國家，1955年提出"向科學進軍"，直到1956年黨的八大，對當時的形勢和基本矛盾的分析還基本符合實際，特別是對知識分子的估計和政策也是正確的。周恩來總理的報告和陳毅副總理的"脫帽加冕"確實令廣大知識分子心情舒暢，感到春天的暖意。難怪費孝通先生寫了一篇《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但是到了1957年，情況發生巨變。上半年還在號召各界人士給黨提意見，而且申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毛主席還做了一篇《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經典著作。然而六月一過，所有提了意見的人幾乎都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且公然聲稱這是"陽謀"，是"引蛇出洞"。一旦形成運動，居然還有"指標"要完成，實在湊不夠數，有的人就只好挺身而出，自己戴上個右派帽子以完成任務。據說被打成右派的有幾十萬，難道反革命右派分子真的有那麼多嗎？後來的事實證明，連千分之一、萬分之一、十萬分之一也談不上！據說落實政策之時，除了幾個人，絕大多數"右派"都被摘去戴了幾年、十幾年的帽子。其中有向達，有王重民，也有後來當了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難道他們真的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這樣冤枉了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運動難道還不該認真反思嗎？極左路線真是誤國害人！
最近我經常思考這麼一個問題：中國為什麼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在建國三十年左右，摘取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過來人都清楚地了解在1957到1976這20年間知識界的遭遇，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比反右鬥爭有過之而無不及。只要是學有專長的就會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列為"二批"的對象。舉國上下，幾乎所有的老師都有挨鬥、遊街、"下牛棚"、"走五七"、進勞改大隊的經歷。我曾經問過現在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你知道誰是臭老九嗎？""你能說出前八位是什麼樣的人嗎？"他們大都回答不出這兩個問題。我告訴他："臭老九指的是知識分子，他前面的八位分別是地、富、反、壞、右、叛、特、走資、臭,最後是知識分子，排為臭老九"。在那個年代裡，從上到下，大中小學統統停課鬧革命，大大小小各級各類圖書館也都統統關門，所有的人類文化遺產都被批成"封資修"、"大毒草"。出版社也只能出毛選、毛主席語錄和八個革命樣板戲。這樣的境況，哪裡能摘取諾貝爾獎牌？人們沒有糧食就會餓死。那時，人們最缺的是精神上的糧食。 "文革"的危害豈止是當時的一代人？
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知識分子才迎來了真正的春天。鄧小平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實現四個現代化要從教育和科研抓起。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各項事業確實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鄧穎超大姐生前曾經託人給一個國民黨要人吳國楨寫過信。吳國楨是周恩來總理的南開校友，擔任過國民黨的宣傳部長、上海市長、還做過台灣省主席。然而，無法泯滅的中國心卻使他從大陸的改革事業中看到了民族振興的曙光。他在回信中這樣寫道：
我對共產黨"年來施政大綱，實感所見相同。若能照此方針，按步推進，不屈不撓，既週且徹，一代堅持，一代繼行，不出兩代，中華神州當可成為21世紀中世界最富強康樂之一國。"沿著這樣一條路線，中國將會大踏步地邁入世界強者之林，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這是我們一個多世紀以來幾代人晝思夜想的奮鬥目標。我曾在《北大人文與風物叢書》的序言裡講述了我們個人、學校與國家民族的密切關係。我是這樣寫的：
美國教育家杜威曾經讚譽蔡元培先生時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人。"的確，全世界的高等學府成千上萬，論歷史的久遠，北大既比不上牛津、劍橋，也比不過哈佛、耶魯。然而，說到北大的精神魅力及其對國家民族的深遠影響，在世界教育史上卻堪稱無出其右。
也許有人會對此說表示懷疑，為什麼只有百年曆史的北大在人類文明史上所發揮的作用，要超過排在他前面的眾多世界一流大學呢？仔細想想，答案不難找到：有一位美籍華人提出過這麼一個問題：20世紀的100年間,世界上哪個國家變化最大? 那答案應當是中國.
回想百年前，八國列強組成聯軍打進北京，在紫禁城太和殿廣場閱兵；最高統治者慈禧皇太后帶著心如死灰的光緒皇帝逃到西安;守北京的團練大臣—發現甲骨文的王懿榮全家自殺;義和團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抵擋洋槍洋砲；已經被英法聯軍燒過的圓明園，剛剛動工修復,又遭一次劫掠和焚燒；已經割了不少地，賠了數万萬兩黃金白銀的清政府，還要再交出巨額的"庚子賠款"，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這就是百年前的中國。
百年之後，公元2000年前後的中國人又在幹什麼? 舉國上下在爭辦奧運和申辦世博會，提出的口號是"給中國一個機會,還世界一個驚喜!"因為我們有信心、有實力辦出最好的、規模和質量空前的奧運會和世博會。
北京大學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成長的。她誕生在變法圖強的吶喊聲中，與國家一起痛苦掙扎、拼搏抗爭、奔波流亡、迎接解放、歡慶新生、曲折徘徊、反思覺醒、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崛起奮進。她的命運緊緊地和祖國連在一起，深深地介入其中，並在許多關鍵環節影響著這一歷史進程。北大伴隨了百年中華的世紀更迭，牽掛著民族，牽掛著百姓蒼生，牽掛著東方巨龍的再次飛騰。
面對新的百年，確實要看到我們與世界一流的差距。作為國家最高學府，不能總講過去輝煌的歷史而忘記今後的使命。我們要和共和國一起跨入世界一流的行列。北大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一定會大顯身手，發揮排頭兵的作用。因為判斷一所大學的終極標準，是要看其教學和學術研究對國家和人類幸福所作的貢獻。出人才、出思想、出大師、出成果，要在思想、文化以及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回答並解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這才稱得上是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
我想，這也是王重民和向達先生的平生所願吧。
2003年5月於燕北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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