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二十史朔閏表》《古史辨》第一冊《西洋史》下冊

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
近來雜誌上的“書評”，似乎偏向指摘謬誤的方面，很少從積極方面介紹新書的。今日（七月二十四）火車在貝加爾湖邊上行，一邊是輕藍色的鏡平的湖光，一邊是巉巉的岩石；這是我離開中國境的第三日了，懷念國中幾個治歷史的朋友，所以寫這篇短文，介紹他們的幾部新書。
陳垣（援庵）先生的《二十史朔閏表》，附西曆、回曆，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出版，價四元這是一部“工具”類的書，治史學的人均不可不備一冊。陳先生近年治中國宗教史，方法最精密，蒐集最勤苦，所以成績很大。他的舊作《一賜樂業教考》、《也裡可溫考》、《摩尼教入中國考》、《火襖教入中國考》，都已成了史學者公認的名著。他在這種工作上感覺中西回三種歷有合攏作一個比較長歷的必要，所以他發憤作成一部二十卷的《中西回史日曆》（不久也可出版）。他在做那部大著作之先，曾先考定中國史上二千年的朔閏，遂成這一部，《二十史朔閏表》。有了朔閏，便可以推定日曆；故此書實在是一部最簡便的中史二千年日曆。
此表起於漢高祖元年（羅馬五四八年，前206）每月有朔日的甲子，故推下月朔日的甲子，便知本月的大小；閏年則增閏某月，也記其朔日的甲子。
漢平帝元年以後，加上每月朔與西曆相當之月日。如晉惠帝永平元年（西291）下：
正二
乙酉
二16
甲寅
三17
我們便知是年正月初一等於西曆二九一年的二月十六，二月初一等於三月十七。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以後，添注回曆的歲首等於中歷某月某日。回曆系純太陰曆，月法有一定，單月皆三十日，雙月皆二十九日，無有閏月，逢閏年則十二月添一日，故平年為三百五十四日，閏年為三百五十五日。其計算最容易，故但注歲首便夠了，閏年則旁加黑點。
故此書不但是中史二千年日曆，實在是一部最簡明最方便的“中西回三史合歷”。
西曆與回曆皆有禮拜日，因有置閏或失閏的歷史的原因，推算須有變化。
此書附有七個“日曜表”，按表檢查，便知某日是星期幾。
此書在史學上的用處，凡做過精密的考證的人皆能明了，無須我們一一指出。為普通的讀者起見，我們引陳先生自己舉的幾個例：（1）例如陸九淵之卒在宋紹熙三年，據普通年表為西曆之一一九二年，然九淵之卒在十二月十四日，以西曆紀之，當為一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 ……苟欲實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長歷為工具不可。
（2）西曆如此，回曆尤甚。 ……回曆則以不置閏月之故，歲首無定，積百年即與中西曆差三年。 ……洪武甲子（1384）為回曆七八六年。 《明史》曆志，由洪武甲子上推七八六年，誤以中歷計算，遂謂回曆起於隋開皇己未（599）！不知以回曆計算，實起於唐武德五年壬午（622）
六月三日也。蓋積七百八十六年，回曆與中西曆已生二十三年之差異。不有中回長歷，何以釋《明史》之誤耶？
我們應該感謝陳先生這一番苦功夫，作出這種精密的工具來供治史學者之用。我們並且預先歡迎他那二十卷《中西回史日曆》出世。這種勤苦的工作，不但給杜預、劉羲叟、錢侗、汪曰楨諸人的“長術”研究作一個總結束，並且可以給世界治史學的人作一種極有用的工具。
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冊，北京景山東街樸社出版，平裝本價一元八角，精裝本二元四角這是中國史學界的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此書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學問的途徑，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實”
的精神。治歷史的人，想整理國故的人，想真實地做學問的人，都應該讀這部有趣味的書。
這一冊的本身分為三編：上編是顧先生與錢玄同先生和我往來討論的信
札；中編是民國十二年《讀書雜誌》上發表的討論古史的文字；下編是《讀書雜誌》停刊以後的論文與通信。三編共有六十四篇長短不齊的文字，長的有幾萬字的，最短的不滿五十個字。
