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6日 星期日

胡適與冰心/看雲集 (梁實秋) 頁31-72 憶冰心



Exhibition showcasing Chinese mainland literary giant held in Taiwan


English.news.cn 2011-03-05 14:36:41

March 5 (Xinhua) -- An exhibition showcasing Chinese mainland literary giant Bing Xin (1990-1999), one of the most well-known contemporary authors, opened in Taiwan Saturda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full life and works of a mainland modern writer was displayed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Bing Xin Literary Museum in the woman writer's hometown of Fujian.
The month-long exhibition, held in Taiwan Soka Association, display 157 photos and 132 Bing Xin's works, original manuscripts, letters and etc.
Bing Xin, who had never been to Taiwan, had many friends in this island, including the renowned literary masters of Lin Yutang (1895-1976) and Liang Shih-chiu (1902-1987).
Madame Chiang Soong Mei-ling (1897-2003), wife of Chiang Kai-shek, the former leader of Taiwan and the Kuomintang, was a schoolmate of Bingxin at Wellesley College in the United States.
Letters, greeting cards and gift books between Bingxin and her Taiwan friends were displayed at the exhibition.
Bing Xin, a distinguished contemporary writer, poet, translator and social activist, was born Xie Wanying in Fuzhou, Fujian Province. Her achievements in writing for children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prose writings also constitute the bulk of he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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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創價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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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生平展將赴臺 再現與宋美齡交往珍貴資料

2011年03月04日 19:42 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社福州3月4日電 (記者 張羽)為共同促進海峽兩岸中華文化交流,展現冰心的文學成就與愛心精神,“有了愛就有了一切——冰心生平與創作展”將於3月5日至4月3日首次在台灣公開展出,這也是首位在臺完整展示生平與創作的中國大陸著名現代作家。


  福建冰心文學館4日在此間召開新聞發佈會稱,本次展覽由台灣創價學會、冰心研究會、冰心文學館聯合主辦,時間長達一個月,展覽的地點位於台北的台灣創價學會至善藝文中心。
  冰心一生創作了幾百萬字的文學作品,處處體現出她對孩子、對自然、對社會和人類的熱愛。據介紹,展覽分13個單元,以157張圖片、132件實物(著作版本、手跡、信函等),生動地記錄了冰心一個世紀的風雨人生與創作成就。
  冰心雖然一生未踏足寶島,但台灣有她許多的親朋舊友。林語堂、梁實秋、蘇雪林、謝冰瑩、孫立人、林海音等知名人士與冰心多有交往,尤其梁實秋先生更稱得上是她“一生的知已”。
  為此,是次展覽特設“與台灣”、“與國際創價學會”兩個單元,展出了海峽彼岸舊友致冰心的信件、賀卡、書籍等實物,見證了他們之間的深厚友誼。
  冰心與宋美齡同為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的校友,展覽中展出了二人交往的珍貴資料。抗日戰爭勝利後,冰心在日本發表了《我所見到的蔣夫人》、《最近的宋美齡女士》、《我眼中的宋美齡女士》三篇文章,當時的日本《淑女》雜誌認為,“謝冰心女士是宋美齡女士最好的朋友”。
  據悉,展覽在臺舉辦期間,冰心文學館館長王炳根還將受邀作題為《冰心與兒童文學》、《冰心作品中的愛與和平》的演講。
  作為國際創價學會的一員,台灣創價學會一直積極致力於文化、教育及和平活動,本著“透過和平文化交流,構建兩岸和平基礎”的理念,已連續數屆參與“兩岸和平小天使”互訪交流、“兩岸大學青年學術交流”等活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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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 看雲集

