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俊甫一些著作:
(人人文庫--教育與學術~呂俊甫著/王雲五主編~商務60年2版平裝本
發展心理與教育 全人發展與全人教育呂俊甫 - 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5-09-15
教育與社會呂俊甫 - 遠流，1994-07-26 出版 本
教育學詞彙(英中名詞對照)杜祖貽、呂俊甫 - 中大，2007-
華人性格研究洪蘭, 呂俊甫 - 遠流，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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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適
呂俊甫
人格與成就
胡適博士是一位近代的聖人、大師和愛國者。他的智慧卓越，胸襟開闊，興趣廣博。他曾說哲學是他的職業，文學是他的娛樂，政治是他的義務。
胡先生的朋友和學生滿天下。他有堅強的理智，也有豐富的感情。他曾說：「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先談待人，他能從任何人身上看出長處來，能同任何人做朋友，不論對方的年齡和職業如何。他常安排時間（例如星期天）接見任何往訪的客人，不論識與不識。當年輕人去看他，他總要說：「你多大了？」「我真羨慕你！」他與比他小四十歲的好學的餅小販袁瓞先生成了朋友，他曾向與他討論政治問題的袁瓞說：「社會的改革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發，只有共黨政權才相信社會改進是可以批發的。許多人做事，目的熱，方法盲，所以共黨不擇手段。我們過去有許多人失敗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負而沒有方法的毛病。」
學貫中西的林語堂博士曾說：「胡適之先生在道德文章上，在人品學問上，都足為我輩師表。一時的毀譽，他全不在乎。」
據當時擔任臺灣省教育廳長的劉真教授說，胡先生曾為南港中央研究院附近的一所小學（舊莊國小）的操場土地和給水設備問題，寫信給劉先生。等到該校操場修好和給水設備竣工的那天，胡先生還在簡單典禮中向小學生們講了許多話。劉先生說：「從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胡先生不僅注意教育方面大的問題，不僅注意大學和研究院，不僅注意發展科學的長期計劃，就連這一所鄉村小學，他也同樣是很關心的。」
胡先生同比他小三十五歲的學人作家陳之藩先生是好朋友，他們經常通信和討論問題。陳先生第一次寫信和去看胡先生時，還是國立北洋大學三年級的學生。胡先生在致陳先生的一封信中，曾再度提出他過去曾經說過的「勤、謹、和、緩」的治學方法，並指出這原是古人論從政（做官）的四字訣。用在治學方面，「勤」就是眼勤和手勤，勤求材料，勤求事實，勤求證據。「謹」就是一絲一毫不苟且，不潦草，舉一例，立一證，下一結論，都不苟且。「和」是心平氣和，虛心體察，平心考查一切不合己意的事實與證據，拋開成見，跟著證據走，服從證據，捨己從人。「緩」是要從容研究，莫急於下結論，證據不足時，姑且涼涼去，姑且懸而不斷。
胡先生在信中曾不客氣地指出陳先生對於「和」與「緩」二字，好像不大注意。其實這豈是陳先生可能沒注意到，恐怕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注意到，尤其是年輕人。胡先生將「訓練」與「性情」分開，他認為：「平日的訓練，一旦偶然放鬆，人的性情或早年先入的成見就無意中流露出來了。」胡先生不是沒有性情（本性和情感），但他的訓練（教養和理智）常能在必要時控制他的性情。
雖然也曾有人誤解胡先生，但凡是瞭解他的都對他有好評。早在民國十一年，梁任公（啟超）就曾說：「他那銳敏的觀察力，緻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都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
思想新穎的國學老教授毛子水先生在哀詞中曾說胡先生是「經師」，也是「人師」；他的忠恕、誠實、謙虛、正直、慷慨、溫和、見義勇為、捨己從人，都是人生德行最上等的模範。毛先生說：「若把胡先生平日的言行來作標準，我竟可以說是一個慣於說謊話的人了，慣於作偽的人了。」他說胡先生在教育上的種種主張，在學術上的種種提倡，在政治上的種種希望，他的一生努力，都是要使我國成為現代世界上第一等的文明國家。無論在政治上或風俗上的改革，他只贊成用和平的方法，而不贊成用激烈的方法。
