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學史概論》序"中古中國"是"印度化的中國"/胡適的哈佛大學300周年的演講

 《中古文學史概論》序做文學史，和做一切歷史一樣，有一個大困難，就是選擇可以代表時代的史料。做通史的人，於每一個時代，記載幾個帝王的即位和死亡。幾個權臣的興起和傾倒，幾場戰爭的發動和結束，便居然寫出一部“史”來了。但這種歷史，在我們今日的眼光裡，全是枉費精神，枉費筆墨，因為他們選擇的事實，並不能代表時代的變遷，並不能寫出文化的進退，並不能描出人民生活的狀況。例如記五代十國的時代，史家只叫我們記著那許多無謂的梁唐晉漢周，和高祖、莊宗、世宗……和荊南、吳越、南唐……等等​​。但我們今日若作一部“新新五代史”，我們就應該知道，與其記誦五代十國的帝王世系，不如研究錢鏐在浙江興的水利或王審知入閩後種族上和文化上的影響；與其痛罵馮道的無恥，不如研究當日政府雕板的監本九經的歷史；與其記載桑維翰的大話，不如研究李煜、馮延巳一班人的小詞；與其比較《新五代史》與《舊五代史》的文字優劣和義法寬嚴，不如向當時人的著作裡去尋那些關於民生文化的新史料。范仲淹的文集裡，無意之中，記載著五代時江南的米價，那是真重要的史料。敦煌石窟裡，前不多年，忽然發現韋莊詳記北方飢荒的一首白話長詩，那也是真重要的史料。比起這種真正史料來，什麼謹嚴的史傳，什麼痛快的論贊，都變成一個錢不值的了！

做文學史，也是如此。從前的人，把詞看作“詩餘”，已瞧不上眼了；小曲和雜劇更不足道了。至於“小說”，更受輕視了。近三十年中，不知不覺的起了一種反動。臨桂王氏和湖州朱氏提倡翻刻宋元的詞集，貴池劉氏和武進董氏翻刻了許多雜劇傳奇，江陰繆氏、上虞羅氏翻印了好幾種宋人的小說。市上詞集和戲劇的價錢漸漸高起來了，近來更昂貴了。近人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對於小說，漸漸能尊重賞識了。這種風氣的轉移，竟給文學史家增添了無數難得的史料。詞集的易得，使我們對於宋代的詞的價值格外明了。

戲劇的翻印，使我們對於元明的文學添許多新的見解。古小說的發現與推崇，使我們對於近八百年的平民文學漸漸有點正確的了解。我們現在知道，東坡山谷的詩遠不如他們的詞能代表時代；姚燧、虞集、歐陽玄的古文遠不如關漢卿、馬致遠的雜劇能代表時代；歸有光、唐順之的古文遠不如《金瓶梅》、《西遊記》能代表時代；方苞、姚鼐的古文遠不如《紅樓夢》、《儒林外史》能代表時代。於是我們對於文學史的見解也就不得不起一種革命了。

現在還有許多守舊的人，對於正統文學的推翻和小說戲劇的推崇，總有點懷疑。不過這是因為他們囿於成見，不肯睜開眼睛去研究文學史的事實。

他們若肯平心靜氣地研究二千多年的文學史，定可以知道文學史上盡多這樣的先例；定可以知道他們所公認的正統文學也往往是從草野田間爬上來的。

《三百篇》中的《國風》，《楚辭》中的《九歌》，自然是最明顯的例。但最有益的教訓莫過於中古文學史。

中古文學史給我們什麼教訓呢？

當西漢的時候，當時所有典型的文學大概只有兩種：一是周秦的散文；二是南方的賦體。 《三百篇》雖尊為“經”，但四言的詩已不適用）前者演為司馬遷、班固以下的古文；後者演為司馬相如、張衡等的賦。這是正統文學。但兩漢時期內，民間忽然發生了不少的無主名的詩歌。後來經政府幾度的採集，用作各種樂歌，這一類的詩歌遂得著“樂府歌辭”的類名。這一類平民文學之中，真有許多絕妙的文學作品。如鼓吹曲中的《戰城南》，如相和歌辭中的《孤兒行》、《婦病行》、《陌上桑》等，如雜曲歌辭中的《孔雀東南飛》，都是絕好的作品，遠勝於司馬相如、揚雄一班人所作的那些鋪張堆砌的笨賦。漢代雖然有了這種有價值的平民文學，然而當時的文人學士似乎還不曾完全了解樂府歌辭在文學上的地位。他們仍舊努力去做那堆砌艱晦的賦，而不肯做那新興的民間詩體。故從正統文學的方面看起來，我們只見從賈誼的《鵬賦》到禰衡的《鸚鵡賦》，果然也成一條不斷的正統。但我們現在知道，這一條線只能代表貴族文學和廟堂文學，而不能代表那真有生命的民間文學；只能代表那因襲模仿的古典文學，而不能代表那隨時代變遷的活文學。直到建安黃初的文學時期，曹操父子出來，方才大膽地模仿提倡那自由樸茂的樂府詩體。從此以後的詩人大部分經過一個模擬古樂府的時期，於是兩漢平民文學的價值方才大明白於世，而《孤兒行》、《陌上桑》一類的詩歌遂從民間文學一躍而升作正統文學的一部分了。這不是一個很有益的教訓嗎？