看雲集 (梁實秋) 頁31-72 憶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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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冰心
作者:黃艾仁
  與本世紀同齡的著名女作家冰心老人,著作等身,碩果累累。她 在七十年前嶄露文壇之時,即獲得胡適的青睞,開始與胡適友誼交往,與胡適有著源遠流長的曆歲月蹉跎情猶在。
  在胡適誕生100周年之際,她親自撰寫了《回憶中的胡適先生》 一文,這是冰心老人首次向國內廣大讀者公開談論胡適的文章。她說:
  作為“五四”時代的大學生,胡適先生是我們敬仰的“一代大師”。他提倡白話文,寫白話詩以及許多文哲方面的研究的文章,還引進了西方的學術思想,他創始了當時一代的白話文風。我們都在報刊上尋讀胡適先生的作品,來研究欣賞。同時自己也開始用白話來寫。
  七十年前一幕幕情景的再現,開闊了她回憶的視野,挖掘了埋藏 多年的心中記憶,她情不自禁地說:
  1928年冬,文藻和我在上海我的父母家裏舉行了簡單的訂婚 儀式,那儀式是我的表兄劉放園先生一手操辦的。我記得在紅帖上, 女方的介紹人是張君勱先生(他的夫人王世瑛是我的好友),男方的介紹人卻是胡適先生。我不知道文藻和胡先生是否相識,但劉放園表兄做過“晨報”的編輯,同這些名人都是熟悉的。我不記得那天張、胡兩位是否在座,這張紅帖也已經找不到了。
  愈使冰心老人感激的是,胡適生前還曾對她的作品作過中肯的評價。
  胡適說:“(當時)大多數的白話文作家都在探索一種適合於這種新的語言形式的風格,但他們當中很多人的文字十分粗糙,有些甚至十分鄙俗。但冰心女士曾經受過中國歷史上偉大詩人的作品的薰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柢,因此她給這一新形式帶來了一種柔美的優雅,既清新,又直截。”“不僅如此,她還繼承了中國對自然的熱愛,並在寫作技巧上善於利用形象,因此使她的風格既樸實無華又優美高雅。”
  不難看出,胡適生前對冰心的作品是認真閱讀過的,這樣的評論 是言之中的的。
  1992年她在《古典文學知識》上,發表《我與古典文學》, 談她如何喜愛古典文學,以及對她創作上的影響。她說:
  我從五歲會認字讀書起,就非常地喜愛中國古典文學。從“詩經” 到以後的“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古今詩詞精選”等,我拿到後就高興得不能釋手。尤其對唐詩和宋詞更為鍾愛,以後又用元曲作我的大學畢業論文題目。我的初期寫作,完全得力於古典文學…… 我覺得中國古典文學,文字精練優美,筆花四照,尤其是詩詞,有韻 律,有聲調,讀到好的,就會過目不忘。……總而言之,在創作和翻譯上,精通中國古典文學,都有很大的幫助。
  用這段話來作為胡適對她這一方面評論的注腳,無疑是恰如其分的,有力地說明了他們之間在審美傾向上的共識。難怪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中談到現代作家作品時,把胡適、冰心等人列 為同派作家,說他們都是“很像(明末)公安派的”,具有“清新透 明而味道不甚深厚”的特點。
  並非無故的“偏愛”
  歷史表明,謝婉瑩還未以“冰心”為筆名發表文藝作品之時,她就是北京高校學生中的佼佼者,不止一次地在頗有聲望的《晨報》上 發表時評文章。1919年9月18日至22日,她才以“冰心”作 為筆名在《晨報》上連載了小說《兩個家庭》。從此她在文藝創作上, 即一發而不可收,猶如化凍的春水,潺潺而流,暢行無阻。
  最為顯豁的是,在1919年12月1日《晨報》創刊一周年的紀念特刊上,第一篇登載了胡適祝賀詩篇《周歲——祝〈晨報〉一年紀念》,第二篇即是冰心所寫的《晨報……學生……勞動者》,第三篇是魯迅的《一件小事》;第四篇是啟明即周作人翻譯的《聖處女的花園》。當時冰心的文章列于胡適詩篇之下,排在魯迅、周作人的文章之上。不要說是胡適,即使一般讀者也會給予特別的注意。

