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最懂索引。 這篇要註解出處，起碼數百處，無一句無來歷。可是這是"追悼文"，不宜吊書袋。
《荊棘中的探索》採用非學術規範(半調子)方式說引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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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縱《胡適之先生的抗議與容忍》首先發表在他編輯的《海外論壇‧ 胡適之先生追悼號》(香港)1962.5。
台北《傳記文學》; 55:3=328;1989.9 民78.09; 頁40-48
收入《周策縱文集》上，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编初稿》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 by Leonard Huxley
Leonard Huxley (1860–1933),Leonard Huxley's biography (1900).
百年胡適：只有每個人都「容忍」，才能每個人都 ... - 每日頭條
為了能夠更加充分地闡述自己的觀點，1959年3月9日至12日，胡適寫成了《容忍與自由》一文。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寫這篇文章時，最初擬用的題目即是《政治家的風度》，後又改為《自由與容忍》，直到最後才改作《容忍與自由》的。
由此可見，一方面，胡適寫這篇文章一開始就是有明確的政治訴求的，即他是為政治家養成「容忍」的「風度」而寫的，更是為開闢民間組黨胡適對具體組黨實踐的思考和主張前面已經論述過內容的自由而發的；同時，在「容忍」與「自由」的關係上，我們發現，「容忍」的重要性增加了，「容忍」逐漸從認識與行為的客體轉變為認識和實踐的主體。
在這篇文章中，胡適比較全面地闡述了他對容忍與自由關係及其可能在政治上產生的影響等方面的認識。
胡適認為，在言論、宗教和政治自由的歷史上，容忍是一種最難得的也是最稀有的態度。人性總是喜同而惡異的，一個宗教的或政治的團體總相信自己的主張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必然相信那些與自己不同的見解是錯的。一切對「異端」的迫害，對「異己」的摧殘，都是由於這一點深信自己不會錯的心理。這也是一切不容忍的根源所在。
所以，胡適的結論是，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在此，胡適還對他少年時的不容忍態度做了公開的「懺悔」。他說他少年時引用《王制》的「四誅說」對《封神榜》和《西遊記》的批判「是一個小孩子很不容忍的『衛道』態度」。《王制》的「四誅說」實際上正是中國專制政體下禁止新思想、新學術、新信仰、新藝術的經典依據。《王制》所說的「四誅」是這樣的：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胡適說，當時他要以此為藉口「殺」人，而十多年後，在新文化運動中，他的反對派又以同樣的理由要「殺」他，道理都是一樣的。沒有「容忍」別人的「自由」的雅量，自己也不可避免地時時地受著失去自由的威脅。所以，「容忍即自由」——只有每個人都有了「容忍」的精神，才能保證每個人都有「自由」可享。
胡適的《容忍與自由》一文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毛子水是胡適的學生，也被認為是最了解胡適思想的人。看了胡適的文章，毛子水寫了《「容忍與自由」書後》一文，試圖全面「申明」胡適的這一思想。在這篇文章里，毛子水說，「自由」固然是人類文化史上最可寶貴的東西，容忍別人的自由也是一個人最起碼的道德修養。但是，一般人卻很難達到「無偏、無黨、無固、無我」的「四無」境地，他需要人們極艱苦的「克己」的功夫和養成「守法」的習慣，這就是「容忍」。
殷海光在《胡適論「容忍與自由」讀後》中也對胡適的思想進行了全面的解讀。他說，胡適的「這篇文章是近四十年來中國思想上的一個偉大的文獻。這篇文章底義蘊是中國人應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針」。殷海光認為，「容忍」無疑是解決中國問題在心理狀態方面的基本鑰匙。同時，殷海光也指出，容忍必須是普遍的，不可有例外。一有例外，不容忍的「精神」就會從這個缺口擠出去，成為迫害異己的「大道理」，造成全面的不容忍。
同時，殷海光也認為，同樣是容忍，要求別人對自己容忍易，要求自己對別人容忍難；同樣是容忍，無權無勢的人易，有權有勢的人難：無權無勢的人較易對人容忍，有權有勢的人頤指氣使慣了，他言欲為無窮則，行欲為後世法，到了現代更變為「主義」等類「絕對真理」的化身。要這類人士學習容忍，真比纜繩穿過針孔更難。
所以，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殷海光又為胡適留下了個問題。他說，適之先生是歷史大家。他一定知道，就咱們中國而論，自古至今，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我們依據經驗事實，認為適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話，還得多多向這類人士說法，還應以使千千萬萬人不因任何「思想問題」而遭監禁甚至殺害為己任。
為了說明自己的思想，同時也是為了回答殷海光的上述問題。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國》10周年紀念會上，胡適又作了《容忍與自由》的演講。在這篇演講里，胡適闡明了他寫《容忍與自由》一文的初衷，並回答了殷海光的問題。
他說，他之所以在那個時候提出這個問題，一方面實在是為了對「我們自己」說話，一方面也是為了對政府、對社會上有力量的人說話，總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雙方面的事。一方面我們運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時候，應該有一種容忍的態度；同時政府或社會上有勢力的人，也應該有一種容忍的態度。
