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現形記》序

《官場現形記》序

《官場現形記》的著者自稱“南亭亭長”，人都知道他是李伯元，卻很少人知道他的歷史的。前幾年因蔣竹莊先生（維喬）的介紹，我收到著者的侄子李祖傑先生的一封長信，才知道他的生平大概。
他的真姓名是李寶嘉，字伯元，江蘇上元人，生於清同治六年（1867）。
少年時，他在時文與詩賦上都做過功夫。他中秀才時，考的是第一名。他曾應過幾次鄉試，終不得中舉人。後來在上海辦《指南報》，不久就停了；又辦《遊戲報》，是上海“小報”中最早的一種。他後來把《遊戲報》賣了，另辦《繁華報》。他主辦的《遊戲報》，我不曾見過。我到上海時（1904），還見著《繁華報》。當時上海已有好幾種小報專記妓女​​的起居，嫖客的消息，戲館的角色等事。 《繁華報》在那些小報之中，文筆與風趣都算得第一流。
他是一個多才藝的人。他的詩詞小品散見當時的各小報；他又會刻圖章，有《芋香印譜》行於世。他作長篇小說似乎多在光緒庚子（1900）“拳禍”以後。 《官場現形記》是他的最長之作，起於光緒辛丑（ 1901），至癸卯年（ 1903）成前三編，每編十二回。後二年（1904—1905）又成一編。次年（光緒丙午，1906）他就死了。此書的第五編也許是別人續到第六十回勉強結束的。他死時，《繁華報》上還登著他的一部長篇小說，寫的是上海妓家生活，我不記得書名了；他死後此書聽說歸一位姓歐陽的朋友續下去，後來就不知下落了。他的長篇小說只有一部《文明小史》是做完的，先在商務印書館的《繡像小說》里分期印出，後來單印發行。
李寶嘉死時只有四十歲，沒有兒子，身後也很蕭條。當時南方戲劇界中享盛名的須生孫菊仙，因為對他有知己之感，出錢替他料理喪事。 （以上記的，大體根據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頁327—328.魯迅先生自註，他的記載是根據周桂笙《新庵筆記》三，及李祖傑致胡適書。我現在客中，李先生原書不在我身邊，故不及參校。《小說史略》初版記李氏死於三十三年三月，年四十，而下注西曆為“1867—1906”。一九○六為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我疑此系印時誤排為三十三年。今既不及參校，姑且改為丙午，俟將來用李先生原書訂正）
《官場現形記》是一部社會史料。它所寫的是中國舊社會裡最重要的一種制度與勢力——官。它所寫的是這種制度最腐敗，最墮落的時期，——捐官最盛行的時期。這書有光緒癸卯（1903）茂苑惜秋生的序，痛論官的製度；這篇序大概是李寶嘉自己作的。他說：……選舉之法興，則登進之途雜。士廢其讀，農廢其耕，工廢其技，商廢其業，皆注意於官之一字。蓋官者，有士農工商之利而無士農工商之勞者也。天下愛之至深者，謀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於是乎有脂韋滑稽者，有夤緣奔競者，而官之流品已極紊亂。
限資之例​​，始於漢代。 ……開捐納之先路，導輸助之濫觴。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者，直是欺人之談！ ……乃至行博弈之道，擲為孤注；操販鬻之行，居為奇貨。其情可想，其理可推矣。
