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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
百家争鸣]->[张耀杰文集]
“伏处西陲，钦仰高风久矣。顷接女桓来书，敬悉先生起居曼福，又承介绍女桓，且为担保，感荷无量，叩头叩头。成都风气闭塞，顽陋任事，弟二十年中与 之宣战，备受艰苦。《新青年》初到成都不过五份，弟与学生孙少荆各购一份，为之鼓吹，又与少荆诸人组织《星期日》及外国语学校学生邓奎皋、杨铭诸人（皆弟 之学生）组织《威克烈周刊》，销行颇广。近一二年风气渐开，而崇拜先生及仲甫之学说者尤多。……弟前作《说孝》一篇，此间颇多反对，甚至于卫戍司令部控告 弟同孙少荆为过激党，真可笑矣。此篇曾经邮寄教正，不知到否。……”
“仲甫”即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帅陈独秀，“女桓”是吴虞的四女儿吴辟畺。她于这年春天投在胡适门下，经胡适推荐担保到美国留学，出国不久就与同乡兼同 学的潘力山同居，而潘力山家中已有妻室。消息传回成都，以卫道自居的徐桐等人借机发难。据1920年7月1日吴虞日记记载：“徐某将借潘、吴自由结婚以攻 男女同校，借攻男女同校以解散外校，而移祸新派，且加此间新派以主张倒军阀之名，以鼓励军人派之恶感。其计颇秘云。”作为反攻，吴虞写出《告满清举人徐 桐》、《徐桐故事》、《四川劝进人名表》等文到处邮寄散发，揭露徐桐参与拥戴袁世凯称帝等不良行为。吴虞与徐桐们的纷争，惊动了远在北京的胡适，他于 1920年9月3日给吴虞写信致意，说是“现闻成都报纸因先生的女儿辟畺女士的事竟攻击先生……春间辟畺因留学的事来见我，我觉得她少年有志……后来忽然 听见他和潘力山君结婚之事，我心里着实失望。……后来任叔永回国，告诉我他过卜克利见辟畺时的情形，果然辟畺躬自操作家务，努力作主妇了。……自由有时可 以发生流弊，但我们决不因为自由有流弊便不主张自由。……我是很敬重先生的奋斗精神的。”
危难之中，作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向吴虞伸出援助之手，于是便有了吴虞与胡适1921年5月10日的正式会见。据胡适当日日记记载：“陈惺 农邀在中央公园吃午饭，会见吴又陵先生（虞），这人是十年前的激烈分子，在成都不为人所容，后来《新青年》出版，守旧的空气稍变，他才渐渐的受人欢迎。但 旧党终忘不了他。去年他的女儿辟疆和潘力山自由恋爱，在美洲结婚，而潘君家中本有妻。守旧党因此大攻击潘君，并攻击吴君，吴君竟至不能出门。我曾有信安慰 他。此次是北大邀他来教国文的。今日我第一次见他。……”
吴虞此次到北大任教，动议者为沈尹默，接洽者为马幼渔，奔走联络者为吴虞的堂弟吴君毅，胡适与四川籍的陈惺农也 都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力。在北京大学期间，吴虞与马幼渔、沈尹默、胡适之、沈兼士、沈士远、钱玄同、周作人、郁达夫、陈惺农、李大钊等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接 触，其中最令他佩服的，首推胡适。
在5月10日记中，吴虞记下了对于胡适的第一印象：“胡适之颇能谈，富于文学趣味者也”。5月13日，他又向胡适请教如何讲授国文课，胡适回答说： “总以思想及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为主。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吴虞据此在日记评价胡适“其思想活泼，殆少甚匹。”10月11日北京大学举办 新学年开学典礼，吴虞在日记中写道：“适之携予手同行，语予曰：‘你今日须讲演，讲演者坐东边’。予讲为《新文化再进一步之希望》，意切实而语滑稽，掌声 如雷。虽适之、……亦皆拍掌。……”随后，吴虞在公开发表的《辩胡适之先生解老喻老说》一文中，更有“适之先生之于学，可谓雷霆精锐，冰雪聪明，其所贡献 于社会者，多而且大”的赞誉。
1921年10月，《吴虞文录》经胡适介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中对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与功绩做了最具权威性的介绍 与肯定：“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
令胡适难堪的是，这位老英雄偏又是个自相矛盾的多事之人。1923年1月14日，正在休年假的女儿吴棱因为看电影不被准许与父亲发生争执，以非儒反孔闻名的吴虞，偏偏要搬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儒教天理，对自己的亲生女儿玩弄起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旧把戏，说是“观剧既非所宜，况于半夜？……妇 女且不许，况于女子，况于夜间哉！”吴棱被宣布断绝父女关系的吴虞赶出家门，住进由美国返回北京的潘力山、吴辟畺家中。胡适出于好意，写信劝与女儿断绝关 系的吴虞每月给吴棱30元钱读书，吴的说法是：“自己能独立，方可讲自由，不能向老父索钱去讲自由。”“匈牙利诗人裴都菲，因学戏，其父老裴不以为然，不 与以金钱接济，此欧洲先例也。”