為普通讀者的便利計，我勸他們先讀下列的幾篇：
（1）自述整理中國歷史意見書（頁34—37）
（2）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頁59—66）
（3）答劉胡二先生書（頁96—102）
（4）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頁102—105）
（5）古史討論的讀後感（頁189—198）
讀了這幾篇，可以得著這書的根本出發點和根本方法，然後從容去看全書的其他部分，便更覺得有趣味，更容易了解了。
但無論是誰，都不可不讀顧先生的自序。這篇六萬多字的自序，是作者的自傳，是中國文學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自傳。他在這篇自傳裡，很坦白地敘述他個人的身世，遭際的困難，師友的影響，興趣的變遷，思想的演進，工作的計畫。我的朋友Hummel 先生讀了這篇自序，寫信給作者，說此篇應該譯為英文，因為這雖是一個人三十年中的歷史，卻又是中國近三十年中思潮變遷的最好的記載。我很贊同這個意思。顧先生少年時曾入社會黨；進北大預科時曾做幾年的“戲迷”；曾做古文家的信徒，又變為今文家；他因為精神上的不安寧，想求一個根本的解決，所以進了哲學系；在哲學系裡畢業之後，才逐漸地回到史學的路上去。他是一個真正好學的人，讀書像“瞎貓拖死雞”一樣，所以三十年國內的學術思想的變遷都一一地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又是一個“性情太喜歡完備”的人，凡事都要“打碎烏盆問到底”，所以他無論做什麼事都不肯淺嚐，不肯苟且，所以他的“興之所之”
都能有高深的成績。他的蒐集吳歌，研究孟姜女，討論古史，都表現他的性情的這兩方面：一方面是虛心好學，一方面是刻意求精。
承顧先生的好意，把我的一封四十八個字的短信作為他的古史辨的第一篇。我這四十八個字居然能引出這三十萬字的一部大書，居然把顧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終身事業的大路上去，這是我當日夢想不到的事。然而這樣“一本萬利”的收穫，也只有顧先生這樣勤苦的農夫做得到。當民國九年十一月我請他點讀《古今偽書考》的時候，我不過因為他的經濟困難，想他可以藉此得點錢。他答應我“至慢也不過二十天”（頁6）。但他不肯因為經濟上的困難而做一點點苟且潦草的事，他一定要“想對於他徵引的書都去註明卷帙，版本；對於他徵引的人都去註明生卒，地域”（頁14）。因為這個原故，他天天和宋元明三代的辨偽學者相接觸，於是我們有《辨偽叢刊》的計劃。先是辨“偽書”，後轉到辨“偽事”。頡剛從此走上了辨“偽史”的路。
到民國十年一月，我們才得讀崔述的《考信錄》。我們那時便決定頡剛的《偽史考》，即可繼《考信錄》而起（頁22）。崔述推翻了“傳記”，回到幾部他認為可信的“經”。我們決定連“經”都應該“考而後信”。在這一方面，我們得著錢玄同先生的助力最大。
到十年的六月，頡剛早已超過《辨偽叢刊》的計劃了。他自己想做三種書：
（1）《偽史源》；（2）《偽史例》；（3）《偽史對鞫》（頁36）。
這三種之中，他的“偽史源”的見解於他這五年的史學研究有最大的影響。
他說：
所謂“源”者，其始不過一人倡之，……不幸十人和之，展轉應用，不知其所自始，甚至愈放愈胖，說來更像，遂致信為真史。現在要考那一個人是第一個說的，那許多人是學舌的，看他漸漸的遞變之跡。這是這部《古史辨》的基本方法。他用這個方法，下了兩年的苦功，然後發表他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
“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有三個涵義：（1）可以說明為什麼時代癒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2）可以說明為什麼時代癒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我們在這上，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至少可以知道那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他應用這個方法，得著一些結論：（1）春秋以前的人對於古代還沒有悠久的推測。