沿至於今，變本加厲，凶年饑饉，旱乾水溢，皆得援助之例，邀獎勵之恩。而所謂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窮期，不至充塞宇宙不止！ ……官者，輔天子則不足，壓百姓則有餘。 ……有語其後者，刑罰出之；有誚其旁者，拘系隨之。 ……於是官之氣愈張，官之焰愈烈。羊狠狼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蠅營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為者，而官為之。下之，聲色貨利則嗜若性命，般樂飲酒則視為故常。觀其外，偭規而錯矩；觀其內，逾閒而盪檢。種種荒謬，種種乖戾，雖罄紙墨，不能書也。得失重則妒忌之心生；傾軋甚則睚眥之怨起。 ……或因調換而齟齬，或因委署而齮齕，所謂投骨於地，犬必爭之者，是也。其柔而害物者，且出全力以搏之，設深心以陷之，攻擊過於勇夫，蹈襲逾於強敵。 ……
國衰而官強，國貧而官富。孝弟忠信之舊敗於官之身，禮義廉恥之遺壞於官之手。 ……南亭亭長有東方之諧謔，與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齷齪卑鄙之要凡，昏聵糊塗之大旨。 ……
因喟然歎曰：“……我之於官，既無統屬，亦鮮關係，惟有以含蓄蘊釀存其忠厚，以酣暢淋漓闡其隱微，則庶幾近矣。”窮年累月，殫精竭誠，成書一帙，名曰《官場現形記》。立體仿諸稗野，則無鉤章棘句之嫌。紀事出以方言，則無詰屈聱牙之苦。開卷一過，凡神禹所不能鑄之於鼎，溫嶠所不能燭之以犀者，無不畢備……
作者雖自己有“以含蓄蘊釀存其忠厚”的評語，但這一層實在沒有做到，他只做到了“酣暢淋漓”的一步。這部書是從頭至尾詛咒官場的書。全書是官的醜史，故沒有一個好官，沒有一個好人。這也是當時的一種自然趨勢。
向來人民對於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恰好到了這個時期，政府的紙老虎是戳穿了，還加上一種儻來的言論自由，——租界的保障，——所以受了官禍的人，都敢明白地攻擊官的種種荒謬，淫穢，貪贓，昏庸的事蹟雖然有過分的描寫與溢惡的形容，雖然傳聞有不實不盡之處，然而就大體上論，我們不能不承認這部《官場現形記》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當日官場的實在情形。
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華中堂之為榮祿，黑大叔之為李蓮英，都是歷史上的人物，不用說了。那無數無名的小官，從錢典史到黃二麻子，從那做賊的魯總爺到那把女兒獻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說是完全虛構的人物。故《官場現形記》可算是一部社會史料。
《官場現形記》寫的官是無所不包的，從那最下級的典史到最高的軍機大臣，從土匪出身的到孝廉方正出身的，文的武的，正途的，軍功的，捐班的，頂冒的，——只要是個“官”，都有他的份。
一部大書開卷便是一個訓蒙私塾，——製造官的工廠。那個傻小子王老三便是候補的趙溫，趙溫便是候補的王鄉紳。王老三不爭氣，只會躲在趙家廚房裡“伸著油晃晃的兩隻手在那裡啃骨頭”。趙溫爭氣一點，能躺在錢典史的煙榻上捧著本《新科闈墨》用功揣摩。其實那哼八股的新科舉人同那啃骨頭的傻小子有什麼分別？所謂科舉的“正途出身”，至多也不過是文章用漿子糊在桌子上，低著頭死念的結果。功夫深了，運氣來了，瞎貓碰到了死老鼠，啃骨頭的王老三也會飛黃騰達地“中進士做官”去。
這便是正途出身的官。
錢典史便是捐班出身的官的好代表。他雖然只做得一任典史，卻弄了不少的錢回來，造起新房子來，也可以使王鄉紳睜著大眼睛流涎生羨，稱讚他“這樣做官才不算白做”。他的主義只是“千里為官只為財”。他的理想是：“也不想別的好處，只要早些選了出來，到了任，隨你甚麼苦缺，只要有本事，總可以生髮的。”