  當時冰心還不滿20歲,是協和女子大學學生會的文書,又以協和女大代表的身分參加北京女學界聯合會宣傳股工作。後來協和女大 併入燕京大學,她改讀中文系,又被推選擔任燕大學生會的宣傳股長,由於經常邀請學者名流到學校作講演,勢必與他們有著廣泛的接觸。何況燕大是美國教會辦的學校,更為胡適所關注。加上當時燕大的教師,多數都與胡適有過交往。因此胡適即使對她刮目相待,也是合乎“愛屋及烏”的情理之中事實上,當時冰心自己,既是北京高校女學 生中的精英,又是眾目睽睽的文壇新秀、燕大出類拔萃的學生。所以, 她獲得胡適的青睞是必然的!1921年5月25日“胡適的日記” 中是這樣記載的:
  三點半,到協和女子大學講演,題為《什麼是文學》略如我答玄同信裏的話。是日見著協和的學生謝婉瑩女士,她是很能做文章的,曾有好幾篇小說在報上發表,署名“冰心” (hc案:中共無此字就都寫成冰)。她是福建人。
  從這則“日記”中可看出,胡適對冰心是有較深瞭解的,如為一般人所疏忽的“冰”字,他都注意到了。因為冰心親自署名,一貫是沿用舊寫,從不以通用“冰”字表示。如果不是細心地看過她的文章, 他不僅不會那麼書寫她的名字,也不會對她作出那樣高的評價。
  從這則“日記”裏,我們還可推測到,冰心早期的文藝創作,在 不同的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受過胡適文學思想的影響。這不僅是因為她 親自聆聽過胡適所作的《什麼是文學》的講演,更為重要的是,正如 她在“回憶”文章中所說的,當時她很注意“在報刊上尋讀胡適先生 的作品”,並把它加以“研究欣賞”。因此,她在創作上受過胡適思 想的影響是順理成章的!   
  事實的確如此,就以筆名冰心發表在《晨報》上(1919年9 月18日—22日)的第一篇“問題小說”《兩個家庭》而言,如果 與胡適發表在《每週評論》(1919年7月27日)上的短篇小說 《一個問題》相比較,就可發現這一先一後的兩篇小說,無論在內容 上或表現手法上是多麼的相似。所以嚴格地說,“五四”時期“問題 小說”最早的創始者應該說是胡適。因為他不僅是最早進行“問題小 說”的創作嘗試,而且是最早從理論上去闡述改良社會的第一步必須 是從“研究問題”下手。用他的話來說是:“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 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當時冰心及其他 作家所寫的一系列“問題小說”或“問題戲劇”,正是從這種改良社會、挽救國家的善良願望出發而去構思作品的。   
  我們還發現,“五四”時期胡適對文學上的其他一些問題所發表的見解,同樣地給予冰心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甚至當時所說的一些 話,直至50年代仍為她所重複著。
  1918年胡適發表的《論短篇小說》一文,對短篇小說是這樣 界說的:   
  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 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   
  1957年冰心發表的《試談短篇小說》一文,她對短篇小說的 界說,也是這樣說明的:   
  “我覺得短篇小說應該是在比較短小的篇幅中,用最經濟的手法, 極其精練地寫出故事中最精采最突出最生動的一個場面,如同彗星在長空中劃過,我們所看到的最燦爛活躍的一段。”   
  他們對於中國悲劇的看法,也可謂所見略同,不存歧異。

  1918年9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進化觀念與戲 劇改良》一文,曾對中西悲劇觀念作了比較。他說:
   “中國文學最缺乏的是悲劇的觀念。無論是小說,是戲劇,總是一 個美滿的團圓。……這種“團圓的迷信”乃是中國人思想薄弱的鐵證。 做書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 是顛倒是非,便是生離死別,他卻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偏要說善惡分明,報應昭彰。他閉著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劇慘劇,不 肯老老實實寫天工的顛倒殘酷,他只圖說一個紙上的大快人心。這便 是說謊的文學。更進一層說:“團圓快樂的文字,讀完了,至多不過 使人覺得一種滿意的觀念,決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動,決不能引人到 徹底的覺悟,決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頭記》寫林 黛玉與賈寶玉一個死了,一個出家做和尚去,這種不滿意的結果方才 可以使人傷心感歎,使人覺悟家庭專制的罪惡,使人對於人生問題和 家庭社會問題發生一種反省。……
  西洋的文學自從希臘的厄斯奇勒(Aeschylus)、沙浮 克裏(Sophocles)、虞裏彼底(Euripides)時 代即有極深密的悲劇觀念。悲劇的觀念:第一,即是承認人類最濃摯、 最深沉的感情不在眉開眼笑之時,乃在悲哀不得意、無可奈何的時候; 第二,即是承認人類親見別人遭遇悲慘可憐的境地時,都能發生一種 至誠的同情,都能暫時把個人小我的悲歡哀樂一齊消納在這種至誠高 尚的同情之中;第三,即是承認世上的人事無時無地沒有極悲極慘的 境地,不是天地不仁,“造化弄人”,便是社會不良使人消磨志氣、 墮落人格,陷入罪惡不能自脫。有這種悲劇的觀念,故能發生各種思 力深沉、意味深長、感人最烈、發人猛省的文學。這種觀念乃是醫治我們中國那種說謊作偽、思想淺薄的文學的絕妙聖藥。這便是比較的 文學研究的一種大益處。 “
  