（2）後來方才有一個禹。禹先是一個神，逐漸變為人王。
（3）更後來，才有堯舜。
（4）堯舜的翁婿關係，舜禹的君臣關係，都是更後來才造成的。
（5）從戰國到西漢，堯舜之前又添上了許多古帝王。先添一個黃帝，又添一個神農，又添一個庖犧，……一直添到盤古。
這些結論，在我們看來，都是很可以成立的。但幾千年傳統的思想的權威卻使一班保守的學者出來反對。南京出來一位劉掞藜先生；連我的家鄉，萬山之中的鄉村，也出來一位胡董人先生。這些人的駁詰卻使頡剛格外勤慎地去尋求新證據來堅固他的壁壘。結果便是此書中編的討論和下編的一部分。這些討論至今未完。但我們可以說，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中心學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了。中國的古史是逐漸地，層累地堆砌起來的，——“譬如積薪，後來居上”，——這是決無可諱的事實。崔述在十八世紀的晚年，用了“考而後信”的一把大斧頭，一劈就削去了幾百萬年的上古史。 （他的補《上古考信錄》是很可佩服的）。但崔述還留下了不少的古帝王；凡是“經”裡有名的，他都不敢推翻。頡剛現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頭，膽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連堯帶舜）都送上封神颱上去！連禹和后稷都不免發生問題了。故在中國古史學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顧頡剛是第二次革命，這是不須辯護的事實。
頡剛近年正在繼續做辨證古史的工作，他已有了近百萬言的稿本了。他的《古史辨》第二冊已約略編成，第三冊以下也有了底子。他將來在史學界的貢獻是不可限量的。他自己說：我在辨證偽古史上，有很清楚的自覺心，有極堅強的自信力，我的眼底有許多可走的道路，我的心中常懸著許多待解的問題：我深信這一方面如能容我發展，我自能饜人之心而不但勝人之口。 （自序）
他的結論也許不能完全沒有錯誤；他舉的例也許有錯的。 （例如他說“社祀起於西周”，這句話的錯誤，他自己在自序裡已更正了。又如他自序，頁七一，說“閻羅”與尼羅的聲音相合，這是大錯的。閻羅本為閻摩羅，梵文為Yamaraja；raja 為王，言是Yama 天之王，此為印度古《吠陀》時代的一個天神，本在極樂天上；後來逐漸演變，從慈祥變為慘酷，從最高天掉到地獄裡。這與埃及的尼羅河絕無關係）。但他的基本方法是不能推翻的；他的做學問的基本精神是永遠不能埋沒的。他在本書的首頁引羅丹（Rodin）的話道：
要深澈猛烈的真實。你自己想得到的話，永遠不要躊躇著不說，即使你覺得違抗了世人公認的思想的時候。起初別人也許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決不會長久。你的同志不久就會前來找你，因為一個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讀頡剛這部書的，不可不領會這種“深澈猛烈的真實”的精神。
陳衡哲女士的《西洋史》下冊，商務印書館出版，價一元一角近年以來，研究中國的史學者頗有逐漸上了科學方法的路的趨勢；但研究西洋史的中國學者卻沒有什麼貢獻。這大概是因為中國學者覺得這條路上不容易有什麼創作的機會，所以不能感覺多大的興趣，所以不曾有多麼重要的作品。
依我看來，其實不然。研究西洋史正可以訓練我們的治史方法，正可以增加我們治東洋史的見識。著述西洋史，初看來似乎不見得有創作的貢獻，其實大可以有充分創作的機會。
史學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科學的，重在史料的蒐集與整理；一方面是藝術的，重在史實的敘述與解釋。我們治西洋史，在科學的方面也許不容易有什麼重大的貢獻。但我們以東方人的眼光來治西洋史，脫離了西洋史家不自覺的成見，減少了宗教上與思想上的傳統觀念的權威，在敘述與解釋的方面，我們正多馳騁的餘地。試看今日最通行的西洋通史只是用西洋人眼光給西洋人做的通史；宗教史只是基督教某派的信徒做的西洋宗教史；哲學史只是某一學派的哲學家做的西洋哲學史。我們若能秉著公心，重新演述西洋的史實，這裡面的創作的機會正多呢。