拒绝劝告之余，吴虞还把胡适的来信加上批语寄给吴辟畺。1923年2月5日，吴辟畺把这封信退还胡适，并附上一份与父亲恩断义绝的宣言书：
“顷吴又陵先生将尊函加上批语，令我们看了，其意不过以威令未行，恼恨玉芳耳。今将原批附信寄上，希阅后存尊处，其中有应辩正者数端，兹列于左：
（1）‘挟保人’虽不去，并未阻止，且同行尚有可靠年长之亲戚二人。
（2）玉芳因吴又陵先生明言与其断绝关系，且云：‘你到八大胡同都不管，你无叫我父亲之资格’，故言断绝关系没好大事。
（3）玉芳仅学法文二年，自不能听讲，年假习字温课外，游谈不为过。
（4）住校中者岂尽坏人乎？
（5）若膺留法，年二百元，衣食且不足，何能读书？其三年如何生活，吴先生不过问也。
（6）吴先生之新夫人，本系娼妓，初嫁人为妾，后再醮吴氏者，行为荒唐，心计恶毒，诚下流妇人也。
（7）冰如太太即君毅之夫人，素悉吴先生言行，不敢有所陈说。”
这里的玉芳即吴棱，若膺是吴虞三女儿吴楷的别名。“吴先生之新夫人”即吴虞原配夫人曾香祖死后续娶的常道玄，君毅与冰如则是吴虞的堂弟和弟媳。这封 信与上面引述过的两封吴虞与胡适来往书信一同被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并把时间错误地标注为1921年1月14日，吴辟畺退还给胡适的那封信却没有了下 落。关于此，唐振常先生在《吴虞研究》一文中曾经有所考证：
“近见新出之《胡适往来书信选》，其上册载有《吴辟畺致胡适》函。吴辟畺即吴虞四女吴桓，其致胡适此信，所谈者即系其妹吴棱与吴虞之纠纷，函中所称 之玉芳，即吴棱。吴棱与吴虞决裂后，即与潘力山、吴辟畺夫妇同住。吴虞称其父为‘魔鬼’，吴辟畺在这封信里也不称吴虞为父，而名曰吴又陵先生。《胡适来往 书信选》上册编者注吴辟畺此信云：‘参阅1920年9月3日胡适致吴虞信。’其实，胡适该信所谈，系吴辟畺与潘力山婚事，与吴辟畺此信谈父女之争事，全然 无涉。吴虞、吴棱父女之争，在胡适写此信后两年零四个月方发生。又《胡适来往书信选》将吴辟畺致胡适函标为1921年，系明显错误。吴辟畺此函，作于 1923年。”
1923年10月12日，吴虞又收到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三女儿吴楷的来信，由于得不到足够的学费，她向父亲发出“我看非起大革命不可了”的警告，吴虞则在25日日记中发泄道：“诸女不能相助，反累责无已，且欲革命，尚得谓之有人心乎？”
在月薪260大洋并广有田产的吴虞拒绝出钱供女儿读书的同时，他自己却在北京过着糜烂生活，甚至把自己与妓女娇寓（娇玉）之间的风流韵事写成艳诗 “诗单”印发妓院并收入诗集，经钱玄同、孙伏园等人在《晨报·副刊》公开披露后更闹得满城风雨。身为人师的吴虞不仅不检讨自己的不良行为，还把自己极其荒 唐的风流账搬进最高学府大讲特讲，说是“在北大上课，向学生陈述事实，约一点半钟，并痛骂钱玄同，不欲示弱也。”令人遗憾的是，被胡适誉为“‘四川省只手 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偏偏就是这样一位苏东坡式的六根不净的风流狂士，他的一生英名最终还是毁在了中国儒士只打别人不灭自己的“存天理灭人欲”的 旧根性上。
(china spring)(10/25/2001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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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虞
百科名片
吴虞，人名。新文化运动人物吴虞（1874-1939）字又陵，号黎明老人。四川华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四川《醒群报》主笔，鼓吹新学。1910 年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不久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新青年》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等文，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在“五 四”时期影响较大。胡适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英雄”。今人吴虞(1989-?)江苏镇江人。被誉为“中国吉他乐坛的新 星”。
编辑本段新文化运动人物
人物简介
吴虞（1874-1939）〖又有（1871-1949）一说〗，字又陵，号黎明老人。四川新繁(今新都区)人。启蒙思想家、学者。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四川《醒群报》主笔，鼓吹新学。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不久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新青年》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等文，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影响较大。胡适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英雄”。著有《吴虞文录》等。
