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 (1953)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一日，胡適在蔡元培八十四歲生日紀念會上作了一個題為《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的演講:

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

　　(我不敢當向各位老同事、老同學作學術講演。今天早晨八點鐘出席司法節紀念會，要我說話，我便提出嚴重的抗議，我說：“自從回到祖國來，差不多兩個月了，天天被剝奪不說話的自由，希望保障我不說話的自由，也是自由了。”剛才朱騮先院長講到大陸上今天有許多朋友、同事、同學感到精神上的苦痛。我那天在北大同人茶會上說：我們看到大陸上許多北大的同仁要寫坦白書，老朋友錢端升自白書有這樣一段話：“除了宣告胡適之的思想為敵人的思想外，還要進一-步清算蔡元培的思想。”蔡先生(今天大陸上不敢稱蔡先生直呼其名)的思想，是怎樣的呢?一個是思想自由，一個是學術平等。這種思想，大家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不料今天大陸上列在清算之列。)

　　今天我很高興得蔡先生八十四歲生日紀念會。朱先生要我作一個學術講演。(在匆忙中，不容易想到一個題目。多少年來鑽牛角尖，作《水經注》考證；但這個問題，在民國38年蔡先生的紀念會上曾經講過——整理四百年來《水經注》成績的小史——不能再講了。)臨時想了一個題目——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客中沒有帶書；年紀大了一點，記憶力又差，說得不對的地方，還希望諸位先生改正。  

　　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也是二十多年前常常想到的一個題目。禪宗史，從前認為沒有問題；等到25年以前，我寫《中國思想史》，寫到禪宗的歷史時，才感覺到這個問題不是那樣簡單。有許多材料，可以說是不可靠，尋找可靠的材料很困難。前次在臺灣大學講《治學方法》時曾提到在26年前到處去找禪宗史料一段故事。25年以來，禪宗史料慢慢出來了。大部分出自敦煌，一小部分出於日本，因為日本在唐朝就派學生，尤其是佛教的學生，到中國來求學。由唐到五代，到宋，到元、明，每代都派有學生來。當時交通不方便，由中國拿回去的書籍，稱為舶來書，非常寶貴，保存得格外好。我搜求禪宗史料，在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圖書館看到敦煌出來的材料，許多是8世紀同9世紀的東西，裏面有《神會和尚語錄》一卷。我把這材料印出來以後，日本學者乃注意這個問題，搜求材料，也發現一種神會的《語錄》，還有很重要的楞伽宗的材料。我曾經發表幾篇長文章，在《中央研究院季刊》中發表的是《楞伽宗考》。這個宗派是從梁(南北朝)到唐朝中葉很大的一個宗派，是禪宗的老祖宗。在南方，禪宗最早的一個，是廣州一個不識字的和尚慧能，大家稱為六祖。《六祖語錄》(《壇經》)從敦煌石室出來的，可算是最古的本子，唐朝年間寫的。我看到這個本子不久，收到日本學者印的48尺長的卷子本。這個卷子本是日本翻印中國本子的。現在中國的那個原本沒有了；日本翻印本也只有一本在和尚廟中保存著。這兩個本子都是古本；拿來與現在通行的《壇經》比較，大有出入。現在通行的《壇經》是根據一個明朝的版，有22000字，最古本的《壇經》只有11000字，相差一倍。這多出來的一半，是一千年當中，你加一段，我加一段，混在裏面的。日本發現的本子，是北宋初年的，14000字，已比唐朝的本子增加了3000字。我發現這些新的材料，對於禪宗就有一個新的看法。我們仔細研究敦煌出來的11000字的《壇經》，可以看出最原始的《壇經》，只有6000字，其餘都是在唐朝稍後的時候加進去的。再考這6000字，也是假的。

