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之書癖
偶過舊書肆， 以金一角得HA Taine's “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又以九角八分得Gibbon's“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二書皆世界名著也。書上有舊主人題字“U. Lord Counell，Reading，Penna”。其吉本《羅馬史》上有“五月十六日一八八二年”字，三十餘年矣。書乃以賤價入吾手，記之以志吾滄桑之慨。吾有書癖，每見佳書，輒徘徊不忍去，囊中雖無一文，亦必借貸以市之。記之以自嘲。
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藏暉室札記》卷四
讀書
“讀書”這個題，似乎很平常，也很容易。然而我卻覺得這個題目很不好講。據我所知，“讀書”可以有三種說法：一、要讀何書關於這個問題，《京報》副刊上已經登了許多時候的“青年必讀書”；但是這個問題，殊不易解決，因為個人的見解不同，個性不同。
各人所選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沒有多大的標準作用。所以我不講這一類的問題。
二、讀書的功用從前有人作“讀書樂”，說什麼“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現在我們不說這些話了。要說，讀書是求知識，知識就是權力。這些話都是大家會說的，所以我也不必講。
三、讀書的方法我今天是要想根據個人所經驗，同諸位談談讀書的方法。我的第一句話是很平常的，就是說，讀書有兩個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
現在先說什麼叫“精”。
我們小的時候讀書，差不多每個小孩都有一條書籤，上面寫十個字，這十個字最普遍的就是“讀書三到：眼到，口到，心到”。現在這種書籤雖不用，三到的讀書法卻依然存在。不過我以為讀書三到是不夠的；須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我就拿它來說一說。
眼到是要個個字認得，不可隨便放過。這句話起初看去似乎很容易，其實很不容易。讀中國書時，每個字的一筆一畫都不放過。近人費許多功夫在校勘學上，都因古人忽略一筆一畫而已。讀外國書要把ABCD……等字母弄得清清楚楚，所以說這是很難的。如有人翻譯英文，把port 看作pork，把oats看作oaks，於是葡萄酒一變而為豬肉，小草變成了大樹。說起來這種例子很多，這都是眼睛不精細的結果。書是文字做成的，不肯仔細認字，就不必讀書。眼到對於讀書的關係很大，一時眼不到，貽害很大，並且眼到能養成好習慣，養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來。前人說口到是要念到爛熟背得出來。我們現在雖不提倡背書，但有幾類的書，仍舊有熟讀的必要；如心愛的詩歌，如精彩的文章，熟讀多些，於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響。讀此外的書，雖不須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來，中國書如此，外國書更要如此。唸書的功用能使我們格外明了每一句的構造，句中各部分的關係。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兩遍以上，方才能明白的。讀好的小說尚且要如此，何況讀關於思想學問的書呢？
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義如何？何以如是？這樣用心考究。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是要靠外面的設備及思想的方法的幫助。要做到這一點，須要有幾個條件：一、字典，辭典，參考書等等工具要完備。這幾樣工具雖不能辦到，也當到圖書館去看。我個人的意見是奉勸大家，當衣服，賣田地，至少要置備一點好的工具。比如買一本韋氏大字典，勝於請幾個先生。這種先生終身跟著你，終身享受不盡。
二、要做文法上的分析。用文法的知識，作文法上的分析，要懂得文法構造，方才懂得它的意義。
三、有時要比較參考，有時要融會貫通，方能了解。不可但看字面。
一個字往往有許多意義，讀者容易上當。例如turn 這字：作外動字解有十五解，作內動字解有十三解，作名詞解有二十六解，共五十四解，而成語不算。
又如Strike：
作外動字解有三十一解，作內動字解有十六解，作名詞解有十八解，共六十五解。
又如go 字最容易了，然而這個字：作內動字解有二十二解，作外動字解有三解，作名詞解有九解，共三十四解。
以上是英文字須要加以考究的例。英文字典是完備的；但是某一字在某一句究竟用第幾個意義呢？這就非比較上下文，或貫串全篇，不能懂了。
中文較英文更難，現在舉幾個例：祭文中第一句“維某年月日”之“維”字，究作何解，字典上說它是虛字。 《詩經》裡“維”字有二百多，必須細細比較研究，然後知道這個字有種種意義。