這都是全書的“楔子”，以下便是“官國活動大寫真”的正文了。
正文的第一幕是在江西。江西的藩台正在那里大開方便，出賣官缺。替他經手的是他的兄弟三荷包。請看三荷包報的清賬：玉山的王夢梅是個一萬二；萍鄉的周小辮子，八千；新昌鬍子根，六千；上饒莫桂英，五千五；吉水陸子齡，五千；廬陵黃霑甫，六千四；新畬趙苓州，四千五；新建王爾梅，三千五；南昌蔣大化，三千；鉛山孔慶輅，武寧盧子廷，都是二千。還有些一千八百的，一時也記不清，至少也有二三十注，我筆筆都有賬的。 ……
這筆賬很可以代表當日賣官的情形。無論經手的是江西的三荷包，或是兩湖制台的十二姨太太，或是北京的黃胖姑，或是宮裡的黑大叔，地域有不同，官缺有大小，神通有高低，然而走的都只是這一條路。這都是捐上的加捐。
第一次捐的是“官”，加捐的是“缺”；第一次的錢，名分上是政府得的；第二次的錢是上司自己下腰包的。捐官的錢是有定額的，買缺的錢是沒有定額而只有市價的。捐官的錢是史料，買缺的錢更是史料。
“千里為官只為財”，何況這班官又都是花了大本錢來的呢？他們到任之後，第一要撈回捐官的本錢，第二要撈回買缺的本錢，第三還要多弄點利錢。還有那班“帶肚子”的賬房二爺們，他們也都不是來喝西風的，自然也都要撈幾文回去。羊毛總出在羊身上，百姓與國家自然逃不了這班餓狼饞狗的侵害了。公開賣官之弊必至於此。李寶嘉信手拈來，都成材料；其間盡有不實不盡之處，但打個小折扣之後，《官場現形記》終可算是有社會史料的價值的。
《官場現形記》寫大官的地方都不見出色，因為這種材料都是間接得來的，全靠來源如何；倘若說故事的人也不是根據親身的觀察，那故事經過幾道傳述，便成了鄉下人說朝廷事，決不會親切有味了。例如書中說山東撫院閱兵會外賓（第六、七回）等事，看了令人討厭。又如書中寫北京官場的情形（第二十四——二十九回），看了也令人起一種不自然的感覺。大概作者寫北京社會的部分完全是摭拾一些很普通的“話柄”勉強串成的。其中如溥四爺認“崇”字（第二十四回，頁12），如華中堂開古董鋪（第二十五、二十六回），徐大軍機論碰頭的妙語（第二十六回），都不過是當日喧傳人口的“話柄”罷了。在這種地方，這部書的記載是很少文學興趣的，至多不過是摭拾話柄，替一個時代的社會情形留一點史料罷了。
有人說，李寶嘉的家裡有人做過佐雜小官。這話我們沒有證據，不敢輕信。但讀過《官場現形記》的人總都感覺這書寫大官都不自然，寫佐雜小官卻都有聲有色。大都作者當初確曾想用全副氣力描寫幾個小官，後來抵抗不住別的“話柄”的引誘，方才改變方針，變成一部摭拾官場話柄的類書。這是作者的大不幸，也是文學史上的大不幸。倘使作者當日肯根據親身的觀察，或親屬的經驗，決計用全力描寫佐雜下僚的社會，他的文學成績必定大有可觀，中國近代小說史上也許添一部不朽的名著了。可惜他終於有點怕難為情，終不肯拋棄“官場”全部的籠統記載，終不甘用他的天才來做一小部分的具體描寫。所以他幾回想特別描寫佐雜小官，幾回都半途收縮回去。
你看此書開頭就捧出一位了不得的錢典史，此人真是做官的高手。無論在什麼地方，他總抱定“實事求是”的秘訣。他先巴結趙溫，不但想賺他幾個錢，還想藉他走他的座師吳贊善的門路。後來因為吳贊善對趙溫很冷淡，錢典史的熱心也就淡了下來。那一天，門生請主考、同年團拜。 ……趙溫穿著衣帽，也混在裡頭。錢典史跟著溜了進去瞧熱鬧。
只見吳贊善坐在上面看戲，趙溫坐的地方離他還遠著哩；一直等到散戲，沒有看見吳贊善理他。
大家散了之後，錢典史不好明言，背地裡說：“有現成的老師還不會巴結，叫我們這些趕門子拜老師的怎樣呢？”從此以後，就把趙溫不放在眼裡。轉念一想，讀書人是包不定的，還怕他聯捷上去，姑且再等他兩天。 （第二回）
