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發蒙讀物為何難讀?
今年在文化上約莫可以稱之為“《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年”。
在誕生一百一十三年之後,胡適先生的發蒙讀物突然大放異彩,近十家出版社相繼出版了各類複製本,在多種價位上爭奪“傳統文化”的市場份額。《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對漢字的解說,尊重延續兩千餘年的字學傳統,每每先講解漢字的本義,再講解引申義和假借義,並引用傳統經典中的釋義和用例,聯繫變化著的社會生活形態,增進兒童對漢字的認識——編撰者力圖讓漢字回歸生活,重視“小學”(文字、音韻、訓詁)識字教學傳統,令與傳統暌違已久的讀者頗感識字的喜悅。這或許是造成該書洛陽紙貴的根本原因。
好書熱銷固然可喜,但憂慮也隨之而來。已經有不少讀者表示,他們理解這部工具書頗費力氣,有的甚至根本無力把握。當今持有或本科或研究生文憑的文化人,為何就看不懂一套兒童識字百科呢?
或許,一部正本清源、呈現中華傳統文化氣度與尊嚴的識字字典,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讀懂的。
若細究起來,一個甲子以來的文化斷層,恐怕是構成閱讀障礙的最重要因素。暴戾的革命者對傳統文化的汙名化,意在消滅漢字的簡化字運動,腥風血雨的社會變遷,生活方式的巨大改變,諸多因素加劇了傳統解體的進程,使新生人群與其疏離、隔膜甚至隔絕。
該書的釋義方式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全書僅有句讀,而無新式標點,缺乏古籍閱讀經驗的讀者,往往要為切斷、連綴句意而花費許多工夫;諸多引文混雜其中,造成閱讀障礙,缺乏古典文化知識的讀者恐怕很難明白其真義。
除此之外,該書還有諸多小瑕疵,值得閱讀者注意。
一、因為是手寫,最容易發生的便是書寫錯誤。可分明顯誤書與形近字誤寫兩種情況。
這是第一種例證:
卷一·六四頁釋“美”時雲“明巨集治中”,“巨集”應為“弘”。
卷二·八七頁釋“狂”時,誤書“狾”為“犬析”。字書中無“犬析”字,《說文解字》釋“狾”為“狂犬也”,顯然應改“犬析”為“狾”。
卷二·一零三頁釋“押”時,將“檢束”均誤書為“檢朿”。“朿”為“刺”之本字,指植物莖、葉上的棘刺,古今漢語中,均無“檢朿”一詞,“朿”顯然應改為“束”。
卷二·一五七頁釋“胞”時,“中層曰剌衣”中,“剌”當為“刺”。人的胞衣,中層為絨毛膜,絨毛又如軟刺,故名為刺衣,作“剌衣”,則不知所云。
卷二·一六八頁釋“棺”字,有“周棺為墎”,實則“墎”無此義,應為“槨”。
卷三·三九頁“珍”字的注音,該書作“涉鄰切”,《康熙字典》《漢語大詞典》均作“陟”。……
第二種例證:
卷二·八五頁“諂”字和八九頁“凶”字下,“陷”的右邊均誤寫為“舀”。
卷三·六六頁釋“瓦”,簡說欄中,“已”誤書為“巳”。
卷三·八一頁釋“叉”,簡說欄與詳說欄釋文中,“叉”均誤書作“義”。……
二、原書中存在一些錯誤表述和偏見。
卷二·一四零頁“橢”字下,對地球極直徑與赤道直徑長度的比較,稱“南北徑”“較東西經長七十八裏”,實則“東西徑”長“南北徑”四十二裏。此類科學知識,現代讀者一看可知。
另一種則頗為複雜。如卷二·九九頁釋“賤”字時,稱“物價分貴賤,人類亦分貴賤。今以黃種、白種為貴種,以黑人為賤種”。此為彼時西方社會之觀念,似乎也為國人所接受,但若以當下的人權觀念審視之,則屬於政治不正確之說法。作為歷史印痕,僅有聊博一笑的意義了。
三、由於歷史變遷,世界政治版圖發生了滄海桑田般的改變。該書繪製的這幅一百多年前的地圖,只可以當作史料欣賞。卷一·四三在“閩”字介紹中,使用的插圖標明臺灣為“日本臺灣島”,這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印痕。
編者對幾大強國的態度,在今天看來別有一番深意:日本——昔為蕞爾之島邦,今則駸駸乎強國矣;法國——其民敏銳而囂,故多遠功,而時有內患;俄國——唐時始立國于歐洲之東北,元太祖興,遣兵滅之。明之中葉乃復。康熙時略定亞洲地,來請通商。今其鐵路,直通我東三省,用心殊險矣。大清國士人對北極熊猶有此警惕之心,後人當捫心自問:勾結俄國出賣中華利益者為何反受尊崇?
四、原書中所採用的名詞、術語、概念,尤其是外文譯名,與今天多有出入。如腦氣筋(今名腦神經)、甜肉經(今名胰腺)、腎鑽(今名腎錐體),又如人胞衣中外層墜衣(今名子宮蛻膜)、中層刺衣(今名絨毛膜)、內層包膜(今名羊膜),凡此種種,均需讀者細心鑒別。
五、原書印行於清末,行文中多有為帝王、朝廷避諱處。如玄、弦、弦等字的末筆,為避清康熙帝玄燁之諱,皆省寫不書。又詳說字義時,每于行文中涉及清朝朝拜、殿名、宮門的辭彙之前,為避諱而空格。如卷一·一一九頁釋“朝”時,即于“常朝”“三大節朝賀”“太和殿”“乾清門”之前為避諱而空出字格。此乃中國皇權社會特有的文化現象,讀者不可不察。
六、原書引文,偶有張冠李戴之類訛誤。如卷一·一一八頁釋“溪”時,有“又爾雅山瀆無所通者謂之溪”之說,誤將《說文解字》中“山瀆無所通者”的釋義歸入《爾雅》,顯然不妥。再如卷三·一九四頁釋“蠡”字,曰“史記以蠡測海”,事實上,原文出自《漢書·東方朔傳》。
七、原書釋字,每有行文中用字與字頭寫法不統一者。從漢字書法的角度而言,書寫時採用異體字,可以避免同一字形多次出現產生的單調之感。但行文中異體字的大量採用,顯然會影響讀者的理解。例如卷二·一三二頁,釋“蠃”時,字頭寫作“蠃”,而釋文中,“蠃”均將中間的扁“口”寫作了“罒”。又如卷三·六十釋“准”,字頭作“准”,而釋文中皆作“凖”。
舉凡此類問題,會讓讀者撓頭不已。
現在好了,袁勇先生花費大半年工夫,主持點校的橫排正體字版《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問世了。點校依據光緒二十七年孟冬澄衷蒙學堂四次石印本,並參校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館藏光緒三十年甲辰季夏澄衷蒙學堂十一次石印本,糾正了近百處錯訛,新式標點,引文一概標明原始出處。格式、版式、插圖依舊,排印本滿足了現代讀者的需求,免除了讀者甄別的煩惱,可謂功德無量。
1901年,石印本《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出版,隨即風行天下,它的出版被稱為中國文明史的重大事件,歷經一百一十三年之後,因其呈現“中華傳統文化之魂”,而被賦予續接文明香火的使命,這或許是2014年最值得紀念的事情。“認漢字,識文明,知廉恥,做端莊中國人。”——這只是令人眼前一亮的文宣語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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