兼長文藝和外交的葉公超博士追懷胡先生說：「我常說文明的人類可分為笑與不笑的兩類。適之無疑的是屬於常笑的。」歷史學者黎東方教授說：「他善談，善笑。有時候，他也會生氣。然而，別人一氣，可以氣上幾天，甚至氣一輩子。他氣了不到半分鐘，話鋒便轉到愉快的題目。他是一個真誠而純摯的學者，同時也是一個極民主而平民化的大師。」
立法委員胡秋原先生說胡先生有三大貢獻：「一是白話文學之鼓吹，二是自由主義之堅持，三是科學方法與批評精神之提倡。」史學家兼外交家蔣廷黻博士說：「保守主義者忠於中國的過去，胡先生則忠於中國的現在和未來。他要求現代和後代的中國人向前看，不要向後看。他希望中國人達到新的崇高成就，而不是自滿於古人已經做過的事情。因此，他的思想是啟示我們以新的更大的努力，去發展一個比過去更輝煌的中國文化。」
中央日報董事長陶希聖先生追述民國三十七年 先總統蔣公邀請胡先生入京組閣，全體閣員都由他全權提名，但胡先生以健康原因婉謝了。當時胡先生說：「我不做一件事則已，要做就要負責任。我的心臟病不許我擔任那樣繁重的職務。」
曾任教育部長的程天放先生，曾經追述他在復旦大學三年級時，聽胡先生陪杜威來華演講的往事：「當時適之先生在﹃新青年﹄上鼓吹文學革命，批評舊傳統、舊習慣，上海一般知識青年都震於他的大名，都沒見過他，也沒有看過他的照片。在電車上我們就想像胡適是怎樣一個人物，大家以為他一定西裝筆挺，神氣十足，是一個典型的留學生。等到他陪杜威走上講臺時，穿的是一件長衫，態度謙恭和藹，不像一般留學生，而像中國傳統的學者，大出我們意料之外。」程先生又說胡先生對母親非常孝順，他和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長作主的，可是他對夫人終身敬愛，到老不渝。
據與胡先生十分接近的胡頌平先生說：胡先生有天才，又努力；看書很快，記憶力又強，他沒有什麼消遣，讀書就是他唯一的消遣。因為白天忙，他常在夜深入靜時讀書，忘了睡眠。胡先生的學生蔣復璁先生追憶他的老師說：「他的講演是有訓練的，所以他的聲浪，姿勢都有講究。」「他無論何事，都用心研究，全力以赴，決不馬虎。 先總統蔣公說，現在中國的教育家是國家之寶，則胡先生實是寶中之寶。」
曾經擔任外交部長的王世杰博士說：「胡適先生是一個最進步的愛國主義者，他最關心政治問題，他的關心高於一般實際從事政治工作的人。但是他卻不願意做官或從事實際政治活動。他評論政治或參加政治工作，最富於責任心，也最有勇氣。恬淡不一定是偉大，恬淡而有極大的勇氣和責任心，才是偉大。」王先生說胡先生在臨危受命的駐美大使任內，非常成功，因此：「在現代的外交工作上，使節的人格與信望，究竟重於使節的外交技能。」
據美國時代雜誌報導：胡先生在駐美大使任內，曾收到中國政府給他六萬美元作為宣傳費用，結果他將這筆錢退還政府，並附信說：「我的演說是足夠的宣傳，而不需花你們的任何錢。」
胡先生身後沒有留下什麼財物，他的主要遺產是離開北平時所留下的一百零二箱書籍。
從胡先生一生的事蹟看，他不僅是一位舉世敬仰的學者和思想家，也是我國近代的聖人。他一生獲得世界各國著名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三十五個之多，恐怕世界上沒有一位其他的偉人在生時曾經享受如此崇高而普遍的國際聲望。
家世與生平
胡適先生，原名洪騂，字適之，安徽績溪（即徽州）人，西元一八九一年（清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生於上海大東門寓所，一九六二年（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因心臟病逝於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他的父親胡傳（西元一八四一│一八九五），字鐵花，兼長文武，曾在家經商，後來出外做官，晚年並曾奉調臺灣服務；當時家住臺南和臺東，胡先生約三歲，在父母教導下開始識字。不久胡父病逝，曾在遺囑中指出胡適聰明，應努力讀書。
胡先生的母親馮氏，對他幼時的影響最大。胡母是胡傳的繼室，于歸時（一八八九年）僅十六歲。婚後六年多，便遭喪夫之痛，在經濟上必須依靠同父異母的三位哥哥。胡先生的嫂子脾氣很壞，使胡母在極度的忍耐和寬容中過活，只希望將惟一的親生兒子教養成人。據胡先生描述他的母親說：「她是慈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就嚇住了。」胡母十分敬愛她的先夫，有時會對胡適訴說他父親的種種好處，要他學父親的榜樣，不要丟父親的臉。說到傷心處，胡母往往會掉下淚來。