這種細密的心思豈是那死讀《新科闈墨》的舉人老爺們想得到的嗎？
第三回寫錢典史交結戴升，走黃知府的路子，謀得支應局的收支差使，這一段也寫的很好。但第四回以下，錢典史便失踪了；作者的眼界抬高了，遂叫一班大官把這些佐雜老爺們都趕跑了。第七回以下，一個候選通判陶子堯上了一個洋務條陳，居然闊了一陣子。
直到第四十三回，作者大概一時缺乏大官的話柄了，忽然又把筆鋒收回來描寫一大群佐雜小官的生活。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回，這三回的“佐雜現形記”真可算是全書最有精彩的部分。這部“佐雜現形記”共有好幾幕，都細膩的很。第一幕是在首府（武昌府）的大堂門口，——佐雜太爺們給首府“站班”的所在。那一天，首府把其中的一員，蘄州吏目隨鳳佔，喚了進去，說了幾句話。隨鳳占得此異常的榮遇，出來的時候，同班的二三十個窮佐雜都圍了上來，打聽消息。這一幕好看的很：其時正是隆冬天氣。有的穿件單外褂，有的竟其還是紗的，一個個都釘著黃線織的補子，有些黃線都宕了下來。腳下的靴子多半是尖頭上長了一對眼睛。有兩個穿著“抓地虎”，還算是好的咧。至於頭上戴的帽子，呢的也有，絨的也有，都是破舊不堪；間或有一兩頂皮的，也是光板子，沒有毛的了。大堂底下敞豁豁的，一堆人站在那裡都一個個凍的紅眼睛紅鼻子。還有些一把鬍子的人，眼淚鼻涕從鬍子上直掛下來，拿著灰色布的手巾在那裡擦抹。如今聽說首府叫隨鳳佔保舉人，便認定了隨鳳佔一定有什麼大來頭了，一齊圍住了他，請問貴姓台甫。
當中有一個稍些漂亮些的，親自走到大堂暖閣後面一看，瞥見有個萬民傘的傘架子在那裡，他就搬了出來，靠牆​​擺好，請他坐下談天（第四十三回，頁17）。
底下便是幾位佐雜太爺們——隨鳳佔、申守堯、秦梅士等——的高論。後來，申守堯家的一個老媽子來替他拿衣服，無意之中說破了他家裡沒米下鍋，申守堯生氣了，打了她一個巴掌，老媽不服氣，倒在地上號啕起來。她這一鬧，驚動了許多人，圍住看熱鬧。申守堯又羞又急，拖她不起來。後來還虧本府的門政大爺出來罵了幾句，要拿她送首縣，她才住了哭，站了起來。
此時弄得申守堯說不出的感激，意思想走到門政大爺跟前敷衍兩句。誰知等到走上前去，還未開口，那門政大爺早把他看了兩眼，迴轉身就進去了。申守堯更覺羞的無地自容，意思又想過來，趁勢吆喝老媽兩句，誰知老媽早已跑掉。靴子，帽子，衣包，都丟在地下，沒有人拿。 ……（第四十四回）
幸虧那位“古道熱腸”的秦梅士喊他的兒子小狗子來幫忙。
小狗子從懷裡掏出一個小布包，把鞋取出，等他爸爸換好。老頭子也一面把衣裳脫下折好，同靴子包在一處；又把申守堯的包裹，靴子，帽盒，也交代兒子拿著。 ……無奈小狗子兩隻手拿不了許多，幸虧他人還伶俐，便在大堂底下找到一根棍子，兩頭挑著；又把他爸爸的大帽子合在自己頭上，然後挑了衣包，籲呀籲呀的一路喊了出去。
第一幕完了。第二幕是在申守堯的家裡。申守堯同那秦小狗子回到家裡，只見那挨打的老媽子在堂屋裡哭罵。申守堯要攆她走，她要算清了工錢才走，還要討送禮的腳錢。申守堯沒有錢，她就哭罵不止，口口聲聲“老爺賴工錢，吃腳錢！”
太太正在樓上捉蝨子，所以沒有下來，後來聽得不像樣了，只得蓬著頭下來解勸。
其時小狗子還未走，……一手拉，一面說道：“申老伯，你不要去理那混賬東西。等他走了以後，老伯要送禮，等我來替你送。就是上衙門，也是我來替你拿衣帽。……”申守堯道：“世兄！你是我們秦大哥的少爺，我怎麼好常常的煩你送禮拿衣帽呢？”小狗子道：“這些事，我都做慣的；況且送禮是你申老伯挑我賺錢，以後十個錢我也只要四個錢罷了。”
