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 (1946)，(收入遠流版 胡適之作品集 第十五冊 頁173).
1961/1/14 胡適發現錄稿有錯字
史事寫作史實
考據寫作考證
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
(胡適說)
我提議:
凡做考證的人
必須建立兩個駁問自己的標準:
第一要問:我提出的證人證物本身可靠嗎?
這個證人有作證的資格嗎?
這件證物本身沒有問題嗎?
第二要問:
我提出這個證據的目的是要證明本題的哪一點?
這個證據足夠證明那一點嗎?
第一個駁問是要審查某種證據的真實性
第二個駁問是要扣緊證據對本題的相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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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對考據學的論述，大致有三個要點：
第一，胡適著重指出，考據學是一門實證科學，全靠證據說話。他說得非常清楚：“考證的方法是立一說，必有證據”；又說：“考一物，立一說，究一字，全要有 證據，就是考證，也可以說是證據，必須有證據，然後才可以相信。”（《考證學方法之來歷》）他的名言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 話。有三分證據，然後可說三分話。治史者可以作大膽的假設，然而決不可作無證據的概論也。”（《文字不可輕作——致羅爾綱》）他認為，治學必須有科學的態 度，這“科學態度”就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 後，方可奉為定論。”（《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他還說，他作《紅樓夢考證》就是本著這種態度，“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 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向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紅樓夢考證》）當然，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客觀上是否實現了這一目標，是否做到了“處處讓證據說 話”，是另一回事；但他主觀上卻是想盡一切辦法“尊重事實，尊重證據”。這種治學精神是相當難能可貴的，說明他很重視考據學的學術規範。
第二，胡適明確提出，學術考據與法官斷獄具有同樣性質。這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治學原理。他曾尖銳指出：“歷史的考據是用證據來考定過去的事實。史學家用證據 考定事實的有無，真偽，是非，與偵探訪案，法官斷獄，責任的嚴重相同，方法的謹嚴也應該相同。”又說：“做考證的人，至少要明白他的任務有法官斷獄同樣的 嚴重，他的方法也必須有法官斷獄同樣的謹嚴，同樣的審慎。”（《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我們知道，古代的考據法實際上是源自法官斷案的證據法。把學術考據 與法官斷獄聯系起來思考，等同視之，是我國古代學者的一種傳統治學思想，特別是乾嘉考據學派的一條重要治學原則。從表面上看，學術考據與法官決獄似乎是性 質不同的兩碼事：一個是“治學”，讀書人的遊戲筆墨；一個是斷案，事關人的身家性命。但實際上二者從責任到方法都是完全相通的，即都用證據說話。所以胡適 反復強調：“考證學在今日還應該充分參考法庭判案的證據法”，“把考證書傳訛謬和判斷疑難獄訟看作同一樣的本領，同樣的用證據來斷定了一件過去的事實的是 非真偽。”（同上）法官斷獄靠的是證據，即所謂人證物證俱在，方可量罪定刑；學術考證同樣靠證據，即所謂內證外證或本證旁證具備，才可做出結論，斷定事物 的有無、真偽和是非。可見證據不僅是法官斷獄的生命，也是學術考據的生命。
第三，胡適一再強調，考據家必須嚴於律己，自覺審查證據的真實性和相幹性，做到證據的確鑿可靠。胡適非常清楚，法官斷獄，由於他明白事情的嚴重性，明白自 己的責任，弄不好就有制造冤假錯案、草菅人命的可能，所以特別註重證據的翔實、準確和可靠，對證據的調查與核實取絕對“敬慎”的態度。文人就不同了。學者 治學，自以為無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往往容易忽略證據，出現“信口開河”的弊病。所以他批評說：“文人做歷史考據，往往沒有這種敬慎的態度，往往不肯把 是非真偽的考證看作朱子說的‘系人性命處，須吃緊思量。’因為文人看輕考據的責任，所以他們往往不能嚴格地審查證據，也往往不能敬慎地運用證據。證據不能 敬慎的使用，則結論往往和證據不相幹。這種考據，盡管堆上百十條所謂‘證據’，只是全無價值的考據。”胡適認為，“考證方法所以遠不如法官斷案的謹嚴，主 要原因正在缺乏一個自覺的駁斥自己的標準”。有鑒於此，他大聲疾呼：“凡做考證的人，必須建立兩個駁問自己的標準：第一要問，我提出的證人證物本身可靠 嗎？這個證人有作證的資格嗎？這件證物本身沒有問題嗎？第二要問，我提出這個證據的目的是要證明本題的哪一點？這個證據足夠證明那一點嗎？第一個駁問是要 審查某種證據的真實性。第二個駁問是要扣緊證據對本題的相幹性。”因此，考據學家首先必須嚴格駁問自己，自覺排除“假證據和不相幹的證據”，努力使自己提 出的證據真實、確鑿和可靠，這樣“才能擔負為千秋百世考訂史實的是非真偽的大責任”。（同上）
從以上三個方面不難看出，胡適對考據學的“學術規範”了如指掌，相當推崇。盡管他的《紅樓夢考證》未曾嚴格按照考據學的規範辦事，但他要求人們做學問隨時 不忘“拿證據來”四個字，並把這四個字當作“小小法寶”和“防身工具”贈送給自己的學生（見《贈言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紀念》），足見其對證據的重要性是何 等重視的了。......"周汝昌與紅學考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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