又《詩經》之“於”字，“之子於歸”“鳳凰於飛”等句，“於”字究作何解？非仔細考究是不懂的。又“言”字人人知道，但在《詩經》中就發生問題，必須比較，然後知“言”字為連接字。諸如此例甚多。中國古書很難讀，古字典又不適用，非是用比較歸納的研究方法，我們如何懂得呢？
總之，讀書要會疑，忽略過去，不會有問題，便沒有進益。
宋儒張載說：“讀書先要會疑。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他又說：“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又說：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宋儒程頤說：“學原於思。”
這樣看起來，讀書要求心到；不要怕疑難，只怕沒有疑難。工具要完備，思想要精密，就不怕疑難了。
現在要說手到。手到就是要勞動勞動你的貴手。讀書單靠眼到，口到，心到，還不夠的；必須還得自己動動手，才有所得。例如：一、標點分段，是要動手的。
二、翻查字典及參考書，是要動手的。
三、做讀書札記，是要動手的。札記又可分四類：（a）抄錄備忘。
（b）作提要，節要。
（c）自己記錄心得。張載說：“心中苟有所開，即便札記。不則還塞之矣。”
（d）參考諸書，融會貫通，作有系統的著作。
手到的功用。我常說：發表是吸收知識和思想的絕妙方法。吸收進來的知識思想，無論是看書來的，或是聽講來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們自己的東西。自己必須做一番手腳，或做提要，或做說明，或做討論，自己重新組織過，申敘過，用自己的語言記述過，——那種知識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我可以舉一個例。你也會說“進化”，他也會談“進化”，但你對於“進化”這個觀念的見解未必是很正確的，未必是很清楚的；也許只是一種“道聽途說”，也許只是一種時髦的口號。這種知識算不得知識，更算不得是“你的”知識。假如你聽了我的話，不服氣，今晚回去就去遍翻各種書籍，仔細研究進化論的科學上的根據；假使你翻了幾天書之後，發憤動手，把你研究所得寫成一篇讀書札記；假使你真動手寫了這麼一篇“我為什麼相信進化論”
的札記，列舉了：一、生物學上的證據；二、比較解剖學上的證據；三、比較胚胎學上的證據；四、地質學和古生物學上的證據；五、考古學上的證據；六、社會學和人類學上的證據。
到這個時候，你所有關於“進化論”的知識，經過了一番組織安排，經過了自己的去取敘述，這時候這些知識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所以我說，發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說，手到是心到的法門。
至於動手標點，動手翻字典，動手查書，都是極要緊的讀書秘訣，諸位千萬不要輕輕放過。內中自己動手翻書一項尤為要緊。我記得前幾年我曾勸顧頡剛先生標點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當初我知道他的生活困難，希望他標點一部書付印，賣幾個錢。那部書是很薄的一本，我以為他一兩個星期就可以標點完了。那知顧先生一去半年，還不曾交卷。原來他於每條引的書，都去翻查原書，仔細校對，註明出處，註明原書卷第，註明刪節之處。他動手半年之後，來對我說，《古今偽書考》不必付印了，他現在要編輯一部疑古的叢書，叫做“辨偽叢刊”。我很贊成他這個計畫，讓他去動手。他動手了一兩年之後，更進步了，又超過那“辨偽叢刊”的計畫了，他要自己創作了。他前年以來，對於中國古史，做了許多辨偽的文字；他眼前的成績早已超過崔述了，更不要說姚際恆了。顧先生將來在中國史學界的貢獻一定不可限量，但我們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功夫勤而且精。我們可以說，沒有動手不勤快而能讀書的，沒有手不到而能成學者的。
第二要講什麼叫“博”。
什麼書都要讀，就是博。古人說：“開卷有益”，我也主張這個意思，所以說讀書第一要精，第二要博。我們主張“博”有兩個意思：第一，為預備參考資料計，不可不博。
第二，為做一個有用的人計，不可不博。
第一，為預備參考資料計。
在座的人，大多數是戴眼鏡的。諸位為什麼要戴眼鏡？豈不是因為戴了眼鏡，從前看不見的，現在看得見了；從前很小的，現在看得很大了；從前看不分明的，現在看得清楚分明了？王荊公說得最好：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 ……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 （答曾子固）
他說：“致其知而後讀。”又說：“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即如《墨子》一書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學者懂得此書還不多。到了近來，有人知道光學，幾何學，力學，工程學……等，一看《墨子》，才知道其中有許多部分是必須用這些科學的知識方才能懂的。後來有人知道了倫理學，心理學……等，懂得《墨子》更多了。讀別種書愈多，《墨子》愈懂得多。
