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巢父: 數則 《胡適未刊日記》整理記事 200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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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未刊日記》整理記事
《文彙讀書週報》 2008-09-26作者：程巢父


2005年，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克武先生接任胡適紀念館主任。在清理館藏時，發現若干五十年代中期迄六十年代初期逐日記載胡適活動的記事本。經慎重整理複印，暫擬名為《胡適未刊日記》。原件多以圓珠筆手寫，有時因匆忙記錄，部分中英文字跡均極潦草，且時有塗改，加以圓珠筆油墨年久漫漶，故 極難辨讀之處頗多。該館請潘光哲先生擔任整理工作。潘先生另有課題在身，轉而推薦我任整理之責。我遂承乏幸會，謬忝此役。工作中有些難題，正經八百地窮究苦索，往往竟不得解；而在毫不相干的閑讀雜覽之中，卻因僥倖、巧遇，居然獲得意外的解決。其中頗有值得一述的瑣細小事，均無不關乎知識的興趣。
以下兩則記事均為去年10月整理《未刊日記》後所作。


追究一個缺筆字的經過與收穫
《日記》1960年2月20日 4:5劉馭萬的小姐(年壠)來訪。
這一行字當年是用暗紅色的圓珠筆寫的，字小而筆粗，難以辨認。括弧內名字的第一字像年，第二字則難以看清筆劃，但可看清是左、中、右三種偏旁合成之字。左 旁像土，右旁像己。於是先查大陸商務版四卷本的《辭源》“土”部。在以左、中、右三種部首合成的字裏，僅有墈、兩字。墈字右旁是力，不類，可以排除。字右 旁為，而括弧中字右旁是己。按前人寫字的習慣，沒有將龍字右部寫為己的先例，故　字難以成立。即便是“年”，一個年輕的小姐，有這樣取名的嗎？不妨試查 “幹”部以年字頭組詞的條目，看能否探出一點消息？經查，無所獲。再檢查《佩文韻府》裏年字頭的詞目，仍無所獲。最後再搜索《中華大字典》(收字多於《康 熙字典》)“土”部。最後再搜索《中華大字典》(收字多於《康熙字典》)“土”部。有垹、&&、堠、堩、&&、塒（查 《辭源》時遺漏此字）、&&、&&、&&、圬、&&等字，無一與括弧中之字形相類者， 於是，只得存疑。

數月後，偶然讀劉夢溪先生的《莊子與現代和後現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版)一書，有一篇《“書生留得一分狂”——波士頓郊外的女作家》，這位 女作家就是木令耆女士。我與她的交往倒比劉先生提早了十年。文中提到:“客廳的壁上掛著木令耆尊人的書法，散淡、疏落、閒適。自署馭萬。”這使我一下子想 到了木令耆的本名——劉年玲。原來“劉馭萬的小姐”就是她！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當晚我就給夢溪先生寫信。文如下:

夢溪先生:
…… 另有木令耆女士在波士頓的住址、電話及郵箱，亦乞示知！《胡適未刊日記》裏有涉及她的內容，我須向她詢問細節。她的父親劉馭萬先生是胡適的老朋友，只是我 沒有將她與劉馭萬掛上鉤而已。1960年《日記》載，她回臺灣曾到南港胡適的家裏住過幾天。我要問她:是她，還是她的姐妹去住過(究竟有無姐妹？)？

我和她從81年即有通信交往，她當年給我寄過《秋水》。吳于廑是她的姨父。她是湖北宜昌人。1983年11月，我在上海《文學報》樓上，她在樓下受貴賓接待，我下樓時她(雇？)的車剛開走，失諸交臂。……她的本名是劉年玲。

……匆叩近祉

程巢父謹上2006.10.15

大概在寫這封信之前，跟夢溪先生通過電話，把從他的文章裏發現木令耆以及信裏所涉事情的背景說過一番，否則單看此信就不明前因後果。
不久，就收到回信，也獲得了木令耆女士的住址、電話。但因事遷延，我沒有及時往波士頓寫信。(亦因彼此尚屬同齡人，還沒有與耄耋老者交往的那種緊迫感)。直到今年3月，才寫了信去。文曰: 

年玲女士:

