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
2015-09-30 余英時
顧先生是蘇州人，係出著名的吳中世家，早年所受的是中國傳統的經史教育；洪先生原籍福建侯官，早年就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影響，並且是在美國完成正式教育的。但是儘管他們的家世和文化背景都不相同，在史學上兩位先生卻很早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了。洪先生是一九二三年從美國回到燕京大學任教的，這正是顧先生以“古史辨”轟動中國學術界的一年。洪先生在美雖治西洋史和神學，但回國之後治學的興趣很快地就轉到中國史方面來了。這是和當時胡適之、顧頡剛諸先生所倡導的“整理國故”的運動分不開的，而顧先生對他的影響尤大。洪先生生前曾屢次和我提到這一點，絕不會錯的。一九二九年顧先生到燕京大學歷史係來擔任古代史的教學，他和洪先生在學術上的合作便更為密切了。最值得紀念的是他們共同發現崔述夫婦的遺著和訪問崔氏故里的一段經過。而“崔東壁先生故里訪問記”一文也是由洪、顧兩先生共同署名發表的。
洪、顧兩位先生恰好代表了“五四”以來中國史學發展的一個主流，即史料的整理工作。在這一方面，他們的業績都是非常輝煌的。以世俗的名聲而言，顧先生自然遠大於洪先生；“古史辨”三個字早已成為中國知識文化界的口頭禪了。但以實際成就而論，則洪先生決不遜於顧先生。洪先生三十歲以後才專治中國史，起步比顧先生為晚，然而顧先生由於早年遽獲大名之累，反而沒有時間去做沉潛的工夫。所以得失之際，正未易言。最後三十多年間，他們兩人的學術生命尤其相差得甚遠；顧先生受政治環境的影響太大，許多研究計劃都無法如期實現。例如《尚書》譯註的工作，在“古史辨”時代即已開始，六十年代在《歷史研究》上續有新作，但全書似乎未及完篇。（最近兩年發表的，有關《甘誓》、《盤庚》諸篇主要都是由他的助手代為完成的。）所以就最後三十餘年而言，他的成績不但趕不上“古史辨”時代，而且也不能與抗日戰爭期間相比；因為即使在抗戰的那個困難條件下，顧先生尚能有《浪口村隨筆》之作。（後來正式出版的《史林雜識》即是其中的一部分。）這實在不能不令人為之扼腕。對照之下，洪先生在同一段時期卻仍能不斷地在學問上精進不懈。洪先生是在一九四六年春間應聘到美國哈佛大學來講學的。據他有一次談話中透露，他當初只打算在美國住一兩年，藉以補足戰爭期間接觸不到國外漢學研究的缺陷。但是後來中國的政治局勢變化得太快，他終於年復一年地在美國住了下來。
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八○年，洪先生發表了許多分量極重的學術論著。凡是讀過洪先生論著的人都不能不驚服於他那種一絲不苟、言必有據的樸實學風。他的每一個論斷都和杜甫的詩句一樣，做到了所謂“無一字無來歷”的境地。但是洪先生晚年最精心的著作則是劉知幾《史通》的英文譯註。他對《史通》的興趣發生得相當早，認為這部書是世界上第一部對史學體例進行了系統討論之作。因此他發憤要把它譯出來，讓西方人知道中國史學造詣之深和發展之早。由於他的態度認真，不肯放過《史通》原文中每一句話的來歷，譯註工作所費的時間幾乎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記得十五六年前洪先生曾告訴我，他已戒掉了煙斗，要等《史通》譯註完成後才開戒。但他究竟最後有沒有照預定的計劃結束這一偉大的工程，我現在還不十分清楚。希望整理洪先生遺著的人要特別珍視這一方面的文稿。洪先生為了要整理出一個最接近本來面目的《史通》本子，曾進行了精密的校勘工作。我曾不止一次向洪先生提議，請他整理出一個最理想的校本，分別刊行，以取得與譯註相得益彰之效。他表示十分同意我的看法。希望我們能在洪先生的遺稿裡發現這樣一部完美的校本。
洪先生平素與人論學，無論是同輩或晚輩，絕對“實事求是”，不稍假借。他博聞強記，最善於批評，真像清初人說閻若璩那樣，“書不經閻先生過眼，謬誤百出”。但是另一方面，洪先生卻又深受中國“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的熏陶，對古人不肯稍涉輕薄。一九五四年胡適之先生曾經多次與洪先生為了全謝山問題發生爭論，書札往復不休。主要關鍵便在於洪先生認為胡先生說全謝山吞沒趙一清（東潛）《水經註》校本，是一種不應有的厚誣古人。一九七四年我在香港，聽說洪先生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看報，讀到那些毫無理性的“批孔”言論，氣憤之至，出來時竟在圖書館大門前跌了一跤，把頭都摔破了，幾乎因此送命。可見洪先生雖從小受西方教育，又信仰基督教，但內心深處始終是一位徹底為中國文化所融化了的讀書人。
我始終沒有和顧先生接觸過，但是通過師友們的平常談話，對顧先生的性情之厚和識量之弘也是十分心儀的。一九七八年十月在“美國漢代研究考察團”的訪問過程中，我們全體團員都希望能見到顧先生，我個人更是高興有此機緣得償多年的宿願。不幸其時適值顧先生因病入醫院治療，不能見客。我曾特別請人轉達個人對他老人家的仰慕之意，他也傳語希望以後在學術上彼此保持聯繫。但是想不到我竟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他了。