等到太太把老媽子的氣平下來了，那位秦大爺的大少爺還不肯走。
申守堯留他喫茶也不要，留他吃飯也不要……只是站著不肯走。申守堯問他有什麼話說，他說：“問申老伯要八個銅錢買糖山楂吃。”
可憐申守堯……只得進去同太太商量。太太道：“我前天當的當只剩了二十三個大錢，在褥子底下，買半升米還不夠。今天又沒有米下鍋，橫豎總要再當的了。你就數八個給他，餘下的替我收好。”一霎時，申守堯把錢拿了出來，小狗子爬在地下給申老伯磕了一個頭，方才接過銅錢，一頭走，一頭數了出去。
秦太爺的做官秘訣：“該同人家爭的地方，一點不可放鬆”（第四十三回，頁20），都完全被他的大少爺學去了！
第二幕完了。第三幕在製台衙門的客廳上（第四十四回，頁11—16），第四幕在蘄州（第四十四回，頁17；第四十五回，頁6），第五幕在蘄州河裡檔子班的船上（第四十五回，頁6—22），——都是絕好的活動寫真，我不必多引了。
這一長篇的“佐雜現形記”真可算是很有精彩的描寫，深刻之中有含蓄，嘲諷之中有詼諧，和《儒林外史》最接近。這一部分最有文學趣味，也最有社會史料的價值。倘使全書都能有這樣的風味，《官場現形記》便成了第一流小說了。
但作者終想貪多騖遠，又把隨鳳佔、錢瓊光一班佐雜太爺拋開，又去寫欽差大臣童子良（鐵良）的話柄了。從此以後，這部書又回到話柄小說的地位上去。不久作者​​也就死了。
我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裡，曾說《官場現形記》是一部模仿《儒林外史》的諷刺小說（《胡適文存》二集，二卷，頁173 以下）。魯迅先生在他的《中國小說史略》（頁327 以下）裡另標出“譴責小說”的名目，把《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等書都歸入這一類。他這種區別是很有見地的。他說：光緒庚子（1900）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細民暗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於“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
魯迅先生最推崇《儒林外史》，曾說：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目。 （《小說史略》，頁245）
他又說：是後亦鮮以公心諷世之書如《儒林外史》者。 （同書，頁253）
魯迅先生這樣推重《儒林外史》，故不願把近代的譴責小說同《儒林外史》並列。這種主張是我很贊同的。吳敬梓是個有學問，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夢想靠做小說吃飯，故他的小說是一部全神貫注的著作。他是個文學家，又受了顏習齋、李剛主、程綿莊一派的思想的影響，故他的諷刺能成為有見解的社會批評。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諷世；他的見解高，故能“哀而不慍，微而婉”。近世做譴責小說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窮之中，借罵人為糊口的方法。他們所譴責的往往都是當時公認的罪惡，正不用什麼深刻的觀察與高超的見解；只要有淋漓的刻畫，過度的形容，便可以博一般人的歡迎了。故近世的譴責小說的意境都不高，其中如劉鶚《老殘遊記》之揭清官之惡，真可算是絕無而僅有的特別見解了。