  冰心當時大約是看到這篇文章的,大概也深感“比較的文學研究” 有“一種大益處”,所以,1926年11月她應邀到北京大學講演 時,便以《中西戲劇之比較》為題,作為講演的主旨。大要摘錄如下:   
  她說:”今天為什麼要講悲劇呢?自從五四以來,我們醒悟起來, 新潮流向著這悲劇方面流去,簡直同歐洲文藝復興時一樣。英人如睡 醒一般,覺得有“我”之一字。他們這種“自我”的認識,就是一切 悲劇的起源。“我是我”,“我們是我們”認識以後,就有了自由意 志,有了進取的有了奮鬥去追求自由,而悲劇就得產生。……   
  說到我國的悲劇,實在找不出來,琵琶記並不是悲劇,他的主人 翁並沒有自由的意志。……桃花扇呢,也不是悲劇。……中國正需悲 劇。現在做詩的人很多,但我們要的不是報紙上天天發表小詩,也不 是要大學生做詩互相傳觀,也不是要那千篇一律的小說,我們所要的 乃是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要歷史上的悲劇,如同項羽、嶽飛, 這都是悲劇的材料。諸位,如果我們有國民性的自覺,讓我們來努力 於歷史的悲劇吧我不會寫悲劇,可是我願意向這方面努力,我不信我 國人比外國人來得笨,歐洲文藝復興後,他們的悲劇,就立時隨著發 達起來。我們現在覺得“自我了”,我們的悲劇,也該同樣發達起來。”

  胡適與冰心對於悲劇觀念的界說、對於我國悲劇的評估、對於悲 劇創作的呼喚,其理論依據,主要的是來自于易卜生所鼓吹的“自我主義”、“個性解放”、“發展自己”的主張。用胡適的話來說,也 就是要敢於面對現實,要勇於“把自己鑄造成了自由獨立的人格”, 這樣“方才可以希望有益於社會”。
從這裏也可看出,他們在創作上 是主張弘揚易蔔生的寫實主義精神的。正如胡適所說,他是反對那些 “閉著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劇慘劇”,而“總是一個美滿的團圓”為 告終的“說謊文學”。用冰心的話說是:“我看小說,愛看那沒有結 局的,使我多一些探索,多一些回味”的作品。實際上這就是胡適當 時所指出的“思力深沉、意味深長、感人最烈、發人猛省的文學”。 由此可見,他們的創作思想、審美趣味是多麼的一致!如果讓我們進 一步去權衡一下她早先的創作目的,那麼就可以發現他們之間在創作 思想上的相契絕不是偶然的。

  1919年11月冰心在《我做小說,何曾悲觀呢?》一文中說: “我做小說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會,所以極力描寫那舊社會舊家庭 的不良現狀,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覺,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說得沉痛悲 慘,就難引起閱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閱者的注意,就難激動他們去 改良”。