陳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帶有創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倚賴西洋史家的供給；但在敘述與解釋的方面，她確然做了一番精心結構的功夫。這部書可以說是中國治西史的學​​者給中國讀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這一方面說，此書也是一部開山的作品。
可惜我匆匆出門，不曾帶得此書的上冊。單就下冊說，陳女士把六百年的近世史並作十個大題目，每一題目，她都能注重史實的前因後果，使讀者在紛繁的事實裡面忘不了一個大運動或大趨勢的線索。有時候，她自己還造作許多圖表，幫助文字的敘述。
在這十章之中，有幾章格外見精彩。 “宗教革命”的兩章，“法國革命”
的一章，要算全書中最有精彩的。陳女士本是喜歡文藝的，所以她作歷史敘述的文字也很有文學的意味。敘述夾議論的文字，在白話文裡還不多見。陳女士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很可以給我們開一個新方向。我們試舉第三章的兩段作個例：
總而言之，亙中古之世，宗教不啻是歐洲人生的唯一元素。它如天羅地網一樣，任你高飛深蹈，出生入死，終休想逃出它的範圍來。但這個張網特權，也自有它的代價。教會的所以能獲到如此大權，實是由於中古初年時，它能保護人民，維持秩序，和繼續燃燒那將息未息的一星古文化。換句話說，教會的大權乃是它的功績換來的。但此時它卻忘了它的責任，但知暖衣美食，去享它的快樂幸福。這已在無形中取消了它那張網的權利了。而適在這個時候，從前因蠻族入寇而消滅的幾個權府卻又重興起來，向教皇索取那久假不歸的種種權勢。於是新興的列國國君便向他要回法庭獨立權，要回敕封主教權，要回國家在教會產業上的收稅權；人民也舉手來，向他要回思想自由權，讀書自由權，判斷善惡的自由權，生的權和死的權；一般困苦的農民更是額皮流血的叩求教會，去減少他們的擔負。可憐那個氣焰薰天，不可一世的教會，此時竟是四面受敵了。
但這又何足奇呢？教會的實力，本只是一個基督教義。它如小小的一顆明珠，本來是應該讓它自由發光的。可恨此時它已是不但重錦襲裹，被它的收藏家埋藏起來，並且那個收藏家又是匣外加匣，造巨屋，築圍城的去把它看守著，致使一般人士不見明珠的光華，但見一個圍城重重，厚壁堅牆的巨堡；堡外所見的是守卒衛兵的橫行肆虐。所以宗教革命的意義，不啻便是這個拆城毀壁的事業。國王欲取回本來屬於他們的城磚屋瓦，人民要揮走那般如狼如虎的守卒，信徒又要看一看那光華久藏的明珠。於是一聲高呼，群眾立集，雖各懷各的目的，但他們的摩拳擦掌卻是一致的。他們的共同目的，乃是在拆毀這個巨堡。因此之故，宗教革命的範圍便如是其廣大，位置便如是其重要，影響便如是其深遠了。
這樣綜合的，有斷制的敘述，可以見作者的見解與天才。歷史要這樣做，方才有趣味，方才有精彩。西洋史要這樣做，方才不算是僅僅抄書，方才可以在記敘與判斷的方面自己有所貢獻。
敘述西洋近世史，最容易挑動民族的感情。陳女士是傾向國際主義與世界和平的人，所以她能充分賞識國家主義的貢獻，同時又能平心靜氣地指出國際和平是人類自救的唯一道路。
用十萬字記敘六百年的西洋近世史，本是不容易的事。陳女士的書自然不能完全避免些些的錯誤。例如第一章第四節中，前面（頁36）已說加立裡（Galileo）發明瞭望遠鏡，於是哥白尼（Copernicus）的學說“乃得靠了科學的方法而益證實”，下文（頁37）卻又說“科學的方法卻仍不曾改良；他們所用的仍是亞里斯多德的演繹方法，……直到勿蘭息斯培根（Francis Bacon）時，科學方法才得到了一個大革命”。這是錯的。科學方法的改善是科學家逐漸做到的，與培根無關；沒有一個科學家是跟培根學方法的。頁二九一說哈阜（Harvey）發明血液循環之理在十八世紀，也是錯的。可惜我行篋中沒有參考書，不能細細為此書校勘了。
此書是一部很用氣力的著述。它的長處在於用公平的眼光，用自己的語言，重新敘述西洋的史實。作者的努力至少可以使我們知道西洋史的研究裡盡可以容我們充分運用歷史的想像力與文字的天才來做創作的貢獻。
十五，七，廿七，車到Tiumen 時脫稿
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至十一日《現代評論》第四卷
第九十一、九十二期，收入《古史辨》第二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