二十六年前我們通過信，您給我寄過《秋水》，後來就未通音問。去年我承命為臺北胡適紀念館整理《胡適未刊日記》，在1960年2月20日，記有:

4:5劉馭萬的小姐(年壠)來訪我費了一些工夫查究，第二字的疑難未獲解答。某夜，偶讀劉夢溪先生《“書生留得一分狂”——波斯頓郊外的女作家》一文(茲附呈此文影本)，疑難頓釋。但不知當年是您去訪胡適先生，還是您的姐妹？希望盡可能回憶一些細節！

致黃克武先生和劉夢溪先生兩信，已將事情的原委說清，供您參看。

專此敬頌

春祺　程巢父謹上2007.3.21

這封信寫得很短，就是因為附了一封我致黃克武先生的工作信件，一看該信，背景情況及相關細節即可明瞭。我往往利用這種方式，可以省儉許多筆墨。但航掛郵費卻不貲，因為“致黃克武先生信”有十三頁A4複印紙之量。

4月14日晚9點，接到年玲女士的電話，她說當年去見胡適先生的是她的妹妹，名年瓏。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兩姐妹是“玲瓏”！我又追問一句:“她去臺灣是做什麼？”“她去教英語，大概一學期。”

2007年9月11日至24日，黃克武先生來上海參加學術活動。我在跟他見面之前，便補寫了一封短信。文如下:

克武先生:

今年4月14日晚9點，劉年玲女士從波士頓打電話來答復我在3月21日去信所問，我將她答復的結果寫在下面:

1960年2月20日到臺北胡適的府上去住的是年玲女士的妹妹年瓏，她到臺北是教英語，在胡府沒住多久。

至此，那個缺筆的“”字的疑難，徹底弄清了。原來劉家兩位小姐，分配了“玲瓏”一個形容詞，這使我想起了張元濟先生的孫女叫張瓏。

特補告匆叩近祉程巢父2007.9.16

這封信是以備胡適紀念館存檔而寫的，因為當面口頭介紹情況，幾分鐘以後就不保存了。
又有一個誤記，因夜讀而得到糾正。即9月27日夜，讀週一良先生的《郊叟曝言》一書，其中有他去世前的一篇長文《哈佛大學中國留學生的“三傑”》，寫任華、吳于廑、楊聯陞三位學人；在書中第二十五頁刊出吳于廑與夫人劉年慧的一幅照片，這使我悟到在致劉夢溪先生信中說吳先生是木令耆女士的姨父，乃是大錯特錯；其實吳于廑先生是劉年玲女士的姐夫。
徐芳與趙頌南其人
在1960年7月3日的《胡適未刊日記》裏，有以下一條內容:

5:00趙武(趙頌南先生的公子)來(徐芳陪同)。

趙頌南是誰？我檢索多部人物工具書，均無此條目。胡適那一代人之間是不直呼其名的，——那樣不恭敬——多以表字相稱。我知道“頌南”是字，遂查陳德芸編 《古今人物別名索引》(1936年嶺南大學出版)。查到了:“頌南”名趙詒壽，標明(民)，即民國人物。再回頭重查《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陳玉堂 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及其《續編》(2001年12月第一版)，只有“詒琛”、“詒”，沒有“詒壽”。再查《民國人物大辭典》(徐友 春主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有“詒 ”，無“詒壽”。忽然想到前人好用通假字、同音字於名號的習慣，不妨細讀條目內容，或許能獲得同姓戚屬間的消息。這一下對了，問題迎刃而解:“趙詒”就是“趙詒壽”！對“趙頌南”可以下注了。
然而，對任何知識的轉述紹介，如僅知其一點，而述其一點，往往無甚把握，怕不準確；如能知其一片，而述其一點，瞭解前因後果，則庶幾無大謬失。這也就是一 個知識參照系廣狹深淺的問題。故自承擔整理《未刊日記》之初的半年間，我曾反復參讀胡頌平編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校訂版(臺北聯經公司出版)和其他幾種胡適的《日記》，熟悉胡氏的晚年活動和人事交接。如1960年7月1日，《長編》載:今天給趙頌南寫了兩張字。一張是兩句詩，另一張是:三十四年前，頌南先生在巴黎給我談張經甫先生一生教人千萬莫作一個自了漢，我至今記得。

