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等遊廬山1928.4.7-4.10 1928.4.20補記
《廬山遊記》, 《新月》1卷3號（1928年5月10日）；1928年上海新月書店出版單行本, 1930年收入上海亞東圖書館的《胡適文存》三集卷2；1986年收入台北遠流出版社的《胡適作品集用現在的話說，這篇新式「遊記」中包含太多的記述、(文化、佛教、孫中山遺囑.......)批判、考証、「明志」...等等，所以後人可以「各取所需」來附會或議論。》冊11...
記人方面 ，高夢旦先生帶「高度器」去測各山，讓胡適有比較《指南》書中的數據。......令我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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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 「自明以來，上流社會則受朱熹的理學的支配，中下社會則受朱元璋的「真命天子」的妖言的支配。二朱狼狽為奸，遂造成一個最不近人情的專制社會。」(後文用「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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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會寺.....「並說還有普超血書《華嚴經》全部。.......」
「刺血寫經是一種下流的求福心理。深山勝地的名刹......中古時代教徒捨身焚身的瘋狂心理，便知刺血寫經已是中古宗教的末路 。.......憨山蓮池的中興事業也只是空費了一番手足，終不能挽救已成的敗局。佛教在中國只剩得一只飯碗，若干飯桶，中古宗教是過去的了。」
hc注 : 弘一法師請教印光法師關於切刺血寫經的書信往返，現在可以找到。
憨山德清（1546年－1623年），俗姓蔡，字澄印，號憨山，謚號弘覺禪師，明朝安徽全椒人，臨濟宗門下，復興禪宗。
憨山生平以「憨山生平」
|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an-shan Te-ching: 1546-1623 |
| Sung-peng Hsu |
| University Microfilms, 1978 |
| 654 pages |
| Title | |
| Author | |
| Publisher | |
| Leng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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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廬山這樣的勝處，憶古和追史都不可免。能以清簡而得要的文字述出，確屬好手段。胡先生寫白鹿洞書院一段，削繁葉而存茁幹，有平易素淡之美。若換一位有獺祭之癮的冬烘先生來寫，不知會占去幾頁紙呢！
文曰：“白鹿洞在歷史上占一個特殊地位，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白鹿洞書院是最早的一個書院。南唐元中（937—942）建為廬山國學，置田聚徒，以李善道為洞主。宋初因置為書院，與睢陽石鼓嶽麓三書院並稱為‘四大書院’，為書院的四個祖宗。第二，因為朱子重建白鹿洞書院，明定學規，遂成後世幾百年‘講學式’的書院的規模。宋末以至清初的書院皆屬於這一種。到乾隆以後，樸學之風氣已成，方才有一種新式的書院起來；阮元所創的詁經精舍、學海堂，可算是這種新式書院的代表。南宋的書院祀北宋周邵程諸先生；元明的書院祀程朱；晚明的書院多祀陽明；王學衰後，書院多祀程朱。乾嘉以後的書院乃不祀理學家而改祀許慎鄭玄等。所祀的不同便是這兩大派書院的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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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一向看不起紅樓夢。他在給高陽的信上說：「《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殘遊記》...」
他之所以考證紅樓夢，只是為了打破王夢阮、徐柳泉、蔡孑民等穿鑿附會說紅樓夢是影射什麼明珠、順治帝、董小宛的種種謬論；要證明紅樓夢不過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最終目的就是「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的「思想學問的方法」。[13]
吳 天任表示胡適：「於趙戴公案，雖力為辯白，亦終難取信於人。徒增糾紛，而於酈書本身，究何補益？」寓居澳門的學者汪宗衍說：「余年精力，為茲枝節問題，雖 曰求是，實於酈書何干? 亦費詞矣。」梁實秋曾問胡適：「先生青年時代寫《廬山遊記》，考證一個和尚的墓碑，寫了八千多字，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評，他說先生近於玩物喪志，如今這 樣的研究《水經注》，是否值得？」胡適答：「我是提示一個治學的方法。前人著書立說，我們應該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為之辯誣，作偽者為之揭露。我花 了這麼多力氣，如果能為後人指示一個做學問的方法，不算是白費。」
吳 天任表示胡適：「於趙戴公案，雖力為辯白，亦終難取信於人。徒增糾紛，而於酈書本身，究何補益？」寓居澳門的學者汪宗衍說：「余年精力，為茲枝節問題，雖 曰求是，實於酈書何干? 亦費詞矣。」梁實秋曾問胡適：「先生青年時代寫《廬山遊記》，考證一個和尚的墓碑，寫了八千多字，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評，他說先生近於玩物喪志，如今這 樣的研究《水經注》，是否值得？」胡適答：「我是提示一個治學的方法。前人著書立說，我們應該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為之辯誣，作偽者為之揭露。我花 了這麼多力氣，如果能為後人指示一個做學問的方法，不算是白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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