在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上，顧先生和洪先生可以說是代表了史學現代化的第一代。儘管他們都繼承了清代考證學的遺產，在史學觀念上他們則已突破了傳統的格局。最重要的是他們把古代一切聖經賢傳都當作歷史的“文獻”（document）來處理。就這一點而言，他們不但超過了一般的乾嘉考據家，而且也比崔述和康有為更向前跨進了一步。洪先生治學最嚴謹，其專門著作中往往語不旁涉。所以我們不妨專就顧先生的議論來說明這個問題。
顧先生雖然接著康有為、崔適講王莽、劉韻偽造群經的問題，但他卻早已跳出了今文經學的舊門戶。他曾一再聲明，他只是接受今文學家的某些考證，而並不採取他們的經學立場。換句話說，他的目的與經學家不同，不是為了證明某種經學理論而辨偽。在顧先生看來，“要辨明古史，看史蹟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這樣一來，史學的重心才完全轉移到文獻問題上面來了。蘭克曾說：“在我們把一種作品加以歷史的使用之前，我們有時必須研究這個作品本身，相對於文獻中的真實而言，到底有幾分可靠性。”（轉引自Leonard Krieger, Ranke, The Meaning Of History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6.）這就是顧先生所謂“史家的辨古史”的態度了。顧先生“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之說之所以能在中國史學界發生革命性的震盪，主要就是因為它第一次有系統地體現了現代史學的觀念。所以此說一出，無論當時史觀如何不同的人都無法不承認它在史學上所佔據的中心位置。語言學派的史家認為顧先生已在中國“史學上稱王”，有如牛頓之在力學，達爾文之在生物學。（見傅斯年“與顧頡剛論古史書”，見《傅孟真先生集》第一冊，上編丁函札類，62頁）甚至馬克思派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識”，並說“舊史料中凡作偽之點大體是被他道破了”。（見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九五四年版，274-275頁）在“史料學”或“歷史文獻學”的範圍之內，顧先生的“累層構成說”的確建立了庫恩（Thomas S.Kuhn）所謂的新“典範”（“paradigm”），也開啟了無數“解決難題”(“puzzle-solving”)的新法門，因此才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史學革命。
除了 《古史辨》集結為七厚冊外，還有無數散在各報章雜誌的文字都是在《古史辨》影響之下寫成的。文獻是史學的下層基礎；基礎不固則任何富麗堂皇的上層建構都不過是海市蜃樓而已。顧先生儘管在辨偽與考證各方面都前有所承，然而他的“累層構成說”卻是文獻學上一個綜合性的新創造，其貢獻是永久而不可磨滅的。把“傳說的經歷”看得比“史蹟的整理”還重要--這是中國傳統考證者在歷史意識方面從來沒有達到的高度。顧先生並不是從事平面的辨偽，如一般人所誤解者；他是立體地、一層一層地分析史料的形成時代。然後通過這種分析而確定每一層文獻的歷史含義。例如他和童書業先生合寫的“夏史三論”，把夏代“少康中興”的傳說推定在東漢光武中興之後。（見《少康中興辨》一節，《古史辨》第七冊，下編，233-255頁）這個假設是否成立是另一問題，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一敏銳觀察充分地表現了現代史學的觀點。陳寅恪先生考釋唐代府兵制前期的史料和《桃花源記》的史源，雖然時代不同，其精神也同屬現代的。洪先生的《春秋經傳引得序》、《禮記引得序》等篇更是現代文獻學研究的傑作。洪先生以《禮記引得序》一文而榮獲法國一九三七年度的儒蓮（Stanislas Julien）漢學獎，是完全受之無愧的。
除了 《古史辨》集結為七厚冊外，還有無數散在各報章雜誌的文字都是在《古史辨》影響之下寫成的。文獻是史學的下層基礎；基礎不固則任何富麗堂皇的上層建構都不過是海市蜃樓而已。顧先生儘管在辨偽與考證各方面都前有所承，然而他的“累層構成說”卻是文獻學上一個綜合性的新創造，其貢獻是永久而不可磨滅的。把“傳說的經歷”看得比“史蹟的整理”還重要--這是中國傳統考證者在歷史意識方面從來沒有達到的高度。顧先生並不是從事平面的辨偽，如一般人所誤解者；他是立體地、一層一層地分析史料的形成時代。然後通過這種分析而確定每一層文獻的歷史含義。例如他和童書業先生合寫的“夏史三論”，把夏代“少康中興”的傳說推定在東漢光武中興之後。（見《少康中興辨》一節，《古史辨》第七冊，下編，233-255頁）這個假設是否成立是另一問題，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一敏銳觀察充分地表現了現代史學的觀點。陳寅恪先生考釋唐代府兵制前期的史料和《桃花源記》的史源，雖然時代不同，其精神也同屬現代的。洪先生的《春秋經傳引得序》、《禮記引得序》等篇更是現代文獻學研究的傑作。洪先生以《禮記引得序》一文而榮獲法國一九三七年度的儒蓮（Stanislas Julien）漢學獎，是完全受之無愧的。