1960年6月胡適問安好
三十四年前即1926年。1999年初，雷頤先生曾撰文說胡適1926年參觀莫斯科之後，對蘇聯的好感直到三十年後才作了反悔。我據他沒有見到過 的臺灣文獻，撰文辯證過那段史事，題目為《胡適的“反悔”並非在三十年後》(載《方法》1999年第二期)。故我對胡適在1926年經西伯利亞而抵莫斯 科，再去英國出席中英庚款會議那段經歷比較熟悉。但要為《日記》裏一個細枝末節的具體問題作注，只能用最少的文字把事情說清，不能大而化之地囫圇交待了 事。這就得弄清胡適赴英除了一個為公事的目的，還另有一個為私事的學術目的。此前，他的《中國禪學史稿》寫不下去了，需要到敦煌卷子裏去查神會和尚的史 料。而敦煌卷子藏于大英博物院和巴黎國家圖書館兩處。這樣就得把胡適的禪學史研究粗略地疏理一下，又須把他歐遊數月的行程及活動作一個總體的瞭解，以備作 “注釋者”知情度的儲備資源；於是才知道他8月、9月兩次到巴黎住了三十四天。這正是趙頌南在巴黎任總領事的時期，故有賓主之誼。掌握了這些情況之後，我才敢小心地寫下了三百多字的一條注釋。茲鈔錄如下:

7月1日，胡適給趙頌南寫了兩張字。一張是兩句詩，另一張是:三十四年前，頌南先生在巴黎給我談張經甫先生一生教人千萬莫作一個自了漢，我至今記得。 1960年6月胡適問安好。今天趙武來見胡適，大概是取寫好的兩張字？另趙詒 (1869－)，字頌南，江蘇昆山(今屬上海)人。1869年(清同治八年)生。法國留學生。歷任湖北農業學堂監督，駐比利時、義大利及荷蘭等國使館二等 秘書，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隨員。1919年1月，暫署駐巴東領事，未就。1921年3月，調署駐比利時昂維斯領事。1922年12月，任駐巴黎總領事。 1929年去職。胡適於1926年7月啟程，去英國出席中英庚款全體委員會會議；但他帶了私人學術研究上的一個課題，是要在倫敦和巴黎閱讀敦煌卷子，搜求關於神會的史料，好完成他的《中國禪學史稿》。他於8月、9月兩次到巴黎，住了三十四天，收穫很大。這年正是趙頌南在巴黎任總領事的時期，故有賓主之交往。
我想，這條注釋，對於普通讀者和有研究興趣的學人，大致上都能滿足他們的“知情”胃口。
我在2006年5月致黃克武先生的一封信中曾就此條注釋談了一點感想:“以上所述，就是我為‘趙武(趙頌南先生的公子)來’這十一個字所下的工夫、讀的材 料和花的時間。我以‘不苟且’的態度來整理胡先生的《未刊日記》，才對得起他愛國愛人的赤誠和他一生的功業，才不辜負你和光哲兄將此事委託于我的信任，才 對得起以後讀這本《日記》的讀者。”在上述7月3日《日記》的第二個括弧裏:(徐芳陪同)；我不知道趙武來為什麼要由徐芳陪同？沒有這一點知識，就只好回避不注，懸而不作交待。

沒過多久，就在2006年6月1日出版的《萬象》雜誌上讀到臺北蔡登山先生寫的《師生之情難“扔了”？——胡適未完成戀曲》一文，正是詳述徐芳與胡適關係 的第一篇長文；這樣難得的歷史消息，我豈能輕易放過？他的文章介紹了徐芳的曾祖及祖、父輩的功業，並且涉及了趙頌南:徐芳還有一個姑丈名趙詒譸(頌南)，曾任中國駐巴黎總領事。1926年7月，胡適因參加中英庚款訪問團而遠赴倫敦、巴黎。8月24日，他在巴黎見了趙頌南 總領事。次日趙領事請胡適吃飯，並同游Palaisdes Beanx Arts，胡適說，“館中展覽的美術作品皆是法國百年中的作家的作品”。而8月31 日，趙領事更邀胡適到他的鄉間避暑處遊玩，這次並見到了趙夫人，也就是徐壽的孫女，徐建寅的長女，徐芳的姑姑。

