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叔永：你主張寫白話小說，文言文就不可取了？
胡適：文言文可讀，但聽不懂，白話文既可讀又聽得懂，歷史上有過白話小說如《水滸傳》等，村夫都能聽懂。
唐擘黃：恐有人批評這是鄙俗文學。
胡適：只有俗儒才講白話俗氣。白話不但不俗氣，而且優美，更適合大眾需要。
任叔永：文言與白話文，到底哪個長處多？
胡適：文言文的長處，白話都具備，白話的長處，文言文未必都有，白話是文言的發展，古今中外，發展代表了進步，當然會勝過前者。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刊登在《新青年》二卷第五號上，陳獨秀所加的編者按語，令他大受鼓舞：「今得胡君之論，竊喜所見不孤。白話文學將為中國文學之正宗，余亦篤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親見其成，則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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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人生觀》序
作者：胡適這種（科學）方法，無論用在知識界的那一部分，都有相當的成績，所以我們對於知識的信用，比對於沒有方法的情感要好；凡有情感的衝動都要想用知識來指導他，使他發展的程度提高，發展的方向得當。
如唐擘黃《心理現象與因果律》只證明
一切心理現象都是有因的。
他的《一個癡人的說夢》只證明
關於情感的事項，要就我們的知識所及，儘量用科學方法來解決的。
說到這裡，我可以回到張、丁之戰的第一個「回合」了。張君勱說：
天下古今之最不統一者，莫若人生觀。（《人生觀》頁一）
丁在君說：
人生觀現在沒有統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統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實理由來證明他是永遠不能統一的，我們總有求他統一的義務。（《玄學與科學》頁三）
玄學家先存了一個成見，說科學方法不適用於人生觀；世界上的玄學家一天沒有死完，自然一天人生觀不能統一。（頁四）
「統一」一個字，後來很引起一些人的抗議。例如林宰平先生就控告丁在君，說他「要把科學來統一一切」，說他「想用科學的武器來包辦宇宙」。這種控訴，未免過於張大其詞了。在君用的「統一」一個字，不過是沿用君勱文章裡的話；他們兩位的意思大概都不過是大同小異的一致，罷了。依我個人想起來，人類的人生觀總應該有一個最低限度的一致的可能。唐擘黃先生說的最好：
人生觀不過是一個人對於世界萬物同人類的態度，這種態度是隨著一個人的神經構造，經驗，知識等而變的。神經構造等就是人生觀之因。我舉一二例來看。
無因論者以為叔本華（Schopenhauer）哈德門（Hartmann）的人生觀是直覺的，其實他們自己並不承認這事。他們都說根據經驗閱歷而來的。叔本華是引許多經驗作證的，哈德門還要說他的哲學是從歸納法得來的。
人生觀是因知識而變的。例如，柯白尼太陽居中說，同後來的達爾文的人猿同祖說發明以後，世界人類的人生觀起絕大變動；這是無可疑的歷史事實。若人生觀是直覺的，無因的，何以隨自然界的知識而變更呢？
我們因為深信人生觀是因知識經驗而變換的，所以深信宣傳與教育的效果可以使人類的人生觀得著一個最低限度的一致。
最重要的問題是：拿什麼東西來做人生觀的「最低限度的一致」呢？
我的答案是：拿今日科學家平心靜氣地，破除成見地，公同承認的「科學的人生觀」來做人類人生觀的最低限度的一致。
宗教的功效已曾使有神論和靈魂不滅論統一歐洲（其實何止歐洲？）的人生觀至千餘年之久。假使我們信仰的「科學的人生觀」將來靠教育與宣傳的功效，也能有「有神論」和「靈魂不滅論」在中世歐洲那樣的風行，那樣的普遍，那也可算是我所謂「大同小異的一致」了。
我們若要希望人類的人生觀逐漸做到大同小異的一致，我們應該準備替這個新人生觀作長期的奮鬥。我們所謂「奮鬥」，並不是像林宰平先生形容的「摩哈默得式」的武力統一；只是用光明磊落的態度，誠懇的言論，宣傳我們的「新信仰」，繼續不斷的宣傳，要使今日少數人的信仰逐漸變成將來大多數人的信仰。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作戰」，因為新信仰總免不了和舊信仰衝突的事；但我們總希望作戰的人都能尊重對方的人格，都能承認那些和我們信仰不同的人不一定都是笨人與壞人，都能在作戰之中保持一種「容忍」（Toleration）的態度；我們總希望那些反對我們的新信仰的人，也能用「容忍」的態度來對我們，用研究的態度來考察我們的信仰。我們要認清：我們的真正敵人不是對方；我們的真正敵人是「成見」，是「不思想」。我們向舊思想和舊信仰作戰，其實只是很誠懇地請求舊思想和舊信仰勢力之下的朋友們起來向「成見」和「不思想」作戰。凡是肯用思想來考察他的成見的人，都是我們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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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我們以後的作戰計畫是宣傳我們的新信仰，是宣傳我們信仰的新人生觀（我所謂「人生觀」，依唐擘黃先生的界說，包括吳稚暉先生所謂「宇宙觀」）。這個新人生觀的大旨，吳稚暉先生已宣佈過了。我們總括他的大意，加上一點擴充和補充，在這裡再提出這個新人生觀的輪廓：
（1）根據於天文學和物理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空間的無窮之大。
（2）根據於地質學及古生物學的知識，叫人知道時間的無窮之長。
（3）根據於一切科學，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萬物的運行變遷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著什麼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據於生物的科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競爭的浪費與慘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
（5）根據於生物學，生理學，心理學的知識，叫人知道人不過是動物的一種，他和別種動物只有程度的差異，並無種類的區別。
（6）根據於生物的科學及人類學，人種學，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生物及人類社會演進的歷史和演進的原因。
（7）根據於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學，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現象都是有因的。
（8）根據於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道德禮教是變遷的，而變遷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學方法尋求出來的。
（9）根據於新的物理化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物質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靜的，是動的。
（10）根據於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個人——「小我」——是要死滅的，而人類——「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為全種萬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個人謀死後的「天堂」「淨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論人生理想 詹姆士-唐擘黃/商務印書館-(叢書)新中學文庫,1947年.