所以我們也說，讀一書而已則不足以知一書。多讀書，然後可以專讀一書。譬如讀《詩經》，你若先讀了北大出版的《歌謠周刊》，便覺得《詩經》好懂的多了；你若先讀過社會學，人類學，你懂得更多了；你若先讀過文字學，古音韻學，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讀過考古學，比較宗教學等，你懂得的更多了。
你要想讀佛家唯識宗的書嗎？最好多讀點倫理學，心理學，比較宗教學，變態心理學。
無論讀什麼書總要多配幾副好眼鏡。
你們記得達爾文研究生物進化的故事嗎？達爾文研究生物演變的現狀，前後凡三十多年，積了無數材料，想不出一個單簡貫串的說明。有一天他無意中讀馬爾圖斯的人口論，忽然大悟生存競爭的原則，於是得著物競天擇的道理，遂成一部破天荒的名著，給後世思想界打開一個新紀元。
所以要博學者，只是要加添參考的材料，要使我們讀書時容易得“暗示”；遇著疑難時，東一個暗示，西一個暗示，就不至於呆讀死書了。這叫做“致其知而後讀”。
第二，為做人計。
專工一技一藝的人，只知一樣，除此之外，一無所知。這一類的人影響於社會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竿，只是一根孤拐，孤單可憐。
又有些人廣泛博覽，而一無所專長，雖可以到處受一班賤人的歡迎，其實也是一種廢物。這一類人，也好有一比，比一張很大的薄紙，禁不起風吹雨打。
在社會上，這兩種人都是沒有什麼大影響，為個人計，也很少樂趣。
理想中的學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專門學問。
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覽。博大要幾乎無所不知，精深要幾乎惟他獨尊，無人能及。他用他的專門學問做中心，次及於直接相關的各種學問，次及於間接相關的各種學問，次及於不很相關的各種學問，以及毫不相關的各種泛覽。這樣的學者，也有一比，比埃及的金字三角塔。那金字塔（據最近《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第六號，頁一四七）高四百八十英尺，底邊各邊長七百六十四英尺。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專門學問；從此點以次遞減，代表那旁收博覽的各種相關或不相關的學問。塔底的面積代表博大的範圍，精深的造詣，博大的同情心。這樣的人，對社會是極有用的人才，對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宋儒程顥說的好：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台，須大做腳始得。
博學正所以“大其心使開闊”。我曾把這番意思編成兩句粗淺的口號，現在拿出來貢獻給諸位朋友，作為讀書的目標：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
十四·四·二十二夜改稿
《胡適文存三集》卷二
找書的快樂①（節錄）
我不是藏書家，只不過是一個愛讀書，能夠用書的書生，自己買書的時候，總是先買工具書，然後才買本行書，換一行時，就得另外買一種書。今年我六十九歲了，還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那一門？是中國哲學呢？還是中國思想史？抑或是中國文學史？或者是中國小說史？ 《水經註》？中國佛教思想史？中國禪宗史？我所說的“本行”，其實就是我的興趣，興趣愈多就愈不能不收書了。十一年前我離開北平時，已經有一百箱的書，大約有一二萬冊。離開北平以前的幾小時，我曾經暗想著：我不是藏書家，但卻是用書家。收集了這麼多的書，捨棄了太可惜，帶吧，因為坐飛機又帶不了。結果只帶了一些筆記，並且在那一二萬冊書中，挑選了一部書，作為對一二萬冊書的紀念，這一部書就是殘本的《紅樓夢》。四本只有十六回，這四本《紅樓夢》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老的抄本。收集了幾十年的書，到末了只帶了四本，等於當兵繳了械，我也變成一個沒有棍子，沒有猴子的變把戲的叫化子。
這十一年來，又蒙朋友送了我很多書，加上歷年來自己新買的書，又把我現在住的地方堆滿了，但是這都是些不相干的書，自己本行的書一本也沒有。找資料還需要依靠中研院史語所的圖書館和別的圖書館如台灣大學圖書館、中央圖書館等救急。
找書有甘苦，真偽費推敲我這個用書的舊書生，一生找書的快樂固然有，但是，找不到書的苦處也嚐到過。民國九年（1920）七月，我開始寫《水滸傳考證》的時候，
參考的材料只有金聖嘆的七十一回本《水滸傳》、《徵四寇》及《水滸後傳》
等，至於《水滸傳》的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廿回本、一百廿四回本，還都沒有看到。等我的《水滸傳考證》問世的時候，
日本才發現《水滸》的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及一百廿
回本。同時我自己也找到了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廿四回本。做考據工作，沒有書是很可憐的。考證《紅樓夢》的時候，大家知道的材料很多，普通所看到的《紅樓夢》都是一百廿回本。這種一百廿回本並非真的《紅樓夢》。