胡適的日記中說:“頌南為我說無錫徐家父子與中國新文化的關係。當時有兩個怪傑，一為金匱華蘅芳，一為徐壽。曾國藩與李鴻章創立製造局時，其計畫皆出於這 兩個人；他們不願作官，而願意在裏面譯書。徐是一個有機械天才的人，又喜研究化學，每日親作試驗，把紅頂子擱在衣袋裏，親自動手做工。華精於算學。後來把 他的兄弟世芳帶出來，也成算學家。徐把他的兒建寅帶出來，有勞績便讓他得保舉，故仲虎(建寅)先生做了官。……徐雪村(壽)曾造一個輪船，名為黃鶴，曾開 到上海、南京。徐仲虎為德州兵工廠創辦者。他曾留學德國三年，精於工藝化學。康、梁保他與端方同辦農工商務局。戊戌變後，張之洞請他辦漢陽兵工廠，他辭去 德國技師而自己管無煙火藥的製造。他自己試驗無煙火藥，有成效；後來做大分量的試驗，火藥炸發，肢體炸裂而死，肚腸皆炸出了。他是第一個為科學的犧牲 者。(頌南親見此事。)……頌南為張經甫先生的最得意的學生。他在梅溪書院很久，最受經甫先生的感化……經甫先生最佩服先父鐵花先生，(案:經甫，即張煥 綸，是胡傳在上海龍門書院的同學和朋友，後來創辦梅溪書院。)有一天帶了頌南先生去見先父。他還記得先父的黑面與威棱的目光。二哥、三哥在梅溪時，他還見 著他們。”這是胡適對徐氏家族的初步認識……從蔡先生的文章，我知道了徐芳與趙頌南的關係，更知道了徐芳陪趙武來胡適這裏的因由。那麼，趙武無疑是徐芳的姑表兄弟；這樣，我就有把握給我寫的那條注文添一句“補注”了。

沒過幾天，蔡先生就通過《萬象》的主持人王瑞智先生找到了我的住處，彼此相見甚歡。他說徐芳女士還健在，九十四歲，生活尚能自理。我聽了極為驚喜。與胡適 先生有直接交往，如今仍然存世的中國人，我怎麼數也數不出十位了，徐芳、張充和、季羨林、陳之藩、唐德剛、瞿同祖、周汝昌、何炳棣、楊振寧、李政道、錢存 訓、趙如蘭……還有誰呢？唉，世事如流，人生幾何？徐芳尚在，真是難得！

蔡先生建議我送一本書給她，必能獲得她簽名的兩本新書。我的事雜，拖延了一年多，直到這次(9月24日)黃克武先生返回臺北，我才簽了一本托黃先生轉呈給她。我自稱“晚學”，在她面前，大概是得體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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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未刊日記》整理記事


作者：程巢父

梅貽琦病重後，一個七十歲的心髒病人——胡適——在當天發病之後，仍在深夜從台北郊外的鄉下乘車馳往松山機場去“接梅太太”（梅貽琦夫人） ，我想未來的讀者，大概由此能夠感到胡適的人情之厚及對病者家屬的體貼之微吧？