  這段話,顯然是胡適所首肯的。胡適之所以在《文學進化觀念與 戲劇改良》一文中主張寫“天下的悲劇慘劇”,反對寫“美滿團圓” 結局的文章,其目的也在於要“叫人有深沉的感動”,以便“引人到 徹底的覺悟”、“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從而達到改良社會的 目的。所以,冰心的這段話,與其說是小說創作目的的自我表白,不 如說為胡適的悲劇主張作了補充說明,對胡適的見解表示認同。   
  在探索中重溫歷史,1931年至19341934年,當時胡適大部分時間在北大工作,而冰心在燕大任教期間,雖不同校,卻有交往。當時《胡適的日記》有如下的記載:   
  1931年3月29日……
  與冬秀到燕京大學頡剛家中吃午飯,見著謝冰心、吳文藻、錢賓 四、郭紹虞諸人。   
  1933年12月30日   
  燕京大學國文系同學會今天舉行年終聚餐,曾托頡剛邀我參加。 今天吳世昌君雇汽車來接,我們同到八道灣接周啟明同去。同座有燕京教員顧頡剛、郭紹虞、鄭振鐸、馬季明、謝冰心諸人,……三點後 來賓都到冰心家喝茶。她的丈夫吳文藻也在家。大家談得甚暢快。五 時歸。   
  1934年2月20日
  上午到燕京大學講演,題為《中國的傳記文學》,頗改動前次講 稿。講完後,在司徒先生(按:即司徒雷登)家中午飯,見著冰心、 希白、頡剛諸人。……   

  從以上三則《胡適的日記》中,讀者既可看到胡適與燕大師生的 關係,也可發現胡適對冰心的友好態度。不然,胡適也不會在“日記” 中特別的提到她。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冰心給胡適的兩封信中看到她對胡適的敬重。 如1931年除夕前一天,當冰心從報上得悉胡適生病的消息,翌日 便寫信慰問他。信中說:“昨閱報紙,知先生又抱清恙,懷念何如風雪載途,不克進城一視,為無量歉。”又說:“歲雲暮矣,窗外西山, 雪下尤淒黯可憐,此種時光,此種天氣,養病最宜。我是過來人,敢 請先生趁此平靖暗淡時候,多多休息也。”此信文字不多,但言簡意 深,其誠摯之心,關切之情,由此可見!   

  冰心在日本期間,仍然沒有忘記胡適。1949年8月間,她還寫信給胡適,暢敘她一家在日的情況。信中說:“文藻還瘦,還忙, 不過精神還好。小女宗黎高了一點,多說了幾句日本話,她從來不記 得北平,因為她八個月就離開了,但她口口聲聲要回北平去,說想哥 哥姐姐,想‘祖國’,我不知祖國兩字,在她心裏是什麼滋味。”其 中還談到一位日本留學生要轉給裴文中先生的信,談到東京早晚的氣 候,請胡適代她向在北平的幾位友人致意問好。凡此等等,隨意寫來, 使人感到親切自然,猶如閒話家常一般。   
  早在七十年前,冰心敬仰胡適,原是五四時期一般年輕人共有傾向,不足為奇。事隔七十多年,幾經滄桑,諸多磨難,胡適給予她留 下的記憶,還是那樣明亮地閃爍著究其因,乃在於他們對五四時期所 倡導的科學與民主的思想,有著共同的認識,執著的追求!冰心老人 在1992年第二期《隨筆》上發表的《‘孝’字怎麼寫》一文,可 說就是一篇鮮明有力的佐證該文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記得我母親逝世的時候,我們家得到的許多奠儀中,有不少捆的 金銀紙箔。我們家供祖從來都不燒紙,因此那些紙箔都捆著放在一邊。 有一天一位長輩來了,看見母親靈前只燒著一爐檀香,靈桌前連一個 火盆也沒有,金銀紙箔也沒有被疊起焚化,他心裏大不以為然,出去 就對人說:“人家都說謝家孩子孝順,我看他們連‘孝’字都不知道 怎麼寫!”聽到這句話的另一位長輩又把這話傳給我們,我們只有相 對苦笑。   

  如果把這一段話,略與胡適在1919年11月發表的《我對於喪禮的改革》(《新青年》第六卷六號)一文相對照,便可一目了然。 1918年11月23日,胡母病歿於安徽績溪上川。胡適在文中說:   