　　所謂新看法與老看法有什麼不同?老看法說：印度有二十八個祖師，從釋迦牟尼起。釋迦牟尼有一天在大會場上，拿了一枝花說話。大家不懂什麼意思。其中有一個大弟子大迦葉懂了，笑了一笑。釋迦牟尼看到他笑，便說大迦葉懂了我的意思?禪宗就是這樣開始的，由釋迦牟尼傳給大迦葉，一代一代傳下去：傳到菩提達摩，變成了中國禪宗第一祖。每一代都有四句五言秘密傳話偈。不但如此，二十八代以前還有七代佛，一代一代傳下去；也是一樣有四句七言偈。菩提達摩到在中國後，傳給慧可，慧可傳僧粲，僧粲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是第五祖。當第五祖弘忍將死的時候，把他的一班弟子叫來說：你們中真正懂得我的意思的，可以寫個偈語給我看：如果我覺得對了，就把我的法傳給他，而且還要把多少代祖師傳法的袈裟給他，作為傳法的證件。於是弘忍最著名的弟子神秀在牆壁上題了一偈。大家看了，都說我們的上座(大弟子)答對了。但是那個時候有一個不認識字的和尚，在廚房中舂米。他聽到神秀的傳心偈，就跑出來說，我們的上座沒有通，我通了。於是那個不認識字的廚房小和尚——大家稱為“貓獠”的——慧能，也做了一首偈，請人家寫在牆上。老和尚一看，就說也沒有通，把它擦掉了(怕他被人殺害)。但是到了半夜，把窗子遮起來，把他叫來，秘密的把法傳給他，並且把袈裟也傳給他。慧能因此就成為禪宗的第六祖。神秀後來到北方去，成為禪宗的北宗；慧能在南方廣州韶關一帶傳道，為禪宗的南宗。

　　慧能傳了很多弟子；當中有兩個最重要的，一是江西吉州青原山的行思，一是湖南南嶽的懷讓。後來的禪宗五大宗派。便是從懷讓與行思二人傳下來的。從來沒有提到神會和尚，這個傳統的老看法的禪宗史是很簡單的。從印度28代一代一代的傳下來，每一代到老的時候就寫了偈語，傳了法，又傳了袈裟。這樣整整齊齊的每代都做了四句五言詩，甚至在幾萬年前老佛祖傳世時也做四句七言詩：這很可以使人懷疑。我想這是不可靠的。新的看法，禪宗是一個運動。是中國思想史、中國宗教史、佛教史上一個很偉大的運動，可以說是中國佛教的一個革新運動，也可以說是中國佛教的革命運動。

　　這個革新運動的意義是什麼呢?佛教革命有什麼意義?這個可以分為兩層來說。第一個意義是佛教的簡單化、簡易化；將繁瑣變為簡易，將複雜變為簡單，使人容易懂得。第二個意義是佛教本為外國輸入的宗教，而這種外來的宗教，在一千多年是佛教本為外國輸入的宗教，而這種外來的宗教，在一千多年中，受了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慢慢的中國化，成為一種奇特的，中國新佛教的禪學。這兩個意義在西元8世紀初，唐朝武則天末年開始。簡單說，從西元700年至850年，在這一百多年中，包括盛唐和中唐，是禪宗極盛的時期。這在中國佛教中是一個大的運動，可以說是佛教內部革新的運動。這個新的佛教，在印度沒有。這是中國佛教中革新運動所成就的一種宗教，叫做禪宗，也叫做禪門。

　　中國佛教革新運動，是經過很長時期的演變的結果；並不是廣東出來了一個不認識字的和尚，做了一首五言四句的偈，在半夜三更得了法和袈裟，就突然起來的，它是經過幾百年很長時期的演變而成。這個歷史的演變，我現在打算把它簡單地敍述出來。