萬有文庫第二集062 人的義務 2.9 瑪志尼(Joseph Mazzini) 唐擘黃
唐擘黃《中華民族對付衣食不足的方法》，（載《獨立評論》
第三十七號；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二日）
陽燧取火與方諸取水 唐擘黃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
- 出版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出版時間：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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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京劄記》
二○一九年的最後一天，二○二○年元旦的前一天。這一天下午，我和妻子從上海虹橋到達東京羽田。作為東京大學國際高等研究所(Tokyo College)的特任教授，我將在這裡，開始八個月的訪問與工作。可人算不如天算，沒想到，這場席捲全球的疫情，讓看上去很美麗的行走計畫，全部化為泡影，又回覆過去老習慣，依舊在研究室、圖書館、食堂和住處四點一線行走，宅茲東京。我多年來的習慣，就是但凡讀書，便必作筆記，這使得我的筆記和別人的日記不同，更像是自己的讀書日課，在這八個月的筆記裡，留下的不止是東京的美好記憶和東京的讀書心得，也留下了疫情期間困守日本的複雜心情。於是經篩選之後，就編成了這本長長短短，體例不一的《東京劄記2020》。
——葛兆光
允晨文化出版，2021年11月1日。劄記四則
2020.3.11
《論暴政》與《三個亡國性的主義》
耶魯大學教授 Timothy Snyder的《論暴政：來自二十世紀的二十堂課》（On Tyranny,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其中說到：
1.不要自覺馴服（do not obey in advance）；2.捍衛你珍重的制度與組織（defend institutions）；3.提防一黨專政（beware the one-party state）；4.從生活小節中抵抗（takeresponsibility for the face of the world）；5.謹記專業道德（remember professional ethics）；6.警惕非正規武裝部隊（be wary of paramilitaries）；7.請拿槍的人時刻反思（be reflective if you must be armed）；8.站出來（stand out）；9.小心語言污染（be kind to our language）；10. 相信有真相（believe in truth）；11.深究（investigate）；12.交換眼神聊聊天（make eye contact and small talk）；13.奉行實體政治（practice corporeal politics）；14.建立私人生活（establish a private life）；15.捐獻公民社會（contribute to good cause）；16.向其他國家的人學習（learn from peers in other countries）；17.留神那些危險字眼（listen for dangerous words）；18.那一刻來臨時，要沉著應戰（be calm when the unthinkable arrives）；19.做一個愛國者（be a patriot）；20.盡你所能勇於面對（be as courageous as you can）。—作者在扉頁引述一位波蘭哲學家Leszek Kolakowski的話說：In politics, being deceived is not an excuse.「政治中，受欺騙不是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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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重提胡適所謂「三大害」、「五鬼」與三個「亡國性主義」。胡適說「我們的大病原，依我看來，是我們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禍延到我們今日。二、三十年前，人人都知道鴉片、小腳、八股為『三大害』；前幾年有人指出貧、病、愚昧、貪汙、紛亂，為中國的『五鬼』；今年有人指出儀文主義、貫通主義、親故主義為『三個亡國性的主義』。這些話，現在的青年人都看成老生常談了，然而這些大病根的真實是絕無可諱的。這些大毛病都不是一朝一夕發生的，都是千百年來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遺產」。（見《慘痛的回憶與反省》，載《胡適文存》四集，四五二頁）。
為此特意查了一下擘黃的《三個亡國性的主義》（《獨立評論》第十二號，十一—十四頁；一九三二年），原來擘黃就是唐擘黃，是邏綺斯《邏輯底原理》（商務印書館，一九三○）、瑪志尼（Joseph Mazzini）《人的義務》（萬有文庫，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的譯者，一九三四年他也和胡適共同翻譯過杜威的《哲學的改造》（商務印書館）。據馮友蘭回憶，一九二三年唐擘黃曾是很重要的人，曾經回應丁文江有關「人生觀」的論戰，難怪胡適會引用他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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