胡適到加大講學 1956年9月至1957年元月初，胡適曾到柏克萊加州大學講學。因為他名滿天下，所以四個多月當中，活動頻繁、密集，故而《日記》記得匆忙而簡略。我利用《趙元任年譜》（二女兒趙新娜及其夫婿黃培云編，北京商務1998年版）補充《胡適未刊日記》中在柏克萊講學的信息。《趙譜》1955年（乙未，六十三歲）載：“年底前，多次參加校系職稱提升委員會會議，討論系內教師的職稱提升問題。為了爭取以教授名義聘請胡適來加州大學講學，元任四處奔走，徵集到十二人聯名簽字（包括Ferdinand Lessing，J P Danton，Murray Emeneau，李卓敏等專家和教授），向校系推薦。”1956年（丙申，六十四歲）載：“上半年，元任等十二人聯名推薦以教席教授（Regents Professor）名義聘請胡適來加州大學講學一學期，獲得校方通過。元任很高興，當即打電話通知胡適。” 1956年8月31日上午，胡適從紐約寓所出發，下午一點五十分上機，四點到Milwaukee（密爾沃基）。六點出發，八點到Madison，Wis.（麥迪遜，威斯康辛州）。9月1日，在Madison，Wis.中國學生夏令營講《宇宙中談博愛》。9月3日，到芝加哥，住Windermere Hotel（文德梅旅館）。到“好世界”，赴Chicago（芝加哥）一帶的“智識分子聚餐”，演說“四十年來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9月4日下午，芝加哥副領事朱振發送胡適到機場。五點半起飛。西岸時間十點半到San Francisco（舊金山）的國際機場。趙元任、楊步偉、張紫常、徐大春、王恭守、思琦、王紀五、馬如榮及華僑陳照等在機場迎接。到Berkeley（柏克萊），住Hotel Durant（杜蘭特旅館）。 胡適這次受聘加州大學教席教授，為期一學期。胡適做了十次正式講演*，包括中國古代十世紀以前的歷史、佛教在中國的影響、中國畫史介紹、中國印刷術的發展歷史、有關宋儒的介紹、有關范仲淹與王安石的介紹、清代科舉考試制度、中國的文學革命等*。趙元任聽了所有的講演。 *上述條目只有8項。 1957年1月4日日記：  Prof. BOODBERG 聽第十講，很受感動。 我覺得這十個講題都是中國文化史中的重要問題，就請胡適紀念館向柏克萊加大追尋當年的演講錄音。加大回复說沒有找到錄音。我也沒有找到資料證明五十年前曾經錄過音，於是就請胡適紀念館將胡適當年講課的英文手稿複印一份寄給我。根據該館記錄，在1993年，曾經有一位美國女漢學家查詢過這份資料。這位女漢學家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大學執教。胡適的演講手稿在我這裡擱了一年，都沒有物色到合適的人進行翻譯，直到2008年5月，王國慧小姐*才自願承擔了這份義務的艱鉅翻譯工作。 *找不到《胡適未刊日記》和十講之翻譯、出版資訊。 在《趙元任年譜》作者：趙新那;黃培雲 1956年年末，編者培雲加了一條注： 這段時間胡適成了元任先生家的常客。元任與胡適共同熟人多，加以舊金山是美國對遠東的重要交通口岸，往來賓客更是絡繹不絕，宴會幾無虛夕。 小芳 胡適到達柏克萊以後，《日記》從1956年9月14日記起。因各種公私聚會多，訪問者頻繁，通常僅記來者一名，不及記述其他內容。1956年10月27日（星期六）午前僅記： 小芳12：李祁來我想像“小芳”大概是一位好朋友的女兒，可能是個未入社會的在校學生，故未予深究。次日又記： 小芳家為什麼是“小芳家”？而未記她父母的姓名？五十年前的人是否知道“小芳”是誰？趙元任夫婦早已作古。陳世驤也不在了。當年舊金山的總領事張紫常肯定知道“小芳”。但他本人也不可能活到現在…… 偶然從胡適致張元濟的一通書信中讀到“常從小芳處得知先生近況，至以為慰”的話，立即感到振奮，於是查《張元濟年譜》。這部年譜，我在1991年就通讀過兩遍，並且時常加以運用。書後的“人名索引”沒有列入“小芳”。我以為小芳是張氏的後嗣，遂查張樹敏（女）、張樹年（子）、張樹源（侄）、張瓏（孫女，1929年生）、張人鳳（孫，1940年生）、張祥保（侄孫女）等六人凡一百零二條記事，竟無一例關於“小芳”的記載。於是檢閱譜主與胡適交往的九十四條記載，亦無發現。再從《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版）著手，逐條閱讀譜主與張元濟（菊生）交往的文字，仍然探究不出“小芳”與張元濟的關係。