　　首先，我們應該知道中國禪與印度禪的不同。在未說印度禪之前，我要將我們中國宗教的情形略作敍述。我們古代宗教是很簡單的。在春秋戰國時代，我們雖然已有很高的文化，在道德、倫理、教育思想、社會思想、政治思想各方面，我們已有很高的水準，——但是宗教方面卻非常簡單。當時只相信一個“天”，或許是高高在上的天，或許是上帝。這蒼蒼之天與主宰的上帝，是第一個崇拜的物件。其次是崇拜自然界的大力量。認為日月天地都有一種神的存在。第三是崇拜祖先。第四是在宗教崇拜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報應觀念。在佛教傳入以前我們的祖宗沒天堂與地獄的觀念，宗教原是非常簡單的。印度教傳入以後，他的宗教不但表“天”，而且有三十三重天；不但有地獄，而且有十八層地獄，甚至有十六乘十六、再乘十六層的地獄，一層比一層可怕。這樣複雜的情形，的確可以滿足人民對於宗教的欲望的。結果，我們原有簡單的宗教，與它比較以後，就不免小巫見大巫，崇拜得五體投地了。崇拜到什麼程度呢?佛教中人把印度看做西天，看作極樂的世界。都是由於佛教的崇拜。

　　

       中國和尚看到這樣複雜的宗教，便想到：是不是有法子找出一個扼要的中心呢?於是，頭一個運動就是把佛教的三個大部門“戒”、“定”、“慧”中的“定”特別提出。“戒”就是規律，有五百戒，五千戒，是很繁瑣的。“定”就是禪示中的“禪”，就是怎樣控制心，也就是“定心息慮”。“慧”就是智慧，是理解。中國佛教徒將佛教三個大部門中的“定”拿出來，作為佛教的中心，包背‘戒”、“慧”以及一切在內。因為打坐的時候，可以控制人的呼吸，然後跟著呼吸控制到身體，然後控制心靈的活動，到了欲望來的時候，或且想到人生許多快樂的事情，就要靠‘智慧”來幫助。譬如說：想到男女愛情的時候，要想到她並不是漂亮的，而是一襲漂亮的衣服中，一塊皮包著206塊骨頭，以許許多多的骨節接連起來的，以及肉和血等；到了死了以後，流出了血、膿、蛆。一個漂亮的女人也不過是很難看的一堆骨、血、蛆。這樣一想，什麼欲望都沒有了。這是以“慧”助“定”，來控制“不淨觀”。還有是以“空觀”來控制的，譬如說：兩個人互相咒駡。挨駡了，生氣了，要懂得‘空”的哲學(佛教的根本哲學)，把一切看作地水火風的偶然湊合。“罵”是一種聲浪，是地水火風暫時湊合發出的聲浪，分散了便歸烏有。罵的人和被罵的人，都是這四大湊合，如果都是“空”，沒有他，沒有我。作如是想，便不會生氣了。

　　把“禪”包括“戒”、“定”、“慧”，而以“禪”為佛教中心，是把印度佛教簡單化的第一時期的方式。    

　　不久，仍舊覺得這儼印度禪”還是繁瑣的。如坐禪要做到四禪定的境界，要做到四禪定的境界，最後要能達到最高的目標——六神通：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盡通。能遊行自在，能見千裏外的事物，能聞千裏外的聲音，能知他人的心思，能知過去未來，等等。這些繁瑣的所謂最高境界，拆穿西洋鏡，卻是荒唐的迷信。於是進一步的革新到“淨土”的“念佛法門”。

　　5世紀初期，廬山高僧慧遠，開始接受印度中亞細亞傳人的《阿彌陀佛經》：不要一切繁瑣的坐禪儀式，只要你心裏相信，有“淨土”的存在。“淨土”是天堂；天堂裏有四季不謝之花，有八節長青之草，琉璃世界，有無量壽，有無量光。

　　以後慢慢演化到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即崇拜的意思)。只要你念千萬遍，在臨死前你必能看到淨土的美麗世界，必有人來接引你到這美麗的世界裏去。