人物生平
吴虞（1872?—1949）四川新繁（今新都）人。字又陵、幼陵，号爱智。早岁肆业于成都尊经学院，戊戌维 新时始求新学，在成都以教学馆为生，曾参与创设溥利公书局。1905年赴日求学，入法政大学。1907年回国，任成都府立中学等校教员。一度主编《蜀 报》。辛亥革命后，曾加入共和党，兼《四川政治公报》主编，后著文反对袁世凯称帝。之后在《新青年》撰文对封建礼教予以严厉抨击，因而被称为“只手打孔家 店的老英雄”。1917年应柳亚子之邀加入南社。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1933年被迫去职。此后隐退，卒于成都。著有《吴虞文 录•别录•日记》《秋水集》，编选有《国文选录》《骈文选读》。吴虞少时曾从吴之英学诗文，从今文经学家廖平习经，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以后与父亲的关系 破裂，被逐出家门。1906年留学日本，归国后担任成都中学教习。一度主编《蜀报》。辛亥革命后，任《西成报》总编、《公论日报》主笔、《四川政治公报》 主编。1920年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晚年任教于成都大学、四川大学。1933年因遭尊孔复古派的排斥打击，被迫辞职。
反封建思想
吴虞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反旧礼教和旧文化的著名人物。他认为,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提倡儒家思想,是因为其思想核心的“教”、“礼”等能在巩固其统治、维系封 建社会秩序中发挥特殊的作用,故用其来驯服制御臣民。吴虞对封建专制礼教对妇女的压制进行了批判和揭露,主张男女平等,为中国妇女解放而呐喊。吴虞还提倡 自由和个性解放,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以建立资产阶级国家。 吴虞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批判儒学，揭露吃人的“礼教”。他批判儒学中以孝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和家 族制度，指出：“详考孔子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考为起点。”考的范围统括一切，“居住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 非孝也；朋友无信，不孝也；战阵无勇，不孝也”，“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能事亲、事君，乃可谓之立身，然后可以扬名于 世”（《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 他认为，中国要得到真正的共和，就必须除去君主专制与家族制度，而儒家伦理学说、社会组织上的 家族制度，和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必须加以批判。吴虞反对以礼为准则的等级观念，揭露儒教以礼杀人的本质。他在鲁迅《狂人日记》的启发下，以 中国历史上的实例，揭露“吃人的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他认为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礼，学礼、复礼、传礼是孔子思想和一生活 动的主线。孝是维护封建道德的主要内容，礼则是封建道德的主要表现形式。吴虞还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儒家道统”的作用，就是思想专制。自从汉武帝采纳 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被定于一尊，孔子也成为“至圣”，结果形成中国长期来思想学术专制的局面，严重阻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 展。他指出：“自孔氏诛少正卯，著‘侮圣言’、‘非圣无法’之厉禁；孟轲继之，辟杨墨，攻异端，自附于圣人之徒；董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 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韩愈《原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说昌；于是儒教专制统一，中国学术扫地！”（《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他坚定地认 为“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吴虞于“五四”运动前后， 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与专制主义之根据》等文章，大胆冲击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被称为是攻击“孔教”最有力的健将，他的思想在当 时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吴虞文录》