魯迅先生批評《官場現形記》的話也很公平，他說：凡所敘述，皆迎合，鑽營，朦混，羅掘，傾軋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熱心於作吏，及官吏閨中之隱情。頭緒既繁，腳色复夥，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說頗多，難雲實錄，無自序所謂“含蓄蘊釀”之實，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後塵。況所搜羅，又僅“話柄”，聯綴此等，以成類書；官場伎倆，本小異大同，彙為長編，即千篇一律。特緣時勢要求，得此為快，故《官場現形記》乃驟享大名；而襲用“現形”名目，描寫他事，如商界學界女界者亦接踵也。 （同書，頁329）
這部書確是聯綴許多“話柄”做成的，既沒有結構，又沒有剪裁，是第一短處。作者自己很少官場的經驗，所記大官的穢史多是間接聽得來的“話柄”；有時作者還肯加上一點組織點綴的功夫，有時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技術都免去了，便成了隨筆記賬。這是第二短處。這樣信手拈來的記錄，目的在於鋪敘“話柄”，而不在於描摹人物，故此書中的人物幾乎沒有一個有一點個性的表現，讀者只看見一群餓狗嚷進嚷出而已。唐二亂子亂了一會，忽然又不亂了；劉大侉子侉了一會，忽然又不侉了。賈筱之（假孝子）假孝了一會，也就把老太太撇開了；甄守球（真守舊）似乎應該有點頑固的把戲，然而下文也就沒有了。這是第三短處。此書裡沒有一個好官，也沒有一個好人。作者描寫這班人，只存譴責之心，毫沒有哀矜之意；譴責之中，又很少詼諧的風趣，故不但不能引起人的同情心，有時竟不能使人開口一笑。這種風格，在文學上，是很低的。這是第四短處。
但我細讀此書，看作者在第四十三回到四十五回裡表現的技術，終覺得李寶嘉的成績不應該這麼壞，終覺他不曾充分用他的才力。他在開卷幾回裡，處處現出模仿《儒林外史》的痕跡。他似乎是想用心做一部諷刺小說的。假使此書用趙溫與錢典史做全書的主人翁，用後來描寫湖北佐雜小官的技術來敘述這兩個人的宦途歷史，假使作者當日肯這樣做去，這部書未嘗不可以成為一部有風趣的諷刺小說。但作者個人生計上的逼迫，淺人社會的要求，都不許作者如此做去。於是李寶嘉遂不得不犧牲他的藝術而遷就一時的社會心理，於是《官場現形記》遂不得不降作一部摭拾話柄的雜記小說了。
諷刺小說之降為譴責小說，固是文學史上大不幸的事。但當時中國屢敗之後，政制社會的積弊都暴露出來了，有心的人都漸漸肯拋棄向來誇大狂的態度，漸漸肯回頭來譴責中國本身的製度不良，政治腐敗，社會齷齪。故譴責小說雖有淺薄、顯露、溢惡種種短處，然他們確能表示當日社會的反省的態度，責己的態度。這種態度是社會改革的先聲。人必須自己承認有病，方才肯延醫服藥。故譴責小說暴揚一國的種種黑暗，種種腐敗，還不失為國家將興，社會將改革的氣象。但中國人終是一個誇大狂的民族，反省的心理不久就被誇大狂的心理趕跑了。到了今日，人人專會責人而不肯責己，把一切罪狀都堆在洋鬼子的肩上；一面自己誇張中國的精神文明，禮義名教，一面罵人家都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物資文明！在這一個“諱疾而忌醫”的時代，我們回頭看那班敢於指斥中國社會的罪惡的譴責小說家，真不能不脫下帽子來向他們表示十分敬意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上海
《胡適文有三集》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