這樣經過長時間的搜索之後，又把胡適提到過小芳的那封信的具體時間忘記了。於是再從胡適致張元濟的全部書信開始，經過排比抽閱，選擇抗戰開始以後的時段，逐年檢查閱讀。在上海孤島時期，張元濟寄給胡適的信，多是設法寄往重慶，由王雲五轉寄的；而胡適從不回复，大概是考慮到張氏的安全。抗戰勝利後，胡適寫給張元濟的第一封信是1946年1月14日。這是唯一提到小芳的一封（“別後八年多，真如同換一世界！常從小芳處得知先生近況，至以為慰……”）。此時胡適尚在美國，要等半年後才啟程乘船歸國。這就給我一個啟示：胡適是在美國羈留的九年期間與小芳有所來往的。於是我就重新閱讀胡適從1937年9月抵達舊金山後，迄1946年6月離開美國，將近九年期間的日記。讀到1942年1月6日時，終於有了發現： 下午夏小芳與Archie Lochhead（阿爾奇·洛奇海德）來吃飯，談甚久。夏君是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之子。我們談起王雲五先生一班朋友，都陷在香港，至今沒有消息，不勝掛念。 至此，“小芳”與張元濟的關係及其身份才顯現出來。於是，我便檢查《張元濟年譜》的“人名索引”裡的夏姓人物。有“夏鵬（筱芳）”條，凡四十三條（頁）索引。“筱”同“篠”，即小竹；俗又藉用為“小”字，專用於人名。這個“筱”字，我上小學時就很熟悉，父執輩用此字者即有數人（如筱珊、筱峰、筱樓）。我立即把《張元濟年譜》里關於“夏鵬（筱芳）”的四十三條記事通讀一遍。再讀第二遍時就得作筆記：挑選較重要的記事，篩去日常事務性的內容。到了第五天，才據這個“筆記”的草稿寫成“小芳”的註釋： 夏鵬：字小芳（筱芳），江蘇青浦人。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瑞芳之子。1916年赴美國留學。1925年4月，選入商務印書館董事會，以後歷屆都當選，從未空缺。同年12月，以董事身份協助處理罷工事件。1926年12月，經商務董事會議決，與楊端六二人在總務處辦事，幫同總經理、經理處理一切事務，並出席總務會議。1927年1月，商務董事會第321次會議定，王顯華辭職，眾推夏鵬繼任經理。1939年9月請假赴美國。1941年7月，向商務董事會請長假，由李伯嘉代其經理職。1948年，被董事會選為總經理，堅辭未就。  這一條注文的每一句話，都有可靠的史料作依據，自覺內心不虛。 我將1956、1959兩年的日記整理複印本寄往台北之後，心猶未甘，又花了幾天時間讀張元濟致胡適的六十三通信札（載《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十四冊）。張氏寫信都用行草，年深紙暗，兼系影印，故部分內容辨識非易，耗時頗多。雖沒有獲得有關小芳的材料，卻發現了關於翁興慶的若干消息（原來翁是張的侄孫婿），可以用於翁的已註條中，重加修訂補充。 對於胡適一生交往中的一個相對次要的人物（就為“小芳”這兩個字），為什麼投入這樣大的精力、花這麼多的時間去為他作一條小注呢？因為這是一個知識問題。只有對知識問題抱著敬慎的態度和濃厚的探究興趣，才能從一個作踐知識和知識人的政治運動頻仍年代和“文革”反常（即文化亂倫）的年代里活過來而不降其志，才懂得和珍視胡適思想的可貴，做一個勉可及格的胡適遺產整理和闡揚者。 香港的窩打老道 在1961年日記後所附的通訊錄中，有一則是： Name史誠之（A……）Address香港窩打老道110號 （友聯）上下兩個括弧中的字是胡適親筆寫的，用的是綠藍色的原珠筆，因歷四十餘年之久，“A”字後的字母已經淡化，無法辨讀。而兩行正文，卻不是胡適的筆跡，“窩”字難定，像“高”，像“富”，又像“窩”：“老”字則寫得像“志”。而我又沒有到過香港，毫無香港地名方面的常識。於是當晚即打電話給香港的凌文秀先生，經他核查香港地名，證實是“窩打老道”。我將此四字的疑難解決經過，簡記在《日記》過錄本的空白處，所記時間是2006年2月23日深夜11：55——12：05（通話時間）。 沒過多久，就在童元方（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副教授，哈佛文學博士）女士的散文集《水流花靜》裡讀到這樣一節文字： 火車在倫敦滑鐵盧車站進站了。以前看見滑鐵盧這個名字，只會想起拿破崙，或者誰考試沒考過，現在倒想起九龍油麻地的窩打老道了。我兩年多前到香港時，看見滑鐵盧譯成了窩打老，總覺得那條大道上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冒出一窩子老道來，跟附近的廟街，還有旺角的西洋菜街、洗衣街、雀仔街、花園街共同形成特殊的風流。