目录：《吴虞文录》序；卷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吃人与礼教； 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卷下：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读《荀子》书后；消极革命之老庄；明李卓吾别传；《四川法政学校同学录》序；《松岗小史》序；《圆 明园》序；墨子的劳农主义；附录：女权平议；孽缘；致陈独秀；致胡适；致青木正儿；吴虞底儒教破坏论；吴先生墓志铭；编后记。内容简介：这本“文录”，是 吴虞力作兼精品的原文照录 。吴虞，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与陈独秀和胡适齐名，而独享“只手打孔家店”之胜誉。读《吴虞文录》，是阅读一个时代，是阅尽一派风云，是感受那时代风云中 一位大师的热血和灵犀。《说孝》《礼论》《吃人与礼教》《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消极革命之老庄》……一批不可不细细一读的吴虞上品。笔锋犀利，论证缜 密，文采斐然，大师之谓也。附录吴虞夫人曾兰的《女权平议》等，兼有吴虞同陈独秀、胡适、青木正儿的往来信札，也都富有资料价值。《吴虞文录》最初由上海 亚东图书馆出版，可以看做吴虞早年的思想报告。本书选目基本参照亚东版《吴虞文录》（1921年10月初版，1929年4月六版），但“附录”部分有较大 的变动：原版只附有《吴曾兰女权平议》《吴曾兰孽缘》两文；其《致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日）》作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的附录载于初版 《吴虞文录》卷上，《致陈独秀（一九一七年六月）》作为《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的附录载于卷下，这次一并归在本书“附录”部分；同时，本书新增加《致胡适》《致青木正儿》《吴虞底儒教破坏论》《吴先生墓志铭》亦为“附录”，以期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吴虞及其思想。本书录入排版是以《吴虞集》（四川人民出 版社，1985年）为底本的，“附录”中新增的文章也来自于此。为尽可能保留文献原貌计，本书所辑各篇内容一仍底本，只对个别用字做改动。
吴虞通假
良渚文化（BC3000－1700） 为有虞文化。高辛父曰乔极，表明其居“乔”。乔在今湖南，即楚国南部，《水经注》中的“五岭”即五个峤山，《墨子·鲁问》也云：“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 桥”。峤亦属吴地。如炎帝臣吴权，黄帝母吴枢。黄帝母娶自“有虞氏”，故名吴枢。〔26〕又帝舜祖父桥牛，亦吴地人。吴指洞庭湖到南岭及其以东地区。今江 西修水的山背文化（约BC2335－2810），当为乔极及高辛的文化。因此，从高辛开始，加强了对东南沿海的控制。河姆渡文化原为有巢氏文化，但从高辛 时起，颛顼的后代吴回，有虞之祖虞幕及后来的舜皆受封于吴，因此，东南的良渚文化（分布在江淅、江西及福建广东等地）当为高辛时的吴文化。虞本作吴，吴地 大致在江苏、安徽南部、湘江以东至江西、浙江、上海一带地，其中心在江西至太湖一带。舜之祖为末代颛顼（又曰幕），生穷禅，七世至舜，皆受封于吴。舜几经 迁徙，即帝位于今湖南。良渚文化的突出特征是精美玉器和饕餮纹。饕餮者《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载舜迁四凶族之一，或曰即三苗（平民），平民造反的最早领袖 为蚩尤。蚩尤作乱，故后世画其像于尊彝，以为贪者戒。罗苹注《路史·蚩尤传》（后纪四）曰：“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 戒，其状率为兽形……”，颛顼平定九黎之乱，有虞氏是颛顼后代，故良渚文化多此兽面纹，三代亦多作此纹。此又一次说明早在夏代以前，黄河、长江流域确为神 农、黄帝一姓之天下。否则，蚩尤之影响不会如此之广。(本节详《有虞氏地望考》)
男女平权
1917年6月1日，吴虞以妻子吴曾兰名义发表文章《女权平议》。他在文中说，由渔猎生活之平等夫妻时代，入于耕牧生活之专制夫妻时代，则妇女失其自由，为男子之财产，为男子之奴隶矣。专制时代之妇女， 出则听命于夫，入则听命于翁姑，幽闭闺阃，不能自主，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与六畜无异，只知饮食，只知养子。以此辈无知无能之人为群男之母，则举国男子当 幼稚之时，不受其害者鲜矣。吾国专重家族制度，重名分而轻人道，蔑视国家之体制道德法律并为一谈，礼刑所出，其义根本于儒教。孔氏常以女与小人并称，安能 认为主张男女平等之人？且吾人所争平等，为法律上之平等；所争自由为法律内之自由；非无范围之平等，无限界之自由。而天尊，地卑，扶阳，抑阴，贵贱，上下 之阶级，三从七出之谬谈，其于人道主义，皆为大不敬，当一扫而空之，正不必曲为之说也。他呼吁：吾女子当琢磨其道德，勉强其学问，增进其能力，以冀终得享 有其权之一日；同男子奋斗于国家主义之中，追踪于今日英德之妇女，而固非与现在不顾国家之政客议员较量其得失于一朝也。呜呼！良妻贤母，固为妇女天职之一 端；而生今之世界，则殊非以良贤母为究竟。