最近幾十年來西方的史學觀念在遽烈的變動之中。史學與文獻（“document”，廣義的“文獻”不限於文字記載，風俗、習慣、法律、制度等都包括在內）的關係究竟當如何，目前已有不同的看法。法國當代名歷史哲學家福柯（M.Foucault）認為審訂文獻的真偽、性質、意義，然後再在這種基礎上重建歷史陳跡，這已是陳舊的史學了。新的史學則不取這種被動的方式，而是主動地組織文獻，把文獻分出層次、勒成秩序、排作系列、定出關係，並確定何者相干何者不相干等等。（看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M Sheridan Smith,Harper Torchbooks,1972. pp.6-7）其實這一類的說法，聽起來似乎新奇可喜，運用起來卻非常不簡單。它所針對的主要仍是史學中的主觀與客觀的問題。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強調史事的內在面和史學家必須重演（reenact）古人的思想，也就是要說明主客如何統一。近二三十年來解釋學（Hermeneutics）大為活躍並影響到史學的觀念。解釋學家與“文件”（“text”）或“作品”（“work”）之間的關係正和史學家與“文獻”之間的關係甚為相似。所以有些解釋學家如包德曼（Rudolf Bultmann）也討論到怎樣了解歷史文獻的問題，包氏認為無論史學家如何力求客觀，他終不能完全擺脫掉自己的觀點。他並援柯林伍德的理論為助，以強調對歷史文獻不可能有所謂純客觀的解釋。就中國史學的傳統而言，我們並沒有嚴重的主客對立的問題。（見包氏的History and Eschatology, New York:Harper,1975, pp.110-120）
中國史學一方面固然強調客觀性的“無徵不信”，另一方面也重視主觀性“心知其意”。強調史學必須主動地運用文獻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因此而造成一種印象，使人覺得文獻學的考訂工作完全無足輕重，那將是史學上的一個足以致命的錯誤了。在解釋學方面，近來也有人起而為客觀性問題辯護。意大利法制史家貝蒂（Emilio Betti）在這一方面的貢獻最大。簡單地說，貝蒂承認文件的客觀性離不開解釋者的主觀性。但是他特別強調，解釋者的主觀性必須能透進解釋對象的外在性與客體性之中。否則解釋者不過是把自己主觀片面投射到解釋對象之上而已。所以在貝蒂看來，解釋學最重要的第一條戒律便是肯定“解釋對象的自主性”(autonomy of the object of interpretation，見Richard E. Palmer，Hermeneutics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9. pp.54 -56）。
如果我們把貝蒂在解釋學方面所提出的原則應用到史學方面，我們便立刻可以看出顧先生的“累層構成論”不但肯定了“解釋對象的自主性”，而且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現出解釋者（史學家）的主觀性已透進解釋對象（文獻）的外在性與客體性之中。許多古代文獻一到了顧先生手上往往都變成了活的材料；這正是因為他一方面嚴格遵守“無徵不信”的信條，而另一方面對於古人的作品則又要求做到“熟讀深思，心知其意”的地步。因此主客之間不但存在著一種動態的關係，而且往往融成一片。不僅此也，顧先生同時又是在“通古今之變”的史學傳統下成長起來的人。他研究古史是和他研究吳歌和孟姜女故事的演變分不開的。前引福柯所謂主動組織“文獻”、劃清層次、建立系列、確定關係……之類的“新史學”，顧先生事實上已做到了不少。這尤其以他後期的歷史作品為然。抗戰期間他以邊疆少數民族的風尚證中原之古史，在昆明寫出了《浪口村隨筆》，使許多本來僵死的古代記載都獲得了新的生命。
顧先生畢生以“古史辨”為世所知；這裡有幸也有不幸。不幸的是很多人以耳代目，認定顧先生一生的工作純是辨偽。有些人甚至只記得顧先生自己早已放棄的某些錯誤的假說，譬如說，大禹是條蟲。其實顧先生除了辨偽之外還有求真的一面，而且辨偽正是為了求真。他辨偽盡有辨之太過者，立說也盡有不盡可信者，但今天回顧他一生的業跡，我們不能不承認顧先生是中國史現代化的第一個奠基人。
顧先生《古代史論文集》，和洪先生的《論學集》不久都將問世。這是中國現代史學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國史學今後將何去何從，現在自未易言。但是無論史學怎樣發展，它永遠也離不開文獻學的客觀基礎。因此我們可以斷言，顧、洪兩先生的著作決無所謂“過時”的問題：它們將繼續為新一代的史學家提供學習的範例。
一九八一年四月七號
來源:（美）陳毓賢《洪業傳》，商務印書館2013年，有刪節。
預讀/校閱: 蔚宇、水石、董婷婷、何之、張雅喆、張三東莞、歸人、劉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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