　　5世紀中葉，蘇州有一個道生和尚，他對中國古代老莊的思想，特別有研究。他頭一個提出“頓悟”的口號。不要念經，不要坐禪，不要持齋拜佛，以及一切繁瑣的步驟，只要有決心，便可以忽然覺悟。這與歐洲宗教的重大改革，由間接地與上帝接觸，變為直接的回到個人的良知良心，用不著當中的媒介物一樣。到過蘇州的人，都知道虎丘有一個生公說法台，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傳說。這個頓悟的學說，是以中國古代道家的思想提出的一個改革。我們看看道生的書，就可以看出他有很濃厚的道家的思想了。

　　從5世紀末葉到6世紀初年(西元470--520年)，是印度高僧菩提達摩渡海東來，在中國傳教時期。傳說他到廣州是梁武帝時代；經我考證，不是梁武帝時代來的，而是劉宋明帝時來的。有人說他到中國九年就回國，或死了；實際他是由宋經齊梁，在中國居住了五十年之久。他是印度人，年輕時就有很多鬍鬚，所以冒充一百五十歲。他到中國創立一個宗派——楞伽宗；認為用不著佛教許多的書，只要4卷《楞伽經》就夠了。這是印度和尚把佛教簡單化的一個改革。他提倡“理入”和“行入”。“理入”承認人的本性是善的，凡是有生之物，都同樣含有善的、完美的本性——含有同一真性。“行入”是苦行和忍，作眾人所不能忍受的苦修。“一衣、一缽、一坐、一食，但蓄二針，冬則乞補，夏便通捨，覆赤而已。”睡則臥于破爛的古墓中。自達摩建立楞伽宗，其中有很多“頭陀苦行”的和尚。(頭陀是佛教苦修的名稱，即自己毀壞自己的意思。在唐代的詩文中，常可看到描述和尚苦修的情形。)

　　武則天久視元年(西元700年)，下詔召請一個楞伽宗的有名和尚神秀到京城來。他那時已九十多歲了。他是全國聞名的苦修和尚。他由湖北經洛陽，到兩京時，武則天和中宗、睿宗都下跪迎接；可見其聲望之大。他在兩京住了六年就死了(西元706年)。在那個時期裏，他成了“兩京法主，三帝國師”。死後，長安城萬人痛哭，送葬僧俗，數逾千萬。當時的大名人張說給他寫碑，敍述他是菩提達摩的第六代。神秀死後，他的兩個大弟子普寂、義福繼續受帝后尊崇。這個時期，是楞伽宗的極盛時期。

　　開元二十二年(西元734年)，忽然有一個在河南滑台寺的南方和尚神會，出來公開指斥神秀、普寂一派“師承是傍，法門是漸”。指明達摩第六代是慧能不是神秀；慧能才是弘忍的傳法弟子。而慧能和神會是主張頓悟的，有人對神會和尚說：“現在是神秀、普寂一派勢焰熏天的時候；你攻擊他，你不怕嗎?”神會回答說：“我為天下定宗旨，辨是非；我不怕!” 那時神會和尚已經八十多歲了。從西元734年到755年，這二十多年間，神會敢出來和全國最崇敬的湖北神秀和尚挑戰，說出許多證據，攻擊為帝王所尊重的宗派，並且為人佩服：這是為他可以舉出弘忍半夜傳給他老師的袈裟為證的緣故，那時神秀已死了，他的兩個大弟子普寂(死於739年)、義福(死於732年)又先後死了，沒有人和他反辯。反對黨看他的說法很動人，卻害怕起來，於是告他聚眾，圖謀不軌。經御史中丞盧奕提出奏劾，皇帝乃將神會貶逐南方。最初由洛陽貶逐到江西弋陽，以後移到湖北武當、襄陽、荊州等地。三年中貶逐四次。可是反對黨愈壓迫，政府愈貶逐，他的聲望愈高，地位愈大!