胡母對胡先生讀書和做人方面都有重大的啟發，曾在他幼時以頗高的代價，請人為他「講書」，書中的一字一句，都要加以講解；後來胡先生所撰的自述認為這對他的幫助很大。他還說：「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胡母早就有意使胡先生到外地讀書，一九○四年他才獲機會隨他的三哥到上海，進入一位父執所主持的梅溪學堂低年級就讀。他已鄉居苦讀九年，國文有基礎，受老師賞識，「一天之中升了四班」，被改編在高年級。此時讀梁啟超的著作「新民說」和「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在思想和見解方面得到了新的啟示。
胡先生在一九○六年入中國公學，參加競業學會；該學會創刊「競業旬報」，以振興教育、提倡民氣、改良社會、主張自治為宗旨。後來任該刊主編，並經常撰文，倡言革新和愛國；此時他不過十七八歲。
胡先生曾在十里洋場，交友不慎，一度「墮落」；幸能迷途知返，於一九一○年隨其二哥北上參加留美官費考試，以第五十五名獲得錄取。是年秋季乘輪赴美，他的二哥要他研習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學科，於是進入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兩年後（一九一二年春）因感農科與性情不合，便轉入同校文理學院。
在康大期間，胡先生除讀書外，並經常參加課外活動，撰文演講。其時美國若干大學設有世界大同會；康大校長，便是一位大同主義者。一九一二年底，他曾代表康大在世界大同總會的年會中演說，指出世界主義乃是愛國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結合；翌年當選為康大世界大同會會長。他在上海時，因生活不安，曾經一度意氣消沉；到美國後，眼界開闊，從此一生都持樂觀主義。
一九一四年胡先生獲文學士，續入康大研究所主修哲學，輔修政治和文學。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軍攻佔青島。當時他即已看出日本為中國之大患，認為救國的根本大計，首在教育，尤其希望中國有一所可與哈佛、牛津等校相比的第一流大學。
胡先生在康大所在的紐約州綺色佳鎮渡過五年歲月，視為第二故鄉。一九一五年秋轉赴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從實驗主義大師約翰‧杜威博士研究哲學。他自稱：「從此以後，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嚮導，成了我自己的哲學基礎。」翌年初，便感到中國需要以白話代替古文的文學革命。他自認他的文學革命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
在杜威的教導下，胡先生學會了思考的方法，隨時顧到當前的問題，將一切學說和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並且處處顧到思考的結果。一九一七年他提出博士論文「古代中國邏輯（名學）方法之發展的研究」，由杜威等六位教授主試，順利通過。隨即啟程返國，就任蔡元培校長主持的國立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古代哲學史及中國名學等課，那時年僅二十六歲。同年（民國六年）十二月，回績溪省親，奉母命與江冬秀女士完婚。一年後，胡母病逝，胡先生奔喪回家，自感「深恩未報」十分哀傷。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前後，杜威來華講學，由胡先生接待並任翻譯。其時，胡先生曾在上海拜訪孫中山先生，對孫文學說和建國方略表示擁護。同年八月撰文指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胡適曾與陳獨秀等以文會友，合辦新青年雜誌，推動新文化運動，後因意見不合而分道揚鑣。
民國十七年，胡先生就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在此私立大學為時約二年，頗多興革，如調整院系，聘請名師，加強課外活動（鼓勵學生寫作及演講，並提倡體育）。民國十九年，北大蔣夢麟校長聘胡先生擔任文學院長。民國二十一年，正值「九一八」和「一二八」日軍侵華之後，國難當頭；胡先生乃與當時在北平的教授們，如丁文江、傅斯年、蔣廷黻等創辦獨立評論，目的在「辦一個刊物來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發生，軍事委員會 蔣中正委員長曾約晤胡先生。胡先生主張「大戰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接著八一三戰事爆發，和平無望， 蔣委員長宣佈全面對日抗戰。胡先生隨即受命以非正式使節身分赴美、英等國說明日本侵略暴行，翌年被任命為駐美大使。當時他主張「苦撐待變」，在美外交工作甚為成功；但因過於勞累而患了心臟病，在民國三十一年辭去大使職務。