曹雪芹四十多歲死去時，只寫到八十回，後來由程偉元、高鶚合作，一個出錢，一個出力，完成了後四十回。乾隆五十六年的活字版排出了一百廿回的初版本，書前有程、高二人的序文說：“世人都想看到《紅樓夢》的全本，前八十回中黛玉未死，寶玉未娶，大家極想知道這本書的結局如何？但卻無人找到全的《紅樓夢》。近因程、高二人在一賣糖攤子上發現有一大卷舊書，細看之下，竟是世人遍尋無著的《紅樓夢》後四十回，因此特加校訂，與前八十回一併刊出。”可是天下這樣巧的事很少，所以我猜想序文中的說法不可靠。
考證《紅樓夢》，清查曹雪芹三十年前我考證《紅樓夢》時，曾經提出二個問題，這是研究紅學的人① 編者按：本篇為胡適1959 年12 月27 日在台灣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上所作演講。
值得研究的：一、《紅樓夢》的作者是誰？作者是怎樣一個人？他的家世如何？家世傳記有沒有可考的資料？曹雪芹所寫的那些繁華世界是有根據的嗎？還是關著門自己胡謅亂說？二、《紅樓夢》的版本問題，是八十回？還是一百廿回？後四十回是哪裡來的？那時候有七八種《紅樓夢》的考證，俞平伯、顧頡剛都幫我找過材料。最初發現乾隆五十七年（1792）有程偉元序的乙本，其中並有高鶚的序文及引言七條，以後發現早一年出版的甲本，證明後四十回是高鶚所續，而由程偉元出錢活字刊印。又從其他許多材料裡知道曹雪芹家為江南的織造世職，專為皇室紡織綢緞，供給宮內帝后、妃嬪及太子、王孫等穿戴，或者供皇帝賞賜臣下，後來在清理故宮時，從康熙皇帝一秘密抽屜內發現若干文件，知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於皇帝派出的特務，負責察看民心年成，或是退休丞相的動態，由此可知曹家為闊綽大戶。 《紅樓夢》中有一段說到王熙鳳和李嬤嬤談皇帝南巡，下榻賈家，可知是真的事實。以後我又經河南的一位張先生指點，找到楊鍾羲的《雪橋詩話》及《八旗文經》，以及有關愛新覺羅宗室敦誠、敦敏的記載，知道曹雪芹名霑，號雪芹，是曹寅的孫子，接著又找到了《八旗人詩鈔》、《熙朝雅頌集》，找到敦誠、敦敏兄弟贈送曹雪芹的詩，又找到敦誠的《四松堂集》，是一本清鈔未刪底本，其中有挽曹雪芹的詩，內有“四十年華付杳冥”句，下款年月日為甲申（即乾隆甲申廿九年，西曆1764 年）。從這裡可以知道曹雪芹去世的年代，他的年齡為四十歲左右。
險失好材料，再評《石頭記》民國十六年我從歐美返國，住在上海，有人寫信告訴我，要賣一本《脂硯齋評石頭記》給我，那時我以為自己的資料已經很多，未加理會。不久以後和徐志摩在上海辦新月書店，那人又將書送來給我看，原來是甲戌年手抄再評本，雖然只有十六回，但卻包括了很多重要史料。裡面有“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甲午八月淚筆”的句子，指出曹雪芹逝於乾隆廿七年冬，即西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 “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
詩句，充分描繪出曹雪芹寫《紅樓夢》時的情態。脂硯齋則可能是曹雪芹的太太或朋友。自從民國十七年二月我發表了《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之後，大家才注意到《脂硯齋評本石頭記》。不過，我後來又在民國廿二年從徐星署先生處借來一部庚辰秋定本脂硯齋四閱評過的《石頭記》，是乾隆廿五年本，八十回，其中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
談《儒林外史》，推贊吳敬梓
現在再談談我對《儒林外史》的考證：《儒林外史》是部罵當時教育制度的書，批評政治制度中的科舉制度。我起初發現的只有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中的賦一卷（四篇），詩二卷（一三一首），詞一卷（四七首），拿這當作材料。但是在一百年前，我國的大詩人金和，他在跋《儒林外史》時，說他收有《文木山房集》，有文五卷。可是一般人都說《文木山房集》沒有刻本，我不相信，便託人在北京的書店找，找了幾年都沒有結果，到了民國七年才在帶經堂書店找到。我用這本集子參考安徽《全椒縣志》，寫成一本一萬八千字的《吳敬梓年譜》，中國小說傳記資料，沒有一個能比這更多的，民國十四年我把這本書排印問世。
如果拿曹雪芹和吳敬梓二人作一個比較，我覺得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而吳敬梓的思想則是超過當時的時代，有著強烈的反抗意識。吳敬梓在《儒林外史》裡，嚴刻地批評教育制度，而且有他的較科學化的觀念。
……
最後，根據我個人幾十年來找書的經驗，發現我們過去的藏書的範圍是偏狹的，過去收書的目標集於收藏古董，小說之類決不在藏書之列。但我們必須了解了解，真正收書的態度，是要無所不收的。
載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台北《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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