（《旅途私語——過英法海峽》，P. 66） 於是，我才知道了香港的“窩打老”是沿倫敦的滑鐵盧之音譯而來。 後來，在《顏惠慶自傳》裡讀到了顏老先生在半個多世紀前的議論。他說： 香港店鋪和街道的中文名稱以及一些日常用語實在讓人不敢恭維，這裡常常把原有的英文名稱直接音譯，用字又不加考慮，令人費解。……最令人捧腹的是，“Waterloo Road”被譯成：“窩打老道”，聽起來就成了“我打老道”。 顏惠慶是童元方上兩三代的人，他這部用英文寫的自傳完稿於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他們竟然對這同一個香港地名的譯音的滑稽和草率性都產生了一番聯想。 梅貽琦重病 《胡適未刊日記》1960年6月19日記：22：30梅太太乘“西北#99”到。 這是提示梅太太乘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99號班機於晚上十點半到達台北。這一則日記，如在“梅太太”後注“梅貽琦夫人”，最為省事，也可稱簡潔明了。但是我據6月13日胡適致蔣廷黻的信擬了這樣的注文： 自梅貽琦發病（骨癌），胡適連日與教育、學術界近友及醫生密商處置及治療事宜，又向在美之梅氏知交分別致函通報病情，安排梅貽琦夫人飛台。今日上午十點，胡適心臟病又發“警報”，但他深夜仍親自從南港馳往松山機場去接梅夫人。 因為梅貽琦是五十年代中後期迄六十年代初期台灣學術、教育方面的重要領袖人物（胡適與他任“國科會”正副主任委員，他又任教育部部長並主持清華大學復校），沒有他們當年創設“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台灣學術、教育（包括科學水平）不可能達到今天這樣的局面（梅、胡等幾位古稀老人當年在陰曆大年正月初二都在開“國科會”？？）。胡適在6月12日寫給趙元任的信裡說：“現在要報告一件很不幸的消息：月涵病倒已一個多月，周身骨節疼痛，行動艱難，故五月裡沒有搬入醫院。到五月尾，因有熱度，始入台大醫院。起初的診斷是'骨質疏鬆'（osteoporosis），但當時即有一位大夫疑是cancer.連日病勢轉變很不好。醫生說病似在攝護腺（prostate），用 female hormone '圍堵'，今天（十二日）稍好。月涵本人尚不知道。前夜（十夜）朋友與醫生會商，決定由我與思亮打電報給梅太太（由葉良才轉），請她飛回台北。她在Philadelphia女兒家，今早有電話來，說可以回來。 “此事使許多朋友很傷心。醫生說，用 female hormone'圍堵'的方法不能根治，但可能延長病人生命一兩年以上。月涵渾身骨頭痛，不能移動，故談不到遷地治療。 “今早我與陳雪屏去看他，他說話很吃力，故無法談話。現在只盼望'圍堵'方法生效。 “我七月九日飛Seattle（西雅圖。胡適將率團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參加學術合作會議。——作者註），但可能即須飛回台北。原因還是為了月涵的病。 “匆匆寫這封不忍寫的信。乞勿太憂慮，我當隨時報告你們。                            適之                             一九六○、六、十二 夜半“ 6月13日，又寫信給蔣廷黻詳報病情。然後說：“此事使很多朋友很傷心，我們都很焦慮。這樣一個終身忠心做一件大工作的人，這樣一個可敬愛的朋友，現在很受痛苦。這幾天的轉變不可樂觀。因為他渾身骨痛，故不能考慮遷地出國治療，請不必打電報給他本人，我們已請他不看任何公事。……恕我寫這封很傷心的信。” 註釋必須受體例的約束，不能太繁瑣；但我又自覺有責任把他們的精神、人格約略反映出來，故勉強寫了以上九十四字的注文。我想未來的讀者，知道一個七十歲的心臟病人在當天發病之後，仍在深夜從台北郊外的鄉下乘車馳往松山機場去“接梅太太”，大概能夠感到胡適的人情之厚及對病者家屬的體貼之微吧？

——原載:文匯讀書周報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February 27,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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