他人评价
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生活中有很多人是分裂的。如果以历史主义或进步史观看这些人，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与人们的真实感 受天差地别。比如林纾先生，可能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真诚的读书人，但在历史主义者看来，他是一个遗老的角色，甚至是反动的。而有些非常进步，甚至为历史做过 贡献的人，可能是一个不耻于众口之人。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吴虞就是这样。
吴虞从日本学成归国，回到成都，不时“鼓吹”非儒学说，尤其是非孝非礼的言论。搞笑的是，吴虞 自己行事极为专制。很难指望这样的人能跟别人搞好关系。而这种生活上的灾难他会轻易地转化到观念上去。他跟父亲的关系不好，以至于成为仇敌。如1911年 11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一早下乡。心术之坏如此，亦孔教之力也。”父子二人以打官司来争夺家产，当吴虞胜诉后，他在日记中发泄说：“大吉大 利，老魔迁出，月给二十元。”“余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孙也！”吴虞父亲死后，他写信给住宿学校的两个女儿，“告以老魔径赴阴司告状去矣！”
吴虞的为人和言论在当时的成都受到抵制，教育界诸多人士联名宣言攻击他，将他视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但此时的吴虞已有全国影响，危难之际，北京大学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吴虞到北大任教，跟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交往，但他显然跟那个新鲜的、充满朝气的人际圈子格格不入。他的自私、专制、封建守旧性格开始暴露。
吴虞父女的矛盾，就像当年他跟父亲的矛盾一样不可调和。在家庭纠纷面前，吴虞总是抱怨别人不为 他着想。他在日记中说自己的女儿：“玉方不甚解事，字尤恶劣，以此程度来京留学，将来未知何如，恐徒累老人耳。”他对骨肉亲情的认知是：“当自觉悟，宁我 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 吴虞在北京的生活极为优裕，月薪200大洋且广有田产，但他拒绝出钱供女儿读书，以至于女儿要 革他的命。吴虞自己则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他跟年轻人一起多次逛妓院，恬不知耻到一边给亲友写信调查他妻子是否“出门应酬”，一边服壮阳药逛妓院。为了赢 得妓女娇玉的欢心，他写了几十首《赠娇寓》，一边印成诗单供妓院散发，一边投稿《顺天时报》等报纸公开发表。别人的荒唐生活也成了他多情多欲的理由，如他 在日记中写道：“据云，胡适之在济南，曾叫姑娘条子。颜任光逛窑子与学生冲突。中大教员余同甲亦然……”这样的人，学生对他渐渐不再信任，就是新文化的同 仁也极为不满，他最后只好仍回到成都。
吴虞有悖人情的丑事还没完结。他有妻有妾，除了两个女儿外，未生一子，求子心切的吴虞不仅求巫 问卜，留须求子，还在五十九岁时纳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妾，此举令吴虞身份尽失，新老人物都对他大肆攻击，社会上流言四起；再加上吴虞家庭专制，女儿也看不起 他，父女关系极僵。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寂寞的。 即使这样的人也有幸进入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弄潮。他写的文章确实影响了当时新旧两派的论战，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等文章，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俨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这些评价里，我们看到进步史观的局限。他们都从司马迁那种人性史观的立场上后退一步，以进步 观念来看待活生生的个人，而遮蔽了个人的善恶是非美丑。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胡适夸说吴虞以西方法学思想来剖析中国社会，有论者说，这“只是英雄欺人之语，并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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