  我在京時,家裏電報問“應否先殮”,我複電說“先殮”。我們到家時,已殮了七日了,衣衾棺材都已辦好,不能有什麼更動。我們 徽州的風俗,人家有喪事,家族親眷都要送錫箔、白紙、香燭;講究 的人家還要送“盤緞”、紙衣帽、紙箱擔等件。錫箔和白紙是家家送 的,太多了,燒也燒不完,往往等喪事完了,由喪家打折扣賣給店家。 這種糜費,真是無道理。我到家之後,先發一個通告給各處有往來交 誼的人家。通告上說:“本宅喪事擬於舊日陋俗略有改良。倘蒙賜吊, 只領香一炷或挽聯之類。此外如錫箔、素紙、冥器、盤緞等物,概不 敢領,請勿見賜。伏乞鑒諒。”這個通告隨著訃帖送去,果然發生效 力,竟沒有一家送那些東西來的。   
  和尚、道士,自然是不用的了。他們怨我,自不必說。還有幾個 投機的人,預算我家親眷很多,定做冥器盤緞的一定不少,故他們在 我們村上新開一個紙紮鋪,專做我家的生意。不料我把這東西都廢除 了,這個新紙紮鋪只好關門。      冰心老人在《‘孝’字怎麼寫》這篇文章中,不僅論述如何正確 對待“孝道”,而且特別引用了《孝經·諫諍章》中的一段話加以說 明。她說:“翻了《孝經》,看到了《諫諍章》,我心裏廓然開朗, 特此恭錄如下: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 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重複一句,極言其不可也, 冰心注)。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 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 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 則子不可以不諍于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故當不義,則諍之,從父 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最後她說:“抄完了這一段,我真是‘心悅誠服’了。此孔子之 所以為‘至聖先師’也!”   
  對此,我們查閱了胡適生前的言行錄,竟發現胡適對《諫諍章》 這段話也是極為信服,視之為治國安邦的良策,以致一而再、再而三 地加以引用闡述,惟恐世人所不知:   
  (1)1933年4月間,當時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函邀胡適出任教育部長。胡適婉言謝絕。他在信中說:“我細細想過,我終自信我在政府外邊能為國家效力之處,似比參加政府為更多。……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 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想先生定能鑒諒此意。”   
  (2)1935年6月12日胡適給陶希聖的信中說:“我們提倡自責的人並非不愛國,也並非反民族主義者。我們正因為愛國太深, 故決心為她作諍臣,作諍友,而不敢也不忍為她諱疾忌醫,作她的佞臣損友。”愛國之心,由此可見這就是他呼籲國人要深自反省的初衷, 也是他之所以甘當諍臣諍友、主張敢於說真話的真諦。   
  (3)1954年2月18日,胡適從美返台,參加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改選總統與副總統。中外新聞記者採訪他。當時記者是這 麼記錄的:“他說他過去辦雜誌、辦報紙,對政治有意見,即直言無隱。他願意為國家作諍臣,為政府作諍友,不願居官。……他說他那 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氣質,從未改變。”   
  (4)1956年10月23日,臺北《新生報》記者就當時蔣介石婉辭祝壽與“如何建設臺灣為三民主義模範者”一事,請胡適發表意見。在這些意見中,有一段話就是直接標明是《孝經·諫諍章》。

  胡適說,聽說自由中國近年來有傾向舊文化的趨勢,有人主張讀 經,有人反對在考試時用鋼筆。對這種傾向,他表示惋惜。不過他認 為有幾句經書不可不讀,譬如《孝經》中載:“天子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這一 段裏有一句話:“故當不義則諍之。”就是中國言論自由最古的經典根據。胡先生認為現在為國家辦事的人最大弱點。就是在那些人中沒有諍臣,只有唯唯諾諾的“是是是先生”(YesMan),要把 “是是是先生”變成諍臣,不是容易的事,只有從言論自由著手。言論自由了,不僅有諍臣,而且有無數的諍臣諍友敢於說話,有痛苦的 人可以訴苦,有冤枉的人可以宣冤,政府有不當的言行,有人敢出來 批評而不致有犯罪坐牢的危險。言論自由了,政府首長才有無數的諍 臣諍友,就不必再靠私人耳目,這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   
  可以看出,胡適在這裏不厭其煩地對《孝經·諫諍章》作了深入 淺出的詮釋,充分地表現了他對民主政治的渴望、對言論自由的執著 追求,其實質正如胡適自己所表白的,那是“因為愛國太深”的緣故 所以即使他遭到不應有的誤解或圍攻,他仍一如既往,處之泰然。
(摘自《傳記文學》第6期第6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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