胡適說，對於殷海光的問題，他也仔細思考過。在這次演講中，胡適對殷海光的問題作了特別回答。胡適說，殷海光問題的關鍵是「究竟誰是有權有勢的人？」胡適認為，「有兵力、有政權」的人固然有權有勢，「窮書生、拿筆桿」的人「也有一點權，也有一點勢」，而後者正是使前者「感到危險」、「要圍剿」和壓迫的原因。
所以，「拿筆桿的窮書生」也是「有權有勢」的人。當然，胡適解釋說，「我們這一班主持言論的人」的勢力，不是那種幼稚的勢力，也不是暴力，是憑人類的良知而存在的。
因此，胡適認為：第一，不要把「我們自己」看成是弱者。「有權有勢」的人當中，也包括「我們這一班拿筆桿的窮書生」；「我們」也是強者。第二，正因為「我們」也是強者，「我們」也是「有權有勢」的人，所以「我們」絕對不可以濫用「我們」的權力：「我們」的權力要善用之，要用得恰當，要「情慾信，辭欲巧」，要「巧言令色」。
所以，胡適說，他的《容忍與自由》里的話，不僅是對壓迫言論自由的人說的，也是對「我們主持言論」的人說的，容忍是雙方的，不是單方面的。後來，胡適甚至認為：「政治的事情，執政黨方面有克己自省的功夫的很少，在野黨方面能有克己自省的功夫的更少。總之，有高度修養的人，才能夠有自省的功夫；能夠自省，才能夠平心靜氣的聽別人的話，了解別人的話。了解別人的話，乃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條件。」
對胡適晚年所提出的「容忍」這一概念進行恰如其分的評價，著實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
首先，「容忍」這個頗具中國特色的詞彙本身就不免讓人產生歧義，它與英文的tolerance、toleration有一定的差別。張忠紱先生就說，「容忍」一詞有純道德意味的傾向，不如改用「有容」或者「寬容」，並且應該說明「容忍」適用的「範疇與背景」。
周策縱先生也在「容忍」之外增加了「抗議」的內容，認為「單有容忍而沒有抗議，『還可能成為奴隸的道德』」。所以，周策縱先生認為，實際上，胡適的「容忍」是與「抗議」相輔而行的，而「抗議」是「容忍」的「補充或修正」，二者是胡適的基本態度與精神」。
張忠紱先生的論斷甚為中肯，也是對胡適「容忍即自由」思想最為恰當的理解與詮釋。當然，周策縱先生的說法也是知人之論。但是，周先生的這個說法似乎沒有參透胡適內心的「隱秘」。
因為胡適雖然在演講中所提出的是要社會的「弱勢群體」「容忍」，但是，如前所述，他是指向社會全體的。後來，因為組黨的問題，胡適也曾經向蔣介石提出過同樣的要求，要蔣介石將當年「容忍」他組黨的「雅量分一點來對待今日要組織一個新黨的人」。周先生說這樣的話，是因為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1962年3月15日）還沒有看到胡適的日記的緣故。當然，亦如周先生所言，說胡適與蔣介石的這次談話是胡適對各方的一次「抗議」也未嘗不可。
所以，實際上，胡適所說的「容忍」是全社會的容忍，是要求於所有人的一種偉大的寬容精神。如果把它理解為只是針對社會的弱勢群體或某個群體的，那就顯得太狹隘了，同時也偏離了胡適的本意。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在胡適那裡，對人的「容忍」是一種主體的行為。容忍者也不只是被動的寬容對象，而是寬容的主體。「容忍」不僅僅是被施與，而且是具有主體意識的一種自覺的行動。
基於此，我們可以說，胡適這裡所提出的「容忍」，實際上也就是博愛，是具有中國特點的博愛，是愛無差等。談到「博愛」，我們也可以從胡適那裡找到一些資源。晚年，胡適本人就說過，「在這個大世界裡談博愛，真是個大問題。廣義的愛，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最終目的」，「『博愛』就是愛一切人」。所以，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夠理解胡適提出「容忍即自由」命題的深刻涵義。
但是，以農業文明為背景的後發現代化的中國，思想啟蒙的滯後與進程的緩慢導致啟蒙進程與方式的特殊性。對於啟蒙者而言，「容」為前提，為此一論題認識論層面的東西；而「忍」則是啟蒙過程中對啟蒙者的一種崇高的道德要求。
所以，胡適在其《容忍與自由》演講的最後說：「我們只應該用負責任的態度，說有分際的話。所謂『有分際』，就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如果我們大家都能自己勉勵自己，做到我們幾個朋友在困難中想出來的話，如『容忍』、『克己』、『自我訓練』等；我們自己來管束自己，再加上朋友的誡勉，我相信我們可以做到『說話有分際』的地步。同時我相信，今後十年的《自由中國》，一定比以前十年的《自由中國》更可以做到這個地步。」
胡適這話說得很懇切，也很痛切。但此話中之三昧，可能只有作為啟蒙大師並對東西方文明的差異和中國的現實有深切理解的胡適才能品到！
結語
1922年10月19日，胡適有感於《華嚴經》的《回向品》
（《華嚴經》的《回向品》云：「菩薩摩訶薩見彼眾生沒生死泥，受眾楚毒，起大悲心，饒益眾生，令得善利，免度苦難。……復作是念：我當為一切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悉得免出生死沃焦。……何以故？我寧獨受諸苦，不令眾生受諸楚毒。……譬如日天子出，普照天下，不以盲人故隱而不現。……菩薩摩訶薩不以惡眾生故，嫌恨退沒，不行回向；不以難調服眾生故，退舍善根，不行回向。」）
作了一首題為《回向》的詩，並說明他是「用世間法的話來述這一種超世間法的宏願」。他的詩是這樣的：
他從大風雨里過來，
爬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沒有風和雨了。
他回頭望著山腳下，
想起了風雨中的同伴，
在那密雲遮著的村子裡，
忍受那風雨中的沉暗。
他捨不得他們，
但他又怕那山下的風雨。
「也許還下雹呢？」
他在山上自言自語。
他終於下山來了，
向著那密雲遮處走。
「管他下雨下雹！
本文摘選自《容忍即自由——胡適的政治思想歷程》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yp8vne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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