　　西元755年，安祿山造反，由河北打到兩京(洛陽、長安)，唐明皇狼狽出奔，逃往四川。他的兒子肅宗出來收拾局面。由郭子儀、李光弼兩將軍逐步收復兩京。這時神會已經回到洛陽，正值政府打仗需款，他就出來幫助政府籌款。當時政府籌款的方法是發行度牒。但是推銷度牒有二個條件：一是必須有人做和尚；二是必須有人花錢買度牒和尚。這都需要有人出來傳道勸說。神會既有口才，且有甚多的聽眾，遂由他出來舉行佈道大會，推行“救國公債”。結果大為成功；善男信女都樂意舍施，購買度牒。皇帝以神會募款有功，敕令將作大匠日夜加工，為神會興建寺院。不久，神會圓寂；時在上元元年(760年)，神會年九十三歲，敕諡為“真宗大師”。神會死後六年(德宗真元十二年)，皇帝派太子主持一個委員會，研究禪宗法統問題。經許多禪師考慮的結果，承認神會為七祖，也就是承認他的老師慧能為六祖，解決了這個法統之爭。而神會這一派遂得到革命的大勝利。

　　這七十年來，在沒有正式承認神會為七祖以前，社會上的知識階級，已經受到神會的影響，杜甫的詩有“門求七祖禪”的話；那時雖未正式承認七祖，己承認七祖禪了。在神會最倒楣的時候，杜工部的朋友王維，應他的請求作了《能大師傳》，明認慧能為弘忍傳法弟子，得了“祖師袈裟”。王維所寫的這個碑，後來被收在《唐文粹》中。杜王二人的文字都可以證明當時社會裏已有這個新禪宗的看法。

　　當神會說法時，曾經有人問他：“菩提達摩是第一祖，由菩提傳到慧能是第六祖；那麼在印度又傳了多少代呢?”關於這件事，現在檔中發現所謂二十八祖，固然是個笑話，就是神會的答復，也是一個大笑話。他說：“在印度傳了八代。”傳一千多年，只傳八代，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他不懂梵文，把菩提達摩和達摩多羅兩個人弄成了一個人，所以說出八代。究竟有幾代?說法不一。有說二十四代，有說二十五代，有說二十六代，有說二十七代，甚至有說五十一代的：這都是他們關起門捏造出來的祖宗。這些材料，都不可靠。我所以說這個故事，就是要說他的老師慧能。半夜得到的袈裟究竟是第幾代傳下的，這是一個不能解決、無法審問的千古疑案。    

　　最後，我們看一看，神會革命勝利成功的禪宗是什麼?為什麼要革新?為什麼要革命?從我在巴黎發現的敦煌材料，和以後日本學者公佈的材料(這兩個材料比較起來，我的材料前面多，日本的材料後面多)看起來，我們知道神會的學說主張“頓悟”。“頓悟”是一個宗教革命。藉個人的良知，可以毀掉種種繁瑣儀式和學說，即所謂“迷即累劫，悟即須臾”。譬如“一縷一絲，其數無量；若合為繩，置於木上，利劍一斬，一時俱斷”。人也是這樣。“發菩薩心人，亦復如是。”一切入定出定的境界，都是繫於心。只要發願心就可以“豁然曉悟，自見法性本來空寂。……恒沙妄念，一時頓盡”。

　　神會學說的第二個主張是無念，“不作意即是無念。”一切“作意住心，取空，取淨，乃至起心求證，菩提涅盤，並屬虛妄。但莫作意，心目無物。’譬如商朝的傅說，和周朝的太公，一個是泥水匠，一個在水邊釣魚的人，一時機會來了，一個貧苦的人一跳而為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擔負國家的重任：這叫做世間的不可思議事，出世的宗教也有不可思議事；所謂頓悟，就是一日豁然頓悟。中國有一句話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用不著苦修，這是神會積極的思想。

　　消極方面，神會是反對坐禪，反對修行的。他說：“一切出定入定的境界，不在坐禪。”“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禍福善惡，皆不離妄心。”凡是存著修行成佛的思想，就是妄想。“眾生若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脫。”