民國三十四年，日本無條件投降，胡先生受任為北大校長。翌年至南京出席制憲國民大會，與朱經農等提出「教育文化應列為憲法專章」案，經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三十六年，他手擬「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主張用國家最大的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大學，使其成為「學術研究的大本營」，以期在國際間爭取學術上的獨立地位。他認為「現行的大學制度應該及早徹底修正，多多減除行政衙門的干涉，多多增加學術機關的自由與責任」。
民國三十七年，胡先生出席行憲後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國民政府 蔣中正主席曾擬請胡先生為總統候選人；後來 蔣先生當選總統，又曾請胡先生出任行政院長，胡氏仍然婉辭。當時大局惡化，胡先生表示在國家最危難的時間與 蔣總統站在一起。
民國三十八年，胡先生赴美，不滿美國所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翌年，中共在大陸展開「批判胡適思想」運動，陷身大陸的次子胡思杜也被迫與胡先生「脫離父子關係」。
民國四十一年胡先生來臺講學；以後數年，經常奔走於臺灣與美國之間。
民國四十六年，他代表中華民國出席聯合國大會，講述「中國大陸反共抗暴運動」。翌年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在該院三十週年紀念會上講「有證據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
胡先生自民國二十四年接受第一個名譽博士學位（香港大學所授），至民國四十八年接受最後一個名譽博士學位（夏威夷大學所授），前後二十四年中，共獲哈佛、牛津、巴黎、柏林等大學贈予名譽博士學位三十五個之多。
民國四十八年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成立，胡先生任主席。民國五十年該會舉行第五次全體委員會議，他在致詞時說：「在這樣很困難的情形之下，我們能夠有一億一千萬臺幣用在長期發展科學與技術的研究的開山工作上面，我們至少可以說科學在自由中國已開始得到重視，開始得到資助了。」
民國五十一年，他在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紀念館主持第五次院士會議，吳大猷、吳健雄等皆自美回國參加。他非常興奮，以能作育英才為樂；他說他對物理學是一竅不通，卻有兩個學生是名滿天下的物理學家，一位是當年北大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位是女物理學家吳健雄。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和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算起來已是「四代」了，這一件事他認為是「生平最得意的，也是值得自豪的」。會中他還說了一些別的話，也許太興奮了，散會時心臟病復發，這位偉大的人物頓時倒地不起。胡先生去世後， 先總統蔣公親筆寫了一幅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出殯之日，有三十萬人自動執紼。胡夫人在悲傷中對她的長子說：「祖望，做人做到你爸爸這樣，不容易喲！」
本文參考書：
胡適著：胡適選集（臺北市文星書店，民國五十五年六月初版）。
吳相湘著：民國百人傳（臺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年一月初版）。
劉真著：辦學與從政（臺北市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年九月二版）。
徐高院等著：中西論戰與胡適（臺南市萬象書局，民國五十一年四月增訂本）。
毛子水等著：胡適博士紀念集刊（香港獨立論壇社，民國五十一年四月初版）。
張其昀辦：美哉中華畫刊（臺北市華岡學會，民國六十一年四月號有圖文介紹胡適博士）。
http://w2.nioerar.edu.tw/basis1/693/a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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