再說下去。南北朝時代，中國北方完全淪陷在北部異族的統治之下，中原文化只好搬到江南來避難。這個時期內，發生了兩大系的平民文學：一是北方新民族的英雄文學，如《折楊柳歌辭》，如《瑯琊王歌辭》，如《木蘭辭》之類；一是南方民族的兒女文學，如《子夜讀曲》諸歌，一方面的慷慨悲壯，一方面的宛轉纏綿，都極盡平民文學的風致。然而當時的貴族文人，一面雖也學時髦，居然肯模仿漢魏樂府；一面卻不知道賞識眼前的活寶貝，他們只會作“擬”某人或“擬”某題的詩，而不能採用當日民間的文學新體。

所以從表面上看去，我們也只看見江淹、顏延之、沈約一班人的古典文學，或是北方蘇綽等人的假古董，而不看見那真有生氣又真有價值的南北平民文學。直到蕭樑以後，民間新樂府的價值才漸漸逼人承認了；那種簡短精彩的文學新體——這是六朝民歌的特點，為漢魏民歌所無，——漸漸成為時髦的詩體了。自此以後，南北朝的民歌——樂府歌辭——遂又從民間文學一躍而成為正統文學的一部分了。這又不是一大教訓嗎？

所以我們做中古文學史，最要緊是把這種升沈的大步驟一一指點出來，叫人家知道一千五百年前也曾有民間文學升作正統文學的先例，也許可以給我們一點比較的材料，也許可以打破我們一點守舊仇新的頑固見解。

雲南徐嘉瑞先生編的這部《中古文學概論》，很大膽地採用上文所說的見解，認定中古文學史上最重要的部分是在那時間的平民文學，所以他把平民文學的敘述放在主要的地位，而這一千年的貴族文學只佔了一個很不冠冕的位子。這種大刀闊斧的手段，一定有人要認為大逆不道的。但在我個人看來，徐先生的基本觀念似乎是很不錯的。無論如何，他這部書總是一部開先路的書，可以使贊成的人得許多參考的材料，也可以使反對的人得一些刺激反省的材料。至於為初學的人設想，一部提綱挈領，指出大趨勢和大運動的書，總勝於無數記賬式列舉人名書名的文學史多多了。

凡是開先路的書，總不免有忽略小節的毛病。徐先生這部書自然也有一些可以指摘的小疵。例如他說《霓裳羽衣舞》，費了二千多字，而寫唐代的文學也只有三千字。這未免太不平均了。又如他敘述漢魏的樂府歌辭，往往每篇有詳說，而那篇絕代的傑作《孔雀東南飛》，卻只得著一兩句話的敘述：這也未免輕重稍失當了。這一類的小疵，我們很盼望徐先生於再版時修改補正。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胡適文存二集》卷四






As business patronized the translation bureaus needed to bring Buddhist texts to China, Buddhism lubricated the wheels of commerce. The Chinese-Indian symbiosis was so successful that the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er Professor Hu Shih, speaking at Harvard University's Tercentennary celebrations in 1937, chose as his subject 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 calling it as massive a case of cultural borrowing, by the Chinese from Indians as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Europe.

胡適的哈佛大學300周年的演講據說從校門口的廣告說起
所以它應有一口語版和文字版


胡適的"中古中國" 指從漢到北宋初期
即 B.C. 200 到A. D. 1000年

當時為多種族和多文化混合期
也是佛教極盛時期
是"印度化的中國"
佛教的中國的許多看法 例如殺父母與"殺生"看成類似的
表現在偽經之中

1961/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