　　神會的這種宗教革命思想，在當時所以能很快的成功，不是神會一個人打出來的，神會只是當時的“危險思想”的一部分。但神會的功勞特別大。因為神會是宗教家，同時又是政治家和財政家，可說是個革命家；他懂得用什麼武器打擊敵人，使他的宗教革命運動得到成功。

　　總結一句話，禪宗革命是中國佛教內部的一種革命運動，代表著他的時代思潮，代表8世紀到9世紀這百多年來佛教思想慢慢演變為簡單化中國化的一個革命思想。這種佛教革命的危險思想，是最值得我們參考比較的，就是在《唐文粹》這部書中，有梁肅《天台法門議》的一篇文章，痛駡當時的危險思想；說這樣便沒有佛法，沒有善，沒有惡了。從這反對黨的說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危險思想，的確是佛教中一種革命的思想。

　　還有一種材料值得我們注意的。9世紀中葉(西元841年)，宗密和尚(一個很有學問的和尚)搜集了一百多家禪宗和尚《語錄》。可惜這些材料大部分都散失了，只存留一篇序文，長達萬字，講到從8世紀到9世紀中的多少次佛教革命的危險思想。宗密把當時佛教宗派分為禪門三宗。一是息妄修心宗，二是泯絕無寄宗，三是直顯心性宗。二、三兩宗，都是革命的；其中包括社會許多人士，在宗密和尚的《禪源諸詮集都序》裏，我們可以看出，除了神會以外，還有許多革命思想的宗派。現在佛教中，還有一部《圓覺經》。這部經大概是偽造品，是宗密自己作的。這只有一卷的經，他卻作了很多的注解，叫做《圓覺經大疏鯽。這裏面有很多禪宗歷史的材料。

　　剛才講的是佛教內部的革命。最後要講經過外面摧殘的史實。唐武宗會昌五年(西元845年)，是摧殘佛教最厲害的一年。唐朝學者——不很高明的思想家——韓愈在《原道》一文中，倡說“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口號，是西元824年的事情；經過二十一(20?)年，到武宗時竟實現。當時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毀招提蘭若(私造寺) 四萬餘區，迫令僧尼26萬多人還俗。佛教經典石刻都被毀棄：這是歷史上最可惜的文化毀壞。後來武宗死了，他的兄弟做皇帝，信仰佛教，卻是沒有辦法恢復舊觀，因為經過這樣大的變化以後，寺院的幾千萬頃田產被沒收，十多萬男女奴隸被解放：要恢復堂皇的建築，沒有錢怎樣能做到?在這個環境下，只有禪宗派不要建築。在9世紀中葉，佛教出了兩個了不得的和尚：南部湖南出了一位德山和尚，北方河北出了一位靈濟和尚。我們看他的語錄，充滿了“呵佛罵祖”的氣味。舉例說：古時一位秀才到廟裏去，和尚不大理會招待；府台大人到了，和尚卻率領徒眾歡迎。等到府台走了，這位秀才問他：佛教是講平等的，為什麼這樣對我?和尚回答說：我們是禪門：招待就是不招待，不招待就是招待。這位秀才摑了他一掌。和尚問他，你怎麼打人。他回答也是說：打了就是不打。從敦煌所保留的《語錄》看來，才曉得真正呵佛罵祖時代，才知道以後的禪宗語錄百分之九十九是假的。

　　佛教極盛時期(西元700---850年)的革命運動，在中國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是很重要的。這不是偶然的。經過革命後，把佛教中國化、簡單化後，才有中國的理學。

　　佛教的革新，雖然改變了印度禪，可是仍然是佛教。韓退之在《原道》1790個字的文章中，提出大學、誠意、正心、修身，不是要每一個人作羅漢，不是講出世的；他是有社會和政治的目標的。誠意、正心、修身，是要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不是做羅漢，不是出世的。這是中國與印度的不同。韓文公以後，程子、朱子的學說，都是要治國平天下。經過幾百年佛教革命運動，中國古代的思想復活了，哲學思想也復興了。這段故事，我個人覺得是一個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